周恩來在武漢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推動全民全面抗戰實現

　　第二次國共合作實現以后，我黨為了繼續推進兩黨合作，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決定由周恩來等人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到武漢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推動全民全面抗戰的實現。同時決定成立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周恩來同志在國民黨統治區進行工作和斗爭的這段時期，我以隨行人員的身份，先到西安，以后又到武漢、重慶、南京，直到1946年底回到延安，在他身邊工作了10年。周恩來同志那種為民族解放和共產主義事業不懈奮斗的精神，一直深刻教育和感動著我。

　　（一）

　　1937年12月18日，周恩來、鄧穎超、王明等到達武漢，長江局正式成立，王明是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委員有秦邦憲、項英、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等。周恩來同志到武漢后的第三天，即12月21日，即和王明、秦邦憲一起會見了蔣介石，就兩黨關系，擴大國民參政會，制訂共同綱領，出版《新華日報》等問題進行會談。會談中蔣介石故作姿態，說了不少好話，認為我方“所談極好，應照此去做，前途是會好轉，我的想法也不過如此。”“外敵不足慮”，“隻要團結，勝利定有把握”。蔣介石知道王明和共產國際關系密切，為了爭取蘇聯的援助，他要求王明留在武漢幫助工作。但是對於兩黨關系這個最重要的問題，卻沒有談出一個較好的結果。當時恩來同志提出三種可供選擇的組織形式：一、恢復（民國）十三年的形式，使國民黨改為民族革命同盟，其他黨也參加﹔二、制訂共同綱領，建立共同委員會﹔三、維持現狀，即遇事協商的形式。我黨是想爭取前兩種形式，因為它可以加強國共合作，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利抗戰。但蔣介石並沒有真心實意和我黨合作，否定了前兩種形式，隻同意第三種形式，即以臨時協商來處理兩黨關系。國民黨方面也作了一些改進措施，如在個別部門、個別組織內，邀請共產黨人參加工作。這種低層的合作雖然不能使我們滿意，但兩黨關系確也有所改善了。

　　1938年1月，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恢復政治部，蔣介石任命陳誠為部長，黃琪翔為副部長，要恩來同志也擔任副部長。對於這件事，恩來同志處理得非常得當，他一方面根據中共中央發布的《共產黨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中規定，中共黨員一般不參加這種工作，向蔣介石婉言推卻﹔另一方面向中共中央提出：當蔣介石採取合作態度時，“一般採取贊助的立場，應該與國民黨開誠合作”。1月中旬，蔣介石堅持要恩來同志上任，他再次請示中央，說明“如果屢推不干，會使蔣介石認為共產黨無意相助，使反對合作者的力量得到加強”。同時他也感到，雖然和陳誠在十年內戰中兵戎相見，但他和黃琪翔都是主張抗日的，可以捐棄前嫌，有條件地合作。經過中共中央同意，恩來同志終於出任政治部副部長。

　　當時國民黨依靠正規軍抗戰，對動員人民群眾參加全面抗戰的宣傳、組織工作都很薄弱，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在這方面應當有所作為。恩來同志分管政治部三廳。三廳是負責宣傳工作的，這是我們的優勢，可以做出許多國民黨做不到的事情，因此他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在籌建三廳和組織文化界統一戰線隊伍方面，為了動員郭沫若擔任三廳廳長，以影響和帶動文化界愛國人士投身抗戰、靠攏中國共產黨，恩來同志和郭沫若同志進行肝膽相照的商談，拒絕了國民黨派特務骨干來控制三廳的要求，使他接受了這個任務。三廳延攬了陽翰笙、田漢、胡愈之、杜國庠、馮乃超等思想、文化界知名人士參加工作。在恩來同志的領導下，三廳在進行抗戰宣傳，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宣傳工作需要更多的文化界人士，三廳不可能都把他們請來，於是恩來同志指示陽翰笙等同志發起組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他還拜訪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請他對“文協”給予支持。三廳成立前后，電影、戲劇、美術、音樂各協會紛紛成立，以文藝為武器動員人民，打擊敵人。影響較大的活動如成立10個演劇隊、4個抗敵宣傳隊和孩子劇團，到前線部隊和農村、工廠中演出，發揮了鼓舞士氣動員群眾參加抗戰的作用。名演員金山、王瑩演的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對人民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他們還根據恩來同志的指示，到南洋各地巡回演出，動員了許多華僑積極支援祖國的抗戰。袁牧之、陳波兒等拍攝的電影《八也百壯士》，也很生動感人。周恩來同志和鄧大姐還親自到拍片子的電影廠，恩來同志鼓勵他們努力工作，要在艱苦的條件下拍出好的片子。以后袁牧之、陳波兒都被恩來同志送到延安。恩來同志還為各演劇隊制訂分赴各戰區前線的計劃和行動路線。“文協”和各協會的活動轟轟烈烈又扎扎實實，它們把不同政見、不同愛好的文化人團結在抗日的旗幟下，擴大了統一戰線的基礎，也使不少人傾向於共產黨。

　　抗戰1周年時，三廳舉行的獻金運動，是一項效果很好、影響很大的運動。當郭沫若同志向陳誠表示要舉行這項活動時，陳誠斷言一定會失敗，而失敗將帶來不好的影響。事實與陳誠的斷言截然相反，武漢人民積極響應，在短短的5天裡，各界群眾捐獻現金、物資值100萬元，其中有工人、農民、學生、工商業者以至難民、乞丐。恩來同志獻出他擔任政治部副部長的1個月薪金240元。我們長江局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館的同志也都參加了捐獻。獻金運動在中國許多城市熱烈展開，長沙、廣州、重慶紛紛行動，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恩來同志對報刊宣傳工作非常重視。當時長江局直接領導的報紙《新華日報》，1938年1月創刊后，2月發行1萬多份，四五月間達5萬多份，這在舊中國算是銷路很大的了。恩來同志曾為報紙題詞：“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后勝利”，這和毛澤東同志關於持久戰的思想是一致的。《新華日報》在宣傳我黨的抗戰主張，報道八路軍新四軍的輝煌戰績，推動國統區的抗日救亡運動，都起了很好的作用。此外，黨中央的機關刊物《群眾》周刊，需在武漢、廣州大量翻印，廣為發行。當時在武漢出版的刊物40多種，大部分是我黨領導或受我黨影響編輯出版的。這些報刊和其他抗日救亡宣傳工作，一方面動員群眾同仇敵汽，參加到抗戰的行列中來，許多青年甚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參加了共產黨。另一方面，它牽制了國民黨的投降傾向。恩來同志曾經指出：抗戰初期蔣介石“投機不成，投降又不敢，他被八路軍的力量、人民的力量逼得不能不走持久戰，不能不在政治上表現一點進步”。人民力量的形成，宣傳工作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宣傳了抗戰，也使黨在群眾中的威望越來越高。在武漢發展起來的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宣傳活動，也推動了重慶、長沙、廣州等地的抗日救亡活動的開展。

　　恩來同志十分關心長江局在武漢等地組織與領導的一些抗日救亡團體。抗戰開始不久，各界群眾特別是愛國的青年知識分子，受“一二·九”運動后北平成立民先隊的影響，在武漢成立南方“青年救國團”，這是當時有影響的青年救亡團體。1938年2月，長江局和湖北省委青委領導成立“中國青年救亡協會”，推選國民黨元老葉楚傖的兒子葉楠任理事長，中共黨員錢俊瑞、劉導生都擔任過領導工作。這些組織對青年運動起了促進作用。為了發動工人積極參加抗戰，派了一些黨員和積極分子到工廠中工作，並建立和發展黨和工會的組織。恩來同志還指示長江局工委請中國勞動協會負責人朱學范出面組織“中國工人抗戰總會籌備會”，長江局工委成員劉群先、廖似光作為陝甘寧邊區代表參加籌備工作。籌備會提出統一全國工人戰時組織，聯合世界勞工團體，發動工人參加抗戰等九條綱領，決定召開代表大會，成立“全國工人抗敵總會”。由於國民黨的阻撓，計劃沒有實現，但這次和勞協的合作也是有積極作用的，它爭取了許多國民黨控制的工會組織，也促進了朱學范和我黨繼續合作。正是廣泛的抗日救亡運動，使武漢以及南中國許多城市活躍起來。當時人們反映，從大革命失敗到十年內戰，武漢白色恐怖嚴重，這時則是生機勃勃，“一個死都市，重新蘇活過來了”。這裡傾注著周恩來多少心血啊！那時候，恩來同志往往白天在武昌政治部辦公或親自做統戰工作，晚上又乘渡船過江到漢口長江局來處理電報，一直到深夜。我擔任會議記錄，會開到深夜，我疲憊得很，記下的潦草字跡第二夭連自己也認不得。當我在他的辦公桌上拿走最后一份電報稿時，往往是凌晨了。當時事情非常繁忙，長江局的同志找恩來同志處理工作要排著隊，常常談到深夜。記得有一次長江局秘書長李克農同志安排在最后，等和恩來同志談完工作已是大天亮了。恩來同志每天工作達十五六個小時，但他始終精神奕奕，同志們都深為佩服。

　　（二）

　　同各民主黨派、愛國人士以及國民黨軍政人員的聯絡，是長江局時期我們黨的重要工作。這些工作大都是恩來同志和董老、葉劍英親自去做或者在他們的領導下進行的。

　　恩來同志除了在八路軍辦事處親自接見各方人士外，還經常在漢口中央銀行同沈鈞儒、史良、鄒韜奮、李公朴、張君勱、左舜生會見，向他們介紹國共談判的情況，交談對時局的看法。我們和一些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建立友誼，主要是在長江局時期開始的，這對重慶時期及以后的工作，都有深遠的影響。

　　對於國民黨上層人物和地方實力派，恩來同志也做了不少工作。馮玉祥長期和我們有聯系，恩來同志和董老曾與他就時局問題交換意見。馮先生同情、支持我們，他在漢口辦了印刷廠，印了《列寧全集》和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又向延安圖書館捐贈大批圖書。大家知道，台兒庄大捷是當時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的，恩來同志曾經起了作用，這就鮮為人知了。這次戰役爆發之前，蔣介石命令白崇禧率領一批參謀人員去徐州協助李宗仁指揮作戰。白崇禧在啟程之前會見了周恩來、葉劍英同志，就這次戰役的作戰方針交換意見。恩來同志根據敵我雙方的情況和徐州一帶的地理形勢，提出運動戰和陣地戰相結合的方針，並表示我軍將予以密切配合。在徐州會戰中，恩來同志向中央建議，指示新四軍三支隊張雲逸部在津浦路南段加強活動，配合桂系李品仙集團等牽制敵人由南京北上增援。八路軍一二九師三三八旅則在津浦路北段牽制日軍南下，這樣使得徐州戰場國民黨軍隊減輕壓力，得以在台兒庄周圍集結部隊與敵軍決戰。台兒庄戰役的勝利，我方予以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

　　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同蔣介石有矛盾，既參加抗戰，又怕被蔣介石吃掉，他們想和我們拉關系以互相聲援，特別希望我們派得力干部幫助他們治軍。我們利用這種機會派人到這些部隊進行統戰工作，這樣的事情很多。如曾派張友漁到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的部隊中擔任重要職務。桂系的黃紹竑出任國民黨政府浙江省主席時，在武漢會見恩來同志，要求派人幫助他工作。恩來同志調了一批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到浙江，這些人受到黃紹竑的信任，成了省、縣政治工作隊的骨干。對川軍的鄧錫侯、滇軍的龍雲、張沖，恩來同志也很重視做他們的工作。1938年3月，鄧錫侯來到武漢，恩來同志誠懇地向他提出，川軍應與八路軍、新四軍配合作戰。鄧錫侯接受這一建議，他的部隊駐扎在老河口，和新四軍駐地緊鄰，經常支援新四軍槍支彈藥。長江局還派薛子正同志到滇軍一八四師擔任師長張雲鵬的秘書，后來升任參謀長。又通過張雲鵬做龍雲、盧漢的工作。抗戰中，昆明有一點民主氣氛，能容納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活動。解放戰爭期間，龍雲、盧漢、程潛、鄧錫侯都先后擺脫反動營壘，走向人民，這和我們黨特別是恩來同志做了多年工作很有關系。

　　對於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工作，恩來同志一直十分重視。抗日戰爭爆發后，英、美等國外交政策對中國是不利的。由於日本侵略軍佔領上海、南京，並深入中國腹地，直接威脅到它們在華的利益，它們對中國抗戰的態度才有所轉變，表示願意和中國政府合作。恩來同志以中共代表的身份，配合國民黨政府進行外交活動。1938年春，他先后在武漢會見了英、美兩國駐華大使，肯定他們的國家在某些方面轉向援華的態度，同時提出有的國家仍採取“不干涉”、“綏靖”政策甚至企圖搞“東方慕尼黑”，有引誘國民黨當局向日本投降妥協的危險性。當美國總統羅斯福號召全國募捐100萬美元救濟中國困難時，恩來同志在武漢會見美國總領事戴維斯，對美國政府這種行動表示贊賞和感謝，希望進一步加強中美友誼。恩來同志和博古在“八辦”，會見美國主教洛根·魯特斯並留影，影響一直傳到他的后代。

　　這一時期，周恩來同志還接觸了一些來華支援中國抗戰的國際友人。如新西蘭的艾黎，美國作家斯諾，荷蘭的電影藝術家伊文思等，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

　　在長江局時期，恩來同志對黨的建設也是很重視的。在十年內戰中，國民黨實行白色恐怖，王明推行“左”傾路線，白區黨的秘密組織大部分遭到破壞，這時面臨著恢復和重建的問題。1938年3月，中央發出《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長江局隨即發出《關於恢復組織關系的通知》，首先解決失掉關系的老黨員恢復黨籍和重建組織的問題，然后發展新黨員。在這方面，周恩來、董必武、秦邦憲同志做了不少工作。由於國民黨不讓我黨組織公開活動，這是在秘密的狀況下並同國民黨特務的斗爭中進行的。

　　1938年九十月間，南方各省省委一級組織得到恢復的，有湖北、河南、安徽、四川、湖南、浙江、江蘇（包括上海）、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還恢復了一批市委、特委和縣委。從1938年初到1939年初，黨員的發展也很快，這裡隻舉兩個省為例，湖北從20多人發展到3300多人﹔河南由460余人發展到8000余人。對於上海黨組織的重建，毛澤東、周恩來同志都非常重視，他們分別同劉曉同志談話。恩來同志強調：上海應建立一個鞏固的黨組織，對保存下來的組織不能按原班人馬接過來，而要個別審查清楚后，再確認其關系﹔重建后的上海地下黨黨員，政治上必須可靠，又有蔭蔽條件。劉曉根據這個指示，恢復黨的各級組織，然后成立了江蘇省委。

　　對黨組織的思想建設，長江局也很重視，1938年初，曾指示各省省委開辦黨員干部訓練班。董必武同志親自領導湖北省委在武漢、黃安舉辦黨訓班。各省也以不同方式開辦黨訓班。

　　在武漢時期，還有一件事要提及的是恩來同志同張國燾的那次斗爭。1938年4月，曾在紅軍長征中屢次違反中央決議並另立“中央”的張國燾，趁參加祭掃黃陵的機會逃出陝甘寧邊區，投向國民黨，經胡宗南派特務護送，由西安到達武漢。消息傳來，恩來同志很震驚，也很氣憤。為了設法挽救，立即同長江局秘書長李克農研究，並讓他帶我和邱南章、吳克堅到火車站去攔接，要婉言請他到辦事處來當面商談。我們等了三個車次，最后把張等到了，李克農請他到辦事處來同周恩來同志等當面商談。雖經過周恩來、王明、博古的耐心勸說，給他提出幾個方案，希望他留在黨內，可是張國燾仍執迷不悟，最后投入國民黨特務機關，成為可恥的叛徒。長江局隻得把這些情況向中央報告，中央決定把他開除出黨。這件事發生后，恩來同志在長江局黨員大會上，詳細介紹了張國燾從個人主義的惡性膨脹發展到叛黨的經過，並教育全體黨員要提高思想覺悟，自覺遵守黨紀，為共產主義奮斗到底，給大家上了一堂極為生動的黨課。

　　由於王明過分地相信國民黨，吹捧蔣介石，提出所謂“一切服從抗日”，“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錯誤主張，放棄我黨在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方針，使長江局的工作受到一些影響，如徐州失守以后，中央曾指示動員干部和青年到敵后發動群眾，發展游擊戰爭，有些地方貫徹不力等。但是由於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和各省委的同志執行了中央的正確路線，對王明的錯誤有所抵制，所以沒有造成大的危害。

　　1938年9月，中央召開六屆六中（擴大）全會，通知王明、周恩來、秦邦憲、徐特立去參加會議，我也隨他們回延安。我們是9月29日乘火車離開武漢到西安，轉乘汽車到延安的。周恩來等同志到延安受到熱烈的歡迎。六中全會之前先舉行政治局會議，周恩來同志作了工作報告。9月29日，開始舉行六中（擴大）全會。當時，日寇正加緊向武漢進攻，國民黨在日寇武力進攻和政治誘降下，親日派加緊活動，蔣介石也表現動搖。為了鞏固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粉碎日寇和親日派的陰謀，爭取蔣介石堅持持久抗戰，經中央決定，毛澤東同志於9月29日給蔣介石寫了親筆信，指出抗戰的前途是光明的，“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凶頑，終必失敗”，並決定恩來同志參加全會開幕后即攜此信經西安飛武漢面交蔣介石。恩來同志於10月初趕回武漢，即向蔣介石面交了毛主席的信，並口頭陳述了我黨對於加強兩黨合作堅持持久戰的意見。同時，恩來同志還親自指揮長江局和八路軍辦事處以及《新華日報》人員物資的轉移工作。7日到9日，《新華日報》連續發表了他寫的長篇社論《論目前抗戰形勢》，一直到24日晚，他還在《新華日報》社工作，待報社同志撤退后，他才最后乘車離開武漢，這時，日軍的炮聲已經逼進市區了。

　　恩來同志離開武漢后，途經長沙、南岳、衡陽、桂林等地，他不失時機地對國民黨當局蔣介石、白崇禧、張治中、李濟深等提出加強國共合作、堅持持久抗戰的中肯意見。張治中在長沙大火后遭到各方責難，得到恩來的熱情幫助，使他終生難忘。

　　1938年12月上旬，恩來同志和葉劍英同志由桂林到重慶，根據黨中央決定，他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南方局時期，恩來同志作出了更加光輝的業績。

　　《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