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副主席派我到鄂豫皖根據地工作意味深長

　　恩來同志是我軍的創建者之一。他為中國革命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勛。他一生的光輝業績將彪炳千秋。在這篇文章中，我僅回憶一些往事，以志紀念。

　　（一）

　　我第一次見到周恩來同志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那是1930年8月，在攻打瑞昌縣城時，我負了傷，轉至上海治療。當我康復時，中央派吳德峰同志通知我，到黨的一個機關去開會。那天到會的有六七個人，有一個叫伍豪的同志，看來平易、沉著。他在講話時說：閔行鎮駐有國民黨軍隊，有我們的同志在裡面做秘密工作。現在，黨組織似已被敵人發覺，有被破壞的危險。有兩個辦法，一是組織兵暴，一是如果兵暴不可能，就把我們的同志趕快撤出來。說到這裡，他轉向我說：你不是領導過大冶兵暴嗎？如果閔行部隊兵暴，你去指揮。我想，這個同志怎麼對大冶兵暴和我這麼熟悉，他是誰呢？一回到旅館，吳德峰同志就問我：你今天見到周恩來了嗎？我回答：沒有。他說：怎麼沒有見到？他看我感到詫異，就對我說：今天在會上講話的伍豪，就是周恩來。我的心弦被深深觸動了，南昌起義的主要領導人周恩來同志早已是我久已仰慕的人物，想不到今天有幸在這裡見到他。而他對閔行部隊裡自己同志的關切和對兵暴的精心籌劃，正象對我們舉行大冶兵暴時一樣。

　　1928年夏天，因海陸豐根據地的失敗，我回到了北方，在河南省確山縣城岳維峻部隊裡，找到了一個營部副官的職務。該營的副營長、政治教官和書記長都是黨員，書記長是趙品三同志，曾和我在一起做黨的秘密工作。到1929年春季，這個部隊就有十四五個連隊有了黨支部，共產黨員70余人，形成了一個堅固的戰斗堡壘。

　　這支地方軍閥部隊，原屬國民軍第二軍。大革命時期，第二軍已有我黨的組織，官兵曾受到過大革命高潮的影響。我們教士兵唱革命歌曲，教他們識字，灌輸革命的道理。官兵之間保持著濃厚的鄉親、老部屬等舊關系，我們與他們交朋友漸漸使他們接受新思想。這樣，團結了同情者和進步分子，發展了黨員，黨的影響深入到士兵和下級軍官中，我們也站穩了腳跟。黨組織受中央軍委直接領導，周恩來同志是中央軍委書記，聶榮臻同志也在中央軍委工作，直接和我們聯系的是石仲偉同志，通過石我們可以隨時報告部隊情況和得到周恩來同志的指示。

　　岳部不是蔣介石的嫡系，蔣介石早就想把它吞並。1928年冬，蔣把岳部調至江蘇省淮陰地區，縮編為新編第一師。這一變動，就把一些老軍官遣散或降職，一些黨員的職務也被撤了。我所在的營，編為六團二營五連，營長孟宗魯降為連長，我當了排長。官兵思想動蕩不安。正當我們處在困難之時，得到中央軍委的指示，要我們堅持黨的陣地。1929年初，蔣介石又調岳部到湖北省武昌南湖“整訓”，並借口岳反馮王祥不力，撤了他的師長職，由曹萬順代替。曹帶來了一批黃埔軍官，撤換了大批老軍官，目的在於控制這支部隊。老軍官和士兵們對蔣、曹的高壓，對排擠和歧視非嫡系的作法，深為不滿。反蔣、反黃埔軍官的情緒，在官兵中迅速滋長。這些矛盾，是我們深入進行黨的工作的有利條件。這批黃埔生是堅決反共的，也有反共經驗。這就使我們的活動遇到很多困難，斗爭也更為復雜。這時中央軍委又及時指示我們：要採取精干隱蔽、積蓄力量的方針，把黨的組織保存下來，等待有利時機，奪取這支武裝。這對我們是個極大的鼓舞。不久，機會來了。張發奎在宜昌、沙市一帶反蔣，派新編第一師去應戰。先頭部隊一、二、三團乘船剛到沙市、宜昌之間，即遭張部伏擊並被繳械。待后續部隊四、五、六團趕到時，張部已經南撤。四、五兩團即駐宜昌、沙市地區，六團駐秭歸縣城。部隊從武昌開出之前，黨組織已有一個兵暴計劃，並組織起義司令部。這支白軍一開上前線，即遭失敗，又駐扎在洪湖根據地附近，這也是我們兵暴當紅軍的一個有利條件。恰在這個時候，發生了意外情況：五團團長王俊杰以一個老軍官的身份，利用部隊的不穩定狀態，擬實行嘩變，拖走部隊。黨組織負責人看到王也在搞兵變，隻想到他在士兵中有一定影響，但沒有認清他的面目，失去警惕，輕率地對王俊杰講了“兵暴當紅軍”的主張，結果黨組織負責人反遭到殺害。王俊杰搶先發動宜昌兵變，拉走了四、五兩個團，殺了一批黃埔軍官。不久，六團奉命從秭歸開回宜昌，船在江中，就被蔣介石的“威勝”號軍艦全部繳械。至此，第一次發動兵暴的計劃落空了。這主要是因為我們的一些黨員還缺乏斗爭經驗，應付不了瞬息萬變的復雜的斗爭形勢，失去了發動兵暴的一個機會。

　　蔣介石對這個部隊立即進行了徹底清洗。六團奉命從宜昌徒手回到漢口橋口兵營，即被改編為獨立十五旅，旅長唐雲山。因王俊杰嘩變時，曾喊出殺黃埔軍官的口號，蔣利用這個口實，把所有排長以上的老軍官換成了黃埔生。當時，我沒有敢說是武漢中央軍校的學生，假稱是閻錫山的學兵團畢業的。他們認為閻錫山是封建軍閥，便斷定我政治落后，又不是土匪出身，還有點軍事技術可用。加之二排長的思想較進步，他在營長面前講了我的好話，我成為留下來的唯一的老排長。這個營的班長沒有換，其中還有幾位是黨員。有的班長雖不是黨員，也因我是僅剩的一個老官長，所以都對我挺尊重。我黨的組織大為縮小，斗爭更加尖銳。這時接到周恩來同志的指示，要我們堅持和鞏固黨的陣地，把部隊掌握好。於是，我們著手整理黨的組織。我在二營三個連中，通過拉關系、交朋友，同連、排長們接近，影響和團結同情分子。二團其他營的黨員，仍由我單線聯系。一營一連黨組織負責人是四班長白玉杰同志，三營九連有黨員王愚同志。我同外面的趙品三同志取得聯系后，即經常商議如何進行工作。

　　這個部隊雖然經過幾次改編，但我黨的影響仍在增長，這是蔣介石、唐雲山和黃埔軍官們所料想不到的。因為他們內部矛盾重重，而我們從失誤中接受了教訓，斗爭水平也在提高，又有中央軍委及時指示，黨組織縮小了，黨員卻經受了更多的磨煉。我們在等待時機，積極准備發動一次新的兵暴。

　　這年10月初，百孔千瘡的獨立十五旅竟要去進攻紅軍，這是兵暴的一個良機。我聞訊后，即同趙品三同志聯系，一致認為共產黨手中的槍不能打紅軍，要舉行兵暴。正在這時，中央軍委從上海派石仲偉、柯乃康（慶施）、鄧乾元同志來到漢口找我，這使我異常高興。經過商議，我們制定了兵暴當紅軍的計劃。由石仲偉去報告中央軍委，柯乃康等去同鄂東南特委和紅軍取得聯絡，然后派人來大冶城同我接頭。

　　12月初，中央軍委派劉振山同志來大冶城向我傳達黨的決定：採用裡應外合方案，由我在裡面兵暴，紅軍從外面攻。我們倆當即商討兵暴的時間。我說，12月11日是廣州起義的日子，大冶兵暴在這天舉行，不正好紀念廣州起義嗎？我曾在教導團參加過廣州暴動，故聯想到了這個日子。劉說，准備時間來不及。決定14日夜12時為兵暴時間，我們首先在城裡行動，爾后紅軍子拂曉攻城。劉振山回去報告，我們便在黨內外緊張地活動起來，准備起義。14日夜，天下著雨。我在11時半把五連黨員和班長們集合起來，公開揭出義旗：兵暴，當紅軍去！首先動手解決反動軍官。我們未動刀槍，迅速逮捕了連長、大排長及連部人員。對二排長未採取這個手段，經我說服，使他跟隨了我們。然后叫起全連士兵，亮出底牌：兵暴當紅軍！這時，群情振奮。個別覺悟低的，也參加進來了。我們用兩個排去解決其他兩個連，兩個班去收拾營部。六連有黨的組織，拿下了連部，就抓住了全連。七連是剛從一團調入的，缺乏黨的工作基礎，沒有順利解決。敵營部和七連同我兵暴部隊發生了戰斗，因不宜硬打，我便率領五、六兩個連撤到城郊。紅五縱隊於天亮時攻城，敵營長帶七連慌忙棄城逃跑，遭我軍痛擊，全部被繳械。兵暴部隊同紅軍勝利地會合在一起。

　　在陽新城的一營，白玉杰得知大冶兵暴消息，便准備拉走一、二連，不料在他殺掉反動連長后，卻被土匪出身的一班長殺害。其他黨員把一、二連帶到城外，奔向我根據地。

　　兵暴接連勝利后，敵人震動很大，火速集中一團和二團第三營開進大冶。三營九連王愚同志准備起義，但敵軍早認為九連“不穩”，將該連放在縣城中心，嚴加防范。24日，老百姓流傳紅軍攻城來了，王愚同志乘其他各連涌上城頭備戰，拖出八、九十人。敵軍見勢頭不妙，倉惶逃回武漢。

　　這次兵暴，在周恩來同志和中央軍委的正確領導下取得了勝利，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中央軍委稱它為“模范的大冶兵暴”。兵暴部隊合編為紅軍第五縱隊第二支隊，陳奇同志任黨代表，我任支隊長。從此，這支由白軍改編的紅軍，踏上了保衛鄂東南根據地的征途。

　　（二）

　　1933年冬，我在紅軍大學學習，又一次親聆周恩來同志關於鄂豫皖根據地形勢和紅軍行動問題的教誨。那時，恩來同志是中央軍委副主席。當時，鄂豫皖省委派成仿吾同志到中央匯報工作，要求中央派軍事干部到他們那裡去。周副主席決定我離開中央蘇區，到鄂豫皖根據地工作。

　　1934年5月，臨行前，周副主席告訴我：目前，敵人在鄂豫皖地區佔絕對優勢，敵人用碉堡、封鎖線，把我根據地不斷壓縮並分割成幾小塊，敵人有“駐剿”和“追剿”部隊，對我軍交替地攻擊、堵擊、追擊，我們的根據地縮小了，人力、物力發生了嚴重困難。紅軍不斷傷亡，難以得到補充。如果紅軍繼續削弱，以至被消滅，那麼根據地也就沒有了。出路是什麼呢？中央決定，紅軍主力要作戰略轉移，去建立新根據地。這樣，部隊就能得到發展，同時也就能把敵軍主力引走，減輕鄂豫皖根據地的壓力。根據地的敵軍減少了，留下的部分武裝就能長期堅持，也就能夠保存老根據地。紅軍主力去建立新根據地，應選擇什麼地區呢？周副主席說：根據地要選擇在敵人力量較為薄弱的地方﹔我黨在群眾中有革命影響，或者那裡的群眾易於爭取﹔具備便於我軍作戰、防御的地形和較豐足的糧食及其他物質條件。

　　我仔細聽取並領會了周副主席的意圖后，就上路了。我干5月離開瑞金，9月到達鄂東北道委書記鄭位三同志處，等待省委和紅二十五軍從皖西北回來。省委研究了中央文件和周副主席指示，一致表示擁護，並決定向西部伏牛山地區發展，於是省委決定紅二十五軍實行戰略轉移，向西進軍。省委書記仍為徐寶珊同志。省委決定我任紅二十五軍軍長，吳煥先任政治委員，徐海東任副軍長。省委實際上兼軍黨委，率領紅二十五軍長征，留下高敬亭同志率領紅二十八軍堅持鄂豫皖根據地的斗爭。11月16日，我軍發布了《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出發宜言》，全軍2900余人，開始進行長征。我軍出發以后，就同黨中央聯系不上了，在此情況下，我們按照周副主席指示的行動方針，使紅軍的活動符合於這一行動路線的要求。

　　我軍向西挺進后，蔣介石急忙調動了30多個團的優勢兵力對我軍堵擊和追擊，妄圖在長征途中殲滅我軍。我軍首先在羅山縣朱店堂擊退“追剿隊”的進攻，從信陽城南越過京漢鐵路，進抵桐柏山區。

　　我軍為蔭蔽北上伏牛山的意圖，並調動敵人，在越過京漢鐵路后，向西挺進。當我軍越過桐柏，抵達湖陽鎮以東30裡宿營后，當晚發現敵人調集南陽、泌陽、方城、葉縣等地四十軍、鄂西老河口四十四師於湖陽鎮地區堵擊，“追剿隊”5個支隊和東北軍一一五旅尾隨追擊，企圖前后夾擊我軍。我們即於夜半轉移，回頭向東北方向急行軍，跳出了敵人前后夾擊圈，迅速經過平氏鎮、泌陽城以東進了山地。

　　下一步，我軍要進入伏牛山區，就得越過許（昌）南（陽）公路。敵發現我軍北去，使北返部署。等我軍進到獨樹鎮附近，敵一一五旅和騎兵團，已先行到達，封鎖了公路，對我猛攻，阻擊我軍越過公路。在這裡，經過激戰，我們甩掉敵人，越過公路，於次日晨走上伏牛山。這場戰斗，我軍在地形平坦，加上寒流，雨雪交加，氣候很壞的不利條件下，在吳煥先、徐海東直接指揮下，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挫敗敵數萬步騎兵的猛烈合擊，轉危為安，這是紅二十五軍保存自己、完成戰略轉移任務的關鍵性一仗。所以，部隊越過了河南大平原，一上伏牛山，情緒特別昂揚。

　　伏牛山區反動組織嚴密，地主圍寨眾多，群眾被圈在圍寨裡，無法接近。我軍不能發動群眾創建根據地，即向陝南進軍。敵十九路軍六十師已進至盧氏城以南，堅守朱陽關、五裡川隘口，封鎖了我軍入陝必經進口。我軍卻乘盧氏城內敵人空虛，於夜晚繞道盧氏城南、洛河以北1裡多寬的狹窄通道入陝，敵人攔阻我軍去路的企圖便落空了。敵人並不罷休，又由渲關、華陰調陝軍四十二師兩個團在三要司一帶阻擊我軍，被我軍殲滅1個營。我軍又在洛南庾家河與敵六十師激戰，斃傷敵800余人，我也傷亡200余人。我和徐海東同志在這次戰斗中都負了重傷。這個戰斗的勝利，最后把敵軍的追擊、阻擊完全粉碎了。

　　我軍自出發以來，到12月10日止，打垮了20多倍於我軍的敵軍的圍攻和猛攻，達到了戰略轉移的目的，勝利完成了這段長征。

　　（三）

　　省委於1934年12月10日在庾家河召開了會議，確定在鄂豫陝三省的交界處創建根據地。這是估計到蔣介石、楊虎城短期內不能部署好對付我軍的辦法，我可以利用陝軍和蔣軍的矛盾，抓緊時機，迅速創建根據地，執行周副主席交給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這個地區山高路險，缺少公路，適合創建革命根據地。

　　敵人是不讓我們創建根據地、站穩腳跟的，必然要向我軍進攻。於是我軍在集中力量對付敵軍進攻的同時，抽出1連部隊和部分干部，到地方發動群眾，建立游擊隊、抗捐軍等組織，開辟新區，擴大紅軍，建立革命政權。到1935年1月底，敵人發動進攻時，我軍已在鄖西、旬陽、鎮安、山陽四縣開創了第一塊革命根據地，為反“圍剿”斗爭的勝利和繼續創建新的根據地准備了條件。接著，我軍先后在蔡玉窯、文公嶺、華陰、藍田等地打垮敵人的多次“圍剿”，在藍田、商縣、鎮安、華陽、盧氏等地，開辟了3塊革命根據地。

　　到1935年5月初，紅二十五軍發展到3700多人，地方游擊師、抗捐軍發展到2000多人，成立豫陝、鄂陝兩個特委，發展黨員30多名，建立了4塊革命根據地，先后成立10個區、46個鄉、314個村的蘇維埃政權，蘇區人口50萬，耕地面積90多萬畝，初步建成了鄂豫陝革命根據地。

　　蔣介石於4月20日命令東北軍王以哲第六十七軍3個師、唐俊德第九十五師、第四十四師及第四十軍和陝軍一部共30多個團、1倍於我軍的兵力，統由楊虎城指揮，向我發動第二次“圍剿”。當時省委已預見到這次大規模“圍剿”，作了充分准備。當時我傷重未愈，不能參加省委召開的會議，吳煥先同志來征求我的意見，我就講了毛澤東和朱德同志在中央根據地粉碎敵軍第三次“圍剿”採取的誘敵深入、先拖后打的作戰方針。因為山多山大，沒有公路，接濟困難，敵軍必然採取速戰速決方針。我軍在作戰中採用了上述方針，對敵先拖后打，打亂敵人部署，疲勞敵人﹔空合清野，困餓敵人﹔以運動戰和游擊戰相結合，各個擊破敵人。我軍首先由南向北進入商縣、洛南以北，斃傷敵200余名，繳槍100余支，這樣，敵人把南北合擊的進攻矛頭，改為向北。但我軍接著卻直奔東南，打下富水關，佔領青山街，俘敵官兵170余人。我軍又出敵不意，遠途襲佔了敵軍后方的荊紫關，殲守敵1個多連，活捉敵第四十四師軍需處長，繳獲大批軍用物資，解決了全軍的棉衣。敵軍又向荊紫關蜂擁而來，我軍則由南面向西轉移到了根據地，這就完全打亂了敵軍部署，拖疲了敵人。我軍誘敵深入到根據地中部，在游擊師的配合下，打了袁家溝口一仗，全殲敵警一旅，斃傷敵300余人，俘敵旅長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繳槍1000余支。這一出色的殲滅戰，使蔣介石3個月內殲滅我軍的狂妄企圖徹底破產。

　　從1934年11月到1935年7月，紅二十五軍在鄂豫皖（鄂豫陝）省委的領導下，勝利地實現了戰略轉移，創建了鄂豫陝革命根據地，粉碎了敵人兩次重兵“圍剿”，同時也使自己得到發展壯大，紅二十五軍已達4000余人，充分體現了周恩來同志指示的紅二十五軍實行戰略轉移方針的英明正確。

　　7月中旬，為把敵軍引出根據地，尋機予以消滅，我軍率一個游擊師，出擊終南山以北，前鋒到達西安以南20余裡，大大震動了西安敵巢。我軍在子午鎮時，鄂豫皖省委交通員石健民同志，沖破敵軍重重封鎖，勇敢地來到部隊，為我們送來了中央文件和報紙，我們欣聞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直接率領的中央紅軍在川西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向青、甘邊北上了。這時，省委決定紅二十五軍的作戰方針，就是積極配合主力紅軍，西出甘肅，牽制敵人，破壞敵人后方，並與陝北紅軍會合，以新的勝利迎接毛澤東主席和黨中央。鄭位三和陳先瑞同志領導部分武裝堅持鄂豫陝根據地。紅二十五軍西進甘肅南部，攻克兩當縣城，襲佔天水縣城，然后渡渭河北上，切斷西蘭公路18天之久，使得蔣介石大為震驚，下令先集中力量消滅徐海東部，再對付中央紅軍。我們經過多次激戰，打退和殲滅了阻擊、尾追的敵軍。涇川四坡村一戰，殲敵1000余名，我方也付出了很大代價，全軍尊敬的政委吳煥先同志英勇犧牲了。這個戰略行動，破壞了敵人后方，調動敵軍分兵同我作戰，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紅軍北上。1935年9月18日，我軍到達延川縣永坪鎮，同紅二十六軍、二十七軍勝利會師了，勝利完成了第二次長征。兩軍會合后，為了統一作戰，紅二十五、紅二十六、紅二十七軍合編為紅十五軍團，徐海東同志任軍團長，劉志丹同志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我任政委。我軍團隨即投入打破蔣介石“圍剿”陝甘邊區的戰斗，決定轉到外線作戰，包圍甘泉，切斷敵軍后方運輸線，調動延安敵軍增援，在運動戰中消滅敵軍。果然，在延安以南勞山，殲滅東北軍一一○師兩個團和師直全部，擊斃敵師長何立中﹔接著，殲滅由洛川進到榆林橋修碉堡的敵一○七師四個營，生俘敵團長高福元。

　　10月下旬，中央和紅軍進抵甘泉下寺灣一帶，同十五軍團會師。由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副主席和彭德懷同志親臨前線指揮，中央紅軍和紅十五軍團進行了直羅鎮戰役。殲滅了敵軍一○九師，中央紅軍在黑水寺追殲逃敵 1個團，敵一○九師師長牛元峰及其殘部仍固守土寨子。周副主席在黃昏前來到我們陣地，親自帶領我們察看了士寨子的地形，指示我們：敵人是要逃跑的，要在運動中把它消滅。我軍即於當晚發起進攻，殘敵突圍逃跑，被我軍在追擊中全部殲滅。這一戰役，殲滅了敵一○九師全師和一○六師一個團。至此，徹底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陝甘邊區的第三次圍攻，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從此，中國革命進入一個新時期。

　　紅二十五軍從出發時的2980余人，擴大到3700余人，軍政素質和戰斗力也大為增強。鄭位三和陳光瑞同志率領留在鄂豫陝革命根據地的兩個連和負傷的干部、戰士編為七十四師，堅持了兩年游擊戰爭，保衛了根據地，先后殲敵2000名，發展為1700余人的紅軍部隊。紅二十八軍在高敬亭同志領導下，在異常困難的環境中，堅持了三年游擊戰爭，保存了鄂豫皖根據地。在抗日戰爭開始時，紅二十八軍成為新四軍的一個3100余人的支隊。

　　從瑞金與周副主席分手，又在陝甘根據地見面，我禁不住激情滿懷。周副主席熱情地對我說：一年前的夏天，派你到鄂豫皖去，是因為大冶兵暴部分部隊與鄂東南紅軍合編為紅十五軍，渡江到鄂豫皖去，成為鄂豫皖紅軍的一部分，而他們又曾是同你一道戰斗過來的。

　　《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