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指導貿促會對外工作:貿易先行 以民促官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多數國家在外交上不承認新中國。１９５０年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宣布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一些西方國家和接受美援的國家，也宣布對中國實行“禁運”政策。

　　我國中央人民政府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提出的一系列對外政策原則，一方面執行“另起爐灶”、“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等外交方針，另一方面也利用一切機會開辟對外聯系渠道，“對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國家的人民也要團結爭取，以鞏固和發展國際的和平力量，擴大新中國的影響”①，同時根據“平等互利”、“互通有無”的原則，同外國做生意，以逐步打破西方對我國的“封鎖禁運”。

　　周恩來一直是管理和指導我國各部門執行上述對外政策和方針的主要領導人。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國貿促會或貿促會）也主要是在周恩來的親自關懷和指導下成立和開展對外工作的。

　　１９５２年４月在莫斯科舉行國際經濟會議，提出了各國成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的倡議。會后，周恩來迅速批准了立即組建中國貿促會的報告。

　　貿促會成立后的第１０天，出席莫斯科會議的３位日本國會議員應邀到達北京訪問，雙方簽訂了第一次中日民間貿易協議。以此為開端，貿促會以民間性貿易團體的身份，積極建立民間外貿渠道。

　　本文主要是從貿促會在周恩來指導下開展對外工作的這一個局部，試圖探討周恩來的部分思想和實踐。

　　民間先行 以民促官

　　根據１９５２年以來我國各有關部門對日本開辟和發展民間性交流的具體實踐，周恩來逐步形成了一個打開外交局面的新思路，即“民間先行，以民促官”。他不斷指導各部門先從貿易、漁業、日僑問題、文化、體育、和平事業等領域的民間交往做起，不斷擴大各種交流渠道，廣交朋友，以期日積月累，最后終將水到渠成，達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目的。１９５６年在會見日本外賓時，他說：“我看，就照國民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團體來得更多，我們的團體也多去，把兩國間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隻剩下兩國外交部長簽字，這也很省事，這是很好的方式。”②這裡所說的“國民外交”，是為了適應日語習慣的說法，周恩來在其他場合則用“民間外交”或“人民外交”來表述這一思想。這一思想是對他１９５２年提出的“外交是通過國家和國家的關系這個形式來進行的，但落腳點還是在影響和爭取人民”③這一論斷的補充、豐富和發展。后來，不僅中日關系是按照周恩來的這一思想逐步發展並最后實現邦交正常化的，而且中國同其他一些國家的關系也是按照這一思想發展的。

　　例如，１９５５年他在會見法國議員時曾提出：“中國政府和人民願意法國走北歐國家的道路，同中國建立完全的外交關系……如果法國政府、法國議會有困難，現在可多進行人民之間的來往，多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造成氣氛，然后水到渠成，承認新中國，同蔣介石割斷關系。”④實際上，在１９６４年中法正式建交前，貿促會和其他部門就是按照周恩來的這一思想同法國各界開展民間交往的。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５７年，由貿促會出面邀請和接待了法國經濟代表團兩次訪問中國，周恩來於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６日夜親切會見了第二次來華的法國經濟代表團，談到希望通過兩國經濟和工程技術界的交流和合作來彌補兩國還沒有正式（外交）關系的缺陷。１９５６年，貿促會以民間性團體名義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參加了巴黎國際博覽會的展出，還爭取法國總統戈蒂來中國館參觀。

　　又如，１９５６年周恩來會見一批拉丁美洲國家的外賓時曾表示：中國希望同拉美各國開展關系，這種關系可以從人民團體開始。根據周恩來的這一思想，中國貿促會先是在５０年代裡與阿根廷貿促會互派代表團訪問，先后邀請和接待了巴西貿促會主席、巴西工業聯合會副主席等人訪華﹔而后在６０年代初，由貿促會代表團訪問了巴西、阿根廷和智利，並在巴西先后受到副總統古拉特和總統夸德羅斯的接見，從而促成了古拉特副總統應我國董必武副主席的邀請於１９６１年訪華，在兩國未建交的情況下，簽訂了貿易與支付協定。１９６３年１２月中國貿促會在墨首次舉辦經濟貿易展覽會以及邀請墨西哥貿易代表團於１９６４年４月訪華。

　　再如，１９５６年７月１４日周恩來在會見貿促會邀請來華訪問的奧地利工商界代表團時，也表達了上述思想。他說：“首先由民間接觸開始。不管是貿易、文化、學術的接觸都好。因此，我們歡迎你們來訪……我建議由貿易促進會與你們訂個加強往來的協議，民間協議也有助於關系的發展。”⑤根據周恩來的這一意見，貿促會隨后曾兩次到奧地利去參加維也納國際博覽會的展出，后來與奧地利聯邦商會建立了合作關系，於１９６４年９月兩個機構簽署了關於促進兩國經濟關系的協定，並附有進出口貨單，同時雙方以換文形式達成了互設商務代表處的協議。

　　從以上事例中不難看出，周恩來在５０年代中期形成的“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思想，既是從他指導各部門對外工作的實踐中產生的，又反過來對包括貿促會在內的各部門以后的對外工作發揮了重要的指針作用。

　　重視發展我國與外國的貿易關系

　　早在１９５２年，周恩來就把“互通有無”、“根據平等互利的原則同外國作買賣”列為我國當時的六項外交方針之一。他說：“美帝國主義對我搞禁運，我們就以貨易貨，不用結匯，這對打破禁運是極有利的。”⑥在當時西方大多數國家對我國實行“禁運”的情勢下，周恩來把對外貿易提高到外交方針的地位上給予足夠的重視，是極富遠見的。

　　貿促會成立后，根據周恩來的這一思想，努力開拓民間的對外貿易渠道。在最初的幾年中，曾先后同日本、英國、法國、西德的民間或半官方團體簽訂了以貨易貨為主要內容的貿易協定和協議﹔同馬來西亞聯合邦（現名馬來西亞）、新加坡的工商業考察團分別簽署了聯合聲明，主張發展雙邊的民間貿易往來﹔還與錫蘭（現名斯裡蘭卡）、比利時、阿根廷、奧地利、巴西、意大利等國建立和發展了不同形式的聯系和合作。

　　根據貿促會和其他部門開展對外貿易往來的實踐經驗，周恩來后來又進一發展了他一貫重視對外貿易關系的思想，把發展中外貿易關系與主張和平、倡導和平共處並列，作為搞好國際統一戰線的兩項基本條件。他說：“中國六億人口的市場很大，同中國發展貿易很有前途，西方國家都懂得這一點。我們跟西方國家改進關系，在政治上是和平，在經濟上是貿易。美國害怕這兩點……我們可以根據這兩條跟一些西方國家結成統一戰線。”⑦

　　１９５７年，周恩來在會見貿促會接待的日本關西經濟界訪華友好代表團和日本市長地方議員訪華團時，曾先后闡述了我國願與日本簽訂長期貿易協定的意向。此后，周恩來於１９５８年２月親自指導了我國外貿部及其所屬的公司與日本以稻山嘉寬為首的幾家大鋼鐵廠代表進行談判，簽訂了中日長期易貨協議（中方出口鐵砂和煤炭，日方出口鋼材，易貨總金額為２億英鎊）。雖然這一協議因故未能履行，但是周恩來后來親自邀請日本資深政治家鬆村謙三兩次訪華，促成了１９６２年１１月中日雙方簽訂《廖承志——高（石奇）達之助備忘錄》，終於實現了兩國間以綜合易貨、進出口平衡為原則的長期貿易。

　　７０年代初，貿促會先后邀請了菲律賓商會代表團、泰國經濟代表團參觀廣州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並來北京訪問。在中菲、中泰間沒有外交關系、中斷貿易關系也已有２０多年之久的情況下，菲、泰兩國政府領導人都有意先與我國恢復貿易關系，而后再視情況考慮建交問題。周恩來總理十分重視菲、泰兩國政府的意向，不僅指示貿促會接待好兩國代表團，力爭與兩國客人分別達成進出口交易，而且還親自出面先后會見了菲商會商業委員會主席埃喬斯率領的貿易代表團、菲商會主席克拉維西拉率領的貿易代表團，泰國副外長和以后升任外長的差提猜兩次率領的貿易代表團，親自向菲、泰的貿易使節們做工作，並決定以優惠價格售給泰國急需的５萬噸輕柴油，使菲、泰派來的“探路團”滿意而歸。隨后，周恩來同意派貿促會主任王耀庭率我國建國以來第一個訪菲、訪泰的貿易代表團回訪兩國，繼續以擴大雙邊貿易為主題，增加接觸，加強相互了解，增進友誼，促進雙邊關系的全面發展。至１９７５年６月，應中國政府邀請，菲律賓總統和泰國總理先后訪華，周恩來抱病在醫院裡分別會見了兩國領導人，並簽署了中菲、中泰的建交公報。至此，周恩來關於貿易先行、推動外交關系的思想，又一次在與菲律賓和泰國的關系中得以完滿實現。

　　深入地研究周恩來重視發展中外貿易關系、以貿易促進外交的思想，在冷戰結束后國際經濟關系的重要性顯著提升的今天，仍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民間來往 官方挂鉤

　　１９５２年６月和１９５３年１０月，中國貿促會先后與日本有關團體簽訂了第一次、第二次中日民間貿易協議，但是由於日本吉田政府秉承美國旨意橫加阻撓，兩次協議的履行情況都較差。第二次協議於１９５４年年底期滿時，正值以鳩山首相為首的日本新內閣成立，在日本人民廣泛開展的日中友好運動的推動下，鳩山新內閣表示了積極考慮與中國建立正常關系的某種意願。在這種形勢下，貿促會派貿易代表團應日本有關團體的邀請，於１９５５年３月底至５月初訪日，商簽第三次中日民間貿易文件。代表團臨行前，周恩來總理指示，要代表團此行採取“民間來往，官方挂鉤”的方針，即爭取把兩國間的貿易納入政府間的軌道，特別是要推動日本政府承擔責任，使兩國間的貿易關系正常化。根據這一指示，中國代表團的團長、副團長都是以政府官員和貿促會負責人的雙重身份訪日的﹔與日方談判簽署的文件，不再稱“協議”，而稱“協定”，雖然不是政府間協定，但有與政府挂鉤的含義﹔在簽訂時，雙方還進行了換文，日方申明鳩山首相對協定表示支持和協助，我國陳毅副總理也立即發表聲明表示支持。此外，雙方還約定將盡早互設享有外交待遇的常駐商務代表機構﹔雙方將努力促請本國政府盡早就貿易問題舉行政府間的談判，並簽訂政府間協定﹔雙方同意在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互辦商品展覽會。總之，代表團執行周恩來的指示，取得了積極成果，其實質是把民間貿易關系提升為半官方貿易關系。

　　“民間來往，官方挂鉤”的方針，還指導了貿促會尋求與其他未建交國家建立半官方關系的途徑。

　　１９５５年萬隆會議期間，周恩來與埃及總統納賽爾會晤並達成諒解，埃及於當年８月派政府代表團訪華，與中國外貿部長簽訂了兩國政府間的貿易協定。埃及方面還同意中國外貿部在開羅設立商務代表處。這樣就又出現了一種新的過渡模式——先設商務代表機構。

　　同年１２月，周恩來在會見烏拉圭駐香港商務專員時，曾指出：中國願同烏建立外交關系，如烏政府有困難，可以從建立貿易關系開始，可以互派代表團討論和簽訂貿易協定，可以互設貿易機構。至此，應當說，周恩來關於在建立外交關系之前可以先與外國特別是亞、非、拉國家做貿易，可以先互設商務代表機構的方案已臻成熟。

　　根據周恩來的這一思想，貿促會曾通過民間渠道與巴西、智利、阿根廷、墨西哥、意大利、奧地利等未建交國家先后探討過發展雙邊半官方貿易關系和互設商務代表機構的問題。並在６０年代前半期，陸續同巴西、意大利、奧地利、智利的半官方機構達成了互相在對方國家的首都設商務機構的協議。

　　周恩來逝世后，他的這一思想仍然繼續指導了外交部、外貿部（外經貿部）和貿促會（中國國際商會）對尚未建交國家的工作。例如，在中央的部署下，外交部先后在沙特阿拉伯、南非設立了半官方性質的機構，外貿部在新加坡設立了商務代表處，貿促會在韓國設立了中國國際商會代表處，都對促進雙邊外交關系的正式建立發揮了先導作用。

　　廣交朋友 深交朋友

　　１９５２年９月，錫蘭政府不顧美國的壓力，決定派商業、貿易和漁業部長申納那亞克率領貿易代表團訪華。周恩來在召集有關同志研究接待工作時，特別指示貿促會要學會廣交友，深交友。這一指示成為以后貿促會幾代人開展對外工作的座右銘。

　　周恩來一向十分重視結交外國朋友，建立與各國友人的深厚情誼。他本人身體力行，廣交友，深交友，乃至把某些有敵意的人爭取過來，成為朋友，在全世界面前顯示了他的人格的獨特魁力。所以，在他逝世后，我們隻聽到了全世界人民和各界人士贊揚他、懷念他、崇敬他的聲音，而沒有什麼人敢於站出來誹謗他、貶低他。這種現象，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罕見的。

　　周恩來的這種獨特魁力，是由他的許多優秀品德、廣博的知識和實事求是的風范構成的。

　　第一，以誠會友，耐心釋疑。５０、６０年代裡，外部世界對新中國有許多惡意的宣傳，許多外國客人，包括對中國抱有友好情誼和願意了解中國真實情況的人士，在來中國訪問前，都在頭腦中裝有大大小小的問號。周總理在會見貿促會的每批外國客人之前，都要詳細地了解每位客人的情況，特別是他們頭腦中有什麼問號，然后進行有的放矢的談話。他的言談舉止，總是落落大方，不卑不亢，談話既有針對性，又入情入理，而不強加於人，使客人感到可親可敬。他常常在解答客人們問題的過程中結交了朋友。周恩來的談話藝術，是以“誠”字為精髓的。

　　周恩來還經常教導各部門從事涉外工作的同志：“一方面我們不要把進步說得過分，另一方面，講缺點要實事求是。這樣我們才能取得主動……人家提出好的意見要接受，有缺點知道了就要改，‘知過必改’是中國很好的一名古話。”⑧

　　１９５５年１月，日本國際貿促協會首任會長村田省藏應中國貿促會邀請第一次來華訪問。他在日本侵華時期出任過內閣大臣和陸軍省顧問等，戰后被定為戰犯。１９５４年９月，他出任日本國際貿促協會會長，來華訪問一方面是要與貿促會商談會務工作，另一方面主要是想觀察一下“中共在有６億人民的中國當政這幾年，實際情況究竟怎麼樣？”１月 ２３日，周恩來會見了村田省藏。村田向周恩來直率地提出了５個有關國際政治、中日關系、日台關系等的大問題，並且亮出了自己某些並非正確的觀點。周恩來耐心地與他談了５個小時，詳細地解答了他的每一個提問，使村田大受感動，回國后寫了一篇《中國訪問記》的長文，詳細記述了他的訪華經過和他親眼看到的新中國在各方面發生的巨變，還轉述了周恩來對他的部分談話內容，向周恩來表示由衷的敬佩。１９５５年，他在日本全力接待了中國貿易代表團，表現十分友好﹔１９５６年又兩次訪華，主持了在北京和上海舉辦的日本商品展覽會。他說，他已下決心把自己的晚年貢獻給日中友好事業。

　　日本國際貿促協會的第四任會長藤山愛一郎，１９５８年進入政界，曾任岸信介內閣的外相，負責談判日美安全條約。當時，《人民日報》曾點名批判過他的一些錯誤言行。后來他競選自民黨總裁失敗，在晚年獻身於日中友好事業，以國際貿促協會會長身份每年率代表團訪華。周恩來總是抽出時間來會見藤山，作長夜之談，使藤山感銘至深，二人成為摯友。１９７５年他來華訪問，成為周恩來最后會見的日本友人。

　　同樣情況也出現在日本政、財界的著名人士鬆村謙三、高（石奇）達之助、土光敏夫、稻山嘉寬、岡崎嘉平太等人身上。岡崎嘉平太在９２歲高齡去世時，緊緊抱著周恩來的照片入殮，使不少日本朋友為之感泣。

　　１９５６年９月底至１０月下旬，英國貿促會主席波以德一奧爾勛爵（英國上議院議員，諾貝爾和平獎金獲得者）及夫人訪問中國。１０月１０日，周恩來會見了他們。波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中國有６億人口，不僅影響亞洲、非洲，也影響全世界。日本工業化隻花了４０年，中國有頭等的政府，組織起來速度會更快些，再過幾十年將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那是任何力量不能阻擋的。我要提的一個問題，這也是歐洲人要了解的問題，那就是中國強大之后會不會侵略別人？”

　　周恩來以和藹的、真誠的態度回答說：“你提得很好，這也正是我要談的問題。第一，中國強大不是短期能實現的，需要幾十年才能趕上美國。東方隻有在與西方合作的情況下才能強大。美國人的技術，我們也需要。我們不排斥西方。隻有互相幫助，各國的經濟才能發展很快。第二，中國強大了會不會像日本那樣擴張呢？這是不允許的。首先是制度不允許，我們是社會主義，它是反對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其次是歷史教訓不允許，過去的德國和日本不是都失敗了嗎？我們要造成一個反對擴張的國際環境。我們公開地告訴朋友們，如果我們擴張，大家都會反對我們。中國剛擺脫殖民地的境地，我們不會重蹈覆轍。我們希望鄰邦都強大起來，大家彼此都強大就不會有殖民主義的對象。我們將殖民主義的禍害告誡我們的下一代，你們也同樣告誡你們的子孫。”

　　周恩來的娓娓一席話，使這位英國客人心服口服。波以德—奧爾在會見后說：“周總理是第一流的政治家”。在他路經香港時，向報界發表談話，認為西方對中國的禁運是愚蠢的，主張中英兩國互設貿易機構﹔回到英國后向英國商界、外交界人士發表過演說，主張解除對中國的禁運﹔他還在《蘇格蘭報》發表了兩篇文章，介紹在中國的所見所聞，主要是談中國工業和農業的迅速發展情況﹔他曾兩次去美國講演，盛贊中國建設成就，並主張不應把中國排除在聯合國之外。

　　第二，謙虛自處，平等待人。訪華的外國朋友們，在會見泱泱大國的總理周恩來之前，心情往往有一些緊張。但是一旦見到了他談笑自若的風度，便立即消除了緊張心情。周恩來還常常向外國朋友們求教某些問題，征詢對某些事情的意見，對中國的某些工作做自我批評，都使在座的外國客人們如坐春風，不勝贊嘆周恩來的謙遜和平易近人。

　　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６日，周恩來會見了法國經濟代表團。在會見中，周恩來首先詢問了法國客人在中國考察參觀的情況，聽取他們對我國的幾處鐵路、橋梁建設的意見，並當場承認“我們趕工趕得太急了，這是我們的缺點”。周恩來然后仔細詢問了法國化學工業、水利工程建設、農業機械化等方面的情況，請客人們做介紹。周恩來最后表示願派中國技術代表團去法國訪問。這次會見和談話，沒有外交形式，雙方均無拘束，令法國朋友們非常愜意。

　　１９６４年５月１日，周恩來會見了墨西哥第一個訪華的貿易代表團。周對代表團說：“不論在現代和古代，墨西哥都有很高的文化。你們出土的文物可以証明，在幾千年前，你們和亞洲、非洲和部分歐洲的文化同樣古老。講到中墨兩國的經濟關系，我在年輕時還有個印象，就是墨西哥人平等待人……我小的時候，我們的銀元就是學你們，用的是銀幣……和你們的銀幣大概是等值的。你們的銀幣並不因為和我們的銀幣等值，就控制中國的經濟。這証明你們不是帝國主義國家，証明你們平等待人，從立國起就有良好的傳統，從一有經濟來往，就是平等的態度。這點我也是很欽佩的。”在談了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形勢后，周恩來又說：“我覺得墨西哥不存在種族歧視，尊重別人主權，這兩點非常值得我們欽佩。”聽了周的談話，墨代表團團長說：“閣下對美洲和墨西哥的問題非常熟悉。”周恩來說：“我一知半解。”團長說：“等於上了一堂大課。”

　　會見后，團長對貿促會負責同志說：總理平易近人，知識廣博，真是一個偉大人物。

　　第三，在對國際反華勢力的堅決斗爭中，爭取和團結外國人民和朋友。周恩來在對國際反華勢力的斗爭中，一是“后發制人”，伸張正義，做到“有理”﹔二是通過斗爭盡量爭取和團結外國人民和朋友，做到“有利”﹔三是“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做到“有節”。在斗爭中爭取和團結朋友方面，大家都熟知對日工作的許多事例。周恩來一方面多次指揮了對日本吉田內閣、岸信介內閣、佐藤內閣敵視中國言行所進行的堅決斗爭，另一方面也指導了我國各部門在上述歷次斗爭中爭取和團結廣大日本人民和各界朋友，把對反華勢力的斗爭與中日友好運動結合起來，推動中日關系向前發展。這方面的事例不勝枚舉，本文不再重述。這裡想披露另一樁鮮為人知的史實。

　　１９６２年１０月，貿促會代表團准備動身赴錫蘭首都科倫坡出席亞洲經濟討論會之際，國務院總理辦公室突然通知代表團負責人晚兩天離京。原來，周恩來即將從外地返京，要當面交待一項重要的使命。周回京后立即召見代表團負責人，要他到錫蘭后緊急求見錫蘭總理，轉達中國政府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不得不對印度入侵部隊實行反擊、但仍然希望與印度和平相處的立場，為此希望錫蘭總理出面居間調停，促成和平談判。第二天早晨，香港各報均以醒目大標題報道了中印邊界戰爭打響的消息。代表團負責人到達科倫坡后迅即通過中國大使，緊急求見錫蘭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班總理破例於清晨４時在官邸接見。班總理欣然同意接受了這一和平使命。后來，班總理果然在科倫坡主持了亞非６國的會議，為促進和平解決中印邊境沖突提出了具體建議，並寫信給周恩來轉達了６國會議的建議。周隨后復信班達拉奈克夫人，表示中國政府原則上接受科倫坡６國會議的建議作為中印官員會晤的初步基礎。

　　關於中國邊防部隊對印軍實行自衛反擊的這段歷史，是大家都清楚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開始自衛反擊戰之前，周恩來就已經考慮好了而后的行動方案，並預先請求友好的中立國家出面做調停工作，使印度反華勢力在軍事上、政治上都沒有佔到便宜。這一招棋，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罕見其匹。

　　第四，不忘老朋友。在貿促會的歷史檔案中，記錄著周恩來多次會見外國客人時主動提及他在日內瓦會議、萬隆會議和其他場合結識的老朋友，並請在座的客人回國后向這些老朋友轉致問候。如 １９５７年 ９月 ２６日晚周恩來在會見法國經濟代表團時，曾向客人們問到富爾夫婦、麥耶、孟戴斯·弗朗斯、皮杜爾等老朋友的近況，並請代表團團長羅希洛（法國參議院經濟事務委員會主席）回國后向這些老朋友轉達致意。１９５７年５月２日周恩來在會見比利時經濟學者訪華團時，曾向客人們打聽比利時原外交大臣斯巴克的近況，對團長范·奧弗侖（比經濟部辦公廳主任、教授）說：“我對斯巴克印象很深”，“在日內瓦會議時，朝鮮問題上，我們差一點就和解了，但是美國阻止了”，“請回去代問候一下”。１９７２年４月１６日夜會見中英貿易協會主席凱瑟克夫婦和保守黨議員小丘吉爾夫婦等人時，周恩來問及蒙哥馬利元帥的近況，請小丘吉爾再見到他時轉達對他的問候。１９７３年５月５日周總理會見菲律賓訪華貿易代表團時，請團長克拉維西拉（菲商會主席）回國后轉告##羅慕洛外長，作為老朋友，歡迎他到北京做私人訪問。周恩來一有機會就問候老朋友，這已成為他的一種習慣、一種外交風格，顯現了他一貫重視結交朋友、不忘老朋友的人品，同時也同初次見面的新朋友拉近了情感的距離。

　　１９７２年９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日本一些老朋友感到他們的“歷史任務”業已完成，今后將由日本政府和大企業來主導日中貿易，他們自己恐怕該“失業”了。周恩來注意到日本各民間團體的這種處境和心情，由是提出了“官民並舉”的方針，並用“飲水不忘掘井人”的古代格言提醒各部門要“不忘老朋友，歡迎（或廣交）新朋友”。在日理萬機的情況下，周恩來還不時地過問廣州出口商品交易會上日本友好商社的交易情況，要求做到不讓老朋友空手而歸。有一次還專門為日本友好商社延長了交易會會期，使許多日本老朋友們感念不已。

　　注 釋：

　　①、③、⑥周恩來：《我們的外交方針和任務》（１９５２年４月３０日），載《周恩來外交文選》。

　　②周恩來：《中日兩國人民要多多來往，為兩國關系正常化鋪平道路》（１９５６年 ６月 ２８日），載《周恩來外交文選》。

　　④周恩來：《希望法國採取同中國完全建交的方式》（１９５５年 １１月1日），載《周恩來外交文選》。

　　⑤本文引用的周恩來講話和談話，除注明出處的以外，都是從貿促會檔案的記載中摘引的，以下同。

　　⑦、⑧周恩來：《推進中英關系，爭取和平合作》（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２日），《周恩來外交文選》。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