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文革"后期排除干擾 推進對外經貿發展

　　林彪集團覆滅后，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他採取一系列正確的措施，糾正各個領域的“左”的錯誤，充分調動廣大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使國內形勢開始逐步好轉。在對外經濟工作方面，周恩來排除“四人幫”的干擾和破壞，抓住國際上出現的對我有利的外交局面，明確提出要學習外國、特別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長處，積極地推進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和貿易往來。在他的領導和組織下，我國較為成功地實施了對外引進的“四三”方案，對外出口工作也有了長足的進步，整個對外經貿工作呈現了良好的發展勢頭。這不但對當時國民經濟的整頓、恢復和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也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改革開放事業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抓住時機，強調學習外國長處，提出利用外資、開創“特區”的設想，積極推進對外經貿交流和合作

　　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在世界科技革命和發展大潮的沖擊下，原有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內部經濟協作體系逐步走向解體，代之而起的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日趨密切的經濟聯系和交往。一方面，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雖然在經濟技術領域還佔有很大的優勢，具有一定的發展潛力，但本身也潛伏著經濟衰退的危機，為了擺脫危機，尋求新的發展，它們迫切需要從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尋找新的商品市場、新的能源和原材料供應地、新的有利可圖的投機場所﹔另一方面，廣大的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也需要借助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資金來加快經濟的發展、增強國家的實力。因而，在世界范圍內開展平等互利的經濟技術合作和貿易往來，互通有無，取長補短，已成為發展經濟的客觀要求。

　　這一時期，國際上也出現了對中國有利的外部環境，美國為了改變自身在與蘇聯爭霸中的不利態勢，求得世界力量的均衡，急於改善同中國的關系。周恩來協助毛澤東適時地調整了中國的外交戰略，改變了中國在國際上所處的不利態勢。隨著中美關系走向緩和，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的恢復以及與日本、加拿大等大批西方國家的建交，中國對外關系出現了從未有過的新局面。這一切使得中國與外部世界，特別是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合作和貿易往來成為可能。

　　周恩來敏銳地抓住了這一歷史機遇，根據我國的具體國情，從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高度出發，明確提出了要學習外國、特別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長處，積極開展對外經貿交流和合作。

　　早在５０年代初期，周恩來就曾指出，在我們這樣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關起門來進行現代化建設是不行的。必須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開展廣泛的經濟技術交流和合作，①這樣，才能逐步趕上和超過先進國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由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我國採取敵視態度，實行經濟封鎖，我們主要是向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學習。但我們並沒有因此而停止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周恩來多次指出，資本主義制度我們不學，“資本主義生產上好的技術、好的管理方法，我們是可以學的”。②他積極主張打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關系，“我們跟西方國家改進關系，在政治上是和平，在經濟上是貿易。”③正是在這一精神指導下，我國政府利用一切機會和可能，積極開展與西方國家的經貿合作。從１９５２年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經濟會議上，中國代表團同西歐各國的與會人士就有關經濟技術合作問題進行接觸開始，到１９５７年，中國已同包括英國、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和荷蘭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世界上８２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經濟貿易關系，並同其中２４個國家簽訂了政府間貿易協定或議定書，每年都派出一些代表團前往這些國家參觀、考察，並進口了許多經濟建設急需的物資和設備。進入６０年代后，我國更是把對外學習和進行經濟交流的重點轉向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１９６３年６月，我國第一次從日本引進了當時世界上較為先進的維尼綸成套設備。此后，又從英、法、西德等資本主義國家進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礦山、電子精密儀器和機械等成套先進設備和技術，共８４項。④這些對我國的經濟建設和生產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

　　后來，由於受“左”的思想影響，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推行極左路線，他們攻擊向外國學習，引進先進技術，開展經貿合作是“崇洋媚外”、“爬行主義”，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人不願或不敢再提向外國學習，尤其是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與西方國家的經濟技術合作和貿易往來受到了嚴重影響。此時，盡管林彪集團已經覆滅，但這種極左的路線並沒有從根本上得到糾正。周恩來頂住壓力，重新提倡學習外國、特別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長處，積極推動開展對外經貿交流和合作。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６日，他在計委的一次匯報會上，嚴肅地批評了有些人以“左”派自居，隨便給人扣帽子，結果使得到歐美等國考察的幾個代表團回來后，不敢作報告談人家的長處，也不敢談我們的短處，他明確指出：“出國參觀、考察，就是為了學習人家的長處。”⑤此后，他在不同場合又多次指出，不能認為凡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東西都不好，不要以為我們什麼都能搞，要虛心向別人學習，學習人家的長處。

　　由於長期缺乏對外交流，我們對當時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最新動態和取得的成就，國際市場貿易往來的運作規律以及各方面信息都缺乏基本的了解，周恩來深知這種狀況嚴重地影響了我國對外經貿工作的正常開展。１９７０年６月２１日，他在接見參加中日民間漁業談判的有關代表時，了解到他們對有關的水產知識和市場信息知之甚少，就曾深有感慨地說，建國以來２０年了，收集的資料太少了，簡直沒有資格和人家談判。成了“關門主義”那還了得。⑥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４日，他在接見外貿部門的負責人時再次指出，廣交會是在我們被封鎖的情況下搞的，有很大的盲目性，如價格問題主要是缺乏調查研究，對國際市場的價格不太了解，有的是對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價格不加區別，這怎麼能做好生意呢？⑦“外交發展了，外貿也要發展”⑧。周恩來反復強調，要採取積極措施，改變這種不利的局面。１９７３年６月２９日，他親自接見了首次來訪的美國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長戴維·洛克菲洛，認真向對方詢問了作為國際兌換貨幣——美元的情況，談話中，他對美方提出的與中國銀行一起研究美國市場的第一手材料，並相互派代表考察對方的市場和需要的意見表示尤為贊賞，認為這是推動兩國經貿關系發展的一個良好開端。他說，發展雙方經貿關系，隻有“互相了解，才能提出意見和要求，不然盲目性很大。”他希望雙方進一步加強了解，找到在不同制度基礎上有利於雙方發展貿易的方法。⑨事后，根據他提出的銀行要研究國際經濟動態的指示，中國人民銀行恢復成立了金融研究所，開始對國際貨幣、金融變化趨勢，西方各國間的政治經濟矛盾，貿易與貨幣的矛盾以及緩和矛盾的辦法，美國的經濟狀況和國際收支狀況，甚至包括外國領導人，如尼克鬆、舒爾茨、德斯坦等的國情咨文、講話材料，都作了許多調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並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他自己也抽空查看這方面的材料，１９７３年３月２６日，他就向有關部門索要尼克鬆國際經濟政策委員會的年度報告。⑩以便及時掌握世界經濟發展的最新動態，作出必要的指導。

　　為了積極發展和擴大對外經貿交往和合作，周恩來還明確提出要勇於開拓，在實踐中採用國際上通行的貿易方式，特別是要敢於借鑒國外的一些先進做法。１９７３年在與美國大通銀行董事長的談話中，周恩來對中國銀行向大通銀行直接辦理互相匯款和支付旅行支票業務的這一國際通用做法就表示積極支持，他認為利用兩國的銀行來推動兩國間的經濟貿易發展是非常有益的。隨后，兩國銀行開始“辦了第一個交涉”。在這次談話中，周恩來還特別肯定了台灣嚴家淦利用外資做生意，搞貿易的那一套做法，他說：“他（嚴家淦）知道一些國家市場的需要，然后他在台灣搞加工廠，出口商品。比如，他知道在加拿大、美國、拉美、日本、歐洲市場上需要一些什麼商品，他可以加工，搞出來后花樣更新、色彩更好。引進美國、日本和其他國家的外資。進口原材料，然后加工，專門供出口。他還在台灣高雄劃了一個像香港一樣的自由港，不收稅。這樣，台灣的貿易額就大了。”１１根據他的指示，中國人民銀行積極開展了籌措外匯和利用外資工作，１９７３年籌措到的外匯資金就達１０億多美元，有力地支持了對外經貿工作的發展。興辦自由港，創立“特區”，雖然在當時的情況下難以實現，但他還是要求有關部門著手認真研究。１９７３年在國務院的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就曾半開玩笑地對李強說：“你這個外貿部長不如嚴家淦，人家在高雄搞了個出口加工區，把外貿發展起來了。”“我們過去沒有這個條件。現在情況變了，我們應當多想點辦法。”１２這一思想，對於改革開放后，我們創辦特區，擴大開放，是有深刻啟示作用的。

　　排除干擾，領導和組織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促進民族工業發展

　　周恩來高度重視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工作。他多次強調：技術引進工作非常重要，“這也是政治任務，是我們國民經濟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方面”，“有利於加快社會主義建設速度，贏得時間，多快好省地建設我們的國家。”１３ １９６９年，毛澤東提出國內要生產彩色電視機，周恩來責成計委組織攻關，攻關３年，見效甚微。在這種情況下，有關部門提出引進一整套電視機生產線的意見，得到周恩來的大力支持。根據他的指示，計委會同有關部門，把國內急需要引進的項目作了一次通盤研究和討論，於１９７３年２月正式向國務院提出了一個４３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和單機的引進方案，又稱“四三”方案。14這是建國以后第二次大規模的技術引進。

　　江青集團出於他們篡黨奪權的需要，竭力反對這次大規模的技術引進工作。先是江青到四機部講話，無中生有地說美國康寧公司送給中國彩色顯像管生產線考察團的蝸牛禮品是“污辱我們，說我們爬行”。一時間，由所謂的“蝸牛事件”引發的政治批判浪潮給有關部門和中央涉外單位帶來很大壓力。面對這種情況，周恩來當機立斷，指示有關部門，立即對這一事件進行調查，很快弄清了事情的真相：所謂的“蝸牛事件”，不過是正常的禮節往來，並據此提出了實事求是的處理意見，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使這場軒然大波暫告平息，從而把這一事件對引進工作的不利影響減少到了最低程度。但江青一伙並不死心，又制造了所謂的“風慶輪事件”，借機攻擊周恩來提出的立足於國內造船，並適當從國外買進一些船隻，以加強和發展中國遠洋運輸事業的方針，是“洋奴哲學”，是在推行一條賣國主義路線。這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周恩來和復出的鄧小平的堅決抵制。15在周恩來等人的堅決斗爭下，“四三方案”很快得到了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的批准，得以基本正常實施。

　　為了使引進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周恩來花費了巨大的心血，從項目的選擇，到工程的具體實施，他都親自指導。他認為技術設備的引進要從我國的具體國情出發，著眼於生產建設和經濟發展的急需，要實事求是，保証重點，不能隻看技術上是否先進，還要看它的經濟效果和是否適合中國的國情。當時的化肥生產，一直上不去，成為影響我國農業生產發展的一個重要制約因素，國家每年都要花費１０多億美元的外匯進口化肥，但仍然不能滿足需要。周恩來指示要把化肥技術設備作為這次引進的重點。最后，確定了進口１３套不同類型、適合不同地區，以天然氣或輕油為原料的年產３０萬噸合成氨和４８萬噸尿素的大型化肥成套設備裝置。這些設備弓進建設投產后，化肥的年產量達到５２４．４萬噸，基本上滿足了不同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需要，每年增產糧食達５００億斤。⑧“四三方案”中的其它引進項目，也幾乎全部都是我國工農業生產和經濟建設急需的項目。

　　在進行認真的項目選擇的同時，周恩來還要求有關部門做好設備引進后的配套工作，以使其盡快建成投產，發揮效益。要求在建設過程中，認真聽取和尊重國外專家和技術人員的意見。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大多數技術設備在引進后，都能很快地建成投產，發揮預期的投資效果。１３套大化肥設備引進后，到１９７４年就陸續建成投產，不但滿足了農業生產的急需，而且也隻用五六年時間就從利潤中收回了投資成本。１７

　　周恩來要求對於技術設備的引進，要有長遠打算，要在學習和利用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從而促進民族工業的發展。１９７２年２月，他明確提出“一學、二用、三改、四創”的八字指導方針。18就是說：“對引進的技術設備，必須加以研究，從仿制做起，進而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加以改進和提高。”１９７３年５月３１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對技術引進工作再次指出，從外國引進是輔助方法，引進來，不僅是模仿，而是要創新，這樣才能趕超。19周恩來這些指示的貫徹實施，不但推動了我國技術設備的更新換代和升級，同時也大大提高了相應的科研管理水平和生產能力。

　　立足國內生產，發揮自己的優勢，不斷提高產品的競爭力，擴大出口

　　“文化大革命”中，出口工作受到了很大影響。對外貿易從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６９年，連續３年停滯下降，１９６９年進出口貿易總額隻有４０、２９億美元，比１９６６年的４６．１４億美元下降了１２．７％20。為了扭轉這種不利的局面，周恩來進行了艱苦的努力。為確保我國對外經濟貿易的一個重要“窗口”——廣州出口商品交易會免受造反派的沖擊，他在百忙中抽出時間會見有關方面的代表，反復做工作。林彪集團垮台后，他不失時機地多次強調要搞好出口工作。１９７２年４月９日，他在廣州接見了參加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的各地區和各部門的代表，經詢問得知不少出口產品的質量和品種存在問題后痛心地說：“我們是以國內市場為主，國外市場為輔，但能夠出口的還要爭取多出口，我們的數量不大，質量這麼差，怎麼向國家交待？”“批判依靠外匯的思想，結果有的能出口的也不出口了。”21他要求大家採取一切措施，“一定要在‘四五’計劃中，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發展對外貿易。”他具體提出，首先要恢復、保護和發展工藝品的生產和出口。他說：“中國人民有傳統手工藝，時間長，要保持自己的特點。木刻、象牙刻，這些好的傳統很難學，帶徒弟要好多年才能培養出來，這個東西沒有人與我們競爭嘛！”“應該把土特產，手工藝搞上去。”“今年開始，每年都要提倡。”22有關部門隨后採取得力措施，迅速恢復和發展了手工藝品的生產。１９７２年９月，在北京民族文化宮還舉辦了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全國工藝美術展覽會，歷時達４個月之久。其次，他提出要加強管理，提高出口產品的質量。他要求有關部門對出口產品的質量要嚴格把關，對廣交會的全部商品要進行質量檢查，有問題的要撤下來，不好的不要擺。他還專門提到要做好產品的包裝工作。他在外貿部的一個報告上批示：“做好包裝工作。”后來成立了專門的包裝機構，負責對這方面的問題進行指導和管理，從而使出口產品的包裝有了很大的改進。23他還特別提出要加強對生產過程的管理，“產品質量不穩定，就是規章制度執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規章制度，好的工藝流程。”確保出口產品的質量。

　　“抓外貿首先要抓出口，抓出口首先要抓生產”，“外貿要促內貿，促生產。”24為了大力發展出口貿易，周恩來明確提出，要充分利用國內勞動力和部分產業優勢，採取靈活的方式，擴大加工出口。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從１９７１年開始，恢復了“以進養出”業務。五六十年代，隨著經濟建設規模的擴大，我國的出口貨源供應緊張，外匯短缺，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周恩來提出要向日本、英國等發達國家學習，採用“以進養出”的方式，擴大出口，增加外匯收入。從１９５７年開始，外貿部門有計劃地開展“以進養出”業務，從國外進口了一些急需的原料，然后加工產品出口。當年這方面的出口貿易額就達到了２．１億美元，到１９６３年和１９６４年，“以進養出”的出口額均佔當年全國出口額的３０％。25“以進養出”業務恢復后，做的第一筆生意是進口棉花加工成棉布出口。當時，由於國內棉花連年歉收，棉布供應緊張。而國際市場上是棉花價格低，棉布價格也偏高，因為美國等產棉大國受國內工資高的影響，棉布加工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進口棉花加工出口，是非常有利可圖的。外貿部門在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后，經國務院的批准，當年就進口了８５０萬噸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既為國家賺取了大筆外匯，也滿足了國內的生產和生活需要。在此基礎上，有關部門還先后進口了飼料、肥料、種子等養殖和農副土特產品加工出口，並進口了某些機械主件和零配件加工出口。此后，來料加工，定牌生產，中性包裝等靈活的貿易方式都逐步恢復和發展起來。隨著“以進養出”業務范圍的擴大，方式的增多，我國的對外貿易出口有了很大發展。直到今天，“以進養出”業務依然是我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方式。

　　為了從根本上推動對外貿易的發展，周恩來還提出，出口貿易要有大計劃，要有遠見，要進行基本建設。根據他的指示，從１９７２年開始，我國又陸續恢復和新建了一批出口商品生產綜合基地。早在６０年代初，周恩來就極富遠見地提出，對外貿易部搞出口商品生產基地和基本建設很有必要。為此，對外貿易部於１９６０年專門成立了生產基地局，由國家撥出專款，在海南島辦了“五料”（油料、香料、物料、飲料、調料）生產基地，並在其它地方建立了一批專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6經國務院批准，國家計委於１９７３年頒布了《出口農副產品生產基地和出口工業品專廠的試行辦法》，首先開始在廣東佛山地區試辦了第一個出口商品生產綜合基地，隨之又建立了渤海墾區生產基地和河南生豬生產基地，並在全國其它地區陸續建立了一些單項農副產品出口基地和出口工業品專廠、專車間。根據“因地制宜，發揮優勢”的方針，國家通過實行投放資金和給予優惠貸款等措施進行扶持，逐步形成了全國性的出口商品生產體系。出口商品生產基地的恢復和發展，在擴大出口貨源，形成和鞏固出口骨干商品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例如，中國長毛兔生產，１９５５年出口兔毛隻有４噸，通過專門生產，１９７５年則達到２１００噸，創匯１９４０萬美元。為了不斷擴大出口商品的生產，一些企業和單位還把“生產、使用和科研結合起來”27，通過深入地挖潛革新，提高深加工能力，研制和開發出不少新的出口產品品種，增加了我國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和份額。

　　堅持原則，維護國家利益，促進對外經貿事業健康發展

　　在積極加強和擴大對外經貿交流和合作的同時，周恩來還明確提出要堅持原則，維護國家的利益，防止為資本主義所利用和控制的思想，從而促進了對外經貿事業健康穩步地向前發展。

　　周恩來深知資本家惟利是圖的本性，經常告誡外貿工作的同志，既要機動靈活，又要堅持原則，在與資本家打交道時，一定要謹慎，以免吃虧。早在６０年代初期，一次外貿部同國外商人談判購買小麥，周恩來就及時指示，不要讓對方摸到我們的底，這樣，在同對方談判時，他們就不好滿天要價了。他特別要求在與外國廠商談判時，要進行多方實地的考察、詢價活動，既要讓對方賺取差價，又要在對方各個公司的相互競爭中，使我們買到價格較低的產品。“四三方案”的引進工作在執行中，很多項目就是按照考察、詢價、談判的程序在各個公司中分別進行的，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這次引進工作中，他多次強調在引進國外成套設備的同時，要注意進口配套的設備和零部件，尤其是要注意以技術為重點，一定要進口相關的技術資料和圖紙，以免事后被對方卡脖子。在談判進口一米七軋機時，李先念和陳雲都曾指出如果進口舊軋機，要防止人家實際上是在推銷廢鋼鐵。因此，先要派人去看清楚哪些設備能用，哪些不能用，並先准備好配件……要花大力量到外國去看和檢查拆卸裝箱。28對此，周恩來非常重視，於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１日作出批示：“同意先念同志的批示，並附上陳雲同志批注意見，交計委立即執行，隨時檢查。”２９在計委的督促下，有關考察團對此事進行了認真的調查和檢驗，保証了設備的順利引進。有關部門還根據他的指示，在這次總計引進的２２２項新技術和成套設備項目中，簽訂了２１６項引進專利使用權和關鍵技術的合同，佔整個項目的９７．３％，從而有效地避免了在以前引進過程中，由於沒有掌握關鍵技術，出現的若干項目工程拖期或生產不正常的被動情況，維護了國家的利益。

　　除了提出在經濟方面要防止資本家對我造成不利影響，維護國家的利益外，周恩來還多次指出要在政治上對此保持清醒的頭腦。他反復告誡從事外貿工作的干部要站穩立場，防止被資產階級思想所腐蝕。１９７３年，他在一個派代表團出國考察的報告中作出批示，不僅要求“一定要精選能夠學習考察一些知識，把經驗、先進技術帶回來的人去”，同時要求出國的人員不要受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引誘，專門講排場，不重實效，無所獲而歸。30他特別提出要把發展對外經濟關系與政治結合起來。他提出對外引進技術設備，不僅要看技術上是否先進，是否適合國情，還要把它與外交斗爭和政治斗爭結合起來，注意它在全局中的地位。他在國務院的一次引進工作會議上就提出：“我這個會議從來不討論單純的技術問題”３１ “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本方針，也是發展對外經貿關系的重要基本原則，周恩來明確提出，要從根本上維護國家利益，防止被資本主義所利用和控制，必須要堅定地堅持這一基本原則和方針。長期以來，周恩來反復強調，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學習外國的長處。但不要過分依賴外援，要把立足點放在獨立自主、自己動手的基礎上。建國初期，他就提出我們這樣的大國，不同於一般的小國，一定要獨立自主地建立自己的強大的民族工業和國民經濟體系，以免受制於人。１９７３年２月３日，他在給智利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的回信中，對智利出現債務危機，經濟陷入困境的狀況深表同情，表示中國要全力支持智利擺脫危機，但同時他也指出，擺脫危機的最根本的方法還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他說不少發展中國家都遇到過類似的情況。發展本國經濟，需要外援，但如果經濟不能立足國內，過多地依靠外援，特別是依靠大國的貸款，這是很危險的。32周恩來提出的這些思想，不但在當時產生了積極的作用，至今仍具有重要而深遠的現實意義。

　　在周恩來的領導下，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國的對外經濟工作得到了迅速恢復和發展。１９７３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達到１０９．７６億美元，１９７５年更是達到了１４７．５１億美元，分別是１９７０年的４５．８億美元的２．４倍和３．２倍。其中，１９７３年的出口額是５８．２億美元，１９７５年上升為７２．６４億美元，分別是１９７０年２２．６億美元的２．５８倍和３．０７倍。一方面，國外成套設備和技術的引進，促進了國內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尤其是冶金、化肥、石化等基礎工業的發展，為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和民族工業的振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外貿出口的迅速擴大，增加了外匯收入，有力地支持了先進技術設備的引進，同時也推動了國內 生產的發展。33

　　雖然，對外經濟工作中的這種良好發展勢頭並沒有能繼續保 持下去。隨著１９７５年底全國又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四人幫”一伙加緊了篡黨奪權的步伐，他們極力攻擊周恩來領導 的對外經濟工作是在執行一條賣國投降主義路線，但這並不能否 認周恩來提出的一系列富有遠見的戰略設想和措施的正確性，更 無法削弱其對我們確立新的對外經濟發展戰略，形成對外開放的 指導思想和基本政策所產生的積極影響。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注 釋：

　　①《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１８５頁。

　　②、③《周恩來外交文選》第１６０頁、第１５８頁。

　　④、20、 25、 26《當代中國對外貿易》上卷，第１５—１６頁、第３４頁、第２６頁、第１７８—１９４頁。

　　⑤、⑥、⑦、⑧、⑩、11、 13、 18、 19、 21、 22、 24、 27、 29、 32《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第５５９頁、第３７４—３７５頁、第５６４—５６５頁、第５１８—５１９頁、第５８５頁、第５７４頁、第５１８頁、第511頁、第５９６頁、第５１８頁、第 ５１８頁、第 ３６４頁、第 ５１８頁、第 ６２０—６２１頁、第 ５７７頁。

　　⑨《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６４２—６４７頁。

　　12 吳慶彤《發展對外貿易、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第７０６頁）。

　　14、 15、 16、 17《周恩來研究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３６０頁、第３６１—３６２頁、第３６１頁、第３６１頁。

　　23 周化民：《周恩來在外貿領域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財富》（《不盡的思念》第２６８頁）。

　　28《李先念文選》第２９８頁。

　　30 袁寶華：《周思來同志領導我們搞經濟工作的幾件往事》（《我們的周總理》第１４９頁）。

　　31 力平：《周思來與四個現代化的提出》以業績·方略·情懷》第１０頁）。

　　33《當代中國對外貿易》下卷，第３７０—３７８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