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舞會上教我跳秧歌舞的基本步法

　　1941年秋天，中國電影制片廠廠長鄭用之在家裡宴請客人，在座的有：鄭和他的夫人、葉淺予和我，還有郭沫若和一位周先生。我被介紹給郭先生和周先生。周先生坐在我右邊，郭沫若坐在我對面。我告訴郭先生，我回中國前在倫敦遇見遠房表兄陳伊范，他說我回中國后必須接觸的第一個人就是郭沫若。當時重慶在國民黨統治之下，我推想在我右邊坐的周先生一定是一位國民黨，我就有意無視他，而注意郭沫若。但是，我漸漸發現坐在我右邊的人是一位舉止優雅，漂亮和有教養的人，他面頰上濃密的胡髭很好看，透出一派紳士的氣質，於是引起了我對他的注意，不時從他左面注視他，可是，我當時還是認為，他是一個國民黨。

　　當晚我們回到家，我愛人對我說的第一件事是問我：“你知道宴會桌上靠你右手坐的是誰？”我答：“一個國民黨的周先生。”他聽了我的回答大笑起來，笑完他說那就是周恩來。多麼令人高興和震驚！可我當時在餐桌上卻盡力無視他，我為自己的失禮而懊悔。不久，我應鄧穎超大姐之邀前去看她，我向她講述了我嚴重失禮的笑話，鄧大姐聽后笑起來。

　　宋慶齡的秘書廖夢醒與我在香港相識后成為終生的朋友。夢醒在1942年春天從香港來到重慶以后，時常帶我到八路軍辦事處去，我成了八路軍辦事處的常客，還交了許多朋友，如我羨慕和尊敬的龔澎、張曉梅等。辦事處大約每星期六晚上都有舞會，那時，我已經和周恩來和鄧大姐熟悉了。周恩來在舞會上教我跳秧歌舞的基本步法，還把從延安帶來的大生產運動中競賽的贈品轉送給我。有一次鄧穎超給我一些淺灰藍色羊毛制品，我用來做了上衣和夾克，她還把她在延安穿著工人服的照片送給我。有一次，我去他們家時，正遇上周恩來在發脾氣，這是我看到的僅有的一次。但當鄧大姐告訴我他發脾氣的原因時，我也被國民黨特務的卑劣行徑激怒了。我想脾氣再好的人，遇上這種事，也會發怒的。事情是這樣發生的：國民黨特務不僅用機關槍對著周恩來和八路軍辦事處住地的前門，而且工作人員都要持特別通行証才能出入，每次外出必須隨身攜帶。幾天前一位工作人員出去買吃的，沒有帶特別通行証，被國民黨逮捕了。恩來停止手中的工作，奔走三天，才把這個工作人員營救出來。但是不久，還是這個工作人員，又因同一原因被捕了。這就是周發火的理由。誰能責備他呢？

　　為了擴大抗日統一戰線，周恩來在重慶同各種各樣的藝術家廣交朋友。他和鄧穎超時常來看我的演出，對我是一個很大的鼓勵。新華日報社舉行秧歌舞表演時，我也被邀參加了。我對他們表演的秧歌舞劇《朱大嫂送雞蛋》很感興趣，為他們做了舞蹈編導。從1944年秋到1947年我一直領導育才學校的舞蹈組，后來我才知道育才學校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

　　1949年人民解放軍開進北平城時，我正在城裡，當毛主席和其他領導人到達時，我有幸以進城民主人士身份去歡迎他們。很快，我就參加了華北大學三部（現在的人民大學），任舞蹈六隊隊長。在華北大學，第一件事就是創作並參加演出“人民勝利萬歲”，我們全心全意地以音樂歌舞來贊頌中國共產黨，贊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領導同志。1954年，周恩來從印度和緬甸訪問回來，讓我們組成“中國文化代表團”作為中國人民的友好使者到這兩個國家進行友好訪問、演出，以后他到印尼參加萬隆會議回來，又讓我們團不要解散，再做一次印尼之行。那裡的華僑說，在他們一生中發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周恩來的訪問和“中國文化代表團”的訪問。代表團訪問萬隆時，參觀了會議大廳，我們還輪流去坐了坐周總理在那次歷史性會議中坐過的椅子。

　　在我們訪問這三個國家之前，周總理向我們交代的任務是廣交朋友，尋求友誼，要我們必須尊重東道國的人民，向東道國的人民學習。同時他說，各國的文化有各自不同的標准，有的比較先進，有的可能差些，但我們同樣要向他們學習。訪問中，我們按照周總理的指示虛心地向東道國人民學習。對此，緬甸的音樂家很感動。他們說緬甸民族的和傳統的音樂正趨衰落，中國的音樂家能主動地向他們學習民族的樂器，這將促進他們民族文化的發展。我們在這幾國訪問，都受到真誠的歡迎和盛情款待，幾國的領導人都招待了我們。這不僅是因為我們來自人民中國，而且體現了他們對我們杰出的總理的尊重和崇敬。在印尼的巴厘訪問時，正遇上當地時局動蕩，不很安全，周總理專門打電報，要我們作到“安全第一”。體現了總理對我們文化工作者的深切關懷，使我們深受感動。

　　回國后，我們匯報了訪問印度、緬甸的情況和學習、研究印尼舞蹈的成果。正是這次訪問、學習導致后來在北京舞蹈學校內創建了東方舞蹈班，並由我兼任班長和指揮。這些都是周總理親自批准的。當時，我們還從印尼的巴厘聘請了舞蹈和音樂教師。若干年后這個研究班發展演變成現在的東方歌舞團。

　　北京舞蹈學校創建於1954年，那年蘇聯芭蕾舞團正在北京演出《天鵝湖》和《巴黎聖母院》。周總理看后問我：“我們學演《天鵝湖》要花多長時間？”我回答：“至少5年。”但實際上我們僅用了4年時間。

　　“大躍進”以后，我國國民經濟進入困難時期，財政緊縮，很多建設項目不得不下馬。但中央芭蕾團的舞廳建設項目與人民大會堂和民族宮一樣，得到特許，繼續建下去。這種特許是周總理關懷的結果，我們非常感謝周總理。

　　當年上演的場面壯觀的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曾得到周總理的多方關懷和具體指導，人們都親切地稱他為“我們的總導演”。當時周總理為了不讓芭蕾舞團的學習和排練受干擾，沒有讓我們團參加《東方紅》的演出。當芭蕾舞團需要一位樂隊指揮時，他考慮把黎國荃調給我們。事實上，凡是我們需要的，而我們自己又解決不了的，周總理都幫助我們解決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很多人都關心我的處境，當看到我被批斗的艱難情景時，都勸我說：“你為什麼不給周總理寫信？”我總是回答：要他操心的事夠多了，我怎能再去打擾他。后來，我聽說當時的外交部長喬冠華打聽我的處境，關心我的情況。當時我猜測，這不會僅是喬冠華同志關心我，必定與周總理有關，很可能是周總理在過問我的處境了，因為我肯定周總理一定會關懷那些似乎已失蹤的所有的藝術家。

　　總理逝世時我正在廣東從化溫泉，同所有中國人一樣，我象失去了自己的父親一樣地悲痛。實際上，我自己的父親逝世，都沒那樣深地影響我。

　　后來宋慶齡送給我一張周總理和鄧穎超的像片。她告訴我，這是總理健在時和鄧大姐在一起照的最后一張照片。這張像和意大利攝影家在醫院給總理拍的那張像成為我的珍寶，始終收藏著。

　　周恩來是一個卓越非凡的人，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凡是有幸見過他的人，都由衷地敬仰他，稱頌他，懷念他。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