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對我的關懷與保護

　　在十年動亂中，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在斗爭錯綜復雜、自身處境十分艱難的惰況下，竭盡全力地保護了一大批老干部、知名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每當我讀到這方面的回憶文章時，內心深處便涌起對周總理深深的敬重與懷念。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遭受沖擊比較早的地方領導干部之一。從受沖擊，被打倒，到重新工作的大約十年時間裡，周總理曾三次指示把我接到北京保護起來，三次與我面談，還有五次在關鍵時刻通過各種途徑指示有關同志對我採取保護性措施。如果沒有總理的保護以及許多同志的幫助，在無法無天的運動沖擊下我能否生存下來，能否繼續為黨和人民做一些工作是很難預料的。

　　1966年夏秋之交，西安發生了學生與工人沖突事件。青島市三所大專院校的部分學生要求赴西安聲援，他們不僅不聽市委勸阻，反而沖擊市委，批斗市委、市政府領導干部，引起工人不滿。8月 25日雙方發生了沖突。當時我是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兼濟南軍區第一政委。省委確定由我帶領調查組前去處理。行前我向周總理電話請示，他同意由我親自出面處理，做好雙方的工作，並指示“不准沖擊市委。打干部不對，要制止”。我於27日到青島，經過三天調查處理，事態有所緩和。我即返回濟南向省委匯報。但是緊接著，學生大規模批斗張敬濤等一批干部，工人們看不下去，兩邊又沖突起來，而且愈演愈烈，如不及時做好工作，有發生大規模流血事件的可能。干是我再次去青島。這一次雖做了許多工作，但這邊的工作剛有眉目，那邊又鬧了起來，反反復復。隱約間我發現似乎有人在暗中策動嶗山縣農民進城，火上澆油。在此緊張氣氛中，我向周總理報告說，以省委名義已很難開展工作。總理考慮為便於開展工作以及保証我的安全，電話指示要我“穿上軍裝，以濟南軍區第一政委名義出面做好雙方的工作”。我按照總理指示穿上軍服，繼續做雙方工作，同時向毛主席、黨中央發電報力主不要讓農民進城，要回鄉抓革命促生產。黨中央和毛主席很快做了批復，並通報各省、市、自治區。這樣，到了9月初，緊張形勢得到緩和，制止了流血事件發生。

　　誰料一波稍平一波又起。1966年11月初，學生要求參加省委為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召開的全省三級干部會議，勸阻無效，學生沖擊會場，並押我上北京，這就是濟南的“11·3”事件。同去的有許多學生，中途在德州停下等待獲准進京，第三天才到北京。接待站安排我和紅衛兵住在國家經委禮堂。剛住下紅衛兵即向中央提出幾點要求：（1）要求在天安門廣場召開10萬人大會批判譚啟龍﹔（2）要求在京游行（即游街）﹔（3）要求撥給經費和兩輛宣傳車。對此，周總理作了明確答復：（1）10萬人大會不能開﹔（2）游行不能搞﹔（3）委托陶鑄、譚震林同志出面處理。陶鑄、譚震林同志按照總理指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紅衛兵代表，我也參加了。會議商定在國家經委禮堂開一個“批判反動路線大會”，陶鑄、譚震林同志指示不准武斗，要謝華同志在場做監督，並明確指出，“譚啟龍同志我們了解，沒有什麼大問題，是個好同志”。會后有的紅衛兵見了我也稱起“同志”來了。這次事件，在周總理、陶鑄、譚震林等中央首長的直接干預下乎息了。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往后的事愈演愈烈，在一片“火燒”、“炮轟”中，省委已不能進行正常工作。12月18日，王效高為首的青島造反派把我及省委調查組主要成員押往青島。他們的策略是一面把我困在青島，一面組織力量去濟南奪全省大權。這樣，我便在青島一直被關到1967年2月3日。2月7日我被押回濟南，向“革命委員會”履行“報到”手續。此后，我被關押在山東醫學院的教學樓，睡了兩夜的課桌。第三天晚上10點鐘，楊得志司令員派人來接我，車開到軍區五所，未做停留，當即換車直達飛機場。這時，來接我的軍人才告訴我：“周總理打電話給楊司令，指示把你從造反派那裡接出來，負責護送到飛機場。明天早晨7點派飛機來接你。”接著安排在機場就餐、洗澡。次日晨7時，飛機准點起飛。到京后，我住進了京西賓館九樓的套間。

　　在京西賓館由中辦工作人員負責與我們這一批各大區及各省、市、自治區被保護在北京的部分書記的聯絡工作，例如送文件、看病、通知親屬探望等等，時間長達兩年之久。

　　當時，江華、江渭清、張體學等同志已被接來北京。不久，葉飛、楊尚奎、劉俊秀等同志也陸續來了，都住在九樓。我們這些老同志碰在一起，就互相擺龍門陣，“交流”戴高帽子、坐噴氣式的“經驗”。其間，李先念、譚震林等領導同志來看望我們。譚震林同志還詳細地詢問我們挨斗的情況，並說他要向毛主席打個報告。后來這篇報告竟被“四人幫”誣為“二月逆流”的一條“罪狀”。

　　王效禹為了把我要回山東進行批斗，耍花招欺騙周總理說，山東開了一個很好的會，地委書記、廳局長都參加了，有一部分干部能解放出來，希望叫啟龍同志回去聽聽意見，做個檢討，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1967年4月24日下午4點多，電話聽筒裡傳來周總理親切而清晰的聲音：“是啟龍同志嗎？有個事同你商量。王效禹提出，山東省革委正召開地市委書記及廳局長會議，要求你回去參加這個會議，聽取意見，亮亮相，你看怎麼樣，能去吧？”我立即回答總理：“我回去沒有問題，聽中央決定。”總理聽后說：“那好，你去吧。有什麼困難？”我略思索一會，想到回去之后，難以預料會發生什麼事，心中升起渴望見總理一面的念頭，於是說：“別的沒什麼，只是要求走之前能約個時間見見您，哪怕5分鐘也行。”總理當即回答：“那可以，晚上12點到我家裡來。”放下話筒，內心激動不安，一會兒想見到總理該談些什麼呢？得有個准備﹔一會兒又想起全國奪權浪潮洶涌，局面很亂，總理日理萬機，要抓生產，要保護老干部，又要應付造反派無休止的糾纏，這時去佔用他寶貴的時間，太不應該了。

　　深夜12點，我准時到達周總理住處--中南海西花廳時，總理還未回來。見到鄧穎超大姐略談一會，待鄧大姐去休息了，我繼續等待。凌晨兩點，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紅衛兵后回來了，看上去很累。握手問候后，總理問我的身體和年齡，我回答53歲，身體還好。總理說，“那好啊，你還可以工作20年”。總理談到“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時說，“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原打算明年搞出個眉目，現在情況比較復雜，很難說，要有長時間的精神准備。原來設想社會主義革命比民主革命能少花一點代價，現在看來不一定。

　　接著總理便談干部問題。他說，全國干部問題還解決不了，站不出來。據王效禹講山東形勢很好，你去聽一聽也有好處，對於解決干部出來工作的問題，山東做法也可能是一條路子。他還講，這幾年華東形勢不錯，工農業生產搞得比較好，對國家貢獻大。原來設想華東干部出來工作好解決一點，現在看也不行。

　　回去以后怎麼辦？總理交代主要是聽取意見，不要隨便表態，不要講自己的成績，先否定自己，多做些自我批評，承認自己有錯誤，成績讓別人講。他舉例說，有位同志做檢查，擺了自己很多成績，效果就不好。

　　總理對我怎樣回去也做了具體安排。他告訴我：“我已通知王效禹，明天早上你和王效禹、楊得志同志坐同一架飛機回濟南。我已交代他們回去后隻准提意見、批判，不准搞武斗，不要圍攻。”

　　談著談著，兩個小時過去了，時針已指向凌晨4點，窗外天色已微微泛白。為了讓總理早些休息，我趕緊告辭。總理送我到客廳門口，我請他留步。但總理卻說他還要到院子裡走一走。總理與我一起穿過院子，一直送我到門口。臨上車前，他握著我的手又交代了一句：“回去后有什麼困難，可以給楊得志同志寫條子。”

　　總理看著我上了車。車子啟動了，透過車窗還看得見總理性立著的身影。破曉前的夜色籠罩著他的全身，使我感受到他雙肩承受著的那種沉重壓力。

　　兩天后，我懷著一顆沉甸甸的心飛回濟南。

　　楊得志同志因軍委開會沒有返濟，我與王效禹同機。一下飛機，早已布置好的8輛大卡車押送我游街到南郊賓館，下車后即逼我下跪批斗。當晚又在南郊賓館俱樂部開批斗大會，在一片“打倒”的口號聲中，我被挂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牌子。開完大會從會場回住處，一路拖了我幾百米，不斷有拳腳偷襲過來，我的肋骨被打傷。從此之后，大小會批斗天天不斷，甚至三五人闖入我的房間，扭住便斗。這種行動后來被革委會的軍隊代表聞知，出面制止才略有收斂。

　　批斗持續到５月初。由於王效禹等人忙於策劃所謂“沖擊省革委會”事件，挑動派性斗爭，負責我安全的同志，才設法把我轉入省立第一醫院休息了２０幾天。由於形勢很亂，安全沒有保証。他們商量后，與中辦同志通了電話，報告了我在濟南的情況。幾天后，回電話說，經請示總理，同意譚啟龍同志返回北京。

　　當時，被保護在京的地方負責干部大約有２０余人，已由京西賓館遷至中直招待所。住在裡面的老同志可以看文件、報紙，有的由子女或秘書陪伴，可以串門子，互相往來與交談。

　　我住進中直招待所不久，該住處就受到紅衛兵兩次沖擊。一次是四川造反派“紅衛兵成都部隊”沖進招待所，把李井泉、程子華、廖志高、楊超等四川領導同志劫走。總理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一個加強連從中南海趕來加強守衛並與造反派交涉，令他們立即放人。另一次是武漢事件爆發后，所謂“北航紅旗”越牆沖進院內，把張體學、張平化、葉飛同志劫去批斗。當晚總理令其立即放回，並指示剩下的人轉移到中南海暫住一夜。第二天我們回到中直招待所，當天夜間有車帶我們在北京城裡兜了幾個大圈子后轉移到一個秘密地點。從那時起，除了有關同志照顧我們的身體和傳遞信息之外，我們與外界完全隔絕了。與我同室住的老同志先后有王其美、程子華、黃火青同志。有一次我發燒去中南海醫院看病，才知道我們的住地是南苑機場辦公樓。我在南苑機場住了三個多月后，形勢進一步惡化。康生及王、關、戚對我的問題一再升溫，並向周總理施加壓力，再次要我回省接受批斗。

　　我回濟南前，總理派人向我轉達，隻去兩周時間，東西不要帶回去。並向王效禹交代：隻准文斗，不准武斗。然而，王效高大要兩面派，當面答應總理，回到濟南，對我批斗更凶了。除了大會批斗之外，小會輪番斗，不時被一群群的人拉到黑暗的小房間飽以拳腳。我終於被打成了重傷，躺在床上不能平臥，隻能長時間地趴著，經常嘔吐黃水。這次王效禹等造反派是下了決心的，“政治上斗不垮，就把身體斗垮”。那時大會小會批斗我倒不怕，就怕被人拖進小房間毆打，萬一發生不測，造反派反咬一口說“畏罪自殺”，就什麼事都說不清了。因此我下決心一定要向周總理報告。

　　在有關同志的幫助下，我與大兒子見了一面，要他代我寫了一封詳細的信，通過中辦同志轉交給周總理。

　　這封信很快到了總理手中。總理讀后，即打電話給王效禹，責問為什麼打我。當王抵賴時，總理嚴厲地批評了他。后來在一次會議上總理又當面批評他：“你們不按我交代的辦，這種做法是不對的，錯誤的。”

　　為了確保我的人身安全，總理具體指示楊得志同志派部隊保護我，楊司令立即下令派了一個班對我監護。每次批斗時，均有兩個戰士陪同，站的時間長了，戰土拿個凳子讓我坐著聽。由於總理有了明確的指示，楊司令等軍區領導堅決執行，在戰士的具體保護下，武斗被制止了。此后，在濟南重點大企業、大專院校及省級召開的各系統批斗會上，沒有再發生武斗。

　　但是，王效禹仍以“態度不好，群眾通不過”為由，拒不放我回北京。同時，背地裡加緊追查是誰向總理報告的。在查不清的情況下，給我扣了一頂“誣告造反派”的大帽子。從此，我一直被關押在山東。直到１９６８年１２月毛主席、周總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再一次提到我之后，王效禹無法向黨交代，才不得不對我解除隔離，轉移到南郊賓館，開始允許親屬探望，一直到“九大”召開。

　　回想這一段經歷，如果不是周總理出面制止並指示楊司令派部隊對我監護，武斗的事態發展下去，我能否活到現在，確實是難以預料的。在這一時期，許多同志在困難的處境下幫助我，也是令我難以忘懷的。

　　１９６９年４月，黨的“九大”召開之際，我注視著大會的進程。４月２４日夜，廣播了“九大”主席團新聞公告及九屆中委名單。在候補中委的一長串名單中，居然聽到了我的名字，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那天晚上，我懷著一種驚訝、興奮加上各種問號的難以名狀的復雜心情，徹夜難眠。毛主席、周總理的各種指示與他們的形象交織在一起，一幕幕地呈現在眼前。

　　過了一天，黨中央派飛機先到南京接張才千同志，再路過濟南接我去北京，參加九屆一中全會。會后，在五一節晚上觀禮時，我被周總理帶到天安門城樓休息廳見到了毛澤東主席。主席、總理都問：“你身體好嗎？”我回答，感謝主席、總理的關懷。后來，決定我留在北京新華印刷廠參加勞動鍛煉，接受“再教育”。

　　當時被保護在京的各地老干部已分散進入８３４１部隊主管的“六廠二校”。在新華印刷廠我見到了楊尚奎、霍士廉等同志。葉劍英元帥也不時來廠裡勞動，見到我還關照“令后可以到我那裡去看文件”。鄧穎超大姐也每周來廠一次。她每次來廠都來看望我，並帶來了周總理的關懷。鄧大姐是１９３２年我在瑞金馬列學院時的老師，所以見面時我常稱她為“老師”。她要我把在廠裡學習、勞動的體會寫下來，呈送給毛主席、周總理。這樣的報告一共寫了三個。每次鄧大姐都轉告我，總理看了報告，很高興，並且鼓勵我“再來一個”。有一次，大姐問起我愛人的情況，得知她尚未“解放”，仍在農場勞動后，報告了總理。在總理的關懷下，總理辦公室打電話向楊得志同志詢問，楊司令很快組織人進行復查“解放”，並派人送她來北京。

　　１９７０年６月份，總理約我去談分配工作的問題。總理首先詢問了我在工廠的情況。當他聽說我愛人已來到北京住在中直招待所，我每天坐公共汽車上下班，來往於工廠與招待所之間，認路、買票已不成問題時，總理爽朗地大笑，說道：“你現在自由了，要是在濟南就沒有這麼自由。”接著總理說：“現在有三個地方要你去：一個是山東楊得志、袁升平要你回去﹔一個是河南省﹔還有一個福建韓先楚同志也要求你去工作。主席說，不回山東了，換個地方好，考慮到韓先楚同志要求很迫切，決定你到福建去協助他工作。”同時還具體指示：（１）看文件﹔（２）檢查身體﹔（３）離廠前與工人開個座談會。我照辦了。座談會開得很融洽，許多工人師傅都流了淚。軍宣隊、廠黨委將工人座談的情況向中央寫了報告，總理看了很高興，說：“評價不錯。”

　　這樣，我便被分配去福建省擔任省委副書記、省革委副主任。走之前，鄧穎超大姐到中直招待所看望我們並贈言：“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堅持黨的三大作風。”並說：“堅持就是勝利。”

　　依依惜別總理、大姐，轉向南下征途。我反復回味著總理的指示及大姐的贈言，決心把它當做指引我一生的座右銘，決不辜負他們對我的殷切期望。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