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取一分鐘時間，就多做一分鐘工作”

　　在周恩來同志波瀾壯闊的偉大一生中，處處體現了他對祖國對人民的無限忠誠，事事貫注了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精神。黨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革命工作第一，是他考慮和處理一切問題的出發點。

　　我曾有幸跟隨周總理工作十來年，深為他的一心為公，奮不顧身的高尚品德和優良作風所感動。從他的一言一行中受到終生難忘的教益。這裡，僅就回憶所及，記下他無數感人至深的事跡的點滴，與大家同溫他的諄諄教誨，共同緬懷他的偉大品格。

　　一、爭取一分鐘時間，就多做一分鐘工作

　　周總理曾對身邊工作的人員說：“我們老了，為黨工作的時間不多了，爭取一分鐘時間，就多做一分鐘工作，要搶時間工作才行啊！”他不僅晚年在爭分奪秒、忘我工作中度過，而且一生都是這樣工作的。一年３６５天，周總理的工作日程總是排得滿滿的，往往一項工作沒完，約談別的工作的同志已經在等著他了。他夜以繼日，日以繼夜，一天要精神高度集中地工作十七、八個小時。

　　總理常常晚上十一、二點鐘才開完會或接見完外賓，回到辦公室，還有很多文件，有些是特急件等著他審批。雖然他已很疲倦旭還是以高度的責任感和驚人的毅力堅持工作，發困時就擦點清涼油提提精神，實在太困乏了，就用溫毛巾擦擦臉。身邊的同志勸他早點休息，他卻說：“有那麼多工作等著我辦，我怎能去休息呢！”有一次，他在夜間見外賓，結束時外賓問他：“該休息了吧？”他說：“我的工作才開始呢。”幾十年來，總理保持夜晚工作的習慣，因此晒太陽的時間比一般人少得多，長期下來怎能不有損健康呢，可是他好象從來沒有這樣想過，而是隻講夜間工作的好處：安靜、效率高，可以與白天工作的人流水作業，處理問題及時。他很少能睡上五、六小時的整黨，就是這樣短的睡眠時間還常常因為一些緊急工作而被打斷，真是“三更未眠五更起”。聽說１９６８年胡志明主席來中國治病，向總理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他能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兩小時。總理回答說：“我做不到。”胡主席說：“打一半折扣，每天多睡一小時吧。”總理說：“盡量做到。”后來事實証明他並未做到。

　　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周總理的工作日程總是排得那麼滿，工作效率總是那麼高。１９５４年，他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了新中國成立后參加的第一個重大的國際會議--日內瓦會議。我做為代表團的工作人員隨同前往，幫助總理做秘書工作。由於當時會內會外的斗爭極為復雜，中國代表團的每次發言，每個細小的反映都為各國代表團和世界輿論所關注。因此，在整個會議期間，周總理每天都要親自掌握會議進展情況，大量閱讀外電報道，了解世界輿論的反映，及時召集代表團的內部會議，匯報情況，分析形勢，討論和制定對策，一切大事他都要親自決策，並在每天夜間親自口授電文向中央匯報請示。電文由我整理出來送他審改批發，常常要忙到凌晨三、四點鐘。同時，會議期間他還要頻繁地開展會外活動，與各國代表團廣泛接觸，進行耐心的交談。他不僅同一些大國代表團進行了交往，還拜訪了幾個小國代表團，甚至找了南越的保大代表團成員談話做工作。總理在會議期間廣交朋友，把統戰工作與外交工作緊密結合起來，收到很好的效果，《華盛頓郵報》反映說：“周總理通過日內瓦會議會內會外的大量工作，消除了當時國外一些人頭腦中一個‘好戰的’中國的印象。”此外，總理與英國外交大臣兼副首相艾登舉行了多次談判，達成了中英兩國在北京和倫敦互派代辦的協議，創造性地建立了半外交關系。總理還會見了一些國際知名人士，如電影藝術家卓別林和加拿大友好人士朗寧等。請卓別林觀看《梁山伯與祝英台》，征求他對該片的意見。

　　６月下旬日內瓦會議休會期間，別國代表團團長休假去了，周總理卻抓緊時機，冒著酷暑，風塵仆仆地訪問了印度和緬甸，簽訂了中印、中緬聯合聲明，共同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然后又趕回國內，與當時在我國休假的胡志明主席討論印支問題。

　　７月下旬總理從日內瓦開完會回國途中，順道訪問了民主德國。在柏林，為起草接受洪堡大學的榮譽博士的講話稿等忙得一夜未睡，上午１０時又去接受榮譽學位。

　　他出席日內瓦會議前后近３個月，從未抽空去游覽有“世界公園”之稱的瑞士的名勝古跡，不在因公外出時游玩是他的一貫作風。他說過，他早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始終沒顧上去游覽巴黎的埃菲爾鐵塔。

　　１９６３年底到１９６４年初總理進行了歷史性的亞、非、歐十四國之行。１９６３年的除夕，計劃到阿爾巴尼亞休息，但到達后，又不顧長期旅途疲勞，參加了當晚的宴會、晚會和會見工人代表等五項大型活動，直到次日凌晨兩點才結束。一清早總理又起來同正在干活的阿方清潔工、警衛戰士、司機親切握手，祝賀新年了。在這次出訪中，他不慎摔傷了右手，本應上藥包扎，但他考慮到訪問工作的需要，不讓包扎，一直忍著手疼與外國朋友握手，隻在臨離開阿爾巴尼亞時，才告訴我使館的同志們，因手傷不能與大家握手告別了。

　　在國外工作是如此緊張，但總理說，“出國對我來說是個休息”，因為隻干這一件事。平時在國內，要操勞幾億人口大國的方方面面的大事，更費心血。他曾說：“我是總理，要負全面的責任，上對中央，下對群眾，不多管一些怎麼行呢？”

　　新中國剛成立的最初幾年，總理兼任外交部長，他每周有一個晚上到外交部去辦公，與各司處長以上骨干開會，分析形勢，研討政策，有時還傳達中央的指示。由於太忙，常常要夜晚十一、二點或更遲才能到外交部，一直談到夜裡兩、三點鐘，甚至天亮。周總理就是這樣爭分奪秒地為人民工作了一生，正象他自己常說的：“我們要象蠶一樣，盡力吐絲，直到生命止息，春蠶到死絲方盡嘛！”

　　二、絕不能不負責任，草率從事

　　周總理對黨和人民的事業具有高度的責任心。他總是站在全黨全國的高度，從全局、從整體利益來考慮問題，對工作極端負責任，一絲不苟、精益求精，容不得任何粗枝大葉、拖拉推諉的工作態度，對那種“大而化之”的作法，他多次提出評批說“這是不許可的”。他經常告誡身邊工作的同志“絕不能不負責任草率從事”。他不僅以身示范，為我們做出表率，還時刻對我們提出嚴格的要求。

　　為了一刻也不耽誤黨和國家的大事，他常對我們秘書說：“不要怕我忙嘛，有急事就隨時找我。”他要求有急事必須立即向他報告，即使在他休息或接見外賓時，也得寫條子報告，秘書報來的急事他總是馬上就看，必要時當場批示處理。因此，他掌握情況和處理問題都非常及時，有時掌握情況比主管部門領導還快。

　　有一次，我收到一份急電，沒有立即送去。總理晚上批閱文件時看到這份電報，馬上把我叫去，問為什麼沒有立即送他閱。我答：電報來時總理正在休息。他不滿地問：“是革命工作重要，還是休息重要？”他總是以對黨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去爭取時間，掌握工作的主動權和最有利的時機。

　　如果由於秘書疏忽、懶散，沒有及時辦好交辦的事，他就和善而嚴肅地問我們：“你們比我還忙啊？”“你們隻管一方面的事，為什麼還辦得不及時呢？”

　　對於辦案，他要求抓住重點，掌握案件的重要情節，弄清來龍去脈和問題的實質，找出解決問題的關鍵，做出簡明扼要的匯報。如果由於我們沒有認真加工就把文件送他批，一經發現，常常是把文件打回去重辦，甚至把主辦部門找來，當面告誡：絕不能不負責任，草率從事。如果由於我們想當然，不去查清，甚至想打馬虎眼，把文件送給他，也絕逃不過他的眼睛，他會說：“這點你為什麼不查清？趕快去查！”我們向他匯報工作，回答問題，如果說：“不知道，”他不責備﹔如果說“也許”、“大概”之類的話，就要挨批評。他要求能向他提供最新的准確情況，並能及時無誤地傳達他的指示，辦完后一定要向他回報：此事已辦妥無誤。這樣，他才放心。

　　總理要求秘書在經手辦案時，能發現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如果我們沒寫什麼意見，他就問：“你的意見呢？”他要求我們多動腦筋，做造創性勞動，不要隻做技術性事務性工作，要能幫他出主意，提政治性、政策方針性意見。他有時故意反駁我們的意見，啟發我們思考問題。這樣既訓練培養了干部，也使問題經過討論得以妥善處理。

　　總理發現工作受到較大損失時，十分痛心，對有關同志提出嚴厲批評時，總是講清所犯錯誤給工作帶來的損失。受過他批評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批評是出於對工作高度負責，為了維護革命原則和人民利益，使人受到深刻的教育。

　　總理批評人總是當面批評，從不背后議論。他的批評是直率的，有時是尖銳的，但態度是誠懇親切的，與人為善的，肝膽照人。受批評的同志感受到的是他對干部的愛護而不是打擊，因而在他面前沒有顧慮，沒有戒心。

　　總理關心愛護知識分子干部，但要求也是嚴格的，常常針對他們的弱點提醒說：知識分子不要翹尾巴，如果把你關在屋子裡，讓你幾個月看不到報紙和文件資料，聽不到報告，接觸不到群眾，你能寫出好文章嗎？寫文章只是開加工廠，如果沒有組織上為你創造各種條件，沒有廣大群眾的實踐，你能憑空寫出東西來嗎？應該看到自己的成長是由於黨的教育和培養。他舉例說：“日內瓦會議的成功不是代表團了不起，而是由於全國人民的勝利，抗美援朝的勝利。代表團只是依據黨的政策做了一些工作。”

　　對於少數有名利思想，向組織爭名要利的人，總理既對他們進行思想教育，又毫不遷就他們的個人要求。他說：凡是自己向黨伸手的人都不能同意其要求。他從來不遷就那些伸手要官的人。

　　總理對干部政治上是關懷的，思想上、工作上是嚴格要求的，使用上是任人唯賢的，他堅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頭。１９４９年１１月總理在政務會議上指出：“要敢於提拔人才”，但不能“濫用私人”，不能“憑主觀喜怒來評定和提升干部”。用人的標准是“要看他的歷史、工作態度、經驗和能力”以及“群眾對他的認識”。

　　總理不僅非常關心干部，在工作中嚴格要求干部，而且對干部子弟，也從關心和愛護出發，提出嚴格的要求。他不贊成解放后還辦干部子弟學校，他指出：那是戰爭年代的需要，在和平環境如果還辦，勢必使干部子弟脫離群眾，特殊化。他主張干部子弟上普通學校，與群眾的子弟打成一片。他交代要取消干部子弟學校。他說，我無子女，但我要對子孫后代負責，我不怕得罪人。他還反對干部子弟享受特殊待遇，如看戲時與首長一樣，坐在前排，他看到時總要提出批評。

　　三、外事干部要牢記自己首先是個中國人

　　周總理領導外事工作幾十年，他不僅為開拓和發展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建立了豐功偉績，而且親自組建和培養了我國的外事隊伍。他為我國的外事干部制定了十六字守則，要求一切外事干部必須做到“站穩立場，掌握政策，鑽研業務，遵守紀律。”他說：外事干部要牢記自己首先是一個中國人，要懂中國歷史，要熱愛自己的祖國，維護國家的主權，要執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不學西太后、袁世凱、蔣介石跪著辦外交。”“我們反對失掉民族自尊心”。他說﹔“加強我們的自信，發揚革命的愛國主義，對我們外事工作者是非常重要的。”“愛國主義能增強我們的民族自信心，它與國際主義是結合著的，是國際主義指導下的愛國主義，愛國主義基礎上的國際主義。”

　　總理１９６３年勉勵在國外工作的同志說：入污泥而不染，不受資產階級思想侵蝕，是最難能可貴的革命品質。總理一向反對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要求外事人員做到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總理要求駐外使節向駐在國學習，指出一個民族能存在到今天，一定有其長處，有值得學習的地方。還要學習駐在國語言，尊重駐在國的風俗習慣，熟悉駐在國情況。總理特別反對大國沙文主義思想，１９５２年召開使節會議時，發現有的大使有大國主義的思想表現，便抓住這個問題，大講大國沙文主義的危害，提倡對外平等待人。他說，對亞非國家，我們應當有“以大事小”的胸懷，要尊重他們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感情。例如，１９５４年夏，總理訪問印度就交代在機場的講話要先譯印地文，后譯英文。在萬隆會議時，總理同阿拉伯人談話，強調要用阿拉伯語。當時我國很少人懂阿拉伯語，他指示要培養阿語人才。他還說，到阿拉伯國家的留學生要學《古蘭經》，了解宗教情況，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學吃牛羊肉。有一次總理率代表團出訪，有的同志不習慣吃當地口味的飯菜，就從使館拿餅干吃。總理知道后批評說，應當尊重人家的款待。總理自己就與主人一起吃當地的飯菜，主人很高興。總理的這些言行使駐外人員受到很大教育。

　　周總理對外事人員的業務學習抓得很緊，並千方百計地提高大家的學習自覺性。有時他利用分析研究國際形勢的機會，向在場的同志詢問國際上和各方面的情況。如果屬於重要情況，主管的同志答不上來，總理就要責備，然后他會耐心地講解學習業務知識的重要性，外事干部應具備的知識范圍和怎樣提高業務知識的水平等，引導大家鑽研業務。他還要求外事干部政治上、業務上都要練基本功。他有時還考問一些中外古今的地理歷史和文化科學等各方面的問題，引導大家注意掌握必要的廣博的知識。

　　建國初期，從部隊調來一批干部，總理為他們開辦外交業務學習班，還親自參加講課，手把手地教，使他們逐漸學會辦外交。那時駐外使節出國前，回國述職，總理都熱情接見，對工作做得好的表揚，不好的批評。他還要求使節到農村工作參觀，了解國內生產情況和人民生活。要使節列席一些重要會議，使他們開闊眼界，了解全局，以便更好地代表國家出使國外。

　　總理對翻譯工作人員的要求是嚴格的：要求翻譯練政治思想的基本功、語言的基本功和文化知識的基本功﹔還要求翻譯加強形勢政策學習，看有關的文件資料，不要當傳聲筒，而要參與業務。做口譯的則要對領導同志所談的問題、外賓可能提出的問題預作准備﹔要熟悉領導同志的意見，領會精神，要能當好領導同志的參謀，幫助把關。他還不止一次地講過，一個好的翻譯不僅要譯得准確，而且要譯出領導同志的口氣和感情。重要的詞句怎樣譯，總理是很注意的。遇有譯得不妥之處，當即提出糾正。例如，有的翻譯把“毛澤東思想”譯成“毛澤東的思想”，總理就耐心地講解毛澤東思想不能有個“的”字，應當譯成“毛澤東思想”。翻譯把珠穆朗瑪峰的高度譯成“大約為９０００米”。總理批評說，不能“大約”，要准確。

　　總理對翻譯的理解、體貼感人至深。他對翻譯說：“我倆是互相合作的關系。”在會談前，他常常事先就讓翻譯知道大體內容，讓他們看到有關文件或講話稿，預作准備。總理最理解和體會翻譯工作的重要性和艱苦性，他說：“不讓翻譯參加政治業務學習是最殘酷的。”總理深知翻譯工作很辛苦，常常在內部聚餐時向翻譯同志敬酒慰問。他看到翻譯在宴會上顧不上吃飯，就故意與中國人說話，讓翻譯抽空吃飯。他看到翻譯遲疑時，就主動重復一遍，非常體貼。有一位朝鮮族翻譯聽不懂上海話，周總理就反過來為這位翻譯做上海話的翻譯，並說：“你要注意學方言。”總理理解口譯工作受年齡限制，就事先物色培養接班的年輕翻譯，讓老翻譯向自己擅長的方面發展﹔而對初任他的口譯的同志則有意用通俗的語言，把講話的段落縮短。真是體貼入微，關懷備至。

　　四、親自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資料

　　總理在會見外賓時，總是抓住時機，了解世界各國的情況，做調查研究。如總理會見韓丁時就仔細向他詢問美國的情況。有時只是禮節性的會見外賓，時間很短，他也要抓住這點時間，了解情況。他曾說：“接見外賓，不只是做工作的好機會，也是調查研究，向人家多方面學習的好機會，這是送上門來的學習機會，不要放過。”

　　他過問一件他不熟悉的事情時，總要反復地向專家請教，從不自作主張。在處理涉外問題時，他總是堅持對有關的歷史和現狀親自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很重視來自基層的經驗，寫得好的工作匯報，他都看得很仔細。平時較長的報告，我們為他做出摘要﹔但我們發現遇有特別重要的報告，他看完摘要，還要看全文，有時還圈圈點點。他也注意聽主管科員介紹情況。總理說﹔“我要先恭恭敬敬地當學生，特別是要聽主管同志的意見，然后才能提出指導性意見。”他總是堅持以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慎重地做出決策。

　　總理有驚人的記憶力，但他從不輕信自己的記憶，遇到問題常常要戴著老花鏡查閱原著、資料、地圖或《康熙字典》、《辭源》等工具書﹔遇有不熟悉的地名，總要從地圖上找出來才放心。如有引語，一定要查到原出處。有時還要查清某事發生的年月日。批閱文件時需要弄清某一情況，就叫秘書馬上查資料，必要時向有關部門查詢或請主管部門負責查清。遇到有關理論問題，常常要翻閱馬列義主著作或毛主席著作的有關章節，看得非常認真仔細，反復領會思索。

　　正是這樣長期勤奮積累，不倦地鑽研，他才能在處理重大問題時，對很多具體情況，了如指掌。他掌握的一些細節，有時連主管人員都說不上來。中印、中緬邊界談判時，總理看了大量材料，向許多專家、教授請教。有一次，送呈文件所附的地圖上少了一個對方的據點，有一段邊界線劃彎了，下面各級負責人看過，都未發現，送給總理審閱才發現這個問題。在中緬邊界談判期間，總理除仔細查看中外歷史資料和地圖外，還召集有關人員進行多次研究。在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總理為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我國同鄰國之間十分復雜的邊界問題，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原則，並且通過中緬邊界條約的簽訂，為我國解決同其他鄰國的邊界問題樹立了樣板。

　　有一次總理陪一位外國元首參觀三門峽樞紐工程，他給外賓詳細講解黃河沉沙淤積給工程設計施工帶來的困難，還講到陝西河南等鄰省在處理沉沙淤積問題上的利害矛盾等。外賓聽了很欽佩。

　　還有一次，總理得知淮河鬧水災，就在西花廳一連召開了２０多次會議，調查研究上游、中游、下游三段不同的問題，一再強調要顧全大局，統籌兼顧，統一領導，堅持儲蓄排放並重的方針。經過總理的調解和協調，合理地解決了上、中、下游的矛盾。

　　五、虛懷若谷，滿腔熱情地傾聽意見

　　總理一貫相信群眾，尊重群眾。他在談到如何解決工作中的困難時說，“群眾比我們強，比我們智慧多，辦法多”。他處理問題經常注意廣泛聽取群眾的意見，真正做到發揚民主，依靠集體的力量，集思廣益。他每次寫政府工作報告都征求各方面的意見，並虛心考慮這些意見，正確的就採納。在研究重大問題時，他特別注意征求有關方面專家的意見，對外國朋友提出的合理化建議，他也能聽取。

　　總理很注意征求一般人的意見和所謂“后排議員”小人物的意見。他經常鼓勵秘書們和翻譯們提意見，甚至他自己已定稿的文件，如果還有人提出修改意見，不管是誰，隻要提得好，他就欣然接受，不因人廢言。

　　凡外交重大問題，總理常召集有關同志詳細了解情況，征詢意見，討論研究，意見成熟后才請示中央決策。這種會議有時是一竿子插到底，從部長副部長、有關司長處長，直到主管科員都找來，聽取意見，特別注意找第一線工作的同志來共同研究。１９７３年某國發生政變，總理深夜開會討論對策。當總理聽到有一位同志剛從駐該國使館回來時，不論其級別，馬上派人接到會場，讓他坐到自己身邊來，談該國的最新情況。

　　總理主持討論會，從不唱獨角戲，總是鼓勵、啟發大家提意見，特別是提不同意見，他經常說：“不怕提不同意見，真理越辯越明嘛！”如果聽不到不同意見，他就說：“要你們來就是提意見，不提意見來干什麼？”“都讓我一人拿意見，還討論什麼？”如果有人提出了好意見，他就採納。事后還講這個意見是誰提的，他說這叫“不能掠人之美”。

　　總理一向都是滿腔熱情地傾聽同志們的講話，很耐心地聽人家把話講完，從不打斷人家的話或把人家想說的話堵回去，更不是盛氣凌人，拒人於千裡之外。有這種十分民主的氣氛，使很多同志在他面前都敢於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果提錯了受到批評，也感到受教育，心悅誠服。

　　總理常說，要打破封建的等級觀念，在他眼裡干部從來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他對各行各業的各級干部一視同仁，對一般干部和工人提出的意見，一樣重視。

　　總理真正做到了虛懷若谷，對不同意見、批評意見，能聽得進去，並盡量吸取其積極成分，以利工作。

　　六、領導者應該經常反省自己的缺點

　　嚴於律己是周總理的一個重要特點。他常說：“要有點自知之明。”他不隻一次地講：“我隻能作毛主席的助手，在毛主席領導下做具體工作。”正如人們所說：他從不爭權，甘當“第二提琴手”。他從來不談他個人的功績，從不講他歷史上做出的貢獻，也不讓別人宣傳他自己。在重慶時，他堅決不讓在《新華日報》上登他的照片。他堅決不許開放他在淮安的故居，后來，還交代讓群眾住進去。他很少答應外國記者談他個人的歷史（據我所知，隻在１９４６年在南京與美國記者談過一次）。１９６３年他在審查赴阿爾巴尼亞的一個大型展覽時，看到有他的特寫鏡頭，立即指示取下來。在向外賓介紹黨的“七大”時，周總理隻介紹毛主席、朱總司令在“七大”的報告。客人問及他的講話，他回答說，同代表們一樣隻發了一次言。總理最不喜歡聽吹捧和贊揚的話。正如法國總統德斯坦稱周恩來是一個“從不希望為他自己樹立紀念碑的人”。

　　總理做自我批評是一貫的，廣泛而深刻的。從２０年代到７０年代，在半個世紀的革命征途中，凡是他認識到自己有錯誤的地方，總是嚴於責己，公開地反復多次地檢查那些錯誤，以及犯錯誤的原因。他深刻地剖析自己，從不文過飾非。他做自我批評的范圍廣泛，不論是政治原則問題，還是具體工作問題﹔不論是歷史上的問題，還是當前的現實工作中的問題，他都毫不含糊做出由衷的自我批評。如果下面的同志犯了錯誤，他也主動承擔領導責任，而不是單純責備下面。他批評別人時，也講自己的責任。他發現自己對別人的批評有誤或過頭時，就及時作自我批評，向人家道歉，使人感到一種革命摯情，感到溫暖。

　　總理還公開向外國人承認錯誤。例如，“文革”中，造反派於１９６７年火燒了英國代辦處。事后，他為了挽回政治影響，指示外交部要在招待會上告訴英代辦：火燒英國代辦處不是我們的政策，中國政府是反對的。當時有關同志覺得在招待會上有很多外國使節在場，不好開口。他就親自召見英國代辦，講了這個意思，挽回了政治影響。

　　１９７３年在一次招待會上，周總理當著“四人幫”的面，公開向“文革”中受沖擊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外國專家們道歉。並舉例說，新華社外國專家史密斯在“文革”中被迫離開中國一事就是工作上的錯誤，我們不應該讓史密斯同志回去，雖然在那個時候，那個環境下，她也住不下去了。這個事情從頭到尾，我們是有責任的，我作為政府的責負人，應該負更多的責任。我現在向她再次表示歉意。

　　他常說：“一個領導者應當經常反省自己的缺點，努力克服。如果說我還有什麼可以向大家貢獻的話，這就是一條，就是要克服缺點。”

　　周總理常說：“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這一真理最能啟發青年人去投身革命，我們年輕時就受這一革命思想的很大鼓舞，是我們參加革命的動力。”他在病危時還滿懷信心地唱《國際歌》“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他象從容就義的革命先烈一樣，在彌留之際，還堅定地相信他為之奮斗終生的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一定要實現。他臨終時囑咐把他的骨灰撒在祖國的大地和江河裡，與祖國的大好河山融為一體。

　　正是為了實現這個崇高的理想，他把革命工作當成生命的第一需要，一心一意為革命，全心全意為人民。革命第一，工作第一是他考慮問題和處理問題的出發點。他幾十年來日日夜夜為國操勞，緊張工作，不知疲倦。他為革命赤膽忠心，歷盡艱險，英勇奮斗，鞠躬盡瘁。他胸中裝著全中國和全世界千千萬萬人民群眾，從不考慮個人的安樂。

　　他為人民奉獻的最多，為自己索取的最少。

　　他嚴格要求自己，經常解剖自己，真正實踐了他自己所說的：“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永遠保持了革命的青春。

　　從他身上，我看到了“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的偉大的共產主義者的高大形象。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