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衛回憶在周恩來總理身邊的幾件事

我是1965年入伍到中央警衛團的，1972年12月調中央警衛局警衛處任連職警衛參謀，1974年3月調周恩來總理住的三○五醫院警衛值班室工作。一直到1976年1月周總理去世后我才離開。

周總理住院期間增加身邊工作人員伙食費

周總理住院后，病情很重，但是，對身邊的工作人員非常關心，囑咐身邊的工作人員，要搞好伙食。專家、醫護人員及警衛服務人員的伙食標准是葉劍英元帥和鄧大姐具體規定的：平時，專家每人每天的標准是一元兩角，其他人員每天是八角﹔在周總理做手術的前兩天和后三天，專家及其他人員，一律每天一元八角，每天給專家提供水果。在周總理動手術期間比平時要高一些，這些費用都是從總理工資中支出，不是公家出，總理有時派鄧大姐下去看給工作人員的伙食好不好。1975年國慶節，周總理親自交待從人民大會堂運來茅台酒、食品，請治病的大夫、服務人員、警衛人員吃飯，這些都是周總理自己拿的錢。總理的病那麼重，還時刻想著我們，我們這些人真是過意不去，更加細心照顧好總理。

司機楊金明給總理開車20多年，總理去世后又繼續給鄧穎超開車。他有七八個孩子，生活非常困難，總理大約每月給他50元錢生活費用，他非常感動，兢兢業業地為總理開車。同時，總理和鄧大姐還經常照顧關心身邊其他工作人員中家庭有困難的。這些錢都是從自己的工資中支出。從這些小事可以看出總理和鄧大姐的偉大。

中央警衛團的官兵們爭先恐后地報名為周總理獻血

1975年初，又發現總理大便潛血。后來再施行結腸鏡檢查，發現結腸有一腫瘤。3月26日進行住院后的第三次大手術，切除了結腸腫瘤。經病理檢查，是結腸癌。周總理病中失血太多，需要不斷補充。總理是AB型血，血庫裡這種血不多，又不便到社會上去大量採集。我們中央警衛團的官兵們聞訊后，爭先恐后地報名為周總理獻血，都希望自己的血型與總理相符。AB血型的戰士們慶幸自己能為周總理治病盡上一份力，我們這些非AB血型的戰士們自動要求多站幾班崗。當然，獻血的事情對總理是不能講的，如果總理知道是警衛戰士為他獻的血，他是絕對不會同意的。我們隻有把對周總理的愛埋在心裡！

病魔不停地向總理進攻，威脅著總理的生命。拼命地搶時間工作是總理與病魔斗爭的方式，而為了有更多的時間工作，配合醫生治療是會延長生命的，多活一天，就會多為黨、為人民做工作。所以，總理總是以科學的態度對待疾病。他尊重醫療組的同志和他們的意見，按照醫生們的治療方案治療、吃藥、打針、手術。

為增強對疾病的抵抗力，周總理住進醫院后，隻要身體條件允許，他都堅持鍛煉，做操、散步是經常的。能去室外，他絕不呆在室內，能多走幾步，他絕不少走。北海公園成了總理散步的好去處。當時總理是養病，由我們和醫生、護士陪同，直接去公園走走。由於身體的原因，他隻能在廊內漫步，最后到仿膳休息。在那裡，他可以與公園的領導、職工接觸，了解他們的工作、生活情況。他養病、散步，我們相隨左右。

（王培成，1947年出生，山東省平度市蟠桃鎮十裡堡村人。中共黨員。1964年參加工作，1965年11月參軍。先后在中央警衛團、中央警衛局警衛處任戰士、分隊長、副區隊長、營職參謀等職。1981年12月轉業到中共山東省委辦公廳保衛處工作，先后任副科長、科長、副處長、正處級秘書等職。）

（本文系《見証——周恩來、鄧穎超夫婦與山東》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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