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的體育應當堅持什麼方向？周恩來這樣說

　　一

　　建國之初，周恩來作為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作為政務院總理，在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國民經濟的繁忙工作中，對體育的組織建設給予很大的關注。為了新中國體育能夠迅速起步，他批准將原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改組為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積極支持在團中央設置軍事體育部。１９５２年，又不失時機地在第１９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上，主持通過成立中央體育運動委員會，並任命賀龍為主任。這就為新中國體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組織基礎。

　　新中國的體育應當堅持什麼方向？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周恩來一向強調體育工作必須面向廣大人民群眾，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方向，要把作為少數人消遣娛樂工具的舊體育，改造成為多數人健康服務的新體育。他處處為人民群眾著想。拿首都體育館建館這件事來說，選址最初選在復興門外，要遷移一二十萬居民。周恩來知道后認為，不能使幾十萬人受到影響。他說，市東南有了北京體育館，市東北有了工人體育館，再建館要考慮西郊居民的方便。根據周恩來指示，最后選在外白石橋。周恩來就是這樣，事事考慮到人民群眾的利益。毛澤東題詞“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①和“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②發表后，有些同志對把“身體好”放在“三好”的首位不夠理解，周恩來在政務會議上從三個方面深刻闡明了增進人民健康的重要性。首先他強調要從人的全面發展的角度看待健康問題，要求青年學生應當努力做到德、智、體、美全面發展，身體健康是物質基礎，這是常識問題。其次，他從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出發，十分明確地提出，發展生產要求人們有強健的體魄，“工業越發展，越需要高度的技術，而技術越高，速度越快，越需要勞動者既靈巧又有耐力”。他還從國防建設的需要進一步說明鍛煉身體、提高健康水平的重要性。

　　在開展群眾性體育活動方面，周恩來指示要抓好普及和經常化，“體育工作就是要搞群眾的體育運動，就是要和愛國衛生運動結合在一起。不僅要鍛煉身體，同時也要參加愛國衛生運動。環境衛生是增強體質的外因，內因就是要鍛煉身體。”③群眾體育要“根據人民群眾的生產、工作、學習的具體情況和體質條件，有區別、有步驟地進行”。他要求各級行政部門和社會上各行各業，都應當重視開展體育運動，特別提到教育、衛生部門的責任。有一次聽取衛生部關於預防疾病的匯報時，周恩來說：“你們預防中不能加一點體育運動嗎？早上起床，頭部、腰部、肢體動一動，老年人搞一些散步，做一些柔軟體操，不能老靠藥物。人是高級動物，要動嘛！要發揮人的能動性。”他認為隻要上上下下重視起來，搞好普及，堅持下去，群眾體育工作一定能蓬蓬勃勃，人民的體質一定能不斷增強，從而帶動體育人才的成長和運動技術水平的提高。這一系列指示，既談到體育的根本任務，體育的社會性，也談到體育工作的方針、方法，以及群眾體育與競技體育的關系。

　　為了使體育事業的發展有章可循，從５０年代以來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體育規章制度。其中包括《體育運動委員會組織簡則》、《基層體育協會示范章程》、學校體育的“兩課兩操兩活動”、機關廠礦實行的工間操、廣播操、生產操制度，農村體育把體育鍛煉和民兵訓練結合起來的做法，以及《勞衛制》和《國家體育鍛煉標准》等，都是在周恩來關心指示下制定和執行的。這些制度和做法對推動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產生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二

　　在舊中國，我國競技體育基礎薄弱，運動技術水平很低。新中國成立初期，運動員出國比賽戰績不佳。為此，我國駐波蘭大使曾致函中央政府，希望在開展群眾性體育運動的基礎上，加快提高我國的運動技術水平，縮短與國際水平的差距。１９５３年中央體委黨組在給中央《關於加強人民體育運動工作的報告》中，提出了我國體育運動技術“離國際水平很遠，因此在國際體育活動中形成我國體育運動水平與我國家地位不相稱的情形”，並建議“加強運動員訓練工作”。１９５４年２月政務會議在討論中央體委主任賀龍的報告時，周恩來客觀地分析了體育的現狀后指出：“今后兩三年內，我們不可能在國際比賽中得到多少冠軍，因為沒有經常鍛煉的基礎。吳傳玉是個華僑，他是經過長期鍛煉才取得成功的，沒有長期的鍛煉是不會得到冠軍的。”他要求體委在抓好群眾體育工作的同時，也要把提高運動技術水平抓起來，不僅要做到群眾體育鍛煉經常化，運動訓練也要經常化。他還樂觀地預言：“我們體育運動如果發展得當，６年以后，到１９６０年，一定會出現許多好選手。”國慶 １０周年，舉行第一屆全運會，得到周恩來的積極支持。１９５９年周恩來在接見優秀運動員時，向全國體育界發出號召：埋頭苦練，生生不已，十年不鳴，一鳴驚人。

　　為了提高我國的運動技術水平，周恩來傾注了不少心血。５０年代初期，我國競技體育剛剛起步，缺乏人才，缺乏教練。當時香港的傅其芳、姜永寧想回內地效力。有關部門把這個消息向周恩來匯報，他聽了表示全力支持。傅其芳、姜永寧回來后在北京進行乒乓球表演賽，周恩來到現場觀看，充分肯定他們的愛國熱情，贊許姜永寧削球技術好，鼓勵他把進攻技術也練好，以便更好地報效祖國。周恩來在百忙中多次抽空到現場觀看運動員的訓練，與運動員、教練員一起交談，一起探討訓練中的問題。尤其是他對中國女排訓練的關心更是人所共知的。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日本女排在大鬆博文教練帶領下迅速崛起，在世界排壇表現出很強的實力，引起周恩來的關注。１９６４年１月２４日，周恩來觀看了日本隊在北京的比賽之后，第二天又到現場觀摩日本女排的訓練課。從下午５點一直看到８點鐘。在觀摩訓練的過程中，他與中國教練員、運動員進行傾心交談，提出許多富有啟發性的問題，也提出許多對策建議。在談到防守訓練時，周恩來說：“人家練習防守是教練員用力向隊員扣殺。大鬆打出的球，力量比比賽時難度大多了，不然就練不出來。教練員能以身作則帶著運動員干。大鬆博文一人領著大家干也夠累的，大鬆能這樣同運動員一齊練習，參加實踐，這條很重要。大鬆自己身體很棒，同樣也是練出來的。”周恩來說：“日本隊訓練時比打比賽還累。練習時難度這樣大，比賽時就容易了。人家訓練的每一手段都有實際意義。訓練刻苦，從難從嚴，比賽就能過硬。”周恩來要求中國教練員學習大鬆那種嚴格的精神。他說：“我們不學大鬆打罵運動員，但他那種嚴格的精神是和我們提出的‘三從’是一致的。‘三從’的實質就是練為戰。所以要從實戰需要出發來從難、從嚴。這也是運用毛主席《實踐論》的精神”④，從此，從難、從嚴和從實戰出發，就成為運動訓練原則，至今為體育界所遵循。周恩來還說，“日本女排身體條件不如我們，但訓練出了高水平的隊。我們這樣好的條件，應該比他們好才行”。周恩來很內行地指出，“日本滾動救球的技術很熟練也很科學。這種辦法不大容易受傷”。他問中國運動員會不會？問日本勾手飄球的性能與中國上手飄球有何不同？還說日本女排個子不高，又那麼瘦，但彈跳力很好，說明她們訓練有辦法。周恩來認為日本很注意戰術意識的訓練，特別注意小配合。贊揚日本隊員宮本扣球手法好，速度快，值得學習。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國家體委於１９６４年底在上海召開全國訓練工作現場會，一邊參觀、學習大鬆博文的訓練方法，一邊找差距，研究中國排球訓練的新路子。通過現場會，正式提出訓練、競賽中反對驕嬌二氣，進一步貫徹“從難、從嚴、從實戰出發，大運動量”的“三從一大”訓練原則，提倡樹立“三不怕”、“五過硬”的作風。這一舉措不但大大提高了中國女排的訓練水平，為女排的騰飛奠定了基礎，對各個項目的訓練，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起了示范作用。為了鞏固女排訓練的成果，經周恩來批准，１９６５年日本教練大鬆博文應邀來華幫助我國訓練。周恩來對提高我國運動技術水平，還有許多事例，限於篇幅，不能一一列舉。

　　三

　　怎樣看待友誼和比賽的關系，這是競技體育中經常遇到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周恩來主張“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這個主張是第３１屆世乒賽前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乒乓球運動員時正式提出的。事實上早在１９６３年第２７屆世乒賽前，周恩來就已經指出：“友誼重於比賽，是我歷來的主張。”他曾解釋說：“你們出國有人民外交的任務，不單單是乒乓球技術的比賽，實際它是人民外交。”還說，“專業隊伍要增進同各國人民的來往和友誼，做各國人民的友好工作”。“勝負乃是兵家常事，沒有常勝將軍。項羽這種人不行，暴躁得不得了。最后一戰，就一敗涂地。他隻能勝，勝了就驕傲，‘力拔山兮氣蓋世’，結果到烏江一敗，就自刎。我們的原則是：勝不驕，敗不餒。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這些話語重心長，值得體育界牢牢記住。江澤民總書記也要求運動員正確對待勝負，勝不驕，敗不餒。

　　有人說，比賽就是要贏，說“友誼第一”，是不是就不講技術，不爭取勝利了。這是一種誤解。周恩來說得很清楚：“‘友誼第一’，要有水平。不然，打得太不行，樣樣輸，人家對你就不大感興趣了。”又說：“你們要爭取友誼，自己要有點本事。”⑤我們講“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應當怎樣理解？我在紀念毛澤東誕辰１００周年的一次講話中曾經說過我的看法。我認為，這個方針表述了從一個更高的境界看待比賽勝負的思想。后來在實際執行中出現了以讓球為友誼的簡單化傾向，這是要糾正的。但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方針，就其本來的含義講，我以為是正確的。這裡的“第一”、“第二”，不是在同一個層次上的排序，而是在講不同層次的問題。“友誼”是比“比賽”更高一個層次的東西，是在講體育比賽對人類精神文明建設的巨大作用和貢獻。這一點和奧林匹克精神中“和平、友誼、進步”的思想也是相通的。在這個大的前提下，第二個層次的東西才是比賽本身，比賽要講“拼搏精神”，也講“更快、更高、更強”，要爭先恐后，要奪金牌。“友誼第一”在講一個政治問題，一個道德倫理問題，“比賽第二”在講一個技術問題。兩者處於一個共同體中，這是看待競技運動的辯証法。

　　周恩來不僅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倡導者，而且也是實踐者。他一方面教導體育隊伍要廣交朋友，虛心向各國運動員和人民學習，建議運動員學一門外語，便於與外國朋友溝通，親自為運動員推薦外語教員﹔另一方面身體力行，為大家做出榜樣。他熟悉許多外國運動員的名字和特點。１９７２年亞乒賽閉幕，他接見全體運動員時，請朝鮮的朴信一和日本的長谷川信彥從人群中走出來，同他們進行親切的談話，鼓勵朴信一再接再厲，打出更好水平，稱贊長谷川頑強沉著的作風。他和日本著名運動員鬆崎君代的友誼傳遍中外。他夸獎鬆崎君代落落大方，勝了不驕傲，輸了不怨天尤人。１９７５年鬆崎君代聽說周恩來生病住院，從日本寫來一封情辭懇切的信。信中說：“我們從總理和其他中國朋友那裡得到的深厚友誼是說不盡的，我把它藏在心中。每逢打開我的心靈窗戶時，總是沉浸在友誼幸福中。”她衷心祝願周恩來早日康復。１９７３年日本老運動員訪問中國，周恩來見到星野，握手時問：“星野，你十多年沒來中國了吧？”星野又喜又驚，他１２年沒來中國，周恩來居然記得這麼清楚，他說他感動極了。美國乒乓球代表團首次來京，周恩來回答美國青年科恩關於“嬉皮士”的提問。他循循善誘、入情入理的回答，使科恩本人心悅誠服，也感動了科恩的母親。她特意從美國設法寄來一束鮮花給周恩來，感謝他對她的兒子的教育和幫助。這些動人的事例在體壇一直傳為美談，成為鼓勵體育工作者前進的力量。

　　四

　　對外體育交往是一項政治性、政策性很強的工作。長期以來，我國體育界在處理與國際體育組織的關系中，在參加各項國際體育競賽中，都得到周恩來的重視、關懷和耐心指導。在許多關鍵 問題上，周恩來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智慧和膽略，為我們指出了 正確的方向。他那種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的領導藝術，使我們 終生難忘，受益匪淺。

　　新中國成立初期，一些國際體育組織蓄意制造“兩個中國”、 “一中一台”。為維護國家的主權、民族的尊嚴，周恩來義正詞嚴 地指出，“他們在國際體育組織中搞‘兩個中國’，我們要抗議，要 退出。他們想限制我們，我們要有這種精神：你不承認我們，我 們也不承認你。”１９５６年墨爾本奧運會，由於國際奧委會堅持邀請 台灣參加，周恩來指示中國體育代表團退出墨爾本奧運會，並親 自修改聲明稿，揭露國際奧委會制造“兩個中國”的圖謀，表明 了我國的原則立場。根據周恩來關於在國際體育活動方面，“要創造新局面”，“不要隻鑽一個死扣，要有新的創造”的指示，我國廣泛團結第三世界的國家，與那些仇視新中國的國際體育組織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這種堅定的原則立場，維護國家獨立和主權的決心，贏得了國際體育界有識之士的尊敬。以中國奧委會在國際奧委會的合法權利的恢復為標志，我們不斷戰勝國際體育組織中的反華勢力，全面登上國際體育舞台，提高了我國體育在世界的地位。

　　談到體育對外交往，人們不會忘記７０年代的“乒乓外交”。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指揮上演了一出舉世聞名的“小球轉動地球”的話劇，從而打開了中美交往的大門。有人贊揚這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個經典之作。

　　當時，中日兩國邦交尚未恢復，日本國內右派勢力十分猖獗。日本乒乓球協會會長、亞洲乒乓球聯合會會長后藤鉀二先生一行四人來到北京，商談中國派代表團參加 １９７１年 ３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３１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事。后藤鉀二對我國很友好，極力主張邀請中國隊參加，因而受到日本右派勢力的忌恨，對他進行恐嚇，但后藤先生不屈服於這種壓力。到京后日本方面拿出一份會談紀要的草稿，建議以此為雙方會談的基礎。這份草稿的主調基本上是重申周恩來會見日本社會黨代表團時提出的“中日關系政治三原則”，即不執行敵視中國的政策，不參加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不阻撓日中兩國正常關系的恢復。當時我方參加會談的一些同志要求加上“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是中國的神聖領土”這句話。后藤鉀二說：“來之前有人寫信警告我當心腦袋，如果寫上這句話，回去后我隻能辭職，這樣對你們也不會有什麼好處。”雙方會談就僵持住了，后藤鉀二稱病臥床不起。周恩來知道后出面聽取外交部和國家體委的匯報。周恩來聽完匯報后說：“我看后藤先生的這份會談紀要起草得挺好。你們要分清楚，他不是日本政府的外相，而是代表日本乒協來的。一個群眾團體，就不必要求他加那句話了，不要難為人家。”當周恩來的指示傳給后藤先生時，他立刻從床上起來，非常高興。周恩來很快會見后藤先生，表揚他對中日乒乓球界的交流作出的努力。后藤鉀二激動地表示要把３１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辦好。這次會談紀要定稿時，周恩來提議寫進這麼一句話：“中國乒乓球協會和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感謝日本中國文化交流協會、日本乒乓球界和其他友好人士為增進和發展中日乒乓球界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團結所作的努力。”３１屆世乒賽如期在名古屋舉行，我國派代表團參加比賽。按計劃我國邀請英國、澳大利亞、哥倫比亞、加拿大和尼日利亞五國乒乓球隊賽后順道訪華。美國乒協主席斯廷霍文知道后向我國代表團詢問，什麼時候能邀請美國隊？我國代表團立刻把此事向國內作了匯報，於是北京和名古屋之間的電話聯系一天三次。毛澤東獲悉此事后指示說：和名古屋每天通話三次還不夠，要增加到五次。在那個期間，周恩來多次與有關部門討論商量，請示毛澤東，終於決定邀請美國隊來華訪問。消息傳到華盛頓，傳遍全世界，在國際社會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震動。尼克鬆總統事后回憶說：“我從未料到對中國的主動行動會以乒乓球隊訪問的形式求得實現。”

　　４月１４日下午，周恩來在人大會堂親切接見來華訪問的各個乒乓球隊。他對美國乒乓球隊說：“你們這次來訪，打開了兩國人民友誼的大門，歡迎你們！”斯廷霍文說他們也希望中國乒乓球隊訪問美國，周恩來當場表示“可以去”。接著，又引出了關於美國青年中“嬉皮士”的話題。周恩來會見美國乒乓球隊后不到 １２個小時，美國總統尼克鬆在華盛頓發表一項聲明，宣布為改善中美關系決定採取五個“新步驟”。世界各大通訊社紛紛報道，稱這是“中國乒乓外交的偉大勝利”。基辛格博士后來撰文稱乒乓外交是“周恩來的一個代表作”。中國體育界從“乒乓外交”中得到許多教育和啟示，進一步體會到自己肩負的責任，更深刻地認識到體育工作離不開政治的道理。

　　五

　　周恩來身居高位，但對各行各業又都那麼深入實際，親近人民，與人民打成一片。在體育界他有許許多多朋友。體育領域處處留下他的足跡，留下他親切的話語和爽朗的笑聲。從北京體育館、首都體育館、工人體育場到廣東、上海、雲南等省市的體育訓練基地，都留下他的身影。他走到哪裡，就在哪裡與運動員、教練員、體育工作者促膝談心，問寒問暖，關心他們的思想、學習、工作和生活，引導他們關心政治，鑽研文化科學，提高個人素養，為他們排憂解難。

　　６０年代初，我國登山隊攀登珠穆朗瑪峰，由於當時經濟困難，物資缺乏，周恩來知道后指示有關部門為登山隊調撥物資。有些必用的登山器材國內沒有生產，他親自寫信讓有關部門通知我駐外使館從國外購置，緊急托運，從而保証首登珠峰的成功。他了解到一些女運動員出國比賽，因為沒有女醫生隨行，帶來諸多不便，便親自為她們選派女醫生。他關心鄭風榮、陳鏡開、姜玉民、蔣紹毅、錢澄海和乒乓球隊的容國團、徐寅生、李富榮等著名運動員的成長進步，入團入黨，直至他們的身體健康，許多老運動員至今回憶起來感動不已。一些外國友人看到、聽到一國總理如此關心運動員，也都非常羨慕。十年動亂，極左思潮泛濫，有人指責一些國家隊運動員是修正主義苗子，是錦標主義挂帥。周恩來出面為運動員撐腰。他針鋒相對責問，運動員出國比賽為祖國爭光，怎麼是修正主義苗子？怎麼能說是錦標主義挂帥？有人不要愛國主義，我們要愛國主義。練好技術，爭取第一，這是運動員的責任，和修正主義毫無關系。

　　周恩來一向強調加強運動隊伍的思想建設，強調要養成良好的體育道德作風。他一再叮囑國家體委的負責人要幫助運動員正確認識和處理政治與技術、個人與集體、勝利與失敗的關系，要注意政治，“風格就是政治、思想、品格、作風”。他還說：“要培養文藝修養，要學習寫字、繪畫、搞點音樂。要有思想修養，要讀書，讀歷史，培養多方面的興趣，成為全面發展的人才。”他曾對一些優秀運動員說：“要多培養新生力量。你們要帶頭，也要幫助別人，使后來居上，體育運動才能大大發展。新陳代謝，新老交替是事物發展的規律。后來居上，新手趕老手，年年有后起之秀，我們這樣大的國家，新手總要出來，不能隻靠老手。”周恩來循循善誘、諄諄教誨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運動員。

　　一些重要賽事，運動員出國前周恩來召見他們，向他們交代外交的禮儀，介紹出訪國的政治經濟情況。由於當時國際形勢比較復雜，有時連出訪的路線、乘坐的航班，周恩來都要過問。１９６３年春天，中國乒乓球隊即將出發去參加 ２７屆世乒賽，周恩來邀請全體隊員到中南海，為他們餞行。他把陳毅、賀龍都請來了。大家上了席，鄧穎超拿出一瓶酒對大家說，今天總理請客，糧票你們自己出，這瓶酒是外賓送給總理的，沒舍得喝，今天拿出來給運動員送行，祝你們在比賽中取得好成績。席上周恩來親切地談到體育的功能，運動員的任務，鼓勵大家通過比賽和交往，展示中華兒女的風採，建立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運動員比賽回國，他也盡量抽空接見，了解比賽情況，鼓勵他們戒驕戒躁，不斷上進。周恩來對運動員無微不至的關懷，深入實際的作風，無論是過去或者現在，都十分令人敬仰，值得我們學習。

　　（作者單位：國家體委）

　　注 釋：

　　①摘自 １９５２年６月１０日毛澤東同志為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成立大會的題詞。

　　②摘自《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８５頁。

　　③摘自 １９７１年７月 ２９日周總理同志接見七個會議全體代表時的講話。

　　④摘自１９６４年11月２５日周恩來同志觀看日本女排訓練時的講話。

　　⑤摘自１９７２年７月２９日周恩來同志接見七個會議全體代表團時的講話。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