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前后的周恩來與共產國際

　　六大前后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復雜、最艱難的一個時期。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周恩來是當時黨的核心領導人之一，在此期間幾乎有關中國革命的所有重大問題上，都與共產國際及其代表有過較為密切的接觸。他堅決貫徹執行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示，但注重實際，獨立思考，勇於探索，為開辟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作出了巨大貢獻。

　　臨危受命，領導南昌起義

　　1927年四一二事變后，面對國民黨的屠殺政策，是跪地求饒，引頸就戮，還是挺起身來實行武裝反抗，這是當時黨內爭論的焦點。周恩來是主張武裝暴動的中共領導人之一。1927年6月17日和20日，周恩來兩次在中央常委會上提出湖南暴動計劃的報告，並已派大批軍事同志前去湖南﹔但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對暴動計劃改了又改，所需款項也遲遲不發，最后認為暴動不可能，使得暴動未能付諸實踐。為此，負責軍事的周恩來與羅易大鬧一場。之前的5月下半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通過《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不指名地批評了陳獨秀，並要求中共公開宣布退出國民政府﹔開展土地革命、武裝工農，“糾正黨的領導所犯的根本性錯誤”，明確提出改組中央領導。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卻主張妥協退卻，抵制、扣押共產國際指示武裝反擊的訓令。6月下旬以后，武漢政府的分裂已不可避免。

　　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進行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組成中央臨時常務委員會。陳獨秀從此離開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崗位。經過改組，主張武裝反抗國民黨屠殺政策的力量在中央取得了領導地位。7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武漢開會，決定土地革命和民眾武裝暴動的新政策，決定由周恩來領導發動南昌起義。周恩來連夜回軍委召開會議，他說國際指示，我們黨要組織一支5萬人的軍隊，要用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的武裝﹔並指定聶榮臻、賀昌、顏昌頤組成前敵軍委，聶榮臻為書記。7月23日，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到達漢口，接替鮑羅廷、羅易、維經斯基的工作。24日，羅明納茲、加倫、張國燾、周恩來在武漢舉行會議。周恩來在會上要求中央從速決定南昌暴動的名義、政綱和策略，並要求共產國際經由汕頭迅速予以軍火和物資接濟。同時，根據加倫的提議，會議規定起義后部隊的行動方向：立即南下，佔領廣東，取得海口，以取得國際援助，再舉行第二次北伐。7月25日，“最高領導機關”（聯共中央）致電羅明納茲、加倫：“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你們的計劃是可行的”。隨后，聯共中央決定立即給羅、加寄去30萬美元。這說明南昌起義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正當起義准備工作緊鑼密鼓進行時，7月29日，張國燾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九江，給中共前委連發兩份急電，說起義宜慎重，無論如何等他到南昌后再決定。30日，張國燾到南昌后，立即召開前委緊急會議。會上，張國燾提出起義如有成功把握，可以舉行，否則不可動，應征得張發奎的同意，否則不可動，並稱這是共產國際代表的意見。周恩來和前委其他成員一致反對這一主張，堅決表示：起義斷不能遷延，更不可停止，應當是我黨站在領導地位。因張國燾是中共中央代表，不能以多數決定。激烈爭論數小時，平時性格溫和的周恩來這時再也忍不住了，最后憤然以辭職抗爭，說：“國際代表及中央給我的任務是叫我來主持這個行動，現在給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負責了，我要即刻回漢口向中央報告。”說話時，周恩來還氣得拍了桌子。31日早晨，再次開會，又辯論了幾個小時，最后張國燾屈服了。8月1日凌晨，周恩來領導的起義部隊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第一槍，為全黨樹起一面新的革命旗幟。

　　糾正第一次“左”傾盲動錯誤和主持召開黨的六大

　　1927年11月上旬，周恩來帶著尚未康復的病體輾轉從香港來到上海，參加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在羅明納茲指導下進行，他錯誤地認為中國革命的形勢仍在“不斷高漲”，“現時全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錯誤地規定了全國武裝暴動的總策略，命令少數黨員和少數群眾在全國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地方起義，特別要求“使暴動的城市能成為自發的農民暴動中心及指導者”。根據羅明納茲的提議，會議通過了《政治紀律決議案》，在組織上實行懲辦主義，給了周恩來為書記的前委全體成員以“警告”處分。這次會議使“左”傾盲動主義在中央取得了統治地位。這時，周恩來雖然受到處分，但他的才干已得到人們的公認，經共產國際建議被選為臨時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局主任。

　　此時的周恩來對中國革命的認識處於矛盾和困惑之中：一方面，他受斯大林和羅明納茲“革命高潮論”的影響，認為革命形勢不是低落，而是高漲，毫不懷疑地支持城鄉暴動。他說：“我認為目前中國工農很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的潮流並未低落，是高漲的。”他親自參與起草的《廣東工作計劃決議案》被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通過后，成為廣州起義的指導性文件。廣州起義遭到敵人殘酷鎮壓后，周恩來在臨時中央政治局會上提出：要加緊湖南、湖北和江西的斗爭，擴大暴動局面﹔海陸豐應向北發展，瓊州的工作要深入，造成並擴大割據局面。可以看出，他當時是贊成城市中心論的。關於這一點，他在1960年7月講到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關系時曾直言不諱地說：“我自己當時是城市觀點，沒有從上海起義和南昌起義中取得經驗，上山搞農村斗爭。”另一方面，由於他歷來注重實際和處事謹慎，所以很快就感到各地盛行的軍事冒險行動是危險的無法取得勝利的，隻能給革命力量帶來更大的損失，便盡自己所能對其進行糾正。

　　1928年1月至2月，他代表中央起草了一系列給各省省委的指示信，這些指示信集中反映出他當時極力糾正盲動錯誤的種種努力，其主要觀點是：暴動必須有成熟的條件，尤其是工人和農民的發動﹔暴動中的“燒殺政策”是錯誤的﹔城市暴動必須有農村暴動的配合才能成功，等等。經周恩來努力，及時避免了一些更大的犧牲。自然，周恩來當時在這方面的認識也還很有限，主要是從戰術上而不是從戰略上提出問題的。他對革命潮流高漲這一估計並沒有懷疑，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暴動問題上也沒有反對。區別只是主張發動暴動必須考慮到主客觀條件是否具備，必須做好周密的裝備，不能不顧一切地蠻干，這自然是遠遠不夠的，遠不能從根本上糾正“左”傾盲動主義錯誤。

　　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2月共產國際第九次擴大會議上通過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主要根據周恩來的意見，作出了關於接受國產國際決議的44號通告，糾正了“左”傾盲動錯誤。會上，他依據自己對中國革命情況的了解，作了長篇發言，他肯定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和革命的形勢的正確分析，但不同意共產國際在農村游擊戰爭與土地革命問題上對中共的批評。國際決議案認為，“中國革命發展是不平衡的”，強調要以城市為中心，鄉村隻能配合城市的發展，不能跑在城市的前面，即要鄉村去等待城市。而周恩來認為：目前鄉村的確走在了城市的前面。因為中國的國情與俄國不同，“農民佔了一個重要因素”，所以這種不平衡是必然的。他不同意讓鄉村去等待城市。他說：“國際仿佛以為鄉村與城市要配合好一點”，“過去城市工作的確不好，但在中國的形勢下很適宜的配合是很困難的。”他提出：我的這種與國際主張不同的意見，可以拿到六大上去討論，以便作出適合中國國情的結論。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特別是八七會議以來的黨的工作，並制定了黨在新時期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此之前的6月9日，中共“六大”主要負責人之一周恩來、瞿秋白和向忠發、李立三、鄧中夏、蘇兆征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到達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的接見。斯大林同瞿秋白、向忠發、周恩來、李立三等談話，分析論述中國革命的形勢和任務等問題。他指出：目前，我們不能說中國革命已處於高潮。革命高潮是將來的事，而不是眼前的事。這個問題引起了辯論。李立三說：現在還是高潮，因為各地還存在工人、農民的斗爭。斯大林回答說：在低潮時會有幾個浪花。周恩來認為斯大林的看法是正確的。14、15日，布哈林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召集了一次瞿秋白、周恩來、蘇兆征、蔡和森、李立三、項英等21人參加的政治談話會，實際上是六大一次小范圍的預備會議。六大會議期間，中共領導人與聯共（布）和共產國際領導人空前密切接觸，加深了相互了解，對斯大林、布哈林更為尊敬、信服。

　　周恩來負責統籌六大的全過程的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參加了六大的工作，是當時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他擔任主席團成員和大會秘書長，是大會的主持人之一，主持會議的全部日常工作，並擔任了代表資格、政治、組織、土地問題、蘇維埃、軍事、青年、財政8個審查委員會委員，還擔任組織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的召集人並作組織問題報告和軍事問題報告。隨后，他又參加新成立的湖南問題、湖北問題、南昌暴動、廣州暴動4個專題委員會。周恩來擔負的工作異常繁重，但他精力充沛，工作有條不紊，行動敏捷，處事果斷，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了共產國際和聯共（布）領導人的賞識和信任，組織大會開得比較成功。

　　7月9日，大會通過了修改的《中國共產黨黨章》和各項決議案，選出了中央委員會23人，候補中央委員13人，組成新的中央委員會。周恩來當選為中央委員。19日，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周恩來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2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蔡和森、項英5人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周恩來負責黨的組織工作和軍事工作，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書長和中央組織部長。

　　共產國際強調“工人成分”而被捧上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會主席向忠發，因思想水平和領導水平有限，在工作中無法起主要決策作用。周恩來實際上成為中共中央的主要負責人。他理所當然地擔當起貫徹執行中共六大精神和在實踐中加深認識與繼續探索會議確定的革命道路、路線和方針政策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的重任。從1928年11月回國到1930年春重去莫斯科，在一年半的時間內，他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是：第一，整頓幾乎被打散的黨組織，恢復並發展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秘密工作﹔第二，指導各地區的武裝斗爭，努力擴大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並把這個工作放在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上﹔第三，領導在嚴重白色恐怖下的保衛工作，保証中共中央的安全﹔第四，進行反對右傾取消主義的斗爭。應該說，這個時期，中共中央的工作路線基本上是對的，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起著從嚴重挫敗走向復興的關鍵作用。

　　莫斯科直諫斯大林

　　隨著革命運動逐步走向復興，特別是國民黨各派軍閥的內戰爆發后，工農紅軍的力量有了顯著的發展，黨內的“左”的急性病又重新抬起頭來。“左”傾思想的抬頭，同共產國際的指導直接有關。

　　1929年，共產國際接連給中國共產黨發來四封指示信，本來，中國共產黨面對的主要問題應該是繼續反“左”，而共產國際受到聯共（布）黨內反布哈林斗爭的影響，卻是著重反右，所指出的各項政策都偏“左”。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最后一封，它對中國國內形勢的估計同六大時相比顯然有了很大變化，作出了一個關系重大的論斷：“中國進到了深刻的全國危機底時期。”從這種判斷出發，他們提出：“現在已經可以開始，而且應當開始准備群眾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政權，去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專政。”

　　共產國際的這些指示，給中國共產黨以重大影響，同時也給周恩來很大影響。1929年3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共產國際2月來信要求反右傾時，周恩來發言說，國際訓令的精神是正確的，指出目前在政治上、組織上表現右傾的危險。會議決定接受國際訓令，由周恩來起草決議案。5月30日，中共江蘇省委在上海南京路舉行紀念“五卅”運動4周年的示威游行，周恩來、李維漢親臨現場觀察並指揮。這種做法不適當地暴露自己的力量，顯然是“左”的冒險行為。在1930年2月1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對革命形勢也作了過高估計，他在發言中說：目前黨的任務，是在軍閥戰爭繼續、群眾斗爭日益發展的形勢下，要以主觀力量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勢，奪取政權。他還說：組織政治罷工，組織地方暴動，組織兵變，集中紅軍攻堅，“這四大口號是我們目前的中心策略”。這些口號顯然是不正確的。2月26日發布了由周恩來起草的《中國通告第七十號》，《通告》基調是向“左”的傾向發展。

　　周恩來雖然在共產國際影響下，對形勢也作了過高的估計，但在採取實際行動時總是比較冷靜，不贊成不顧一切的蠻干。在紀念“五卅”運動4周年的示威游行后的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說：指明斗爭前途的開展是走向革命的高潮，但斗爭是一步步的開展，一步步走向革命的高潮，而不能懷過高的幻想。10月3日，他為中共中央起草給江蘇省委的指示信中說：“革命斗爭走向高潮的條件之下，舉行公開的向敵人示威的路線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必須首先注意到群眾的情緒與決心，決不可單憑主觀來決定示威。”“如隨隨便便的單憑著主觀來決定示威日子，以致不能有好的准備，不能有充分的發動，則結果真將成為玩弄示威”，“這一點要求你們特別注意”。

　　1929年3月，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在上海設立。遠東局在上海設立不久，就與中央發生了意見分歧，產生分歧的具體問題有少量在雙方的會談和協商中得到了解決，但是多數分歧不僅未能化解，而且越來越尖銳，直至訴諸到共產國際執委會。雙方沒法達成共識的最大分歧，最初來源於遠東局1929年10月《關於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次全會決議的決議》。該決議認為，中共在對待富農、廣西軍閥俞作柏、建立紅色工會等問題上存在右的傾向，對陳獨秀的處理也有方法不對的地方。中央政治局看到這份決議后十分不滿，12月6日召開會議對其進行討論。會議一致要求遠東局修改決議。為了解決爭論，12月10日、13日、17日，遠東局成員與中央政治局的李立三、周恩來、向忠發舉行3次聯席會議，討論分歧問題，但是會上雙方爭執不下，訴諸國際執委會。

　　1930年3月初，周恩來奉中央指派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和解決中共中央與遠東局之間的矛盾。周恩來離開國內后，李立三在中央起著主要的決策作用。

　　4月27日，周恩來途徑德國時，應德共機關報《紅旗報》的約請，撰寫了《寫在中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之前》的文章。文章在介紹了中國蘇維埃運動和紅軍發展的狀況后，十分明確地提出：中國革命正在走向高潮，“農民游擊戰爭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國革命的主要特征”。

　　5月，周恩來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期間，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報告工作，參加討論中國革命問題，解決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爭論，並處理中共代表團因解決中山大學派別斗爭問題而與共產國際發生的分歧，以及留學生等其他事務工作。他利用一切機會繼續闡明他對中國革命特點新認識的基本觀點。5月前后，共產國際執委會決定起草一份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5月25 日，在聯共( 布) 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討論的初稿中放在第一位的是發展罷工運動的任務，發展“農民游擊運動”的任務列入黨的任務的第四位，而對紅軍則根本沒有提及。此時，周恩來正在莫斯科，他認為“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7月5日，他應邀在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作題為《中國革命新高潮與中國共產黨》的報告，在講到中國革命的特點時又一次指出：“在游擊戰爭與土地革命的發展中，半殖民地的中國革命便有他特殊的產物———這便是中國工農革命的紅軍”﹔“提出黨內既要反右傾，也要反對左傾的盲動情緒和閉門主義”。7月16日，他向國際政治委員會作報告，明確指出目前中國“還沒有形成全國直接革命的形勢”。7月21日，周恩來會見斯大林時，著重介紹了中國革命特別是紅軍的蓬勃發展情況。斯大林認真聽取了周恩來的介紹后，接受了一年多來中國紅軍有重大發展的事實，建議應把紅軍放在中國革命問題的第一位。共產國際執委會經反復討論，幾易其稿，於7月23 日作出《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肯定“中國革命運動的新高漲”，指出：“暫時還不具備全國范圍的客觀革命形勢，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還未匯成一股巨流，即使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加在一起，也不足以保証有必要的力量去打擊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權。”決議對“黨的最主要的任務”規定了16項任務。前7項均是講蘇區和紅軍的，把城市職工運動等放在第8項以后，表明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確實前所未有地看重擴大蘇區和發展紅軍。決議強調：“隻有在最可靠的地區建立起真正的紅軍，而且這個紅軍絕對服從黨的領導並能成為政府的支柱時，工農蘇維埃政府才能具備他應有的力量和意義。”“在目前中國的特殊條件下，建立富有戰斗力的、政治上堅定的紅軍，乃是一項頭等的任務。”決議案還承認了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將要有很大的不同”。《決議案》的觀點基本是正確的，顯然採納了周恩來的正確觀點。8月8日，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再次強調“建立一支堅強的、組織嚴密的、政治上堅定的、有充分供應保障的紅軍，是中共工作中目前的中心環節，正確而有力地完成這項任務能保証群眾性的革命運動取得進一步的發展。”提出“為此必須選擇和開辟能保証組建和加強這種軍隊的根據地。……目前顯然贛南、閩西、粵東北地區首先能夠成為這樣的根據地”。共產國際這一認識，正是吸取了周恩來的報告和毛澤東首先爭取江西的主張，也恰好否定了李立三組織全國總暴動的錯誤計劃。周恩來堅持發展紅軍和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並沒有明確否認共產國際的“城市中心”論，也不能否認，隻能在實際工作中堅持實行著“鄉村中心”的路線。

　　自周恩來離滬赴蘇以后，在國內的李立三的“左”傾思想急劇發展，使中共中央在指導各地工作中發生愈來愈大的偏差。於是，8月上旬，共產國際決定要周恩來、瞿秋白回國，貫徹國際7月決議，糾正李立三的錯誤。

　　六屆四中全會上忍辱負重顧全大局

　　周恩來和瞿秋白先后回國，根據國際7月指示和反對發動大城市暴動的指示，主持召開六屆三中全會。六屆三中全會是瞿秋白、周恩來與遠東局進行一系列磋商后召開的，其結果得到了遠東局的認可。遠東局事后寫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信証明了這一點，即“在涉及決議、對李立三的批評和糾正錯誤問題的全會所有問題上與政治局達成了全面的諒解”。在遠東局的具體指導下，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一致接受共產國際7月23日決議和8月關於中國問題的幾個決議，通過了《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對於中央政治局報告的決議》等。許多同志發言批評了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李立三也承認錯誤，作了自我批評，接著便離開了中央領導崗位。全會停止了組織全國總暴動和集中紅軍攻打大城市的冒險計劃，撤銷了“中央總行委”，恢復了黨、團及工會的獨立組織和正常工作﹔正式決定成立“蘇區中央局”，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這對工農紅軍和蘇區的發展具有深遠意義。根據俄羅斯解密檔案資料，六屆三中全會改選的、實際由瞿秋白和周恩來主導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與遠東局的關系，在收到共產國際10月決議之前基本上是和諧的。雷利斯基給皮亞特尼茨基寫信說：“政治局與遠東局之間的關系很好。這種關系能持續多久，取決於許多因素，首先是您對經費問題的解決。”

　　1930年10月末，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發來了“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的信”。原來，李立三8月1日和3日在政治局上的講話傳到共產國際，導致共產國際對李立三錯誤批判升級，三中全會也被共產國際指責為“調和主義”。隨著國際10月來信內容在黨內公開，以瞿、周負實際責任的中共中央迅速陷於4股壓力的包圍之中：一是共產國際及其遠東局的壓力﹔二是以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集團的壓力﹔三是以羅章龍、徐錫根、王克全等人為代表的工會派的壓力﹔四是何孟雄、李求實、林育南等受過“立三路線”錯誤批判和打擊而在六屆三中全會后又未獲平反的黨員干部的壓力。這4股力量對六屆三中全會后的中共中央及其領導人形成了全盤否定的合力。其中，來自王明宗派小集團的反對力量最強勁，因為他們獲得了共產國際執委會及遠東局的支持。

　　盡管如此，中共中央採取一系列措施貫徹落實國際10月來信的精神。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決定接受國際的批評，承認三中全會沒有認識並揭露批判李立三的反國際路線錯誤，採取了調和態度﹔會上還決定：周恩來於21日召集共青團中央8名委員開會，25日在黨、團和江南省委聯席會議上講話﹔瞿秋白“收集材料，起草報告提綱”等﹔向忠發28日在黨、團全體會議上講話。目的是，通過這些會議和講話，向中央機關和江南省委干部傳達國際來信精神，檢查“立三路線”和三中全會的錯誤。在此基礎上，11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最近國際來信的決議》，作為六屆三中全會的“補充決議”下發全黨。

　　但是，“補充決議”並沒有平息共產國際的惱怒。隨著六屆三中全會決議以及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討論國際來信會議的發言記錄傳到莫斯科，瞿秋白、周恩來逐步成為六屆三中全會所謂“調和主義”錯誤的主要責任人。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領導人庫秋莫夫說:“瞿秋白和周恩來同志在中共三中全會上對李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主義路線採取了調和主義立場，至少是不忠實於共產國際（對共產國際耍兩面派手腕）的立場，因為他們都了解共產國際的決議，而且在莫斯科時，聲明完全同意共產國際的決議。”對瞿、周來說，這種指責是不公正的。指導召開六屆三中全會的共產國際7月決議，實際上是共產國際作為對華政策的總指導性的政治文件來起草的，其目的是要更加明確共產國際執委會以前的決議和中共六大的決議，對中國革命運動現狀做出新的估計，確定中國革命的任務和前途。因而，它不是專門為了解決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尤其是高潮時期的“左”傾冒險錯誤而制定的。在莫斯科討論李立三的錯誤時，共產國際並沒有指出李立三的錯誤是路線問題。共產國際的批評還是溫和的。這就導致了兩個錯位，即共產國際7月決議和以它為指導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在指向上的錯位，以及六屆三中全會所解決的問題與共產國際事后希望它應該解決的問題之間的錯位。但是，共產國際卻不這麼看，他們認為：瞿秋白和周恩來對共產國際當面一套背后一套，耍花招。

　　隨著共產國際對六屆三中全會及其改選的中央政治局態度的改變，遠東局也開始對中央政治局及其領導人不滿了。米夫抵達上海后，遠東局對中央政治局的指導開始從嚴加要求到直接干預。11月23日，遠東局就李立三路線問題作出了一個決議。該決議認為有必要採取一切措施，在黨內徹底消除對在中共三中全會決議中體現的“左”的錯誤所採取的調和主義態度﹔責成雷利斯基、埃斯勒在最短的時間內審查與三中全會有關的所有文件，並向遠東局報告自己的意見。經過一個多星期的“審查”，原遠東局負責人雷利斯基於12月1日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寫了一封信，認為“中國同志對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機構採取了不老實的態度，他們利用遠東局中誰都不能審閱中文表述這一情況，歪曲了與他們商定的建議，對此中國同志們要承擔全部責任。中國同志在全會上沒有提出他們與遠東局商定的那種表述，關於這一情況他們甚至都沒有預先告訴遠東局”。顯然，雷利斯基認為，瞿秋白與周恩來對遠東局採取了不老實的態度。接著，12月2日，米夫也去信莫斯科說：“在三中全會上，他們（指瞿秋白、周恩來）事先不與遠東局打招呼，就決定不把與遠東局商定的表述寫入政治決議（老的中國花招），從而把那個決議變成了一個模棱兩可的文件。”

　　在沉重的壓力之下，周恩來為了避免黨內嚴重分歧繼續下去而最終導致黨的分裂，同瞿秋白一起對三中全會所犯的“調和主義”錯誤承擔了全部責任，並提出與瞿秋白一起退出政治局。但米夫在權衡各方面情況后，採取了“留周拒瞿”的方針。在1931年1月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遠東局根據共產國際精神，雖然對周恩來等進行了尖銳批評，但仍然從實際出發，確保周恩來、項英、羅登賢、關向應、毛澤東等原政治局成員繼續當選，周恩來仍任常委，主持組織和軍事工作。因為米夫也很清楚王明等新人沒有威望撐起整個政治局，所以沒有採納王明、羅章龍等人排斥周恩來全盤換班的強烈要求。米夫在四中全會上作結論發言時說：“我前面已經說過，誰沒有錯誤，如果有錯誤的應當出去，黨裡全沒有人了。在改造中我們要看誰能為黨一致而斗爭，如忠發、錫根、向榮[應]、溫裕成，他們是工人同志，他們雖有錯誤，我們現在決不讓他們滾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們，看他們是否在工作中糾正自己的錯誤。如恩來同志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按照米夫的話說，給予周恩來進入政治局的機會是要“戴罪立功”的。六屆四中全會之后，遠東局、王明等主導著中央的大政方針。周恩來依然忍辱負重地擔負著中央繁重的日常工作，並將工作重點逐漸轉到紅軍和蘇區工作的指導方面。1931年12月，周恩來離開上海前往中央蘇區。

　　1934年1月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上，周恩來仍當選為5名中央常委之一，同時即是5位中央書記處書記之一。他們是：博古、洛甫、周恩來、項英、陳雲。周恩來曾被批犯“調和主義”、“右傾”錯誤，在作戰方針上同博古、李德、項英發生分歧，被撤回瑞金，組織實施由博古、李德主導決定的軍事方針和作戰計劃。1935年1月，在紅軍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上，身為軍委副主席、中央核心領導小組“三人團”之一的周恩來，支持和全力推舉毛澤東領導紅軍，為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從黨的誕生開始，中國共產黨這條航船就是按照馬列主義所繪制的圖紙並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建造的。在大革命后期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中共面臨生死存亡的嚴重考驗時，陳獨秀沒有掌好舵，隨后的瞿秋白的“左”傾盲動、向忠發和李立三的“左”傾冒險、王明和博古的“左”傾教條等錯誤，幾乎每次都讓黨的航船遭受滅頂之災。一直處在航船駕駛室內的周恩來，他也盲動過、冒險過、教條過，但在與直接指導航船前行的共產國際及代表的交往、溝通、聯絡和協調中，在實際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他能立黨為公，相忍為黨，以其實干與睿智，幫助黨涉過一個個險灘，直到遵義會議，找到了能夠駕馭航船的舵手毛澤東。周恩來的功勛卓著，永載史冊。

　　（作者系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