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領導我們搞經濟工作的幾件往事

　　我從40年代延安時期，到建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和“文革”時期，有機會多次直接和恩來同志接觸，得到他的教誨，有些事使我永遠難以忘懷。

　　一

　　周恩來同志是我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中的杰出人物，參加和領導了黨的歷史上許多重要的革命活動，經驗豐富，才識過人，功業卓著。抗日戰爭初期，恩來同志在全國民眾中已有很高的威望。當時，許多國統區和淪陷區的年輕知識分子就是在共產黨和周恩來等同志的影響下毅然投身革命，來到延安的。我於1940年到延安，在中央黨校學習3個月后調到中央組織部工作。在那裡工作的幾年中，我經常接待由南方局介紹來延安的同志，從他們那裡聽到了許多有關恩來同志在重慶，進行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動人事跡，內心充滿了對恩來同志的崇敬和仰慕，只是一直未能見到他。直到1943年底，恩來同志從重慶回到延安，我才第一次見到他。1944年春，我和幾位在延安的北大同學，按照恩來同志的囑托，巧妙地揭露了一個混入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國民黨骨干分子的真實身份，達到了既斗爭又團結的目的。恩來同志在布置任務時，對我們要求明確又大膽放手的工作方法，給我很大的啟發和教育。黨的七大期間，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周恩來同志作了《論統一戰線》的報告，他從世界形勢講到國內形勢，講了黨的抗日統一戰線，對國民黨又團結又斗爭的方針等，他的報告結構嚴謹，邏輯性強，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和說服力。我聆聽了這次報告，頓覺眼界開闊，對爭取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更加充滿了信心。

　　二

　　全國解放后，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時，我被調到國家經濟部門工作，和周總理的接觸增多了，恩來同志處在總攬全局的關鍵崗位上，黨務政務，內政外交，日理萬機。但在繁忙的領導工作中，他始終把經濟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他曾說：政府工作的重點，就是組織經濟建設。他對我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貢獻。周總理對每一件事情都考慮得很周到，對同志和下屬也能設身處地地著想，使人感到在他領導下工作十分親切、愉快。周總理思維敏捷，處理問題果斷，不管多麼復雜的問題，到了他那裡，都能理出頭緒，找出突破口，給干部指出方向，使問題順利解決。特別是他的一切從實際出發，注重實效，嚴格要求，一絲不苟的精神，更為新中國第一代經濟工作干部樹立了光輝榜樣。

　　1952年8月，周總理率領我國政府代表團訪問蘇聯，談判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援建項目問題。當時我是東北工業部秘書長，作為隨員隨團前往蘇聯。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草稿，在北京時總理就進行過多次修改。抵蘇后，他又抓緊時間，把大家集中起來逐字逐句進行討論修改，連標點符號也不放過。定稿付印前，總理又專門叮囑一位同志負責進行最后核核，以免出錯。當總理發現校對后的稿件仍有差錯時，並未直接批評他。但這位同志知道后仍感到很慚愧。第二天，總理到代表團住地與大家共進午餐時，特意和這位同志碰了杯，笑著說罰酒一杯吧。總理對干部在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既嚴肅又親切的態度，是對我們每個在場的同志的一次深刻教育。

　　總理對待干部，特別是各部門的領導干部，是很尊重的，工作中嚴格要求、充分信任，思想上關心愛護、循循善誘，很少有發脾氣的時候。但對於一些同志工作中的缺點，尤其是對不實事求是的作風，總理絕不容忍，發現問題，總是及時給予嚴厲的批評和真誠的幫助。我記得1960年10月中央書記處在居仁堂開會，會議內容是研究第四季度工業生產，中心是1960年1800萬噸鋼的指標能否完成。從當時的實際情況看，無論是鋼廠的能力、煤炭的供應，還是交通運輸情況，完成這樣高的指標都是困難的。但由於受1958年以來在經濟建設中產生的“左”傾冒進思想的嚴重影響，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高級干部，對當時出現的經濟困難的嚴重性認識不足，對進行國民經濟調整的必要性也認識不夠，或許是對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心有余悸，以致在一段時間內對實行調整的方針在思想上還轉不過彎子。因此都不願首先提出調整指標的意見，而是強調客觀，互相推諉。總理聽了幾個部門的發言，對這種不實事求是、不面對現實的作風很不滿意。早在1956年，總理就提出反冒進，雖在以后受到錯誤的批評，為了維護黨內團結也做過檢討，但他對於以后幾年中一些不切實際的做法一直是不贊成的。他認為到了1960年末，中央已經下決心進行調整，部門的領導同志還不能採取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這是不應該的。在這次會上總理對一些部門的領導同志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使他們受到很大震動，解除了他們的思想包袱，從而對促進這些部門貫徹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實現我國經濟工作的重點轉移起了重要作用。

　　三

　　1962年開始，我負責國家物資總局工作。1964年國務院決定成立物資管理部，我擔任部長。在那一段時間內，周總理和少奇、小平同志一起，對改革物資工作精心指導，花費了大量精力，做出了巨大貢獻。

　　周總理很關心物資部門的建設。他多次強調要搞好物資的節約、回收，搞好清倉查庫。他說：人要整風，物要清倉，倉庫每隔5年就應該清理一次。他認為建立供應站、服務隊是一件好事，強調物資部門要搞服務。他告誡我們，物資部容易見物不見人，要抓緊對干部的教育，加強思想工作，不然就會產生貪污受賄行為。

　　周總理還非常關心物資部干部的學習和進步，期望他們成為通曉本行的專家。有件事，給我印象十分深刻。物資部在組建初期，為了克服“大躍進”造成的物資流通領域的混亂現象，中央決定由物資部對地方物資部門實行人、財、物三垂直領導，以便更好地發揮物資部門調節重要物資供求的蓄水池作用。由於進行調整，當時一些重要物資出現暫時多余，全國有50萬噸優質鋼材，200萬噸生鐵，需要國家收購、儲備。任務要完成，而初建的物資部缺乏資金，於是，我向少奇同志匯報工作時，提出給物資部無息貸款的請求。財政部的同志不同意，說，中外銀行貸款，哪有不付利息的。周總理知道后很挂念這件事，他對我說，你怎麼會提出無息貸款的要求？對這個問題，不應該事先未搞清楚就向少奇同志匯報。周總理考慮了物資部門剛剛組建的實際情況，決定給物資部門貸款，貸款利息由財政部門給予補貼，解決了物資工作中的一大難題，同時也給我以深刻教育。

　　四

　　周總理對於工作中的官僚主義現象，從來是毫不留情地反對的。1963年5月，他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干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對官僚主義產生的根源、危害及其在現實生活中的二十種表現進行了深刻剖析，給全黨很大震動和教育。周總理歷來反對文山會海，對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一些部門召開的沒有實際效果的會議，多次給予嚴厲批評。1970年，他在國務院反映各部門會議多的報告上指出：“消耗人力、物力、財力，已是很大浪費，而更重要的是這種領導方法，高高在上，脫離群眾，大長官僚主義作風，把檢查工作，總結經驗，變成走過場。”同年總理還在一次會議上，對一些部長頻繁出國，勞而無功，進行了批評。他說：“有的部長上任沒有幾年，出國去的地方比我還要多，但什麼問題也沒有解決。出國考察要注重實際效果，不要搞形式主義，不要搞無效勞動，造成浪費。”1973年，他在一個派代表團出國考察的報告上批示：“一定要精選能夠學習考察一些知識，把經驗、先進技術帶回來的人去，不要來去空空，專門講排場，無所獲而回。”周總理這些批評和教導，不僅在當時是對我們所有領導干部敲了一次警鐘，而且在今天開放搞活發展外向型經濟的形勢下，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五

　　我作為國務院下屬的一個部門的負責人，也多次受到周總理的關懷和愛護。1959年的廬山會議，本來是要糾正當時經濟工作中存在的“左”傾錯誤。可是后來會議主題發生了完全相反的變化，發展到集中地批判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當時許多同志思想是沒有准備的，也是想不通的。那時我在冶金部工作，國務院通知我上山匯報全國鋼材平衡情況，上山后的當天晚上就參加了國務院各部門到會人員的會議，周總理及時向我們講了會議發展的情況，給我們打了招呼，使我們避免了在那樣一個政治風浪中犯“錯誤”。“文革”初期，我在物資部受到了群眾組織的審查和批判。周總理當時處境很困難，工作很繁忙，但仍不忘對我的關懷。他親自對物資部軍管會主住交代，“組織三結合專案小組趕快審查做出正確結論”。在總理的督促下僅過了兩個月我的問題就順利解決了，靠邊站時間隻有一年半。不然象我這樣的情況，拖個三年五載在當時來說是常見的。

　　周總理對干部的愛護還表現在他部署任務時，總是設身處地地體諒經辦同志的困難，給這些同志完成任務創造條件。“文革”開始后，在“四人幫”鼓動下，各地興起了制做毛主席像章的高潮，消耗著我國十分緊缺的鋁。當時毛主席對這種做法也是不贊成的，曾說“還我飛機”。1969年初物資部迫於專項撥出5000噸鋁給各地造像章用。周總理知道此事后很生氣，批示要物資部設法收回這批鋁。這在當時是很難處理的問題。我多次與物資部軍管會的負責人商量，大家都覺得很難辦。周總理非常體諒我們的處境。他在當年2月的全國計劃會議上有意地用責問的口氣問我：“讓你們收回做像章的鋁，為什麼還不收？傳播毛澤東思想要講實效。像章越做越大，毛主席就不贊成。物資部批出的5000噸鋁，要立即全部收回來。”周總理這麼一說，實際上是直接對各地下了命令，有力地支持了我們的工作。我們連夜發出了通知，不久基本上收回了這些鋁，完成了這一任務。

　　“文革”中，周總理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不僅想方設法保護了一批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學方面的骨干人才，而且還千方百計地創造條件使他們早日站出來繼續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工作。我在計委生產組工作的那一段時間裡就接觸到幾件事情。“文革”初期，在如何對待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同志的問題上群眾組織存有爭議。1970年周總理指示召開全國地質工作會議，請李四光同志出席並講話。周總理親自參加了會議，在大會講話中充分肯定了李四光同志對我國地質工作的功績以及他在地質科學中的地位。這樣就促成了兩派意見的統一，大大改善了李四光同志的處境。又如，康世恩同志在石油部雖然已經“解放”，但有些人借口“群眾不諒解”一直不讓他工作。1969年初，渤海結冰危及鑽井平台，急需組織搶救。在一次已經開到午夜的會議上討論到這個問題時，總理點名要康世恩同志去處理，並囑軍代表要對群眾做工作。當時就通知康世恩同志到會接受任務，立即前往，並要康把處理結果及時向他報告。這樣康世恩同志也就很自然地出來工作了。

　　此外，還有一大批黨外民主人士得到了總理的關懷。有些人從全國看名望不大，但在地方上有一定影響，本人或者父輩對民主事業做出過貢獻，總理知道后也都熱情給予幫助。如20年代反對北洋軍閥的知名人物、國民軍首領胡景翼的兒子胡希仲，早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與恩來同志相識，新中國成立后任陝西省政協委員。“文革”中胡希仲被掃地出門，靠撿破爛度日。他從報上看到我的名字，誤認為我是他留法時的同學，來信要我向總理反映他的情況。我把此事報告總理后，總理說：“我認識這個人，他應該得到照顧，把信給我，我來處理吧！”事隔不久，胡就調來北京，得到了妥善安置。他非常感激周總理，感激黨。在“文革”中得到總理關懷的這類人物何止胡希仲一個！

　　周總理的一生襟懷坦白，光明磊落，對待革命工作忠心耿耿，鞠躬盡瘁，表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偉大品格。周恩來同志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是全心全意為中華民族奮斗的一生，是為祖國人民奉獻的一生，他的偉大精神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楷模。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