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高超的領導藝術：未雨綢繆 掌握主動

　　周恩來是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政治生涯中，始終處於黨和國家的核心領導地位，以其淵博的學識，深邃的思想，超人的才智在中國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壯、異彩紛呈的活劇，為黨和國家立下了豐功偉績。他的領導藝術博大精深，是留給我們的一份極其寶貴的精神遺產。總結繼承這份遺產，更好地指導當前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是歷史賦予我們的神聖使命。

　　高瞻遠矚 統攬全局

　　唯物辯証法認為，事物是普遍聯系和辯証發展的。這就決定了事物既是作為系統而存在，孤立靜止的事物是沒有的﹔又是作為過程而存在，任何事物都處在發生、發展和滅亡的變化過程中。所以領導者從事領導活動時必須統攬全局，運籌帷幄。所謂全局，從空間上說具有廣延性，是指關於整體的問題﹔從時間上說具有延續性，是指關於未來的問題。也就是說，作為領導者必須視野開闊，善於全方位思考問題，才能使決策具有科學性和藝術性。周恩來是一位辯証法大師，在他光輝的領導實踐中，既長於政治全局的運籌，又精於軍事全局的指揮，還諳於經濟全局的領導，更善於外交全局的謀劃。宏觀上，高瞻遠矚，叱咤風雲﹔微觀上，細針密縷，天衣無縫。他以中華民族特有的智慧和才華譜寫了一曲曲勝利的凱歌，以其輝煌的業績永載史冊。

　　（一）審時度勢 洞察全局

　　周恩來在其領導實踐中，盡管環境復雜，矛盾眾多，但他總能審時度勢，高屋建領，做出一系列合乎實際的科學決策。

　　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是周恩來審時度勢、洞察全局的光輝典范。眾所周知，由於王明“左”傾路線，排斥了毛澤東的正確領導，致使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斗爭遭受失敗，不得已進行長征。而又由於既實行逃跑主義，又怕打爛壇壇罐罐，以致一直被動挨打。僅兩個月時間，紅軍就從出發時的８萬多人減少到３萬多人。在黨、紅軍和革命處於危急關頭，身為紅軍總政委、三人領導小組之一的周恩來審時度勢，深刻反思，從全局的高度認真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清醒地認識到，隻有毛澤東才能力挽狂瀾、扭轉危局，中國革命非毛澤東莫屬。於是他在行軍途中，主動找人談心，積極做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准備工作，並且是會議的組織者。他在發言中，深刻總結經驗教訓，全力推舉毛澤東來領導紅軍的今后行動。他的建議得到了多數人的支持。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周恩來的善於審時度勢、冷靜觀察，認清全局，則是這次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會議取得成功的關鍵。

　　（二）抓住重點 規劃全局

　　毛澤東曾指出：“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於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①所以，抓主要矛盾是一項重要的領導藝術。周恩來是一位解決矛盾問題的高手，他既善於透過扑朔迷離的現象分析矛盾，從紛繁復雜的矛盾現象中抓主要矛盾，還善於在解決主要矛盾的同時重視非主要矛盾的解決。就像古希臘神話中阿莉阿德尼公主那樣，手中有一個神奇的線團，使他走出一切復雜的迷宮。

　　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什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黨和政府的工作重點又是什麼？對於這個事關全局的大問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人們的認識並不十分清楚和一致，身為一國總理的周恩來清醒地認識到，要在一個貧窮落后的東方大國，在長期經受戰爭蹂躪的廢墟上建設社會主義，發展經濟是頭等大事，黨和政府的工作重點就是領導經濟建設。所以，早在建國之初，周恩來就代表黨中央向全國人民發出號召：“恢復生產，建設新中國”。１９５４年，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又明確提出，要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的宏偉目標。以后又把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改為“現代化的科學技術”。從１９５４年起的２０多年裡，周恩來在重要報告中關於“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先后共講了７次之多。可以說，在他近３０年總理生涯中，為了祖國的“四個現代化”，他獻出了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心血。

　　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這個事關全局的宏偉目標，他運籌帷幄，指揮若定。首先，堅持從國情出發，實事求是的原則。無論是制定經濟發展戰略還是具體實施計劃，都強調實事求是。１９５６年針對當時有些人經濟上急於求成的情況，嚴肅指出：“各部門訂計劃，都要實事求是。“對群眾的積極性不能潑冷水，但領導者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②其次，注意綜合平衡，協調發展。現代化建設是一個社會系統工程，層次復雜，門類眾多，要求領導者像一位杰出的鋼琴大師，演奏起來動作靈活，主次分明，輕重有序，緩急得當，從而彈奏出美妙和諧的樂章。周恩來就是這樣一位演技高超的鋼琴家。在領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善於處理各種矛盾，分清輕重緩急，主張突出重點，全面安排，綜合平衡，協調發展。他指出：我們強調重點建設，並不是說可以孤立地發展重點，而不要全面安排﹔我們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說可以齊頭並進，而不要重點建設。我們在制訂計劃和安排工作的時候，必須把重點和全面很好地結合起來。他親自主持制定的“一五”計劃，歷時4年，五易其稿，充分體現了這種精神。計劃結合我國當時的國情，把發展重工業作為重點。但同時，也相應地發展農業、輕工業、郵電、交通、運輸業、商業及文化教育事業。還十分注意市場穩定，強調財政、信貸、外匯、物資的四大平衡，使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地協調發展。再次，抓住關鍵帶動全局。實現四化，關鍵何在？１９６３年１月 ２９日，周恩來在上海市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講話時指出：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③為此在他親自主持制定的《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時，提出要“集中力量，重點發展”的方針。據此選定了５７項重要任務。在規劃中對原子能、噴氣技術、計算機技術、半導體、電子學、自動化技術等重點項目採取了緊急措施。並親自擔任中共中央專門委員會主任，抓“兩彈一星”的上天。在他的領導和關懷下，我國已相繼研制出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核潛艇以及多種人造衛星，還為很多國家發射衛星，已成為世界上少數幾個比較全面掌握了航天技術和核技術的大國之一。這些巨大的成就上無不滲透著周恩來的智慧和心血，同時，也是他高超的領導藝術的結晶。

　　未雨綢繆 掌握主動

　　古人雲，“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這是一條千古不易的真理。周恩來善於借助馬克思主義的“望遠鏡”和“顯微鏡”，高瞻遠矚，審時度勢，從已知推斷未知，從現實把握未來。加上他的縝密思維，准確決斷和卓越指揮，不管多麼棘手的問題，他總能棋高一著，贏得主動。這正是周恩來高超的領導藝術之佐証。

　　（一）靜中見動 預測未來

　　周恩來是一位一葉落而知天下秋的領導者，他善於靜中見動，未雨綢繆，在復雜的斗爭中能預見到事情的發展趨勢，從而做出科學決策，贏得斗爭的主動權。

　　恢復中美邦交是周恩來預見藝術的生動體現。

　　６０年代以來，國際局勢急劇動蕩、分化和改組，在中、美、蘇政治大三角關系中，美國必須打“中國牌”才能佔據有利地位。這就為中美和解提供了可能。加之，美國將舉行總統選舉，共和黨候選人尼克鬆為了贏得選票，也急於對華和解。對中國來說，實現中美和解有利於打破蘇聯設置的反華包圍，減少腹背受敵，在國際舞台上贏得主動。基於以上分析，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在中美恢復外交關系過程中導演了一幕幕令世人眼花繚亂的連續劇。

　　１９６８年底，周恩來建議重開在華沙的中美大使級會談，恢復中美直接聯系的渠道。１９７０年８月１４日，邀請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斯諾夫婦訪華。１０月１日，請他們登上天安門城樓歡度國慶。在周恩來的精心安排下，《人民日報》頭版的顯著位置登出了毛澤東與斯諾夫婦在天安門慶祝國慶典禮的照片。這是周恩來向美國政府發出的含蓄而寓有深意的信息。基辛格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這是史無前例的，哪一個美國人也沒有享受過那麼大的榮譽。”１９７１年春天，周恩來根據毛澤東指示，邀請正在日本名古屋參加３１屆世界錦標賽的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並親自接見。消息立刻震撼了全世界。正如周恩來所說，乒乓球彈過去震動了世界，小球轉動了大球——地球。同年７月，在周恩來的一手導演下，尼克鬆的特使基辛格秘密訪華。１５日，北京與華盛頓同時發表公告，向全世界宣布尼克鬆總統將於１９７２年５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石破天驚，公告震撼了美國，震撼了全球。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美國總統尼克鬆的專機徐徐降落在北京機場。當尼克鬆走下舷梯，主動與周恩來握手時，周恩來風趣地說：“你的握手跨過了世界上最遠的距離——跨過了沒有交往的２５年。”尼克鬆也在他的回憶錄裡這樣記述這一歷史性時刻：“當我們的手相握時，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一周以后，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了具有歷史意義的聯合公報。這是周恩來遠見卓識的領導藝術的杰作。

　　（二）深思致遠 謀劃未來

　　高明的領導者不僅善於后饋思維，總結經驗教訓，而且更善於超前思維。周恩來就是這樣一位善於深謀遠慮的政治家。

　　１９３７年，當周恩來得知長沙將組織一個青年戰地服務團，到國民黨第一軍胡宗南部服務的消息后，立即指示蔣南翔推薦一名共產黨員報名參加。針對胡宗南的特點，對於人選，周恩來提出：一要出身名門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紀較輕，儀表不俗﹔二要公開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談舉止有愛國進步青年的氣質﹔三要知識面廣，記憶力強﹔四要看過一些馬列主義的書籍和孫中山的著作，肯動腦子，比較細心，能隨機應變。據此，蔣南翔推薦了熊向暉。

　　針對熊向暉比較驕傲、急躁的特點，周恩來讓董必武轉告熊向暉：第一，不要急於找黨，耐心等待。第二，隱蔽黨員身分，在組織上不發展黨員，不參與服務團的領導工作，准備參加國民黨。政治上保持不左不右，相機推動胡宗南繼續抗日，但要做得自然，不急於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蘿卜，白皮紅心。即使受到進步朋友甚至自己同志的誤解，也要忍耐，不急於表白。第三，在國民黨裡，對人要略驕，寧亢勿卑。但也不宜過亢。要適應復雜環境，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並送熊向暉八個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實踐証明周恩來的遠見卓識，他籌劃的這顆閑棋冷子，在粉碎國民黨的歷次反共高潮和解放戰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作為胡宗南侍從副官兼機要秘書的熊向暉，曾多次通過地下黨員王石堅向我中央密報蔣介石企圖進犯我解放區的軍事情報，使得蔣介石的陰謀一次次遭到失敗。毛澤東曾稱贊，在這一時期，胡宗南的一舉一動都在我們掌握之中。這既是我黨情報工作成功的范例，也是周恩來深思致遠，未雨綢繆的領導藝術的有力証明。

（三）揭示規律 把握未來

　　唯物辯証法認為，客觀事物盡管紛繁復雜，變化萬千，但事物的發展變化有其內在的規律性。事物發展的規律性規定著事物發展的方向﹔事物的內在矛盾和外部條件規定著事物發展的客觀進程。領導者的高明之處就是在考察事物現狀的過程中，能透過表象，揭示規律、預見事物方向和進程，採取相應的對策。周恩來是一位善於運用唯物辯証法原理，揭示規律，把握未來的杰出領導者。

　　新中國成立后，有不少人認為，我國應該從新民主主義直接進入社會主義。周恩來認為，實現社會主義是要有一定條件的，如果條件不成熟就急於轉變到社會主義，並不能實現社會主義。他還認為，社會主義是以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實現的，生產發展不起來，用逼的辦法是逼不出社會主義來的。１９５６年２月，周恩來指出：“現在有這樣一種說法，我們現在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了，是不是對呢？也可以這樣說，不過不怎麼准確”，因為有兩種過渡嘛：一個是三大改造，一個是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第一個過渡是比我們過去設想的時間大大地提前了，但在逐步實現工業化過程中，過渡時期還不能算走完。不能隨便提出“提前完成中國工業化”的口號，我國只是開始進入社會主義。④他在全國政協三屆三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批評長期以來流行的脫離生產力的發展，孤立地追求生產關系的變革的非馬克思主義傾向，強調指出，生產關系必須適合生產力的發展，決不能違背這一規律。

　　在那特定的歷史年代裡，盡管他無力回天，無法改變歷史，但這些真知灼見卻永遠閃耀著真理的光輝。

　　多謀善斷 棋高一著

　　多謀善斷是領導工作的核心，是一種高超的領導藝術。周恩來就是一位以多謀善斷而聞名於世的杰出領導者。

　　（一）注重調查 准確決斷

　　調查研究既是世界觀，又是方法論，是周恩來實施科學領導的基本方法。他認為，領導者要正確地決定問題，“必須經過最實際的調查研究，並使這些實際材料與黨的原理原則聯系起來”，⑤否則就會做出脫離實際情況的決策，就會陷入主觀唯心主義的泥坑。周恩來還認為，正確的理論指導是搞好調查研究的關鍵。“光有調查研究工作，沒有理論指導也不行。沒有理論指導，就會妨礙我們去進行調查研究。做一件實際工作，做了一年、半年，可能還看不出問題來﹔調查研究了幾百條，也可能找不到關鍵。”⑥所以，要搞好調查研究，就必須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武器進行調查研究，這樣調查研究才能實事求是。首先，要有正確的指導思想。“要從客觀存在出發，不能從主觀想像出發。進行調查研究，必須實事求是。”⑦其次，要有科學的方法。“事物總存在內在矛盾，要分別主次﹔總有幾個側面，要進行解剖。各人所處的環境總有局限性，要從多方面觀察問題﹔一個人的認識總是有限的，要多聽不同的意見，這樣才利於綜合。事物總是發展的，有進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進行比較，才能看透。”⑧通過這樣的分析、綜合、比較，形成了理性認識。再次，關於調查研究的原則。周恩來強調，調查研究必須“堅守毛澤東同志的三條原則：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堅持真理，修正錯誤”⑨。這三條原則是有機統一，既是一條系統的認識路線，也是一條系統的工作路線。它是黨的群眾路線的高度概括，也是調查研究方法的生動體現。堅持這條路線，科學決策就有了可靠的保証。

　　周恩來不僅在理論上對調查研究做了系統闡述，而且率先垂范，身體力行，把考察社會，了解國情作為自己的畢生任務。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領導生涯中，時時、處處、事事都注重調查研究，重視決策的科學性和民主性。早在青年時代，他就東渡日本，西赴歐洲，考察社會，探求真理，了解強國之道，尋求富民之路，以借他山之石，攻己之玉。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周恩來身居總理要職，更把調查研究作為完成歷史任務的唯一途徑。他跨越“文山會海”，走出高牆深院，踏遍青山，走訪群眾。從城市到鄉村，從海疆到邊陲，祖國的山山水水，印下他的足跡，留下他的身影。正是在無數的調查中掌握了許多決策信息，從中汲取了智慧和營養，做出一系列科學決策。在北京，他登上公共汽車，體驗群眾乘車的艱難，並召開專門會議，研究解決公共汽車擁擠的問題，還指示國務院各部門和有關單位，有條件的都要用大車接送職工上下班，以緩解群眾乘車難的矛盾﹔在上海，他深入裡弄，了解群眾居住環境，並要市領導同志研究制定改善工人居住條件，改善城市環境衛生的規劃報告，讓他帶回中央﹔在杭州，他踏遍茶山，走訪茶農，與基層干部一起商討制定茶鄉的遠景規劃﹔在黑龍江，他關心農村機械化，幫助解決農業工人的“犁后喘”﹔在海南島，他走訪橡膠加工廠，關心工人的勞動強度，並幫助工廠解決大批鐵桶，運走積壓的幾十噸濃縮乳膠﹔在王府井的同升鞋帽店，提出生產適合勞動人民需要的肥大型布鞋﹔在北京石油化工總廠，提出對煙囪的黃煙要綜合利用，要立志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在長江三峽，他偕同李富春、李先念兩位副總理及有關省、部委的同志，對三峽工程進行了詳細考察。並肯定了三斗坪壩區的方案，從而使工程壩址選擇取得了突破。舉世矚目的三峽工程正在順利施工，毛澤東“高峽出平湖”的宏偉藍圖將要變為現實，然而，人們不會忘記這一偉大的工程上凝聚著的周恩來的心血和智慧。

　　（二）以迂為直 巧妙決斷

　　唯物辯証法認為，事物的發展總是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其總方向是上升前進的，具體道路是曲折的，發展是前進性與曲折性、上升性與回復性的統一。這就要求領導者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避免直線式和循環論。無論革命還是建設，都要准備走曲折的路，有時要迂回前進，就像孫子所說：“軍事之難者，以迂為直”，“先知迂直之計者勝”。周恩來這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深諳迂直之道，在他的領導實踐中，即使再大的難題，看上去是“山重水復疑無路”，可他總能以迂為直，退中求進，變被動為主動，面前總會出現“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天地。

　　６０年代初，當我國經濟建設遇到嚴重困難時，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主動搞有計劃的“馬鞍型”，使國家渡過經濟難關，這是他以迂為直、退中求進的領導藝術的杰作。在闡述這一方針時，他曾通俗地概括成四句話：“堅決退夠，留有余地，重點調整，打殲滅戰”。其中關鍵是退夠。為了貫徹這一方針，他於１９６０年10月主持起草了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和《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這兩個文件對於糾正農村經濟政策中“左”的錯誤，剎住“共產風”，穩定農民生產情緒起了很大的作用。１９６０年１１月中旬至１２月中旬，他兩次召集各位副總理商討，力求壓低１９６１年計劃的盤子。為了摸清並緩解糧食困難，他召集有關方面負責同志反復核算，商討對策。他還身體力行，親赴工業眾多、困難嚴重的東北地區作調查，把黨的調整方針結合東北實際，具體化為：在整個經濟布局上，縮短工業戰線，拉長農業戰線﹔在工業系統，縮短基本建設戰線，拉長生產戰線﹔在機械設備方面，先主機，后輔機，先維修，后制造。實踐証明，黨的調整方針是正確的。由於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經濟逐漸走出低谷，恢復了生機和活力，為后來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周恩來這種以迂為直，退中求進的決斷藝術為領導科學寶庫增添了璀璨奪目的明珠。

　　（三）善於思維 超常決斷

　　唯物辯証法認為，客觀事物盡管紛繁復雜，千差萬別，但仍有著相同之處或共同本質。領導者的高明之處就在於運用科學的思維方法，從不同的事物中找出相同因素，從而贏得決策的主動權。周恩來學識淵博，斷藝超群，善於用求同存異的思維方法，求大同存小異、求大同存大異、求小同存大異。存其異，求其同、抑其異，揚其同、舍其異，待其同，將求同存異的思維方法運用得出神入化，惟妙惟肖，從而為自己創造廣闊的決策空間，使他的領導工作達到了高超的藝術境界。

　　異中求同。善於在矛盾對立中求同，這是周恩來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主張向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一切國家學習的基礎。他指出，對於資本主義國家，“除了他們的國家制度我們當然不學以外，他們資本主義生產上的好的技術，好的管理方法，我們是可以學習的。”針對“四人幫”把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污蔑為崇洋媚外的極左思潮，周恩來嚴肅指出：“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是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這三個來源還不是資產階級的或受唯心史觀限制的學說嗎？可是它們都含有合理的因素。……要有點辯証法，不要一聽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就氣炸了，那叫形而上學，片面性。”⑩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周恩來異中求同的辯証思維方法。

　　抑異揚同。在“同”“異”共存、主次相依的矛盾統一體中，周恩來善於用辯証的思維方法分析矛盾的主與次，異與同，抓主帶次，抑異揚同，從而獲得決策的主動權。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是周恩來運用抑異揚同思維方法進行科學決策的杰作。西安事變發生后，周恩來冷靜分析了錯綜復雜的國內外矛盾，既看到中國共產黨及其廣大人民群眾與蔣介石的“異”，同時又看到其“同”。為了中華民族存亡這個大同，我黨力主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抓住這一契機，實現由反蔣抗日向逼蔣抗日轉變，建立新的統一戰線。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周恩來一到西安，首先分別與張學良、楊虎城二位將軍促膝長談，指出和平解決事變的重要性﹔對於蔣介石本人，周恩來則曉以大義，講清大局，說明利害，不要做民族的千古罪人﹔與此同時，還抓緊做好宋子文、宋美齡這兩個關鍵人物的工作。希望他們以民族大局為重，促成事變和平解決。當張學良因提前釋放蔣介石，自己親自護送去南京而身陷囹圄，致使局勢驟變時，他又處變不驚，積極做好東北軍西北軍中主戰派的工作，要他們識大體，顧大局，從而保証和平解決事變目標的實現。

　　存異待同。處於矛盾統一體中的矛盾雙方的同與異，有時由於事物內部要素與外部環境的影響，“同”的條件一時尚不成熟，矛盾還不到徹底解決的時候，這時，領導者應如何求同呢？周恩來往往採取既求同存異、又存異待同的方法，即矛盾雙方各自保留不同點，同時積極創造條件，等待時機、在等待中尋求統一。１９４９年，周恩來主持通過的《共同綱領》就是既求同存異，又存異待同的成功范例。新中國成立前夕制定的、起著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中未寫進社會主義，原因何在？這是周恩來存異待同的一著妙棋。在《共同綱領》制定過程中，他一方面堅定不移地從堅持黨中央規定的各項基本政策出發，和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尋求共同點﹔另一方面，鑒於他們在社會主義問題上的認識差異，如果這時強行將社會主義寫進《共同綱領》，勢必發生矛盾，影響到我們與民主黨派的關系，影響到建立新中國這個大局。所以，周恩來採取了先存異后求同的辦法，在《共同綱領》中不寫進社會主義，從而使《共同綱領》得到一致通過。此后，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社會主義逐漸為大家所理解和接受，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一起走上了社會主義康庄大道。

　　綜上所述，在周恩來的領導生涯中，求同存異的思維方法的運用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形成了獨特的藝術特色。

　　（作者單位：中共江蘇省委黨校）

　　注 釋：

　　①《毛澤東選集》第２版第1卷，第３２０、３２２頁。

　　②、③、⑦、⑧、⑨、⑩《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１９１頁、第４１２頁、第３１３頁、第３１３—３１４頁、第３１４頁、第４６７頁。

　　④周恩來《在全國政協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上的講話》。

　　⑤《周恩來選集》上卷，第１２９頁。

　　⑥《黨的文獻》１９９２年第９期，第３９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