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總理為解決困難時期的糧食問題嘔心瀝血

　　新中國經濟困難時期是上個世紀指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一個以農業生產為突出困難的時期，其中三年嚴重困難時期是指1959—1961年連續三年自然災害，糧食成為影響全局的揪心問題，人民口糧嚴重短缺。之后的1962年、1963年開始農業經濟恢復，但也依然較為困難。

　　1959年初春，河北、山東、江蘇、安徽等15個省發生春荒，其中河北、山東等5省嚴重缺糧。到1960年，災情更加嚴重。全國受災面積達到9億多畝，佔全國16億畝耕地面積一半以上。——飢餓、逃荒、浮腫病、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等情況出現並呈增加趨勢，都因為糧食的極度匱乏。

　　無農不穩，城市依靠農村供應糧食。1960年入夏后，北京、天津、上海、遼寧等大城市和工業區糧食庫存薄弱，糧食供應岌岌可危，首都北京隻能供應7天，天津隻能供應10天，處於魚米之鄉、本是“蘇湖熟、天下足”的大上海，沒有大米庫存，而共和國長子、重工業基地遼寧省的10個主要工業城市隻能供應八九天。

　　一、掌握實情節制供應

　　1960年秋，糧食部預計全國糧食總產量隻有2800多億斤（年終實際數2870億斤），缺糧問題十分嚴重。周總理把北方各省的負責人和一些縣、社的基層干部，一並請到人民大會堂，召開緊急會議，認真傾聽他們的意見，了解農村的實際情況。會上，周總理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研究后，提出了全黨動員，發展生產，控制消費，低標准、瓜菜代，發起制作糧食代食品的運動，艱苦奮斗，度過暫時困難的一系列具體措施。

　　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立即開展大規模採集和制造代食品運動的緊急指示》，要求各地抓緊秋收已經完畢的時機，大規模地動員群眾，採集和制造代食品，以克服困難，度過災荒。中共中央根據科學院的建議，推薦玉米根粉、小球藻等代食品。《指示》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首，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習仲勛參加的瓜菜代領導小組和辦公室，負責對這一行動的具體指導。

　　1961年2月26日，周恩來出席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黨外市長座談會，說，農業上遇到的困難，我們沒有預料到這樣大。這影響到一系列輕工業材料，同時也影響某些重工業。因此，今年我們必須節約糧食，增產節約，克服困難，度過災荒。

　　周總理指示，每月要召開一次北方糧食廳局長會議，主管農業的中央負責同志要聽取匯報，親自部署，精心安排。會后，中共中央發出了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為了核實糧食產量，合理安排糧食的購、銷、調指標，總理同意並支持對全國農村生產隊糧食實行過秤入倉辦法。

　　周總理對新疆自治區棉布供應指標問題作出指示，鑒於今年糧食供應緊張的情況，對於今年棉花收成決不能估計過高，因此不僅今年春季不發布票，今年秋季和明年春季也要少發布票，才能克服困難。

　　為了保証城市口糧最低限度供應，1960年中央決定，除井下、高溫、高空和擔負重體力勞動的職工外，城市人口酌情減少糧食定量。城市飲食行業、糕點和其他糧食制成品，採取憑糧票供應辦法。

　　當時，北京少數高級飯館高價銷售和供應外國人用餐不收糧票。1961年，糧食形勢更困難，為了減少糧食銷售，糧食部提出方案：對乘坐火車、輪船、飛機的旅客用糧，印制一種專用糧票，憑票供應，測算下來全年可以節約糧食7500萬斤。周總理經反復考慮，認為雖然困難極嚴重，但不能增加旅客麻煩，火車、輪船、飛機上的外賓、華僑也較多，憑票供應，數量不大，影響不好，否定了這個方案。

　　總理十分關心工人和知識分子生活狀況。當時，煤礦工人的糧食定量從60斤降到45斤，而且是粗糧，其它副食品肉、酒、糖供應很少，工人體力大大下降。在糧食緊張情況稍有緩解時，他立即提出，要從煤礦工人開始，對高空、高溫、井下、水下等重體力勞動者給予糧食補助，井下工人恢復到60斤，而且粗糧、細糧適當搭配，其它酒、糖等井下工人生活必需品也適當解決。周恩來說，為井下工人怯寒，需要供應酒，問清一斤酒需要多少糧食，按供應酒的定量撥了糧食。

　　之后又提出對高級知識分子、十七級以上干部分別補助少量肉蛋和黃豆，以保証他們必要營養和生活需要。

　　二、全國一盤棋調配糧食

　　為了渡過糧食難關，安排好各地的糧食調撥，通常搞三道“防線”：先由糧食部長和地方協商﹔然后是主管財貿工作的中央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出面商談﹔最后周總理親自把關。1959年以后，不僅年度糧食調撥計劃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下達，季度調撥計劃也由黨中央安排下達﹔到了1960年，月度調撥計劃也都由黨中央通知各級黨委執行。周總理親自設計了一張《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從這張表上，能夠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際調撥和中央糧食收支情況。

　　最困難的1960年、1961年，糧食告急的報告不斷送到周恩來、李先念等人的辦公桌上。為了解決億萬人民吃飯問題，周恩來親自指揮調運糧食，被稱為“糧食調度的總指揮”。周恩來總理統籌全國糧食的全局，果斷決策，親自抓每一起難度較大的省、市、自治區間的調撥，保証各方面的應急需要，從而使我們國家和人民比較順利地渡過了難關。

　　他每周要幾次約糧食部門同志談話。到總理那裡去開會，不讓帶助手，也不許使用“可能”、“大概”等含混概念。如果不懂裝懂的，還會受到總理嚴厲的批評。糧食部黨組書記每次被急召去總理辦公室，主要是談解決糧食問題。周總理日理萬機，一般都是晚上找他們去，有時是晚上九十點鐘或深夜十一二點去，談到第二天凌晨三四點鐘。周恩來在聽取匯報時，總是自己用筆計算數字，逐省逐項地算賬，糧食庫存多少，每月銷售多少，夏糧下來能增加多少，可調出多少，等等，都做到了如指掌、胸中有數。

　　周恩來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從 1960年 6月至 1962年 9月，兩年零四個月裡，關於糧食問題的談話就達 115次。其中 1960年下半年 19次，1961年 51次，1962年 45次。主抓糧食調配，周恩來親自動手，設計了一張《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從這張表上，能夠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間調撥和中央糧食收支情況。周恩來還仔細審閱每一張糧食報表和糧食計劃表，認真計算每一個數字，周密安排和調撥糧食。在保存的當年總理辦公室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的32張報表中，周恩來的筆跡共有994處之多。僅在《1962年至1963年度糧食包產產量和征購的估算》這張表上，總理就用紅藍鉛筆作標記145處，調整和修改數字40處，在表格邊上進行計算6處，批注數字70處，批注文字7處。它們生動地記錄了周恩來在三年困難時期為了解決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所付出的智慧與心血。

　　周恩來及時審閱糧食報表，精心計算糧食安排，多次出京調查糧食情況，解決糧食調撥問題。江西早稻種植面積在華東數省中是最多的，江西人口卻在幾省中幾乎是最少的，隻比福建略多些。為了使江西省同意在12億斤外調基礎上再加3億斤糧食外調，周恩來耐心、細致地做江西省的說服工作。周恩來對江西本年度糧食產量和人均口糧做過調查，心裡有數，所以他很肯定地說：“我有調查，江西老表口糧水平比較高，還有儲備糧，比嚴重缺糧的晉、魯、豫好多了，增加3億斤雖然有困難，但還是可以增加的！”

　　1961年3月在廣州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時的一天深夜，周恩來與糧食部負責同志一起研究各省糧食調撥安排。周恩來親自排出表格，相加數字，結果出現了5000萬斤的差數。為了弄清這一問題，他逐省逐項逐筆核對計算，但數字還是無法平衡。周恩來思考片刻，然后問糧食部負責同志：“當時研究調出時，給浙江省加上5000萬斤，加了沒有？”經總理提醒，糧食部負責同志猛地想起，是他們漏記了，問題就出在這裡。

　　一次，總理請李先念同志及糧食部領導商量糧食調撥計劃，談到夜裡11點，他說，你們先回去休息吧，這個計劃表今晚要弄好，一會兒讓你們計劃司長來就可以。說完總理又忙於其他政務。當計劃司司長次日凌晨將這份材料送到總理辦公室時，總理仍在伏案工作。他不顧通夜勞累，仔細審查了這份材料，連每一個附注都同計劃司司長討論一遍，然后才同意印發。

　　隻要事關糧食調運，周總理都親自過問。1961年，全國在調糧過程中，因運力不足，遇到了許多困難。此事向周總理匯報后，總理即與外貿部門打招呼，迅速從蘇聯進口1200多輛汽車交給糧食部使用。從此，糧食部門成立了汽車總隊，大大增加了中央機動運糧力量，在糧食供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當時特殊的國際關系中，中國還要勒緊褲帶對阿爾巴尼亞等兄弟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援助包括糧食援助，如1960年8月3日周恩來回復阿方部長會議主席謝胡的請求，答應在三、四季度分兩批援助阿方5萬噸小麥。

　　周總理還緊抓糧食工作制度的改革。糧食年度是從7月1日到下年6月底，而夏收小麥在6月即開始入庫，正好跨了兩個糧食年度。總理說，這個辦法不合理，應當改一下，要讓當年生產的糧食當年就應該能用上。經反復研究，糧食年度改為從4月1日起到次年3月底止。這樣，北方最晚的庄稼已收割入庫，南方最早的糧食還未收割，可以做到當年生產的糧食，當年使用。這雖然是個具體問題，但牽涉面很廣，各省過去的統計概念和數字都要重新改過。周總理把這件事向毛主席匯報並征得同意后，親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宣布。

　　周總理堅決執行毛澤東主席藏糧於民、藏富於民的指示。他提出農村要建立集體儲備糧。國務院決定，把國家儲備糧列入年度糧食收支計劃。從此，國家、集體的糧食儲備逐年增加。還決定由國家基本免費代生產隊保管儲備糧的辦法，使國家糧食儲備建立了一道新的防線。

　　三、打破禁忌進口糧食解急

　　1960年底，隨著災情的日益嚴重和受災范圍的繼續擴大，單靠省際間糧食調撥已經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了，潛力用盡。

　　進口糧食，糧食部是不敢設想的，糧食部黨組經過討論贊同陳雲的意見，決定向中央提出進口糧食的建議，並將報告送交分管糧食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又經周恩來請示毛澤東。毛澤東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公開表示贊成陳雲進口糧食的意見。

　　1960年12月30日，周恩來離北京前往緬甸訪問。在飛機場，周恩來還在與相關同志商量進口多少糧食的問題。當時確定的進口糧食數量是150萬噸。到昆明后，外貿部打來電話，說中央決定進口250萬噸。周總理馬上打電話問陳雲，陳雲說糧食太緊張了，要進口這麼多才能渡過難關。周總理在訪緬期間還多次研究進口糧食問題，在訪問結束前一天周總理對隨行的外貿部副部長說，訪問結束后，你不要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確實搞清三個問題：一是能不能買到糧？二是運輸問題能不能解決？三是中國銀行能不能解決外匯支付問題？外貿部副部長按照周恩來的指示去了香港，召集華潤公司、中國銀行等單位了解情況，進行了研究。不久，基本解決了貨源、運輸、外匯等問題。

　　1961年3月1日，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報告關於糧食進口的意見，說明截止到2月22日的計算，二、三季度的糧食尚差74億斤，因此，決定1961年進口糧食100億斤（合500萬噸）。現已簽好合同52.4億斤，正在談判中的還有50億斤。

　　在進口糧食運輸過程中，周恩來幾乎每天晚上都把外貿部副部長叫去匯報糧食訂購、運輸到貨、船隻航行等情況。1961年，我國總共從國際市場進口了500萬噸糧食。這佔我國糧食產量比重雖然很小，但在國家的糧食調度上卻起了重大作用：既可以減少產糧區的調出，又可以保証重災區的糧食供應，避免了京、津、滬、遼糧食脫銷的危險，還補充了部分國家庫存。

　　從哪些國家進口糧食是有所選擇的。美國雖是世界糧食市場的大供應商，但因中美關系處於對抗，從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訂購糧食成為首選。在1961年8月的廬山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向毛澤東提出，可否通過當時同中國關系比較密切的法國，轉口購買美國糧食，毛澤東表示可以。不久后，美國糧食就通過法國運進中國。

　　1961年，周總理到東北調研，看到東北糧食困難，就提出與蘇聯協商，從遠東借20萬噸糧食，隨后從進口糧中歸還。這樣做了，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

　　四、改革公社食堂大鍋飯及相關制度

　　毛澤東1961年2月6日至12日分別聽取了江華、霍士康、林乎加、田家英、胡喬木等關於農村人民公社問題和農村整風整社工作的匯報時，談到公社太大，是出現平均主義、瞎指揮的原因，生產和核算單位不宜大，准備搞一個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規定其職責和權力，生產小隊的權必須增加﹔政策不宜多變，要固定下來，以解除農民的顧慮，要使干部懂得不能剝奪農民、等價交換、按勞付酬等原則﹔辦食堂一定要適合群眾的要求，否則勢必要垮台﹔政社合一后黨委不能什麼都管，干部一定要接受群眾的監督。

　　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並提議修改開辦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給制的規定。在“大躍進”中刮“共產風”，農村人民公社辦公共食堂，讓農民在食堂吃大鍋飯，加劇了農村糧食緊張的矛盾。1960年春天，受總理委派，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回到福建長汀老家調研，看到當時說假話之風盛行，名義上是保証每人每月吃30斤稻谷（折糧21斤），但實際上沒有做到，大食堂都無米下鍋，吃的多是煮青菜。童小鵬同志將了解的情況報告周總理，周總理很重視，指出：這是人命關天的大事。並讓童小鵬寫信給福建省委，引起了省委的重視。

　　1960年12月下旬至1961年1月上中旬，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對農村工作作出新的決策，一是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和退賠平調賬，二是社員家庭副業和手工業，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是大集體下的小自由，允許有適當發展。社員自留地佔當地每人平均佔有耕地的比例，要從十二條緊急指示規定的5%提高到7%，三是對農村集市採取活而不亂、管而不死的方針。目前要放手活躍農村集市，不要過多限制。

　　周恩來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都先后親自到農村調查，向黨中央反映社員普遍不贊成辦公共食堂，“供給制”害處很多。他指出，關於社員分配辦法比例三七開的規定，供給部分佔三成，工資部分佔七成，以及按勞動等級或按工作定額定工分的，都為群眾所不贊成。到1961年夏收后，全國各地根據廣大群眾的要求，普遍解散了農村公共食堂，口糧分配到戶。

　　1961年4月3日，周恩來出席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七次擴大會議，在會上作《關於國內外形勢和當前任務的報告》說，人民公社在整社后實行包工、包產、包成本、超產獎勵的“三包一獎”制度，使它在所有制方面更加切合實際，強調：1961年、1962年我國經濟建設的方針打算放在調整關系、鞏固成果、充實內容、提高質量上面。同時提出了經濟建設總的任務，一是過農業關，使每個人每年糧食達到800斤﹔二是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即60年代各大區又獨立又協作的體系﹔三是突破技術尖端﹔四是培養專門人才﹔五是堅持勤儉建國，節衣縮食，繼續壓縮城市人口﹔六是堅持增產節約運動，反對浪費，提高勞動生產率﹔七是加強調查研究工作，加強理論學習﹔八是加強國內大團結。

　　1962年6月下旬，周恩來在東北考察期間，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了“包產到戶”問題，鄧小平、鄧子恢等支持這一做法。30日，周恩來回京后到陳雲家中談話，陳雲提出，有些地方可以用重新分田包產到戶的辦法來剌激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以恢復農業產量，周恩來表示贊同。

　　五、動員城市人口下鄉支援農業生產

　　1960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指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基礎的基礎，加強農業戰線是全黨的長期的首要任務。必須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要求全黨堅決從各個方面擠出一切可能的勞動力充實農業戰線，首先是糧食生產戰線。

　　解決糧食緊張問題，從根本的和長時間起作用的因素看，要調整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要工業支援農業，發揮化肥、拖拉機、排灌機械等對農業增產的作用。但是，從應急的措施看，需要從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解決問題。進口糧食是增加供給。此外還需要減少需求，周恩來、陳雲認為必不可少、非採取不可的措施是：動員城市人口下鄉，減少城市糧食的銷量。

　　中央考慮，如果征購數量還是那麼多，農民還是吃不飽，那麼，他們的積極性仍然不會高。所以，面前擺著兩條路選擇：一個是繼續挖農民的口糧﹔一個是城市人口下鄉當農民投入增加糧食的生產運動。1960年10月29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國內經濟問題講話，指出，要加強農業第一線，農村人口出來太多，農忙時應當把80%的勞動力用在農業生產第一線。現在農業第一，無論如何城市建設不要再擠農村，三五年內不從農村中調勞力出來，相反，還要動員一些人回農村。1961年3月20日，周恩來總理主持中央工作會議並在會上就糧食和外貿問題講話說，當前糧食情況仍然緊張，今年糧食總產量要達到3500億斤，還須經過極大的努力。而征購和銷售量尚差70億斤，要靠進口解決。強調：目前的問題，最集中的表現主是農村到底能供應城市多少商品糧，勞動力和工業原料，解決多大的市場問題，在這個基礎上城市能搞多大的工業。提出使糧食過關的三大措施：一是從各方面支援農業，大抓經濟作物，實行機械化，不斷增產﹔同時，供應實行低標准、瓜菜代﹔二是在全國特別是城市繼續提倡節衣縮食﹔三是堅決壓縮城市人口，爭取從1961年麥收到1962年底壓縮1000萬以上的人口回鄉參加農業生產。1961年4月3日，周恩來再次指出：“我們從去年到今年已經壓縮了一部分職工，打算今年到明年再壓縮一些，壓縮下來的人，一部分回到農村，一部分下放，一部分轉到農村。”

　　1961年5月31日，中央工作會議專門討論了糧食問題。周恩來指出：“1960年至1961年糧食緊張，城市重於農村，這是一個特點”。要解決問題，根本的方針是“從城市壓人口下鄉”，“人從哪裡來，還回到哪裡去”。在聽取大家意見的基礎上，周恩來又主持起草了《關於糧食問題的九條辦法》。6月16日，《中央工作會議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經中央批准下達。根據這個精神，中國開始了三年調整時期的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工作。

　　1962年2月7日周恩來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就糧食問題指出，就目前情況看，全國農業生產的恢復需要三年到五年，在1961年我們初步壓縮城鎮人口和職工人數后，1962年國家統一支配的糧食還差100億斤左右。1962年是國民經濟計劃以調整為主的關鍵年。提出克服目前的困難的八條具體辦法，其中堅決精簡機構，壓縮城鎮人口，精減職工人數，減少糧食供應，這是克服困難的最重要一著，也是調整工作的重要環節。精兵必先簡政，黨政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首先要裁並，要“拆廟子”，同時要“搬菩薩”。

　　從1961年到1963年，全國共精簡職工1940萬人，城鎮人口減少2600多萬，吃商品糧的人口減少2800多萬，全國非農業人口口糧和食品工業糧食銷量共減少138.4億斤。

　　六、以身作則廉潔節食

　　1960年10月，在調運糧食最為緊張的時候，青海省在請求中央給他們調進糧食的同時，給中央送來了5萬斤青海湖打撈上來的魚。周恩來得知后十分生氣，對此提出嚴厲批評：“這是走后門，不拿一個省開刀不行。”他請李富春起草通知，對此進行通報，並明令全國“從今以后，不許送中央一針一線一條魚”。

　　三年困難時期，周恩來為了安排好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嘔心瀝血，日夜操勞。他以身作則，同全國人民共渡難關。糧食部負責人到國務院開會，到吃飯時會議完不了，經常同總理一道吃飯，主食是窩窩頭、饅頭，有時有點面湯，菜是白菜熬豆腐，有時裡面有點粉條。有一次，總理在自己家裡同李先念及糧食部負責人4人討論糧食問題，到了中午，鄧大姐招待他們吃飯，也是四菜一湯，而且盤子也不大。

　　1962年6月上旬周恩來總理赴東三省調研，他對有關工作人員交待，現在，全國人民都在勒緊褲帶，毛主席在黨中央帶頭，我在國務院帶頭，魚、蛋、肉之類東西不吃，肉制品也不行，群眾有困難，做領導工作的更不能特殊。周恩來到長春時，工作人員將周恩來的要求對地方管理員講明了，但他們不聽，結果，鄧穎超隻好自己出面，把管理員找來，親筆寫下山珍海味不准吃，肉、蛋和油炸東西不吃，一切按中央規定辦伙食，做飯的師傅看到后十分激動，說：“我當了這麼多年廚師，還沒有見到過像總理這樣這不准吃，那不准做的。”

　　同年，河北省反映他們口糧中的紅薯干頂糧的比例過大。周總理決定，把薯干調到北京，適當搭配供應，他自己帶頭在家裡吃起了薯干，並讓各地來開會的干部也嘗嘗薯干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