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超俊之子回憶父親與周恩來的深情厚誼

　　《紅岩春秋》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袁超俊（1912-1999），原名嚴金操，貴州人。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貴州共產主義青年同盟領導人、貴州司機工會主席、上海職業界救國聯合會常務干事、上海工人救國會主席、上海全國救國會第二屆執行委員會代表。1937年9月經周恩來交涉營救出獄，后一直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先后任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副官長、湘鄉八路軍臨時辦事處負責人、衡陽等地辦事處負責人，八路軍貴陽交通站站長、黨支部書記等職，並在中共中央南方局負責秘密交通。1943年7月隨周恩來到達延安，在楊家嶺周恩來處工作。1946年7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秘書長。11月后，經周恩來安排赴上海從事秘密工作和到香港組建華潤公司並開展貿易工作，先后任華潤公司黨支部書記、華潤公司副經理、華潤公司（含招商局、三聯書店）黨總支書記，同時承擔電台機要工作直至解放。

　　問：您父親在周恩來同志身邊工作多年，感情很深，可否談談？

　　答：我父親在周總理（20世紀三四十年代，因周恩來擔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人們常稱“周副主席”﹔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擔任總理，人們多稱“周總理”。因此口述者多稱“周總理”，有時也稱“周副主席”——整理者注）身邊工作有10多年，對周總理感情非常深。周總理在各種復雜、惡劣的社會環境下多次救過我父親。

　　父親記得最清楚的一次就是皖南事變前后，當時父親在貴陽八路軍交通站任站長，負責運送抗日物資及往來人員的接送。1940年前后，國際援華物資進入中國隻有一條線（由於日軍的侵佔，東面、東南面及南面的交通運輸線斷絕——整理者注），那就是通過滇緬公路，然后經滇黔公路運到貴陽，再轉運重慶，分發八路軍、新四軍，因此貴陽交通站就顯得特別重要。皖南事變前，父親在貴陽並沒有感覺到什麼異常，但是總理已經感覺到了。有一天半夜，他打電話叫我父親立刻返回重慶。父親說，我把這邊工作安排一下就立刻動身。但總理說：不行，你現在就得動身。周副主席下命令了，父親就趕快找便車到了重慶。到重慶后，總理隻讓他住下待命，別的什麼也不讓做。父親很著急，但到了第四天、第五天，就聽說皖南事變爆發了。他這才知道，總理是為了他的安全。父親想到貴陽站還有好幾個同志，就報告說，我要回去，組織這些同志撤退。總理想了想說：不行，你不能走，你曾經被國民黨抓過兩次，在他們那裡有案底，如果出事，你首當其沖，貴陽那邊的同志我們再想辦法，硬是把父親留在了重慶。果然，沒過多久，國民黨就把貴陽交通站給查封了，6名留守交通站的同志都被關了起來。后來經過總理、葉帥（即葉劍英——整理者注）的交涉被放了出來。但如果我父親被抓，不管誰去做工作都是出不來的。

　　類似的事不止一次。我父親在沈鈞儒先生的上海工人救國會任主席時，曾被捕，關押在國民黨蘇州反省院。1937年9月，經過周副主席的百般交涉，我父親從蘇州反省院釋放了出來。1943年7月，周副主席回延安參加中共七大籌備工作，父親隨行，那時正值延安整風，因父親兩度在國民黨監獄坐牢，一定會受影響，又是總理做了特殊安排，讓我父親住在他的窯洞院裡，才沒有受到影響。

　　還有一次就有點離奇了，周總理救了我父親，但是他自己並不知道。1942年，我父親的工作一是負責南方局的秘密交通，還有一項是負責黨的秘密財務。這天，我父親要去給一個地下交通點送些美元，他精心做了准備：弄了個很漂亮的小手提箱，把美元全裝進去，穿一身西裝，自己開著車去。但到交通點后，准備上樓時樓上下來一個國民黨軍官，一把抓住他的領子：好你個小偷，我真是把你抓住了。我父親一愣，心想是不是交通點出事了？一聽說被當作小偷抓的，就放心了。但個人還是有風險，就和這個國民黨軍官周旋吧。那個交通點對面就是警察局，所以我父親被抓到了警察局裡。原來這棟樓前不久被小偷光顧過，他們把我父親當小偷了。父親爭辯說，自己是做買賣的，不缺錢，還從口袋裡掏出些美元來。但這些家伙不相信，特別是那個國民黨軍官。父親見用這種辦法脫不開身，手裡又拿著大量的資金，還有任務，就另外使了個法。他說：我不跟你們說這麼多了，咱們走，到徐恩曾府上就能說清楚了。徐恩曾是國民黨特務頭子，為什麼要到他那兒去解決問題呢？因為我父親對總理的行程安排非常清楚，那天晚上，總理正好要去拜訪徐恩曾。從這裡可以看到，即使是一個大特務頭子，總理從統戰的角度考慮，也要與之交往，結果這種交往救了我父親。到了徐恩曾府上，我父親說：你們在這等著，我去報告。父親進去以后就跟周副主席的衛士龍飛虎說怎麼怎麼回事，龍飛虎就挎著個盒子槍出來了，說：你們搞什麼？這是什麼地方？也是你們來的嗎？那兩個家伙一看這陣勢，灰頭土臉地走掉了。

　　我們家與周總理一家的交往和故事還有很多。我母親鐘可玉是印尼華僑，15歲離開父母回到祖國大陸。抗戰爆發后，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報考了延安魯藝。在魯藝讀書時得了瘧疾，那時延安的醫療條件比較差，組織上決定讓我母親回印尼治療，印尼治瘧疾有很成熟的技術。中央社會部聽說有人要去南洋就有一個想法，即發展南洋的共產黨組織號召華僑支援中國的抗戰，母親的組織關系就轉到了南方局（海外關系歸南方局領導——整理者注）。這時候，葉帥去看我母親，他當時是參謀長，又是我母親的梅縣老鄉。他聽說我母親要回南洋治病，就說：現在是戰爭時期，你就這樣走是走不掉的啊。這樣，你就說是我的侄女，叫“阿葉”。沿途國民黨關卡要查你的話，你就報我的名字，他們就會放你走。但是走到半路，太平洋戰爭爆發了，海上交通被封鎖，沒有船，印尼就去不了了。母親因組織關系到了南方局，便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報到。總理一看，這個新同志需要治病，就沒有給我母親分配工作。當時恰好夏衍同志在北碚租了一套房子，夏衍又不在重慶，房子空著，總理就說：這樣，你到北碚去療養一下，洗洗溫泉，看看對你的身體有什麼好處沒有。然后叫錢主任（即錢之光——整理者注）撥了筆資金做生活費，讓我母親去北碚療養。說來也很神奇，母親在北碚住了幾個月居然好了。病好后回到辦事處，就在電台工作。當時電台設在紅岩村頂樓，鐵皮屋頂，而且重慶的夏天很熱，溫度相當高。電台的人員有規定不能暴露，母親負責的那台電台又是編外電台，所以沒事不允許下樓，也不允許在院子裡出現。我父親懂無線電，電台方面有什麼事都叫他去處理。就這樣，因為工作的原因，父親和母親經常來往，慢慢兩個人就好了。總理和鄧媽媽對他們兩個人非常關懷，1943年，父親跟隨總理去延安，出發前總理就跟我父親講：你看可玉的身體也不好，咱們都走了，就沒人照顧她了。要不這樣吧，安排一下，叫她到桂林去，那裡有人可以照顧她。后來過了一段時間，又把我母親調到延安，最后父母親在延安結的婚。

　　那個時候結婚，組織上不安排房子，我父親住在周總理窯洞對面的平房裡，那個平房是個集體宿舍，所以父母親是在周總理的窯洞外照的結婚照。照完相，晚上有一個舞會，在會上宣布一下袁超俊、鐘可玉結婚了，大家祝賀一下，毛主席、周總理他們都去了。散會以后就各回各的宿舍。后來我母親懷孕了，回重慶后，有朋友送給周總理一瓶維生素，他自己舍不得吃，送給我母親吃。就是這樣，大事小事總理都非常關懷。我媽媽在生我和我雙胞胎妹妹的時候遇到了風險。因為不懂，也沒有醫療條件，不知道是雙胞胎，母親生下我以后，胎盤不下來，肚子還是疼，怎麼辦？突然想起來辦事處還有一個醫生，是一個荷蘭歸國華僑，好像姓畢。當時組織安排他返回荷蘭去開展荷蘭僑界的工作，但因為沒有特定的社會關系一路安排照顧，總理就沒讓畢醫生單獨走，把他留在了重慶。這一留正遇上我母親生產，我父親就去找他。畢大夫不太會講中文，他來后一檢查，用結結巴巴的中文說：還有一個。但是怎麼辦呢？因為在辦事處手術器械什麼都沒有，他就一拍腦袋說：我有辦法。他事先煮了一罐咖啡，就把咖啡端來給我母親喝，母親就順利地把我妹妹生下來了。假如總理不是為了畢大夫的安全留下他，我母親和我妹妹的安全就不敢說了。所以總理又救了我們家一次。

　　問：周副主席對您父親也十分信任吧？

　　答：是的。1938年八路軍辦事處從武漢撤退時不是直接撤到重慶，第一步是撤到長沙，然后一步一步撤，瀟湘、衡陽，中間平江還停留過一下，然后到桂林、貴陽，最后才到重慶。因為我父親開著一輛車，包括周副主席的父親、鄧穎超的母親、李克農的父親和岳父母、王明的家屬等等，都是我父親接送。到了貴陽后，考慮到當時有許多海外援華物資必須經貴陽才能進來，周副主席決定在貴陽成立一個交通站，我父親任交通站站長。后來繼續撤退的時候，由於沿途確實太顛簸，吃住都很困難，就決定家屬不再撤，留在貴陽。

　　當時周副主席交給貴陽交通站的首要任務是運送物資，然后就是護送往來人員。新四軍的人員、地下工作者要到重慶去隻有走這一條路﹔再有，地方黨組織當時破壞得很嚴重，一些地方的黨組織恢復與南方局聯系的任務也交給了交通站﹔再一個就是照顧這些家屬。

　　我父親是貴州人，一開始，他就利用我爺爺的關系開展工作。我爺爺和黃其深老先生的關系很好，貴陽有個很有名的學校，黃其深老先生是這個學校的董事。父親通過黃老先生聯系上這個學校的校長、進步教師商量，決定利用假期把校舍騰出來借給我們用。在這段時間裡，八路軍也積極籌措更安全更合適的辦公地點，假期結束就搬過去。當時確定，城裡設立辦公地點，但為了保証安全，招待所、倉庫、車庫、家屬的駐地都安排在鄉下，在沒有交涉好之前，這些家屬在城裡住著。周副主席的父親就和我爺爺住在一起，兩個老人也能說得來，經常在一起嘮嗑，一起做飯。我爺爺是醫生，周副主席的父親也懂醫，所以他們倆說得來，還交流交流醫道。鄉下的房子還沒有物色好，日本人的飛機就來了。轟炸那天，我奶奶剛剛去世，父親在上墳，一聽飛機來了，就想：遭了！那幾個老人還分散在各地住著呢，他們的安全怎麼樣了？所以他拼命地往城裡跑，第一站就跑到我爺爺住的地方。房子還沒倒，但房頂掀掉了，交通站的工作人員在幫助救護，爺爺沒什麼大礙，周副主席的父親已經被接走了。父親心裡的一塊石頭才稍稍放下，一屁股坐在地上。然后他又跑到鄧穎超母親安置的地方，也沒出問題，再一家一家跑，幸好都沒有出問題，只是我爺爺的房子被炸掉了。這樣的驚險有好多次。不光是干部家屬在貴陽交通站待過，我們黨的一些高級干部也經常過往，越南的胡志明也來過。

　　負責南方局的秘密交通是父親的主要任務之一。秘密交通是當時特有的名詞，特指人員疏散的時候按指定的路線和關系安全撤離的線路。當時主要有幾條從北邊出去的路線，隻要能從北邊離開重慶就可以到川陝邊界。國共關系很緊張的時候，甚至有一個最壞的准備，那就是如果國民黨徹底撕破臉，周副主席和葉帥就准備帶著辦事處的全體同志到川陝邊界打游擊。但具體走哪條路？誰接應？接應的人有沒有正式的身份？這都要有安排。這個具體安排的執行人就是我父親。於是，在往北邊去的一路上，這裡設一個石灰廠，那裡設一個煉油廠，那裡再設一個這個廠那個廠的，都是將來的交通線。我父親的優勢就是能開著車跑，有時候去一些隱蔽得很深的地下工作者那裡取情報，都是我父親去。這些秘密工作是周副主席親自交代給我父親的，除了父親之外就沒有人知道了。

　　父親在南京辦事處和武漢辦事處時，職務是辦事處的副官長。皖南事變以后，我們就再不使用國民黨體制的稱謂了。到重慶后，他負責的工作之一是南方局的秘密交通，南方局的地下黨的組織關系有很多也在我父親手裡。像廣大華行就是為黨籌集資金的機構，廣大華行的同志就屬於三線人員，平常不介入正常的工作，他們的任務就是賺錢。一旦一線、二線都被破壞了，三線就繼續接著干，所以他們是不能暴露的。但是，南方局還得跟他們有來往，怎麼聯系呢？當時就做了這樣的特殊安排：在三線的門對面再安排一個二線，二線都是一些擺攤設點的很隨意的公開身份人員，他們可以隨時接觸生人。這樣，既與三線人員保持著聯系，又不會暴露他們的身份。如果三線的同志要去紅岩村，就由我父親開車去接送，他們藏在后座裡，這樣就不會被特務發現。

　　皖南事變以后，形勢非常緊張，周副主席立刻召開會議，部署工作，加強警衛，加強紀律。周副主席親自做安排，制定了一個秘密工作條例，這是由我父親起草、周副主席審定的。比如，工作人員外出必須三人同行或者兩人同行﹔聯絡用的信息，如果能背在腦子裡絕對不留在紙上，在辦事處保存不了的，就用電報發往延安，本地的文稿全部要銷毀﹔實在必須留在手邊的秘密信息，比如說聯絡人員、地下組織的聯系方式，那就要用最小的字，寫在最薄的紙上。當時，有一種香煙盒裡有一層錫箔紙，裡面是一層很薄的白色的紙，這些秘密信息就寫在那種紙上，然后卷在一根火柴棍上。過去的火柴是不需要火柴盒就可以劃著的，如果碰到緊急情況，抓住這個火柴棍，連同那個秘密信息，隨便在哪裡一擦就燃了，燒掉后立刻用一杯水把灰燼沖掉。因為燒過的紙可以通過技術手段看到上面的字，用水把灰燼沖掉了就沒辦法看到了。周副主席當時就要求到這麼細，每一項工作都有很詳細的規定，以保証秘密工作的安全。

　　因為秘密工作的需要，我的小妹妹一出生就送了人。那是1947年4月我父親根據周副主席的安排，到香港參與創辦華潤公司后的事情。當時在我家設立了一個電台，我和雙胞胎的大妹妹還很小，小妹妹剛出生，家裡還有譯電員、報務員和他們的孩子。為了家裡電台不暴露，就沒有請保姆。但三個奶娃娃，加上報務員、譯電員夫婦及孩子，我母親一個人照顧不過來。怎麼辦呢？最后，為了工作的需要，決定保電台、孩子送人。因為我和大妹妹是雙胞胎，有一個說法是雙胞胎不能拆開，所以沒法送，就隻有把小妹妹送人了。后來小妹妹長大了，爸爸想用一個很好的方式跟小妹妹說清楚，最后寫了一個文稿，把過去的事都寫了一下。我想，如果不是為了給小妹妹說清為什麼把她送人的事，可能爸爸永遠都不會講秘密交通、秘密資金的事。我知道這些事，也是幫著整理爸爸的這些文稿才知道一些的。

　　問：您父親多才多藝，是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

　　答：當年和我父親一起從蘇州反省院被周副主席解救出來的共200多人，都積極報名要到延安去。但是組織考慮這麼多人，不十分了解，決定都送到新四軍前線，在戰爭中經過考驗再安排，唯獨留下我父親一人去延安，就因為他能寫會畫、會照相、會拉小提琴、會開汽車、會修表修收音機，是個多面手。去延安就要到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辦手續，當時是葉劍英、李克農在那裡主持辦手續工作。他們一看我父親有這麼多才干，就讓他留在辦事處工作。比如，要在哪個綢緞庄建一個電台，就叫我父親去﹔比如，做假關防（當時地下工作人員從解放區到敵戰區，必須通過國民黨設置的關卡，需要政府的各種文書，即“關防”，還需蓋上各個戰區的印——整理者注）、制密寫藥水等﹔再比如，從各地來的地下交通人員，怎麼搞秘寫、怎麼銷毀、怎麼在緊急情況下藏東西等地下工作的基本技能，都是我父親手把手教的。

　　父親的這些特長是在長年的地下工作中鍛煉出來的。后來我們這些子女也受他的影響，家裡很多東西都是自己動手做的。比如窗帘，都是自行車鏈條做的滑輪，比買的滑輪要好用。

　　問：您印象中父親有什麼特別的？

　　答：父親嘴很嚴，口風很緊，為人很低調。我們和他生活了這麼長時間都不知道他具體干什麼工作。后來我到新疆去工作，中央電視台來找我，採訪爸爸的事，但那時我什麼都不知道。后來幫父親整理資料才知道一些。他們老戰友聚會的時候會講這些事，我們豎著耳朵聽，很好奇，有時候他發現我們在聽，就會把我們趕走。這是他們的職業習慣。

　　第二個就是不留文字，什麼都不留。我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以后，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寫點關於父親的東西，但就發現找不到什麼可以寫，能找到的唯一的文字，竟然是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交代材料。因為我父親跟江青是一個支部的，江青盯他盯得非常緊，所以我父親寫的材料是一份又一份。在上海地下黨的那些我都知道，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沒有材料。

　　在生活中，父親就是一個平常人，不顯山露水的。他和總理在一起那麼長時間，但他從來不在外面說他和總理有什麼樣的交往。

　　本文根據採訪錄音整理，未經口述人審核，題目為整理者所加。整理者系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