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浴血西征：兩進大牢 周恩來設法營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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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下旬，紅四方面軍九軍、三十軍和總部及五軍共21800余人，組成西路軍，揮師西征，執行中共中央的寧夏戰役計劃，以圖向西打通聯系蘇聯的國際通道。新四軍一代名將陶勇當時年僅24歲，任九軍教導師師長。

天寒地凍苦戰強敵

11月上旬，西路軍首戰一條山，殺得敵人落花流水。馬步芳、馬步青迅速調集“馬家軍”7萬多人，截擊紅軍。11月13日，九軍攻佔河西走廊要沖古浪縣縣城，下轄的二十五師和二十七師駐防城外，軍部和教導師駐扎城裡。16日拂曉，敵3個騎兵旅、2個步兵旅和4個炮兵團，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同時向古浪縣城和二十五師、二十七師的防守陣地發起猛烈進攻。雙方激戰3晝夜，均傷亡慘重。19日，敵騎兵攻進古浪縣城，大肆殘殺紅軍將士。陶勇率教導師拚死抵抗，竭力保護軍部和軍首長的安全。最后，在二十七師增援部隊的配合下，合力將敵人逐出城外。在這場戰斗中，九軍傷亡三分之一，教導師更是犧牲者眾多，番號被撤銷，幸存的指戰員被補入二十七師。陶勇擔任二十八師副師長兼八十一團團長。

1937年1月，九軍在河西走廊高台、臨澤一帶，同敵人激戰5晝夜，取得勝利后又向臨澤東南進發。西北的隆冬季節，天寒地凍，呵氣成冰，氣溫達到零下30多度。陶勇和戰士們一樣，仍穿著單衣，凍得直打哆嗦。他在隨身帶著的一塊氈毛片子中間挖了個洞，往頭上一套，腰裡用皮帶扎緊了，抵御徹骨嚴寒。部隊馬上就要進攻河西重鎮甘州（張掖），陶勇的戰前動員別出心裁，他拍拍自己兵馬俑似的裝扮，問：“同志們，冷不冷？”眾人一齊大聲回答：“不冷！”陶勇哈哈一笑：“怎能不冷？我披著氈片子還凍得直發抖，你們能不冷？我知道，你們說不冷表示你們不怕冷，意志很堅強！可是光叫不冷，不會真的不冷！”他唰地抽出鬼頭刀，在面前晃了晃，寒光逼人：“這次戰斗就是要解決挨餓受凍的問題！糧食有沒有？有！棉衣有沒有？也有！在哪裡？在甘州城裡，在敵人的面缸裡、倉庫裡！大家跟著我猛打猛沖，一人繳獲一件羊皮襖，穿在身上暖乎乎！出發！”

甘州城東，陶勇正要指揮部隊進入攻擊位置，突然城門大開，城裡猛地殺出一支騎兵，他們一個沖鋒，就使陶勇的部隊傷亡了好幾十人。陶勇見勢不妙，乘著敵騎兵掉轉馬頭，准備發起第二次沖鋒的間隙，把部隊帶出城東的開闊地，向著城南的一片棗樹林子跑去。進了林子，他大聲命令：“射人先射馬，大家利用棗樹做掩護，瞄准敵人的馬，給我狠狠地打！”戰士們紛紛開火， 200多匹戰馬當即被射倒，摔倒在地上的敵人亂作一團，其余沒中槍的馬馱著人狂逃而去。陶勇瞅准這個機會，揚起大刀指揮戰士們往外沖殺：“同志們，敵人給我們送皮襖來了，沖啊，殺了敵人穿皮襖！”陶勇帶領戰士與落馬的敵人短兵相接，他一人就砍翻了5名敵兵，很快戰斗結束了。有幾個戰士從被擊斃的敵人腳上扒下毛氈鞋后，趕忙送到團長面前，陶勇拒絕了。他指指腳上已經換上的氈鞋說：“你們誰繳獲的誰穿，就算是獎勵了！”他讓炊事班挑幾塊好馬肉，說晚上改善生活。他的警衛員好不容易從敵人尸體堆裡找到半壺酒，老遠就喊報告：“副師長，這個水壺裡真是酒，今晚給你馬肉下酒！”陶勇十分開心，好酒的他已經有段時間沒聞到酒味了。

兩番血戰倪家營子

打了勝仗的西路軍及時調整作戰部署，迅速佔領了倪家營子，並決定利用那裡的地形，和尾追而來的3萬多敵人展開決戰。血戰月余，共斃傷俘敵萬余人，西路軍將士也傷亡約4000人。部隊經短暫休整后回師東進。

東進途中，西路軍主要領導人陳昌浩作了一個錯誤決定：取消東進計劃，重返倪家營子，再殺敵人一個回馬槍。部隊剛進駐倪家營子，馬步芳就親自指揮2萬多人從三個方向圍攻過來。這些敵人都是沒有參加上次戰斗的有生力量，而西路軍已是一支血戰多日、減員嚴重的疲憊之師，且兵力不及敵人的一半。形勢萬分危急。八十一團和西路軍其他部隊一起，被迫以陣地防御戰對付來勢凶猛的優勢敵人。

2月27日下午，八十一團游動哨奔回報告敵情時，敵騎兵先頭部隊已逼近該團防守的外圍陣地。陶勇鎮定自若，命令特務營一個連首先控制隘口要道，憑險固守。戰士們利用有利地形，向進攻的敵騎兵猛甩手榴彈，炸得敵人紛紛落馬。后面的敵人頓時亂了陣腳，掉頭逃竄。激戰一直持續到天黑。入夜，下起了鵝毛大雪，敵人停止了攻擊。

翌日清晨，陶勇發現敵人已將他們團團包圍，八十一團和上級及友鄰部隊的聯系被徹底切斷，陷入孤軍奮戰的境地。他和政委吳輝庭都十分擔心部隊到底還能堅守多久。他們都清楚，當前最大的問題是連番苦戰下來，彈藥已所剩無幾。

3月1日，經過充分准備的敵人向八十一團陣地發起連續進攻，從打開的缺口中紛紛涌入。三營同敵人展開了白刃格斗，終於將缺口堵上。陶勇指揮全團上下，憑著手榴彈、大刀、長矛，甚至木棍，同敵人殊死拚殺，慘烈的戰斗一直進行到第二天黎明，共打退了敵人10多次進攻。

3月2日上午，敵人首先用山炮轟擊八十一團陣地，炮擊一停敵人就像狼群似的貓著腰沖上來。政委吳輝庭不幸被彈片擊中，開始，他還能堅持在陣地上和團長一起指揮戰斗，但不久陶勇就發現他沒了聲音，人慢慢地往地上滑。他過去看時，吳輝庭已經氣息微弱，神志不清。陶勇強忍悲痛，趕緊叫人用擔架把政委抬下去，又繼續指揮戰斗。

隨著外圍陣地相繼失守，敵人的包圍圈在不斷縮小，特務營把守的核心陣地頻頻告急。陶勇親率預備隊趕去增援，剛一轉彎，就有十五六個敵人沿著牆根迎面扑來。陶勇手起刀落，沖在最前面的敵人頃刻斃命。陶勇殺得性起，索性拎著大刀，帶著一群戰士朝敵人密集的地方沖去。他殺到哪裡，哪裡便閃開一條血路。正殺得痛快時，背后擁來幾十個敵人，亂槍齊發，陶勇左臂連中兩彈，身子一歪倒下了。當敵人趕到他跟前查看究竟時，他突然跳起來，又揮動大刀猛砍猛殺。陶勇裹創大戰，帶領預備隊拚死出擊，終於穩住了核心陣地。

第二次血戰倪家營子，整整打了7天，八十一團傷亡過半，幾乎到了彈盡糧絕的地步。陶勇考慮再三，下了突圍的決心。5日深夜，當敵人還蜷縮在帳篷內酣睡時，陶勇帶著部隊，人掩口，馬裹蹄，悄悄撤出倪家營子，沿著祁連山脈向東疾進。

石窩分兵擔任先遣任務

兩番血戰倪家營子，西路軍損兵折將，全部兵力減少到隻有五六千人。此后，指戰員們又在冰天雪地中一路與敵人苦戰，邊打邊撤退到了祁連山主峰石窩。這時，西路軍連傷病員在內已不滿3000人。陳昌潔主持召開了最后一次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會議，會議決定將部隊分成左、中、右3個支隊，在祁連山左右兩翼打游擊。其實在那種極度寒冷的高山地區，渺無人煙，連空氣都很稀薄，四面又有敵人追捕，別說打游擊，就連生存也很成問題。

西路軍副總指揮兼九軍軍長王樹聲受命率領右支隊，在祁連山、康龍寺一帶打游擊。他命令陶勇帶領全團僅剩的30多人向北行動，插到敵人背后去，吸引和鉗制敵人。王樹聲說：“我們支隊的作戰任務，就是緊緊鉗住敵人的主力，掩護三十軍擺脫敵人，向西行動。現在由你帶領一支小分隊，作為我們支隊的先遣隊，在前面開路，向北行動。這個任務很艱巨，也很光榮，就看你怎麼完成！”陶勇沒有二話：“隻要我死不了，就能完成任務！”軍情緊急，王樹聲也無須多說：“好，你帶領小分隊出發吧，我帶領主隊隨后跟進。”

要拖住敵人，又要不被敵人吃掉，陶勇帶著先遣隊採取飄忽不定的戰術，打打停停，敵人來了就跑，敵人停下就去打上一陣。就這樣邊走邊打，見敵人槍聲稀落時，便住下等大部隊到來。可是一等等了好幾天，仍不見王樹聲帶領的支隊主力。再看看自己的小分隊，因為傷亡和走失，隻剩下十幾個人了。

就在此時，陶勇和九軍參謀長李聚奎、政治部主任徐太先等人不期而遇。李、徐二人帶領的右支隊后衛部隊，也跟王樹聲他們失去了聯系，正准備出山去偵察敵情，而后再決定怎麼走，恰好遇上了陶勇。三人商量決定，與其蹲在大山裡等死，不如出去找大部隊。但一起走很危險，必須分散化裝行動。臨別時，三人神色黯然，手拉著手依依不舍。還是年紀最輕的陶勇先開口，他忿忿地說：“這次不死的話，我一定得找個館子喝它個死！老子真的搞不懂，怎麼革命革得這樣背！”

陶勇帶著手下的十幾個人，天亮時一出山口，就跟一股敵人迎面相遇。槍聲一響，戰斗開始。一會兒工夫，陶勇的子彈就打光了，隻得用那把大刀呼呼地狂舞。當他把大刀刺進一個敵人身上時，五六把馬刀閃著寒光劈頭蓋臉地向他砍來。他連拔刀的機會也沒有了，鬆開手，一貓腰，奪路而走，一口氣跑出十幾裡地，聽到身后沒了動靜，才定下神來坐下喘口氣。發現身邊再無一人，他忍不住罵自己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光杆司令”。陶勇腦子裡出現的全是最后跟隨他的那十幾名戰士的模樣，不由得傷心透頂，放聲大哭：老子十年革命，隊伍從小到大，幾個月前教導師還是浩浩蕩蕩的一千多人馬，怎麼一下子就隻剩下自己一個人了！這到底革的是什麼命？這西征的任務到底光榮在哪裡？陶勇百思不得其解。

逃亡路上兩進大牢

陶勇很快打定了主意：盡管西路軍失敗了，但黨中央還在，黃河東面的紅軍還在，一定要回去找中央，找紅軍！指北針早已經丟了，於是他就等太陽升起，然后好迎著太陽的方向一直向東走。

在一個老鄉的好心提醒下，陶勇晝伏夜行。一天清晨，他因為長時間的極度緊張和疲憊，加上好幾天都沒吃上什麼東西，走著走著就倒在路上睡著了。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他被人狠狠地推醒，想挪動一下身子，卻動彈不得，一根粗繩已將他捆得結結實實。陶勇被押到敵人旅部后，敵旅長親自審訊了他，他當然沒給敵人一點收獲。隨后，他被關進涼州(今武威)的國民黨第二監獄。在他之前，那裡已經關押著方強、秦基偉、徐立清等30多名被俘的西路軍將領。除一名師長和一名團長貪生怕死、變節投敵外，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保持了共產黨人的氣節，並團結一致，為恢復健康、改善生活和爭取自由，同敵人進行著堅決的斗爭。陶勇和同牢房的三十軍參謀長黃鵠顯、九軍組織部長朱潘憲等人成立了一個黨支部，他任副書記。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關心下，經過周恩來副主席的多方營救，有部分被俘西路軍將士獲得了自由，但關在第二監獄的陶勇他們卻沒有被釋放。眾人又急又怒，決定開展絕食斗爭。迫於壓力，獄方同意向上級匯報他們“恢復自由、抗日殺敵”的要求，但要他們先放棄絕食。陶勇他們商議后同意了。

過了幾天，監獄長真的來宣布要送他們出獄。第二天下午，監獄裡開來3輛大卡車，說是要把西路軍被俘的營以上干部先送到西安的八路軍辦事處。陶勇他們一路風塵，先蘭州，再新城，最后到達西安。可下了車一看，哪是什麼八路軍辦事處，分明是又一座戒備森嚴的監獄---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西北行營看守所。

被關進看守所后，粗中有細的陶勇用心做通了一名看守的工作。那個看守原是國民黨二十一軍軍長吉鴻昌將軍的傳令兵，人很機靈，也有點文化，1930年“剿匪”時被紅軍俘虜，受到優待，一直對紅軍心存感激。因為兩人年齡相仿，很快便以兄弟相稱。一天，陶勇滿臉嚴肅地對他說：“兄弟，能不能幫我捎封信給八路軍辦事處？”那名看守毫不猶豫地說：“大哥放心，我一定把信送到。大不了不吃這碗飯了。”可不知什麼原因，從第二天起那名看守便不再露面，一連好幾天都沒看到他人。一個星期后，就在陶勇等人萬分焦急陷入深深失望的時候，八路軍辦事處的孔石泉突然來到監獄，代表周恩來副主席探望他們，並告訴他們：“周副主席正在和西北行營長官蔣鼎文交涉，積極營救你們，望耐心等待。”陶勇激動萬分。

原來，那名看守果然不負陶勇所托，第二天就將信送到了八路軍辦事處。他害怕日后事情敗露，受到軍法處置，就沒有再回看守所，與陶勇不辭而別。他對辦事處收信的工作人員講：“信我是送到了，看守所我也不想回去了，另謀生路吧。”

周恩來看到信后，立即展開營救工作。他先是打通關節，委派孔石泉去看望陶勇他們。同時，他多次約談蔣鼎文，要求釋放看守所內的所有西路軍將領。一個月后，周恩來和孔石泉等人一起來到看守所，親自迎接陶勇他們出獄。周恩來向每一個人問好。他握著陶勇的手說：“你們的表現不錯，我代表黨中央歡迎你們歸隊！”

在周恩來的安排下，陶勇等人順利回到了延安。他很快通過了組織審查，並於1938年初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同年4月，學習結束后，他受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委派，一路日夜兼程，奔赴安徽雲嶺，擔任由陳毅任司令員的新四軍一支隊副參謀長。從此，他以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迅速成為一名充滿傳奇色彩的新四軍戰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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