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把共產黨人的信仰同人民結合起來

信仰是共產黨人的靈魂，是高舉過頭頂的信念。不管是在革命年代的烽火硝煙中，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的困難挑戰面前，共產黨人以信仰作為自己的精神之基，以身許黨，以身報國，忠心為民。從這些共產黨人身上，我們感受到一種力量，並吸收這種力量，使自己面對坎坷，砥礪前行。

信仰堅定離不開理論的堅定

“理論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堅定。堅定的理想信念，必須建立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對歷史規律的深刻把握之上。”

1918年8月至1920年夏天，青年毛澤東兩次來到北京。在陳獨秀、李大釗的影響下，他研讀了《共產黨宣言》《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史》這3本書及大量相關的文章，進一步了解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曾回憶說：“到1920年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毛澤東用理論筑牢了堅實的信仰根基，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傳承精神基因、凝聚磅礡力量，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嶄新的中國。

周恩來1919年在日本留學時，通過河上肇創辦的《社會問題研究》了解了《共產黨宣言》。1920年10月，周恩來赴法留學，與蔡和森等人一起繼續學習《共產黨宣言》。抗戰時期，他隨身帶著的公文包內裝有《共產黨宣言》等馬列著作，隻要有空余時間就研讀。1949年7月，在第一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他對陳望道說：“陳望道先生，我們都是您教育出來的。”

劉少奇最早接觸《共產黨宣言》，是在1920年秋季。當時，成立不久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創辦了一所干部學校，對外宣稱外國語學社，22歲的劉少奇和16歲的任弼時、18歲的羅亦農、17歲的蕭勁光等都是這裡的學員。學員的教材之一，就是《共產黨宣言》。劉少奇刻苦學習，深刻掌握了《共產黨宣言》的精髓。后來，在他所寫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著作中，都能看到《共產黨宣言》的影子。

朱德由一個講武堂的普通學員成長為辛亥革命的先鋒、護國戰爭的愛國名將，最后轉變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青年時期，他創作《順慶府中學堂留別》詩：“祖國安危人有責，沖天壯志付飛鵬。”通過這首壯烈的詩詞，朱德立下了報效國家的初心和宏大志願。1976年，已是90歲高齡的朱德收到中共中央黨校顧問成仿吾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新譯本，如獲至寶。他用了一整天時間，認真對照舊譯本，重新讀了一遍，第二天一大早，還登門看望成仿吾，稱贊他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新譯本通俗易懂，可以一口氣讀下來。有了好譯本，才便於弄懂馬克思主義。”

信仰體現在革命與建設的具體行動中

“衡量干部是否有理想信念，關鍵看是否對黨忠誠”“忠誠和信仰是具體的、實踐的。”

信仰愈堅定，人的革命意志就愈堅強。面對絞刑架，李大釗慷慨激昂地發表了最后一次演說：“不能因為你們今天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偉大的共產主義。”“我們深信，共產主義在世界、在中國，必然要得到光榮的勝利。”面對高官厚祿的引誘和死亡的威脅，方志敏烈士大義凜然，在牢房裡寫下：“敵人隻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因為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

中國革命的先驅馬駿，從1927年起擔負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的組織恢復和重建工作。在危險重重的關頭他總是說：“黨既然給我這個任務，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不能知難而退。”不久，他被奉系軍閥拘捕。面對敵人的誘逼和酷刑，他堅定地回答：“隻要我還有一口氣，叫我不宣傳馬列主義，不搞革命，這比太陽從西邊出來還難。”1928年，馬駿英勇就義。他光輝而短暫的一生，始終堅守著一個革命先鋒忠貞不渝的信仰。

四川早期黨組織的創建者楊闇公，是中國共產黨較早將武裝斗爭付諸實踐並為之獻出生命的革命家之一。他曾與朱德、劉伯承等組成中共重慶地委軍事委員會，參與策劃順（慶）瀘（州）起義，在四川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1927年國民黨反動派在重慶制造“三三一”慘案，楊闇公不幸被捕。反動派對他威逼利誘、殘酷折磨，但他大義凜然，毫不屈服。敵人威脅道：“難道你不怕死嗎？”楊闇公回答道：“你們隻能砍下我的頭，可絕不能絲毫動搖我的信仰。我的頭可斷，志不可奪！”

這是一組令人震撼的數字：從1921年到1949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中犧牲的烈士，有名可查的就達370萬人。正是這些忠於黨、忠於國家、忠於人民的革命先烈，以“願拼熱血衛吾華”的信念與行動，為中國今日之成就打下了堅實基礎。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也涌現出許多共產主義理想信仰堅定的模范人物——雷鋒、王杰、焦裕祿、歐陽海、王進喜、趙春娥、蔣筑英、羅健夫、鄧稼先……他們的事跡和精神，激勵、鼓舞、感召著更多共產黨人為共產主義奮斗。

航天科技的重要開創者和主要奠基人、著名科學家錢學森1955年回國。他懷著一顆拳拳報國之心，參與推動和領導我國導彈事業的創建和發展工作，在很短的時間裡就和科研團隊研究出火箭、導彈和原子彈。在研究過程中，他深深感到，這樣的速度是他在美國不敢設想的。隻有在黨組織的領導下，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才能將夢想化為現實。這更加堅定了他的革命信仰。他常說：“一切成就歸於黨，歸於集體。”可謂肺腑之言。

1950年10月，鄧稼先從美國歸來，立即進入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從事原子核理論的研究。為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鄧稼先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第一顆原子彈、氫彈接連引爆成功后，他又投入新一代的核武器研制。由於長期受到核輻射及勞累過度，他得了直腸癌。在病床上，鄧稼先說出生命中最后的心裡話：“核武器事業是成千上萬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隻不過做了一部分應該做的工作，隻能做個代表而已。”

華羅庚是我國解析數論、典型群、矩陣幾何學、自守函數論以及復變函數等方面研究的創始人和開拓者，他把數學方法運用在生產實踐上，創造了“優選法”和“統籌法”，開創了新中國電子計算機研制事業。毛澤東曾稱贊他：“你現在奮發有為，不為個人而為人民服務。”1979年6月，華羅庚加入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多年的夙願。

信仰要真正同人民結合起來

“要牢記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真正同人民結合起來。”

毛澤東指出：“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麼做標准呢？拿什麼去辨別他呢？隻有一個標准，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延安時期的街頭，時常可以看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與農民並肩而行，無拘無束地聊天談心。周恩來則到三五九旅家屬駐地，召開孩子媽媽座談會。朱德在“抗大”經常召集青年人席地而坐，與大家探討問題，關心他們的生活。“隻見公仆不見官”，使得拜訪延安的陳嘉庚感慨：“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周恩來是把共產黨人的信仰同人民結合在一起的典范。1956年1月，周恩來說：我們所以要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歸根結底，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他多次強調要處理好工業和農業的關系、重工業和輕工業的關系、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的關系，一切都要為人民著想。三年困難時期，許多省市嚴重缺糧，周恩來幾乎每天晚上都找相關部門精心計算糧食安排，從晚上談到第二天凌晨。有一次，他回到分別多年的延安。了解到人民生活很苦，含著眼淚說：“延安的小米哺育我們，使我們取得了全國革命的勝利。延安人民還吃不飽肚子，我這個總理有責任啊！”

1965年，彭德懷被任命為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第三副主任，他以全新的熱情奔赴三線重鎮攀枝花。看到當地老鄉生活困難，他說：“當官不發財，一心為人民謀利益，這才是共產黨。”

信仰，這一崇高的詞條，充滿著共產黨人對人民的拳拳之心。2017年10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上海和浙江嘉興，在一大會址追尋我們黨的根脈，深情闡釋“紅船精神”。習近平總書記庄嚴宣誓，“隨時准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誓詞激蕩信仰，有著“一顆為黨為人民矢志奮斗的心”的共產黨人，矗立起民族的精神豐碑。

2019年3月22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在同意大利眾議長菲科舉行會見時有一段精彩的對話，充滿濃厚的人文情懷。菲科議長問：“中國這麼大，您作為世界上如此重要國家的一位領袖，是怎麼想的？”習近平總書記語氣堅定：“這麼大一個國家，責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艱巨。我將無我，不負人民。我願意做到一個‘無我’的狀態，為中國的發展奉獻自己。”

“我將無我，不負人民”，這是領袖的鏗鏘誓言，也是全體共產黨人的不懈追求。在中國共產黨人的行列中，從焦裕祿、孔繁森、鄭培民，到李保國、廖俊波、黃大年，我們的事業是靠千千萬萬黨員的忠誠奉獻不斷鑄就的。重溫這些感人的故事，你會聽到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在臨終時向黨組織的傾訴：“我活著，沒有治好蘭考的沙丘，死后，希望把我埋在蘭考的沙丘上看蘭考人民把沙丘治好。”這就是共產黨人關於信仰的真實寫照。

（作者單位：中央統戰部 湖南民族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