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報紙宣傳思想

《晉綏日報》關於反“客裡空”的報道

“我們的政策，不光要使領導者知道，干部知道，還要使廣大的群眾知道。有關政策的問題，一般地都應當在黨的報紙上或者刊物上進行宣傳。”

“通過報紙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系，這是黨的工作中一項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則意義的問題。”

這些話語，出自1948年4月2日毛澤東在晉綏解放區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所作的重要談話。這次關於新聞宣傳的談話，是與當時正在轟轟烈烈進行的土地改革運動有密切聯系的。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指出了報紙的作用與使命，有的放矢地對新聞宣傳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指正，並提出了改進報道的策略和正確的宣傳方式。

通過報紙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系

1947年7月，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由此，土地改革運動在解放區全面展開。但在土改運動初期，實際工作中曾出現對土改的激烈性、重要性關注不足的情況，而此時的報紙宣傳也呈現出右傾的態勢。對此，晉綏分局領導下的《晉綏日報》首先予以糾正，並以蘇聯話劇中慣於捏造事實的戰地記者客裡空為反面典型，發起了反對新聞報道捕風捉影、憑空臆造、不忠於人民的反“客裡空”運動。

但是，在反“客裡空”運動的過程中，卻又出現了“左”的傾向。1948年春，中央作出指示，在解放區的新聞機構內部再開展一次“左”傾作風的檢查活動。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離開陝北轉戰晉綏時，對《晉綏日報》的報道成績和問題與編輯人員進行了談話。

毛澤東強調了辦報的任務與重要性，指出新聞工作者的工作“就是教育群眾，讓群眾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務，和黨的方針政策”，對於土地改革的各項政策，“都應當在報上發表，在電台廣播，使廣大群眾都能知道。群眾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會齊心來做”，從而團結在黨的領導下。

“通過報紙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系”，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辦報理念，詮釋了列寧所說的“黨報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的涵義。自成立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就主張辦報這種新聞宣傳活動是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對於報刊的教育、組織和指導作用要高度重視。比如，初到陝北，毛澤東就指出，黨要實現“從蘇區與紅軍的黨走向建立全中國的黨”，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建立在全國公開的黨報及發行網”。1944年3月，他又在陝甘寧邊區文化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報紙是指導工作教育群眾的武器”，地委的同志“應該把報紙拿在自己手裡，作為組織一切工作的一個武器，反映政治、軍事、經濟又指導政治、軍事、經濟的一個武器，組織群眾和教育群眾的一個武器”。1948年10月，劉少奇在西柏坡對華北記者團談話時說，“報紙是黨聯系群眾的橋梁”，如果報紙辦得好，“就能引導人民向好的方面走，引導人民前進”。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指出，即使是一張省報，對於全省工作、全體人民，也有極大的組織、鼓舞、激勵、批判、推動作用，“中央，各級黨委，凡是出版報紙的地方，都要把辦報看成大事”。

務使報刊宣傳服從於黨的政策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報》正式創刊。毛澤東在發刊詞中寫道：“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就是本報的使命。”這一論斷，闡明了黨的使命與黨報使命的一致性，黨報就是要准確地宣傳黨在不同時期的政治任務及為了完成政治任務而制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成為教育人民群眾、指導革命工作的武器。

新聞界有句影響至深的名言：“搞新聞工作，要政治家辦報。”面對“黨的使命就是報紙的使命”的要求，新聞工作者要時刻保持政治敏銳性。可以說，這兩個論斷，提出了報紙宣傳工作的一個原則——講黨性。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這個報告是“整風運動”醞釀的標志性事件，但當時作為黨報的《解放日報》竟隻字未提。1942年2月1日，毛澤東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這是“整風運動”的正式開始。對於中央的這一重大決策和活動，《解放日報》僅在第二天於第三欄右下角發了一條簡訊，作為一般新聞簡單處理。此外，對中共“減租減息”這一重大方針政策，《解放日報》隻將其登於第四版，且沒有大力宣傳解釋這一政策的現實意義。

針對《解放日報》存在的“未能成為黨中央傳播黨的路線貫徹黨的政策與宣傳組織群眾的武器”的問題，中央指出“如果報紙只是或者以極大篇幅為國內外通訊社登載消息，那末這樣的報紙是黨性不強”，隻有“貫徹著堅強的黨性”“密切地與群眾聯系”，才能“成為黨手中最銳利和最有力的武器”。在黨的指導下，《解放日報》進行了重大調整，不僅增強了黨性，而且出現了一批群眾喜聞樂見的報道，增強了群眾性。群眾從“教育的對象”轉變為“反映的對象”和“朋友”。報紙的黨性和人民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黨報必須無條件地宣傳中央的路線和政策”，體現了“政治家辦報”的根本要求。1956年，黨的八屆二中全會要求全黨勤儉建國。但是報紙上卻片面地、不合實際地宣傳要改善人民生活，而對勤儉建國、反對鋪張浪費、提倡艱苦朴素這些內容，宣傳得不夠。毛澤東及時糾正了這一宣傳誤區，強調以后的宣傳重點要放到宣傳勤儉建國、提倡艱苦朴素上來。此后，報紙正確地解讀黨的方針政策，使其深入到廣大群眾心中，保障了生產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不止毛澤東，劉少奇也提出“黨報必須宣傳中央的決議和政策”，認為“我們全黨隻能有一個方針、一條路線，而不能有幾個方針、幾條路線”“隻能有一種態度、一種意見，而不應有幾種態度、幾種意見”。周恩來則強調，新聞媒體必須無條件地宣傳黨的主張，視其為黨報的根本屬性之一。1949年春，九三學社發表宣言，擁護中國共產黨，但新華社北京分社卻沒有報道。周恩來對此提出，新華社是黨的通訊社，要明確認識到自己是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這個根本性質。

不同的歷史時期，黨的中心工作不同，宣傳工作也要適應形勢的發展變化。報紙宣傳的黨性原則，既保証了黨在殘酷的戰爭年代對各級新聞單位的領導，在分散的革命根據地進行黨的建設﹔也引導著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人們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取得一個又一個成績。

報社的人應該經常到下邊去，呼吸新鮮空氣

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也是黨的報紙宣傳工作的重要准則，更是報紙獲得群眾信任的重要方法。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毛澤東在《政治周報》的“發刊理由”中，就用了四個“請看事實”來回擊反動派的污蔑。黨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把堅持真實、忠於事實作為新聞宣傳工作的一貫主張和根本要求，“我們反攻敵人的方法，並不多用辯論，只是忠實地報告我們革命工作的事實”。

為了保証新聞報道的真實，中央領導人曾在不同場合發表自己的看法。1931年，毛澤東指出：《時事簡報》“文字和材料都要有鼓動性的”，但是“嚴禁扯謊”。1945年，他在黨的七大會議上指出：“講真話，每個普通的人應該如此，每個共產黨人更應該如此。”

張聞天也曾擔任過黨的宣傳工作的負責人，他提出，“我們所需要的是真實，我們不需要在我們的真實性上加以什麼粉飾”。

劉少奇說得更明白：“新聞第一要真實。”他在對華北記者團談話時說：“新聞工作搞來搞去，還是個真實問題。新聞學千頭萬緒，根本性的還是這個問題。有了這一條，就有信用了。有信用，報紙就有人看了。”

真實，是報紙的生命。真實的信息從哪裡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黨的領導者和新聞工作者要想獲得真實信息，作出科學決策，就必須深入基層，“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

毛澤東就經常教育領導干部和身邊的工作人員多搞些調查研究。在戰爭年代，他做的湖南五縣調查、福建上杭才溪鄉調查、江西興國長岡鄉調查以及尋烏調查等，為我們提供了做好調研的范例。1958年1月15日，毛澤東與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談話時再次指出，“報社的人應該經常到下邊去，呼吸新鮮空氣”“下去又做工作，又當記者。不要長住北京，要活動一些。要經常到外邊跑一跑”。

劉少奇把記者看作是“專門的調查研究人員”。他在對華北記者團談話時，鼓勵記者深入實際考察黨的政策是不是正確的。他說：“你們根據許多材料，証明政策需要修改，就提出來，這是好的。”

周恩來則以自己的實際經歷，告訴新聞工作者，採訪要“溯其根源，求其真相，判其出路”。他在法國勤工儉學期間，親自為《益世報》寫稿，強調要想保証新聞的真實性，記者必須深入新聞現場，親臨其境，最好“住上些日子”。在領導《新華日報》期間，他向記者建議，要打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得到真實的新聞，就必須深入實際，接近底層群眾，“實在沒有線索，不妨到茶館裡去坐坐，聽聽群眾在談些什麼，想些什麼”。

多登載些生動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

報紙的受眾面是廣大群眾，如何把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化為群眾可以接受的語言，成為“真正群眾的讀物”？那就是，好的文風。

1940年2月，在為《中國工人》寫發刊詞時，毛澤東諄諄寄語：“我希望這個報紙好好地辦下去，多載些生動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沒味道，不起勁。”在延安整風運動中，他痛斥“黨八股”的種種惡劣表現，指出“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取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毛澤東歷數的“黨八股”罪狀，在當時的黨報文風裡有所反映。比如在新聞報道中，還有一些文字晦澀難懂。當時的陝甘寧邊區23縣近200萬人口中，文盲佔總人口的98%。以這種文化水平去閱讀諸如“赫爾國務卿政躬違和，迄今未愈，雖已銷假視事”之類的詞句，群眾普遍反映難以理解。對此，毛澤東認為“言語必須接近民眾，須知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要建立“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

如何解決新聞宣傳中的“黨八股”問題呢？對此，張聞天認為：在信息反饋上，要了解宣傳對象﹔在宣傳內容上，要具體明了﹔在宣傳形式上，要靈活多樣。總之，“必須時時、處處以群眾為中心”。周恩來則提出，新聞宣傳要適合讀者的口味，選擇他們易於接受的形式和內容進行宣傳﹔新聞宣傳要有針對性，文風要具體生動。劉少奇則指出，記者在新聞報道中要注意讀者的閱讀興趣，強調寫稿子要考慮讀者對象，有的放矢，這樣才能達到傳播效果。

反對“黨八股”，是黨在報紙宣傳工作中聯系群眾的重要手段。宣傳工作不能無的放矢，要與群眾相結合，就必須說群眾聽得懂的話。“射箭要看靶子，彈琴要看聽眾，寫文章做演說倒可以不看讀者不看聽眾麼？”新聞工作者如果真想做宣傳，就要“言語必須接近民眾，須知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毛澤東指出，我們的報紙要靠大家來辦，靠全體人民群眾來辦，靠全黨來辦，而不能靠少數人關起門來辦，因此，做宣傳工作的知識分子要同工農群眾結合，要與群眾有共同語言，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報紙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廣泛地同群眾見面。”70年前，毛澤東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所作的這次講話，闡明了黨領導下的報紙應該以一個什麼樣的姿態同大眾見面。報紙與群眾對接得怎麼樣，影響著黨在各個時期政策執行的情況。講黨性，是對報紙工作作了思想上的准備﹔搞調研，成為新聞工作者具體的辦報方法﹔重文風，則在新聞報道的文字形式上作了明確要求。報紙是重要的宣傳工具，各界新聞工作者如何更好地“把報紙拿在自己手裡”，這是個永遠要思考的問題。（李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