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王橘談”與“周博長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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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義會議是我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這是大家熟知的史實。而老一輩革命家們在歷史轉折的背后，起過什麼樣的作用？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多了。

　　張王橘談

　　1990年8月29日，在紀念張聞天誕辰90周年座談會上，耿飚曾談到黨史界前所未聞的一個細節：中央紅軍在黎平會議后繼續向西前進，當軍委縱隊到達黃平縣境，在一片茂密的橘樹林裡，張聞天和王稼祥的擔架放下來休息。他們兩人頭靠頭躺著，議論當前的形勢，都憂心忡忡。王稼祥問，紅軍最后的目標，中央定在什麼地方。張聞天說，沒有一個確定的目標。又說，這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出來，毛澤東打仗比我們有辦法。當天晚上，這個消息在紅軍幾位主要將領中不脛而走，大家都贊成要開個會，讓毛澤東出來指揮。

　　據考証，中央軍委縱隊到達黃平的時間，是1934年12月20日。

　　耿飚時任紅一軍團二師四團團長，長征中很多重要戰役，四團都是前衛團。張聞天、王稼祥橘林談話情況是強渡烏江前，紅一軍團參謀長左權和總參謀長劉伯承分別告訴他的。

　　長征途中，紅軍在連續突破國民黨軍隊設置的四道封鎖線之后，從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多人。在嚴酷的事實面前，一些曾支持“左”傾觀點的領導人，也在逐步改變態度。

　　通道、黎平會議上，正是在張聞天、王稼祥等人支持下，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才被大家採納，從而否定了最高“三人團”決定到湘西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計劃。

　　這時周恩來已開始站在毛澤東、張聞天一邊，而博古、李德並不願放棄原定計劃。他倆的主導思想是，隻有到了湘西根據地，放下包袱才好打仗。部隊雖然暫時脫離了蔣介石設置的羅網，向西進軍了，但博古、李德仍隨時隨刻想著如何返回湘西。

　　因此，今后黨和紅軍的前途仍充滿著各種變數和凶險，稍有閃失，后果是不堪設想的。隻要博古、李德繼續擁有軍事指揮權，錯誤就很難避免。

　　於是張聞天開始考慮更換軍事領導人的問題，他和王稼祥的橘林談話，就是他深思熟慮后的想法。這也是有20多人參加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由來。

　　怎樣才能更換軍事領導人呢？遵義會議的原定議題，一是中央政治局審查黎平會議所決定的暫時以黔北遵義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二是總結長征出發后的一些教訓。沒有涉及人事變動問題，也不開擴大會議。“張王橘談”傳開后，紅軍高級將領都贊成讓毛澤東出來指揮。根據這一情況，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三人商談后一致認為，為了讓黨和紅軍的領導人更全面、更深刻地認識博古、李德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必須認真總結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和丟掉革命根據地、被迫進行戰略轉移的教訓，才能使黨和紅軍的高層認識到，不能讓博古、李德再繼續指揮下去了。並由張聞天起草一份批評“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提綱，到遵義后提交給會議討論。毛、張、王的意見得到了周恩來的首肯，同意把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教訓作為遵義會議的主要議題。

　　1935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老城紅軍總部駐地舉行。

　　博古雖對增加總結第五次反“圍剿”教訓的議題而未與他商量很不情願，但還是服從常委決定，在參謀人員協助下，起草了一個初步總結的主報告。他在報告中強調客觀原因，但最后還是承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我是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周恩來與作戰局的同志加班加點地完成了軍事問題的副報告，他在報告中批評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並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自我批評。接著張聞天作批評“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使會議在討論發言之前，有了正確的導向，從而保証了會議的順利召開。

　　在毛澤東、王稼祥、朱德等相繼作了重要發言后，整個會議形成了批評博、李錯誤“一邊倒”的局面。讓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更換軍事領導人已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

　　會議最后按多數同志的意見，決定：毛澤東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恢復紅軍總司令、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和紅軍總政委、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的軍事指揮權，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於軍事指揮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議結束后，毛澤東成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不久，博古任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德從此不再擁有軍事指揮權。

　　周博長談

　　遵義會議結束后，被大家批評過的博古與中央軍委縱隊的同志一起離開遵義向北行進，一路上他深思不語，不思茶飯，郁郁寡歡。

　　土城一戰受挫后，遵義會議原定北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的計劃不得不改變了，這又是一個新的歷史前夜，明天還是未知數。靠博古目前的精神狀態，再領導下去是困難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幾人在一起商議時，張聞天明確提出是改換黨的領導人的時候了。

　　但博古在政治路線上是緊跟共產國際的，遵義會議對六屆四中全會后黨的政治路線基本上是肯定的，所以很難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提罷免他的理由。同時，當時正處於緊急的戰爭環境，保持領導層的相對穩定十分重要，有必要維護六屆五中全會的選舉結果，故而隻能在政治局常委分工上作調整。

　　1935年2月初，紅軍向雲南扎西地區進軍，途經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小村庄時，周恩來到博古住處同他進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長談。

　　周恩來說：會前我曾和你商量過，湘江戰役時“紅章”縱隊（“紅章”為第二縱隊代號）行動遲緩問題，主要是老弱病殘和婦女、機關部分干部走不動了，疲馬不畏鞭捶，命令已不起作用。當初把他們單獨編成野戰縱隊，還雇了五千挑夫挑擔子，一起轉移，是考慮欠周。可是現在來追究過江遲緩的責任，而不談反“圍剿”失敗的責任及長途行軍在組織工作上的疏漏，肯定有人不服。所以，我一再向你建議，先代表中央深刻檢討反“圍剿”失敗和在軍事路線上的錯誤，最后談湘江教訓，這樣會使會議開得順利些。可是你沒有檢討軍事路線錯誤，對李德的批評也隻一帶而過，早早地把湘江問題作為會議重點擺出來，矛頭指向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使會議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這促使我不得不站出來，以中央軍委負責人的身份檢討反“圍剿”失敗的軍事指揮責任，承認犯了“左”傾路線錯誤，批評你確有盲從李德、包庇李德的錯誤。至於會議發展到集中批評你，這是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大家憋了一肚子話要說，能擋得住嗎？

　　周恩來接著分析：上海起義失敗告訴我們，中國革命要成功，沒有一支強大的軍隊不行。南昌起義失敗，有一個深刻的教訓，中國工農紅軍要取得勝利，非要有一個比領導南昌起義的軍事指揮官（包括我自己）更有才能的軍事領導人來領導。廣州起義失敗，指出了中國革命的源泉在農村，必須走農民戰爭的道路。這以后，我就在考慮，我們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帥。從內心講，你和我都是做具體業務的人，都不是帥才，都不適合做領袖和主帥。毛澤東是繼彭湃之后又一個擅長搞農民運動的人，在建立和鞏固根據地，擴充紅軍，籌集糧草，打游擊戰、運動戰等方面都有一套成熟的經驗，很適合駕馭目前的戰爭。從紅軍長征開始，我就在想辦法讓他盡快回到軍事領導崗位上來。黎平會議上，他有理有據地駁倒了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進湘鄂邊的錯誤主張。我深信，以毛澤東的才能，一定能率領紅軍走出困境。所以在遵義會議上我力主他進入政治局常委，參與軍事領導，希望你能支持我。

　　周恩來語重心長地告誡博古：現在誰做“總書記”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誰來領導軍隊打好仗，隻有在戰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才能真正成為黨的領袖。遵義會議已經表明，軍隊已不可能再讓一個不懂軍事又不會領兵打仗的人來繼續指揮他們了。何況你自己也沒有強烈的領袖欲望。

　　周恩來的一席談話，使博古對自己有了進一步的認識，解開了十多天來的思想疙瘩。

　　當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一起開會重新研究常委分工時，周恩來主張讓毛澤東來接替博古。但毛澤東說，張聞天是五中全會選出的常委，大家容易接受，同時他又是從莫斯科留學回來的，共產國際那邊也容易通過。大家同意了毛澤東的意見，由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的責任。

　　紅軍長征期間，軍事工作是第一位的，黨的工作主要是圍繞打仗轉。張聞天對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早在反“圍剿”戰爭時就很佩服，讓毛澤東出山直接領導紅軍也是他的初衷。再則，張聞天作風民主而不專權，對博古交給他的這個“負總責”不會沾沾自喜、獨斷專行。這樣，毛澤東參與中央常委和紅軍的領導，有了發揮核心作用的平台，成為率領紅軍長征的實際領導者。

　　（作者系遵義會議紀念館原副館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