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衛官雜記》作者與周公館的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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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榆瑞 (1915∼1980)，筆名宋喬，福建福州人。1939年參加工作，歷任昆明西南聯大外文系助教、清華大學外文系教員、桂林英國新聞處編譯主任、重慶美國新聞處編譯、《大公報》駐南京記者、香港《大公報》編輯。1957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侍衛官雜記》等。

抗戰時期，周恩來是中共駐重慶的最高代表，由於深孚眾望，首都各界尤其是進步人士出於尊崇，都親切地稱周恩來為“周公”。他在市區工作、生活的曾家岩50號，被稱之為“周公館”。

《侍衛官雜記》是一本日記體小說，作者署名宋喬，他和周公館究竟有什麼淵源？且待筆者娓娓道來。

“左傾過激”屢上黑名單

1952年9月，《侍衛官雜記》在香港學文書店出版，全書40余萬字。這本書用第一人稱，以日記體形式描寫了抗戰勝利前后，在重慶和南京的國民黨高層之間發生的一連串爭權奪利、勾心斗角、聲色犬馬、光怪陸離的故事。小說寫得生動曲折，幽默潑辣，恣肆酣暢。人們爭相購閱，初版7萬冊一售而空，幾年之內多次再版，可謂紅極一時，香港好幾家報紙也競相連載。

《侍衛官雜記》的作者原名周榆瑞，1917年生，福建閩侯人。畢業於北平師范大學文學系。他博聞強記，通曉英語。在北平時期，接觸過以民主進步人士面目出現的中共地下黨員張友漁等。他傾向進步，堅決主張抗日，同情中共的事業，為此，曾被北平的中統特務列入黑名單。1935年“一二·九運動”后期，他曾遭到駐北平的臭名昭著的憲兵三團的秘密拘押，受到嚴刑拷打。危難之際，賞識其才華的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出面疏通，使其免受牢獄之災。北平的中共地下黨負責人之一黃敬，注意到周榆瑞的政治表現，曾指派崔月田、劉莉兩位新聞界的中共地下黨員與他接觸，有意發展其入黨，但被他婉拒。

1937年“七七”事變后，抗戰全面爆發，周榆瑞歷經艱辛，輾轉來到重慶。他雖博學多才，卻因在北平時期有過一段“左傾過激”經歷，而倍受國民黨文化新聞機構的排斥。國民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負責人曾虛白，早年執教南京金陵大學時，結識了周榆瑞的表兄蔣義芝，兩人交情不錯。曾虛白賞識周榆瑞的中英文水平，有意錄取他為文員，但卻遭到張道藩與程天放兩位上司的阻撓，指出周榆瑞“思想偏激，似不宜錄用”。這令周榆瑞對國民黨當局更為不滿。

其后，周榆瑞一度失業，窮困潦倒，寄居於黃家埡口抗戰紀念堂附近的中國電影制片廠一宿舍，托庇於在該廠擔任上校銜科長的表兄。為謀生計，他協助國際宣傳處翻譯了一些用以宣傳中國抗戰的新聞解說詞。曾虛白同情周榆瑞的困難處境，付酬優厚，且囑電影廠廠長鄭用之給予適當關照。

周榆瑞對重慶國民黨上層官場的腐敗昏庸一向厭惡，曾化名發表過一些詩文，痛加批判嘲諷。他向往歐美國家的自由民主思想，一度主動與有英國背景的《國際評論》半月刊的負責人郝侃、羅堅白接觸，多次一塊吃西餐、喝咖啡，縱論抗戰時局及歐洲戰場、太平洋戰場的戰局。殊不知這種交往隱藏著巨大的風險，因為蔣介石與丘吉爾政府有很深的矛盾。軍統一直暗中監視在重慶的英國外交官及親英人士的活動。周榆瑞再一次上了黑名單。他受到表兄警告后，不免膽顫心驚。尋思再三，周榆瑞索性去了昆明，進入西南聯大，任清華大學外語系助教，后升為講師。

特殊身份引起中共注意

1942年，經駐重慶英國大使館推薦，周榆瑞去廣西桂林英國新聞處任編輯主任，后改任新聞官。憑借其特殊的地位，他為《大公報》等進步報刊採寫了不少生動的有分量的文章，在文章中鼓吹堅持抗戰，反對與共產黨鬧摩擦，反對與日寇妥協。他的文章引起了中共方面的注意。

周榆瑞調回重慶后，曾應八路軍駐渝辦事處副處長周怡的邀請，赴周公館作客。在辦事處，周榆瑞見到了中共負責人董必武和處長錢之光等人。他發覺這些共產黨干部待人真誠、親切溫和、禮儀周正、生活簡朴，他們談得很投機，還一道共進午餐，無非是二素一葷和一大盆榨菜蛋湯。沒有酒水佐餐助興，茶葉也是低檔的炒青，這令周榆瑞很是感動。在分手時，他提出想要拜會仰慕已久的周公。周怡告訴他，周先生回延安公干，以后有機會一定安排。

與周榆瑞打交道較多的，是精明干練、年輕瀟洒的周怡。周榆瑞有意無意間向周怡透露了很多頗有價值的有關國民黨上層的情報。他曾講到，據說蔣介石已秘密批准由軍統宣傳處出面搞一個“中共非常委員會”，目的在於攻擊和誣蔑八路軍新四軍抗日不力，熱衷於奪地盤，還對毛澤東等中共領袖進行人身攻擊。周榆瑞還弄來葉青（即任卓宣，中共大叛徒，著有《我為孫文學說而戰》等多種著作——作者注）不久前在重慶浮屠關（今佛圖關）中央訓練團作的反共報告“攻心戰”的有關材料等。周怡對這些情報相當重視，他將有關情況向周恩來作了詳細匯報，也引起了周恩來的極大關注。

周恩來考慮再三，決定接見周榆瑞，地點依然是周公館。平易近人的周恩來對周榆瑞追求進步予以肯定，還稱贊他寫的文章鋒芒畢露，一針見血，生動感人，遠非《中央日報》《掃蕩報》等國民黨報紙的記者所能比擬。這令周榆瑞大為感動，想不到這位杰出的共產黨領袖人物，居然在百忙中還讀過他寫的許多小文章。周恩來詳細詢問了桂林、柳州、貴陽等地的情況，尤其周詳地詢問了陳納德指揮的美國援華空軍14航空隊，在廣西抗擊日本空軍、並協助張發奎第四戰區、余漢謀第七戰區作戰的情況，對美國空軍的表現極為贊賞。

談話在親切的氣氛中結束，周恩來與周榆瑞兩次緊緊握手，感謝他的來訪。周恩來隨即又話鋒一轉，語重心長地說道：“周先生，實不相瞞，我們這一兩年在重慶也曾聽到一些有關你的負面反映，說你為英國軍情五處收集了大量有關國共兩黨共同對日作戰的資料，不知你是不是無意中被英國盟友利用了？”

周榆瑞聽了這話，臉色頓變，連呼冤枉，辯解說：“周公，我雖為英國新聞處工作，但只是例行職責而已，我不可能背叛祖國為英國人效勞。對英國人，我保持著一定的戒心，我批評過他們的大國沙文主義，認為英國情報人員潛往西康昌都和西藏地區煽動藏族同胞鬧獨立、抗交稅賦，是破壞中英友好的行徑。如實對你說吧，我倒是利用同英國方面的關系為貴黨弄到一些可能很有價值的情報……我敢說，我是個民族至上主義者，是個愛國者。”

周恩來含笑聽完了他的表白，意味深長地點點頭：“周先生，請別介意，我正因為把你當成我們的真誠朋友才坦誠相告。非常感謝你對我們的幫助，相信我們的友誼定能保持下去。”周恩來的話令周榆瑞釋然開懷。

在港受禮遇身份成謎

1944年8月，周榆瑞受聘為美國戰時情報局高級譯員，待遇優厚。他時常與中美合作所副所長梅樂斯海軍准將、情報局重慶分站站長霍利福德等美國情報官員打交道。有一次，美國戰時情報局長杜諾萬中將來華視察工作，周榆瑞擔任他的譯員，並有幸見到蔣介石夫婦、宋子文、孔祥熙、白崇禧等國民黨要人。參與高層交往，令他開闊眼界，閱歷大增，也了解到很多關於中美關系的內情。

這期間，周榆瑞仍時常前往周公館與周怡、錢之光乃至董必武、周恩來茶敘，共進晚餐，甚至秉燭夜談。由於他的身份較特殊，軍統、中統也都拿他無可奈何，但例行的監視跟蹤卻如影隨形。戴笠曾向梅樂斯進言，擔心這個周榆瑞會向周恩來為首的共產黨人泄露黨國軍政機密。梅樂斯則付之一笑，認為這位軍統局長太多慮了，他倒認為可以通過周榆瑞的活動，間接了解中共方面的一些真實想法，讓反共成性的戴笠碰了一鼻子灰。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周榆瑞即脫離美國戰時情報局，謝絕美國有關方面的赴美邀請，偕妻兒離開重慶去了上海，在淮海中路霞飛坊三弄租房定居，打算定下心來翻譯幾本美英文化名著。

周榆瑞在滬上與喬冠華、金仲華、徐鑄成、宦鄉等中共和文化界進步人士時有接觸，頗受影響。1946年5月，周榆瑞擔任上海《大公報》駐南京外交記者，採訪過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上將以及奉命來華調停國共兩黨分歧的活動。1949年，全國解放后，周榆瑞離開南京，赴香港，任職已被中央人民政府接管的香港《大公報》，工作表現出色。

作為“紅色報刊”的記者，周榆瑞卻受到港英當局的較高禮遇。英國駐香港總督麥理浩爵士幾次召見他，邀他共進西餐﹔還請他向北京中共高層傳遞一些不便於通過外交途徑傳遞的重要信息，如港英當局擬如何處置國民黨資委會儲存在香港油麻地倉庫的大量物資等。親台灣的《星島晚報》曾載文影射周榆瑞是英國的高級情報人員，月月領取不菲的英鎊津貼。

周榆瑞對此付之一笑，他數次有意將自己當年在重慶周公館樓下與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周怡等共產黨人合影的照片向友人出示，令香港文化界人士大為吃驚，猜不透他究竟是哪一路神仙。當然這是后話了。

（作者系重慶市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