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長征組歌》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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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長征組歌》又名《紅軍不怕遠征難》，是開國上將蕭華將軍所創作的一部輝煌而又不朽的紅色經典史詩。

　　1916年出生在江西興國縣東街蕭屋村一個貧苦的工人家庭的蕭華，12歲參加革命，13歲時就擔任共青團興國縣委書記，15歲時便任紅四軍第十師三十團政治委員，17歲時擔任紅軍少共國際師政治委員（后改稱紅一軍團第十五師，仍任政治委員），率領少共國際師7000余名官兵參加中央蘇區反“圍剿”戰斗。抗日戰爭初期，22歲的蕭華被任命為八路軍“東進抗日挺進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人稱“娃娃司令”。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授銜時，才39歲的蕭華成為共和國最年輕的開國上將，並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和一級解放勛章。

　　1964年2月，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委、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蕭華（當年接替病故的羅榮桓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患了肝炎，在杭州的西子湖畔養病。蕭華愛好讀書，更喜歡詩詞歌賦，是一位頗負盛名的將軍詩人。養病期間，他制定了一個“休息”方案，就是白天讀書、練字，晚上寫點想寫的東西。蕭華想到，1965年10月是中央紅軍（即紅一方面軍）長征勝利30周年。對於謳歌長征，他早有所動，只是由於長期以來日以繼夜地忙碌於工作，無整塊時間集中精力動筆。於是，蕭華便決定利用這次養病的“天賜良機”，根據自己在長征中的真實經歷，運用文藝作品的形式，對兩萬五千裡長征來一次集中的概括和總結。

　　這期間，蕭華名為養病，實無閑暇，在他住的那幢小樓裡，夜間常常燈火通明。他浮想聯翩，夜不能寐，連續十余天，吃不下飯，睡不著覺，腦海裡總是映現出長征途中的那一幕幕戰斗場面。當時寫作的情形，用蕭華自己的話來描述，再生動不過了。他說：“我寫長征組歌，不知道自己掉了多少眼淚。有些段落，如告別、進遵義、過雪山草地、報喜等，就是一面流淚一面寫的。想起長征中的艱難困苦，犧牲了那麼多的好同志，怎麼能不難過呢？遵義會議確立了毛主席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在生死攸關的危急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終於歷盡艱險，戰勝敵人，三大紅軍在陝北大會師，勝利結束了長征。想起這些，又怎麼能不高興呢？難過、高興，都會使人流淚的。”

　　為了用詩歌這一文學形式來真實反映長征這一人間奇跡，蕭華從內容到形式，都有步驟地進行著艱苦的構思。他還廣泛瀏覽古今詩詞，學習錘煉語言和推敲韻律。經過幾個月的嘔心瀝血，深思熟慮，邊寫邊改，終於完成了12首氣勢磅礡、令人振奮的詩歌創作。后又經過多次征求詞曲專家們的意見，進行了近10次大的修改，這才摘取了毛澤東《七律?長征》中的一句詩為總題目，將組詩取名為《紅軍不怕遠征難》。

　　二

　　1964年11月，蕭華找來總政歌舞團團長時樂濛和北京軍區政治部戰友歌舞團總團副團長晨耕，請他們將他寫的《紅軍不怕遠征難》譜成樂曲。當時，他要求兩個團各搞一台節目，於1965年紀念長征勝利30周年時演出。他說：“我不是讓你們合作寫一台《紅軍不怕遠征難》的歌曲，總政歌舞團要搞一台帶舞蹈的大合唱，戰友歌舞團可以搞一台便於推廣傳唱的音樂晚會，不一定寫成12首曲子，也可寫成像《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那樣的歌曲，把這12首詩的意思融進去。”為了讓作曲者更好地發揮藝術創造力，蕭華還說：“你們可以根據作曲的需要，改動部分詞句。”由於蕭華有言在先，這樣兩個歌舞團后來各自搞的版本的歌詞也就略有不同。例如，第一曲《告別》中，戰友歌舞團的是“緊緊握住紅軍的手/親人何時返故鄉”，總政歌舞團的是“緊緊握住紅軍的手/捷報早日傳故鄉”。

　　隨后，北京軍區政治部戰友歌舞團的晨耕、生茂、唐訶、遇秋四位作曲家在蕭華原有的12首詩中選擇了其中的10首，按每一段不同的要求分別譜曲，將10首詩分別描繪成10個環環相扣的不同的戰斗生活畫面。四位作曲家還匠心獨運，巧妙地把中央紅軍當年走過地區的江西採茶、苗家山歌、湖南花鼓、雲南花燈、川江號子、陝北秧歌等民間音調，與紅軍傳統歌曲的音調完美地揉合在一起，運用到譜曲創作中，初步匯成了一部主題鮮明、內容豐富、形式新穎、風格獨特的大型聲樂套曲———《長征組歌》，以謳歌中央紅軍排除萬難，不怕犧牲，最終獲得了兩萬五千裡長征勝利的革命精神。

　　1965年4月，晨耕、生茂、唐訶、遇秋四位作曲家帶著初稿來到杭州，向蕭華匯報了《長征組歌》譜曲的進展情況。四個人逐段試唱，邊說邊比畫邊唱。當他們匯報到合唱段落時，唐訶唱女高音，遇秋唱女低音，晨耕唱男高音，生茂唱男低音。一番演唱，蕭華聽后覺得還滿意。接下來，這位紅小鬼出身的將軍詩人便不顧疾病纏身，抽出了10個上午給他們四個人“上課”。爬雪山、過草地的故事，盡管這四位從戰爭中走過來的音樂家聽過多遍，可從將軍口中說出，卻是“別有一番風情”。蕭華時而眉飛色舞，時而慷慨激昂，時而潸然淚下。說到四渡赤水戰斗時，蕭華繪聲繪色地勾勒出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大場面。遇秋深有感觸地說：“蕭華將軍對長征精神的解讀，為我們完成《長征組歌》的后期創作及幾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三

　　從杭州回京后，四位作曲家就開始醞釀寫總譜了。由於晨耕擔任歌舞團的領導工作，平日公務繁忙，過去又沒有專門學過五線譜﹔生茂多年來一直醉心於“抓旋律”﹔唐訶沒有進音樂學院深造過，駕馭不了這樣大的作品，這樣，寫總譜的這個重任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科班”出身的遇秋肩上。

　　遇秋，姓李名遇秋，1929年出生在河北省深澤縣。1940年，11歲的李遇秋進了“抗中”學習。在經歷了嚴格的軍事訓練后，他學會了不少抗日救亡歌曲，還參加了《黃河大合唱》的演出，被大伙稱為“快活的百靈”。后來進入“抗敵劇社”（戰友歌舞團的前身），被領導發現是棵“好苗苗”，於是便指定專人教他識譜、作譜，拉手風琴。

　　《長征組歌》於1965年5月初正式開始排練，曲譜邊排邊改。戰友歌舞團推出最強演出陣容，擔綱演出的有該團主要演員馬國光、賈世駿、馬玉濤。那時，日理萬機的周恩來經常抽時間來到現場觀看。有一次看完排煉，他興奮地說：“很成功，祝賀你們，你們的路子是對的，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眾的……當然還要不斷改進，不斷提高，做到既好聽，又好唱，還要適合每個獨唱演員自己的演唱特點。”

　　后期創作正值1965年盛夏，李遇秋的創作環境就是在戰友歌舞團的一間隻有3平米的陋室裡進行的。當時沒有電扇，更沒有空調，屋裡熱得像個“鍋爐房”。有時熱得受不了了，他就索性“赤膊上陣”隻穿個褲衩，雙腳泡在涼水盆裡，身上隻披著一塊濕毛巾。那時他全仗著年輕，體力充沛，幾乎沒白天沒黑夜地寫、改。人們對《長征組歌》中的很多唱段至今猶聞在耳，恐怕很少有人了解這其中凝結了李遇秋的多少心血。

　　經過兩個月的緊張排練，1965年7月19日在天津人民禮堂，蕭華第一次審看了由作曲家晨耕、生茂、唐訶、遇秋譜曲，著名指揮家唐江指揮的《長征組歌》。他看完演出后說：“你們的演出讓我很感動，你們把歌唱活了，因為長征本身是偉大的，是感人的，你們的歌展現了偉大長征的面貌，你們演出是成功的。”

　　四

　　1965年8月1日，《長征組歌》在北京民族宮禮堂正式公演。

　　《長征組歌》在首都匯報演出時，周恩來接連三個晚上去看演出，每次看完后，他都同大家談感受，交換意見。有一次周恩來對幾位作曲者說：“蕭華同志的詞寫得好，你們譜的曲子也好，演唱得更好，尤其是二馬一賈（指歌唱家馬玉濤、馬國光、賈世駿）唱得好，我看可以公演了，再多聽聽各方面的意見。比如你們雖然沖破了合唱的城牆形式，但如何解決樂牆啊？否則，演奏壓合唱，影響了聽唱。”周恩來還請演員一遍又一遍地教他唱。

　　隨后，《長征組歌》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城市巡回演出20多場次，場場爆滿，受到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反響。

　　1965年秋，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6周年、中央紅軍長征勝利30周年之際，《長征組歌》在北京隆重上演。國慶節之夜，《長征組歌》在天安門城樓西側為中央首長和英模代表演出，老帥們一邊看一邊鼓掌。演出結束后，周恩來對劇組人員說：“你們能在這裡演《長征組歌》，我很高興，我祝賀大家！”之后，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內，《長征組歌》的主要歌曲就迅速地傳唱開來。當年就在全國各地演出50多場，觀眾達10多萬人。

　　《長征組歌》是繼《黃河大合唱》之后在群眾中廣泛普及的大型音樂套曲，庄嚴宏偉卻又耐人尋味。與1964年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一起，代表了當時音樂創作的最高成就，可謂是中國合唱發展史上的又一裡程碑式的作品。

　　總政歌舞團創作演出的《紅軍不怕遠征難———表演大合唱》也相繼排練成功，於1966年2月在北京京西賓館禮堂為當時在北京召開的全軍高級干部會議匯報演出了兩場，演出非常成功。當時周恩來和蕭華觀看了演出。周恩來問蕭華，這兩個版本哪個更好？蕭華說，各有千秋。“總政版”的《紅軍不怕遠征難———表演大合唱》曾決定由八一電影制片廠攝制成舞台藝術片保存下來，但由於隨之而來的“文化大革命”的沖擊，拍攝計劃夭折。后因種種原因，這部作品沒有再公演過，其中的歌曲和音樂也就沒有流傳開來，因此鮮為人知。據當時參加“戰友版”《長征組歌》演出的馬子躍評價，總政歌舞團的節目很壯觀，很有氣勢，既有合唱也有舞蹈和表演，音樂的交響性也比較強，運用的美聲唱法和西洋音樂元素非常豐富。

　　1966年春天，戰友歌舞團《長征組歌》劇組忽然接到隨周恩來出國訪問的通知。在中南海，周恩來和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的陳毅元帥看了劇組的匯報演出。周恩來對《報喜》那一曲還不太滿意，總覺得還沒有發揮出馬玉濤的演唱特點，也沒有完全表達出即將會師時的激情。他用商量的口氣對李遇秋說：“你們回去再修改一下好吧！”出國前，周恩來再次看了演出，終於對《長征組歌》表示非常滿意。

　　五

　　1967年春天，那正是“文革”中亂哄哄的季節，“萬花紛謝一時稀”。一次，賈世駿在人民大會堂演出，在他唱了兩首歌之后，周恩來向他招手，親切地喊道：“賈世駿同志，請你過來一下！”賈世駿立刻來到周恩來身邊，周恩來親自遞給他一杯茶，然后用他那累得沙啞了的嗓子說：“教我唱唱《過雪山草地》好嗎？”賈世駿真怕累著了總理，就說：“您不是已經唱會了嗎？”周恩來說：“再和我一起唱唱，糾正糾正。”於是賈世駿也就立即哼唱起來，周恩來打著節拍，也跟著唱了起來。當他們唱完一遍之后，賈世駿興奮地說：“總理您唱得一點也不差呀！”周恩來笑道：“你再唱一遍，我熟悉熟悉。”於是他們又哼唱起來。

　　周恩來為什麼對《過雪山草地》這一曲情有獨鐘？這大概是緣於他當年過草地時命懸一線之原由。

　　1935年6月的一天，中央紅軍在翻越長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夾金山時，時任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的周恩來因操勞過度，營養不足，再加上自然環境的惡劣，一下子病倒了。病情來勢凶猛，接連幾天高燒不退，不能進食，后又昏迷不醒。醫生根據白血球增高、皮膚蠟黃、肝腫大等症狀，診斷周恩來患的是阿米巴肝膿瘍，這種病在長征途中死亡率極高。當時的環境無論是穿刺抽濃還是開刀都不可能，唯一的辦法隻能用局部的“冰凍”把炎症退下去。取冰得派人到60裡以外的雪山上去背，醫生把戰士背回來的冰塊裝在袋子裡，放在周恩來的臟肝部位。過草地時，毛澤東指定由紅三軍團負責用擔架抬著周恩來。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決定扔掉兩門迫擊炮（當時整個中央紅軍隻有8門迫擊炮），這樣即可騰出20多名戰士輪流抬著擔架過草地。彭德懷把“擔架隊長”這一極為重要的職務交給對周恩來感情很深的軍委干部團團長陳賡。

　　布滿沼澤的茫茫大草地，天氣變化無常，時而狂風四起，時而大雨滂沱，時而漫天大雪、冰雹驟降，人們每走一步都是極其艱難，何況還要抬著擔架？陳賡和中國工農紅軍總兵站站長楊立三親自輪換抬擔架的戰士。體質非常虛弱的楊立三的雙肩磨破了，走出草地后一頭栽倒也病了。過了草地之后，周恩來身體漸漸復原，他開玩笑地對陳賡說：“你曾救過蔣介石的命，現在又救了我的命！”1954年，時任中央軍委財政部部長的楊立三因患腦癌逝世，周恩來擔任主祭。他無論如何也要親自給楊立三抬棺送上一程，並走在右邊最前頭執紼引棺。由此可見，過雪山草地這段經歷對周恩來來說是何等的刻骨銘心！

　　六

　　“文革”后期的1975年，復出后的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共和國重現“艷陽天”。在紀念中央紅軍長征勝利40周年之際，《長征組歌》這部作品幾經磨難，復排重演，以更加嶄新的姿態出現在首都舞台上，這是10年浩劫后期呼喚長征精神的一個壯舉。在擁有近2000個座位的北京展覽館劇場，兩個月內連續演出了40場，而且場場都座無虛席，報紙和電台沖破“四人幫”的阻力連續報道，《長征組歌》再一次轟動了全國。鄧小平在審查時，親自動筆，將《突破封鎖線》一段中的一句歌詞改為“全軍想念毛主席，迷霧途中盼太陽”，進一步突出了毛主席的領導地位，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

　　當時，周恩來病重正在醫院動手術，但他仍然惦記著《長征組歌》，他在看了電視轉播的實況演出后，又派工作人員去索取演出的實況錄音。臨終前，周恩來還念念不忘《過雪山草地》一曲中的“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於天”的那句歌詞。

　　1995年，為紀念中央紅軍長征勝利60周年，受蕭華將軍夫人王新蘭和很多老領導、老同志的共同委托，由總政歌舞團著名指揮家胡德風策劃，對《長征組歌》進行了一次較大的修改。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張震將軍在審看了新版《長征組歌》之后稱贊說：“老版本本身就很好，現在經你們加工后，就更加錦上添花了！”

　　從1965年8月1日《長征組歌》在北京首演成功到今天，《長征組歌》已伴隨了幾代人的成長，其中的許多唱段已經家喻戶曉，婦孺皆知。這部受到了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的親切關懷、傾注和凝聚了幾代藝術家心血的作品，以她那深刻凝煉的詞匯，清新動人的優美曲調，濃郁的民族風格和為群眾喜聞樂見的表演藝術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長征組歌》在國內外巡演總場已達1000多場，觀眾多達數百萬人次，堪稱中國音樂史和中國演出史上的一個奇跡，被稱為20世紀華人音樂的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