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幫總理翻譯 因為不懂"越俎代庖"被批評

原標題：領袖身邊的“重要人物”

毛澤東主席會見外賓，左二為翻譯

領導人之間的會談和外事活動，總是有翻譯這樣的“中間人”。他們很少被關注，但其作用非常重要。

“毛主席沒有催促我，而是點燃一支香煙，靜靜地等我”

1957年5月初，作為中國首批派往阿爾巴尼亞的留學生，范承祚被提前調出擔任外事翻譯，陪同阿爾巴尼亞議會代表團訪華。“這是我國在高層外交場合首次將阿爾巴尼亞語翻譯成漢語。”范承祚說道。

1957年5月12日，旭日初升之際，范承祚接到通知：“今天，毛澤東主席要接見阿議會代表團，你任翻譯。”聽到這一消息，范承祚既歡欣又緊張。

在中南海豐澤園，一身灰色中山裝的毛澤東微笑著揮手歡迎客人。其間，毛澤東不時注視著范承祚。他發現，譯員是陌生的，譯員講的外語也是陌生的。忽然，他轉身問范承祚：“你說的是什麼外國話呀？”顯然，這位對於俄語、英語乃至法語都比較熟悉的開國領袖，對范承祚講的“新鮮語言”發生了興趣。范承祚答道：“我講的是阿爾巴尼亞語。”毛澤東又好奇地問：“你的阿語是在哪裡學的？”范承祚指著位於上座的時任阿爾巴尼亞人民議會主席馬爾科，再次報告：“我是在他們國家學的。”毛澤東聽后很高興，鄭重地向馬爾科說：“謝謝你們為我們國家培養了人才。”馬爾科當即激動地說，他們珍視毛澤東的這句話，將立即匯報給阿最高領導人。

上世紀60年代，中阿關系不斷升溫，范承祚為毛澤東做翻譯的任務隨之增多。給毛澤東當翻譯，有難亦有易。最初碰到的“難”是因為在偉人面前感到緊張，導致“肚裡有，嘴裡倒不出”。另一“難”是，毛澤東談話嚴謹，有時會引經據典，譯起來不容易。

談到“易”，毛澤東曾兩次幫范承祚解決難題。1957年，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亞議會代表團時說，“殖民地人民要敢於打倒新老殖民主義，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不在乎玉皇大帝。”聽到這段話，范承祚愣了一下，不知如何翻譯才好。他對毛澤東說，翻譯“孫悟空”，我沒有把握。毛澤東微笑著為他做了一個注腳：“你就說孫悟空是中國神話裡的猴王，足智多謀、力大無比，玉帝及其派去鎮壓的天兵天將對他亦無可奈何。”就這樣，毛澤東幫范承祚解了圍。

還有一次，是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巴尼亞客人時，引用了“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詩句，形容兩國關系。這次，范承祚不是不會譯，而是要爭取譯好。大概停頓了30秒，他才譯出。

在場的阿爾巴尼亞客人聽完后，氣氛頓時異常熱烈。見此情景，毛澤東好奇地看著他。范承祚說：“因為您引用的是兩句膾炙人口的唐詩，我不敢隻把意思譯出來，而是花了一點時間，用了詩的韻味，效果似乎不錯。”對此，毛澤東微笑著點頭認可。迄今，范承祚還記得那幾十秒的情形：“主席沒有催促我，而是擦一根火柴，點燃一支香煙，靜靜地等我。”

1965年6月，周恩來訪問阿爾巴尼亞，范承祚現場翻譯

因為不懂“越俎代庖”而當場被他批評，“怎麼不懂這些？要加強學習了”

“冀朝鑄第一次給周恩來當翻譯，腿一直在發抖。”過家鼎滿面笑容地說到自己的朋友。1962年31歲的過家鼎第一次給周恩來當翻譯，就見識了周恩來對翻譯工作的嚴格要求。

周恩來聽得懂英文，常常會當場指出翻譯上的錯誤，有的翻譯第一次為周恩來工作甚至暈倒。過家鼎說他雖然緊張，但覺得自己不會有問題，結果第一次還是出現了失誤。“周總理向外賓介紹身邊的趙朴初是一位‘居士’，我就愣住了，譯不出來。”周恩來當場給過家鼎介紹了什麼叫“居士”，又告訴他回去要研究如何翻譯。翻譯結束后，領導告訴他，周總理對他還算滿意，就是說了一句“知識面窄了一點”。周恩來囑咐外交部專門為此出簡報，要求大家擴大知識面，不能單純學習語文知識。

這以后，過家鼎才慢慢了解周總理和別的領導人不一樣，在和外賓說話時，他基本上不醞釀下一句話，因為他早就都打好了腹稿，“他說完一句話就會注意地聽翻譯，看翻譯是否准確”。章含之說她幫總理翻譯，也因為不懂“越俎代庖”而當場被他批評，“怎麼不懂這些？要加強學習了。”

周恩來常考翻譯，經常在會見前討論哪個詞怎麼翻譯，有時順便把今天要談的主題事先通報給翻譯，讓大家心裡有數，“要求是很嚴格，但是他很尊重人，始終把我們當同志來對待。”

周恩來在細節上非常注意對翻譯的尊重，過家鼎還清晰記得當時各國翻譯的不同待遇:許多國家的翻譯是雇員身份，宴會上不入席，一直像招待員一樣站著，有時要奔走傳話。有一些國家的隨從甚至跪著服務，而周恩來都要求翻譯坐在他身后，在出席宴會時，要求他們坐在身邊。出訪亞非十四國時，東道國一般按自己習慣，不給翻譯安排席位。“總理叫禮賓司司長俞沛文去和對方交涉，一定要把翻譯安排在他身邊。”在當時尚還屬帝國的埃塞俄比亞，冀朝鑄和過家鼎分別坐在周恩來和陳毅身邊，對面全是皇室成員。那場面過家鼎一直清晰記得，“看得出對方很吃驚，但是這樣一來更尊敬總理。”

鄧小平在宴席中做了“暫停”手勢——“讓翻譯吃點東西”

施燕華做了鄧小平10年的英語翻譯。在她的印象中，鄧小平是一個喜歡挑戰的人。

1978年，施燕華陪同鄧小平出訪。第一個國家的招待會，問題都安排好了，諸如你對我們國家有什麼印象，怎麼發展兩國關系之類。而第二個國家是開放提問。周邊國家的西方記者一聽說就都來了，招待會上的問題有些尖銳。“后來鄧小平跟我說，這次記者招待會還有點意思，上次那個是一杯白開水。”

一次，施燕華陪同鄧小平出席國宴，鄧小平看到一直坐在身后翻譯的施燕華沒有飯吃，就把面前的蘋果切了一塊給她，還遞給她盤子裡的面包。而另一次在國內招待外賓，鄧小平則在宴席中對外賓做了個“暫停”的手勢——“讓翻譯吃點東西”。

1986年陪同鄧小平會見時任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時，由於交談甚歡，鄧小平親自把溫伯格送到門口，並在分手時開口說了一句英文“goodbye”。這是翻譯高志凱印象中，鄧小平唯一一次說英文。他當時條件反射般地把它翻譯成中文，並附在鄧小平的耳邊大聲地說了一句“再見”——並沒有意識到這是鄧小平自己說的話，鄧小平扭過頭來，然后自己再用中文說了聲“再見”。場面十分有趣。

鄧小平說的是“四川普通話”，施燕華覺得非常好懂了，但也不免讓她有聽力盲點：在四川話裡，四、十不分，因此在鄧小平講到這兩個數字時，施燕華一般用猜。“如果我覺得是四，就說著‘四’，同時伸出四個指頭，如果不對，他（鄧小平）就會說‘不對，是十’。”

“實際上，在每一次接到任務之前，我們都會做大量准備工作。”曾任鄧小平英文翻譯的張維為介紹，首先是各種背景知識的准備，如來訪元首的背景、國家的背景、來訪的目的，中方的基本立場等。另外一項，則是詞匯的准備。而且，“台前”看上去隻有翻譯一個人，其實這些內容都是背后團隊一起准備的。

還在翻譯室的時候，張維為和同事陪領導人出訪或是會見外賓歸來，都會聚在一起交流實戰中不太好翻譯的地方。“比如李先念說過的‘甜酸苦辣都嘗過’，怎樣翻譯更好更規范？”一般的做法，他們會把這些東西交給翻譯室的老審校，由他們最終確定具體的譯法。所謂“標准答案”出來后，以后就可以一直沿用。

（《新湘評論》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