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盡可能增加黨的九大代表中老干部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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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七月一日為黨的象征性的紀念日

　　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紀念日，即黨的生日。但它並不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實際開幕日期。

　　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以及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處於艱苦的戰爭環境和白色恐怖下。因此，不可能去組織大規模的統一活動慶祝自己的生日，也沒有時間和精力去考証一大召開的確切日期。

　　1938年，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7周年，黨內外許多同志向參加過一大的毛澤東和董必武詢問大會召開的具體時間。但毛澤東和董必武都說已經記不清了。

　　其實，黨的一大究竟是在1921年7月的哪一天開幕，長期以來存在著不同的說法。

　　一大代表李達、張國燾、陳公博、陳潭秋、周佛海等人在回憶中都認為是1921年的7月。當年共產國際指派參加一大的代表馬林在1922年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也籠統地說是這一年的7月。

　　最早提出黨的紀念日的始見於1938年5月，毛澤東在作《論持久戰》的演講時，明確提出：“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17周年紀念日。”

　　第一次正式以中央文件形式確認7月1日為黨的誕生紀念日並要求進行相關紀念活動，是在1941年6月《中央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20周年、抗戰4周年紀念指示》中。《指示》指出：“今年‘七一’是中共誕生的20周年，‘七七’是中國抗日戰爭的4周年……”

　　從此以后，七一便成為了中國共產黨誕生的紀念日。

　　20世紀70年代末，著名黨史專家邵維正教授通過對一大代表行蹤、可以借助的間接事件、當時的文字記載等多方面嚴格認真的考証，最后得出結論：一大確切開幕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這一結論為學術界所廣泛接受。但7月1日作為黨誕生的紀念日一直被延續至今。

　　二、 黨的主要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釗並沒有出席一大會議

　　出席一大會議的代表共有13人。然而，作為黨的主要創始人的陳獨秀和李大釗都沒有出席這次重要會議。這是為什麼呢？

　　1921年黨的一大召開時，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也是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負責人。因此，共產國際代表特意指示要陳獨秀本人和廣州代表一起出席黨的一大。但因陳獨秀當時在廣東政府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政務纏身，不便離開。於是，他在廣州黨員會上便提名由陳公博和包惠僧出席一大會議。包惠僧曾回憶說：“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開會，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請廣州支部派兩個人出席會議，還寄來了200元路費。陳獨秀說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現在不能去，因為他兼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開款子的事就不好辦了。第二可以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兩個人去出席會議。”陳獨秀雖然沒有參加會議，但他向大會提出關於組織與政策的4點書面意見，委托陳公博帶到了大會。

　　李大釗當時除了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教授外，還兼北京國立大專院校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主席，時值學年終結期間，公務繁忙，無法親自前往上海出席會議。這樣，北京早期黨組織就開會推舉了張國燾和劉仁靜去出席一大會議。張國燾回憶說：“上海北京和廣州各地同志們互相函商的結果，決定於六月中旬在上海舉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根據這個決定，北京支部應派兩個代表參加。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釗先生能親自出席，但他因為正值北大學年終結期間，校務紛繁，不能抽身前往。結果便由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會。”

　　總之，一大代表回憶中所說陳獨秀和李大釗未能出席這次會議，都是因職務所在公務繁忙所致。

　　遺憾的是，后人始終未發現兩位當事人本人對此事的解釋。所有旁人的推斷，也許都是想當然。對於今天的人來講，更無從知曉他們內心真實的想法。

　　盡管“南陳北李”沒有出席黨的一大，但這無損於他們作為中共主要創始人的卓越貢獻。歷史將永遠銘記他們的偉大功績。

　　三、 毛澤東首次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層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40人，代表了全國420名黨員。

　　在黨的三大上，毛澤東被選入中央局擔任秘書，這是毛澤東首次進入黨的領導核心層。

　　在以往的教科書和歷史記載中，三大中央局秘書並非毛澤東，而是羅章龍。后來由中央檔案局提供的《中共中央第五號通告》復印件揭開了謎底。上面清楚寫明：1923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機關從廣州遷至上海。10日，中共中央發出第5號通告，宣布中央局的人事變動：“中局組自遷滬后略有更動，即派平山同志駐粵，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潤之同志（即毛澤東）因事赴湘，秘書職務由會計章龍同志兼代。”

　　由此可推斷，在9月10日以前，毛澤東確實是三屆中央委員會選出的中央局秘書，而羅章龍是他之后的接替者。

　　“中央局秘書”是第三屆中央委員會特設的，實際上相當於后來設中央主席時的總書記。對於秘書的職責，《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秘書員負本黨內外文書、通信及開會記錄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此外，《組織法》還特別規定：“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執行委員會之一切會議，須由委員長與秘書召集之，附加會議之日程。”這說明了作為中央局秘書的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后來，毛澤東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從而使黨中央真正有了負責全黨自身建設，特別是黨務工作的專職主持者。

　　四、 王荷波成為首位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一個鮮為人知卻又意義非凡的亮點是：第一次選舉產生了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標志著黨的紀律檢查制度的創立。

　　中共從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視黨的紀律和黨內監督機制的建設。一大到四大的有關文件中，都設有關於黨的紀律的章節。

　　五大選舉產生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由王荷波、張佐臣等10人組成。這10位同志都是久經考驗、在群眾中擁有崇高威望的黨的領導干部，其中6人出身工人。

　　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的王荷波是福建福州人，參加過黨的三大和四大，歷任中共中央執委會委員、中央局委員、中央工農部主任、上海地方執委會委員長、中共北方局委員、全國鐵路總工會執委會委員長。五大閉幕的三個月后，王荷波在八七會議上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隨即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

　　1927年秋天，王荷波秘密到達河北玉田，傳達八七會議精神，部署武裝暴動。玉田暴動成功后不久，因叛徒告密，王荷波在北京被捕。在刑場上，他留下的唯一遺囑就是請求黨組織教育他的子女，不要讓他們走上和自己相反的道路。1927年11月11日深夜，王荷波在北京安定門外箭樓西邊英勇就義，終年45歲。

　　除了王荷波外，黨的五大選出的10名監察委員中，先后有7人犧牲在刑場或戰場上，無一人叛變投敵。這些黨的監察先驅，用鮮血和生命詮釋了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和忠誠。

　　五、 中共第一次獨立自主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

　　從黨的一大到六大，無一例外地都受到共產國際的指導，都有共產國際代表的參與，都深深印刻著共產國際的烙印。

　　雖然在七大籌備過程中，曾受到過共產國際的關注和指導。但七大召開時，共產國際已經解散兩年，中國共產黨已經不再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也不再接受任何外國黨或國際組織的指導。有關七大的一切重要問題都由我們黨自己做主。

　　七大召開的時間，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根據戰爭形勢的發展以及黨的實際狀況最終獨立決定的。七大報告的起草，全部依靠我們自己的力量，而不再像以往的六次大會，由共產國際提供具體幫助甚至包辦。七大制定了一部反映毛澤東建黨思想和中國共產黨建設經驗的新黨章。

　　作為黨的歷史上第一次獨立自主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七大雖然脫離了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指揮，但還是客觀公正地評價了共產國際和蘇聯經驗，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的作風和真誠博大的胸懷。

　　毛澤東作為黨的創始人之一，雖然在三大就進入了中央領導層，但他開始成為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還是始於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從此逐步形成了一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

　　六、 毛澤東提出“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

　　“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是毛澤東在八大開幕詞中所講的話。

　　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人現在面臨的任務，就是要把一個落后的農業的中國改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中國共產黨面前的工作是很艱苦的，經驗是很不夠的。毛澤東強調：“國無論大小，都各有長處和短處。即使我們的工作取得了極其偉大的成績，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自大的理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我們應當永遠記住這個真理。”毛澤東充滿激情的話語，引起了與會代表的強烈共鳴。

　　這篇開幕詞的起草，是八大前夕毛澤東做的一項重要准備工作。關於開幕詞，毛澤東寫了兩次稿子，但都沒有寫完。也許是對自己寫的稿子不滿意，毛澤東又請陳伯達代為起草。但毛澤東看后認為陳伯達的稿子寫得太長，扯得又太遠，也不滿意。他又要田家英起草並囑咐說：“不要寫得太長，有個稿子裝在口袋裡，我就放心了。”這時離大會開幕隻有幾天了，十分緊急。34歲的田家英又趕寫出了一稿。

　　毛澤東看后總算滿意並親筆作了修改和補充。毛澤東隨后又讓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送給有關的人員審閱修改。這已經是9月14日凌晨了，離大會開幕隻有一天的時間。就這樣，這篇稿子吸收了大家的意見，越改越好，毛澤東終於滿意了。

　　毛澤東在黨的會議上所作的報告和發言稿，一般不讓別人代筆，都是親自動手。八大開幕詞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了。

　　七、王明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

　　在醞釀八屆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時，爭議較多的是王明和李立三。特別是王明，長期住在莫斯科，借口有病拒絕回國出席八大，對此很多代表不同意再選他當中央委員。

　　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再次對選舉曾犯過重大錯誤的王明等人為中央委員做了解釋。他指出：我們選舉王明路線和立三路線這兩位代表人物是表明對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是有區別的。

　　“七次大會的時候，我們說服了一些同志，選舉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這11年來，我們有什麼損失沒有？毫無損失，並沒有因為選舉了王明、李立三，我們的革命就不勝利了，或者遲勝利幾個月。”“我曾和蘇聯同志談過，如果過去對布哈林、季諾維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採取趕走他們和槍斃他們的辦法，而仍留他們在黨內，仍選舉他們做中央委員，是否會更好一些。蘇聯同志也認為恐怕會更好一些。”

　　選舉王明和李立三當中央委員，有些同志可能會認為這樣做不公道。毛澤東說：“他們是因錯誤出了名的，選舉他們的道理就是他們出了名。因為在社會上和我們黨內有不少小資產階級動搖分子，在知識分子中間也有不少動搖的人。他們要看這個榜樣。他們看到這兩面旗幟還在中央，他們心裡就踏實了。如果王明和立三這兩面旗幟一倒，他們就恐慌了。所以，不是王明、李立三改不改的問題，他們改不改關系都不大，關系大的是我們黨內容易動搖的人，他們在看我們對王明、李立三的態度。正如我們在土地改革中對待富農一樣，我們不動富農，中農就安心。如果我們對他們兩位採取的態度還是同七大的態度一樣，那我們黨就可以得到一種利益和好處，今后我們改造全國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就比較容易些。在全世界也有影響。”

　　在9月26日的大會選舉中，王明和李立三的票都過了半數，兩人都當選為八屆中央委員。

　　八、德高望重的朱老總出席九大，也有一番不尋常的經歷

　　在“文革”初期，朱德險些遭到揪斗。由於毛澤東的直接干預，這一陰謀活動才被制止。毛澤東提出，朱德是紅司令，如果要開他的批判會，我就去陪著他。直到九大召開前，有人仍然以莫須有的罪名，企圖阻止朱德參加大會。是毛澤東的堅決提名，才使這一陰謀未能得逞。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江青等人又策劃阻止朱德進政治局。毛澤東說：朱毛是聯在一起的。堅持把朱德選進政治局。后來，毛澤東見到朱德時說：“人家說你是黑司令，我說你是紅司令，現在還說你是紅司令。”

　　另外，陳毅被列為九大代表，也是毛澤東堅持的結果。當時對他的所謂問題既沒有平反，也沒有結論。

　　陳毅向毛澤東提出：“我怎麼能出席這樣的會？我是右派啊！”毛澤東說：“好啊，那你就代表右派嘛！”

　　還有許多老同志出席這次會議，也是經毛澤東親自提名，做了許多論爭才讓參加的。

　　當初，毛澤東的女兒李訥也曾被列入九大代表的名單之中，這份代表名單不知是誰送到毛澤東手中。毛澤東知道后很不贊成，提筆將李訥的名字去掉，指定從警衛部隊補選一名代表。

　　隨著九大的臨近，周恩來也在做各種努力，盡可能增加九大代表中老干部的名額。

　　1969年1月12日，周恩來分別致電新疆和雲南，提出將王恩茂（新疆）和陳康（雲南）補選為九大代表。他在送毛澤東的請示上說：王、陳二人如不當代表，“恐對全局不利”。當得知外交部所報九大代表候選人中沒有耿飚同志時，他表示：一定要向中央建議，讓耿飚出席九大。3月底，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又就徐海東作九大代表和進入九大主席團一事，在有關會議上作了說明，並介紹了徐海東同志的歷史功績。

　　九、毛澤東目送代表們先退場

　　1973年8月24日，黨的十大在北京開幕，毛澤東主持了大會。周恩來代表中央向大會做了政治報告。關於散會時的情況，護士長吳旭君回憶：“1973年黨的十大召開的那段時間，毛主席的身體不太好，走路已經步履艱難，而且氣喘吁吁。大會開幕時，主席出席了，代表們熱烈地鼓掌，氣氛相當好。那天宣布散會時，我看到他兩隻手扶著椅子使勁往下壓，他想讓自己的身體能夠支撐著站起來。於是我馬上叫人過去攙扶他，並把椅子往后挪，好讓他站穩。這時，台上台下長時間地鼓掌歡呼，持續了十多分鐘。總理發現主席的腿在顫抖，他讓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無顧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動也不動。而台下的代表們仍一個勁地向毛主席歡呼。盡管總理打手勢要大家趕快退場，代表們還是不肯離去。”事實上，毛澤東再站起來是很困難的了。但又不能讓代表們知道他身體的真實狀況。

　　這也是兩位偉人最后一次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