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涵對周恩來的往事珍藏

幾經修改，由林默涵主持制訂的“文藝條例”獲得周恩來的肯定

　　新中國成立后，林默涵在政務院文教委員會辦公廳任副主任。１９５２年春，林默涵調任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１９５４年任處長。在工作中，林默涵與周恩來的接觸逐漸多起來。

　　１９５９年８月下旬，林默涵任文化部副部長。９月，又被任命為中宣部副部長，主管文藝。

　　１９６１年５月，林默涵主持起草了《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的意見（草案）》（即《文藝十條》初稿）。其主要內容是：為工農兵服務可以採取多種多樣的文藝形式﹔文藝單位要發揮藝術家的作用，可以成立藝術委員會，不要黨支部包辦一切﹔努力提高創作質量，批判地繼承民族文化遺產和吸收外國文化，正確地開展文藝批評等等。其中強調要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注意團結黨外作家、藝術家﹔強調貫徹“雙百”方針，反對簡單粗暴和行政命令﹔強調尊重藝術規律，防止片面追求數量而不注重質量﹔強調文藝界批評要實事求是、以理服人，克服簡單化、庸俗化傾向。可以說，這是針對當時存在的一些“左”的思想和做法而制訂的條例。

　　６月１０日至２８日，中宣部、文化部在北京新僑飯店召開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和電影故事片創作會，檢查總結幾年來的文藝工作，研究調整文藝的方針政策，並討論《文藝十條》初稿。

　　６月１９日，周恩來到會講話。他在事前調閱了大量文字材料，聽取了周揚、林默涵等人的匯報，並同部分代表親切交談，傾聽意見。會上，他開宗明義指明會議的主題，是要解決藝術民主的問題。他說，“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民主作風不夠”，對別人的話動不動就套框子、抓辮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搞“五子登科”，把一句話的錯誤、一種想法的錯誤，甚至把那種本來是允許的、可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各種說法想法，全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不對了，這種不好的風氣必須加以改變。

　　周恩來強調要在文藝界樹立民主作風，首先要從領導干部做起。他說：“我們常常同文藝界朋友接觸，如果我們發表的意見不允許懷疑、商量，那還有什麼研究、商討呢？我們的講話又不是黨正式批准的。即使是黨已經研究通過的東西，也允許提意見。”“我們要造成風氣，大家都是站在社會主義立場上探討問題，為了把文藝工作搞好，把文藝政策執行好。在這些方面各有所見，為什麼不能討論呢？”他還講道：精神產品的生產有自身規律，不能限制時間和數量，強求一致﹔文藝為政治服務，要通過形象，通過形象思維才能把思想表達出來，沒有了形象，文藝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沒有了，還談什麼為政治服務呢？標語口號不是文藝。講話中特別強調：中心問題在於領導，在於教育，在於深入群眾，總起來一句話，那就是要實行調查研究。

　　周恩來對《文藝十條》這個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反“左”傾的文件基本肯定。會后，周揚、林默涵根據會議提出的意見和周恩來講話的精神，對《文藝十條》又作了幾次修改。

　　８月１日，中宣部把《文藝十條》印發各省市征求意見。各地文藝界普遍擁護，認為這個條例可以作為改進文藝工作的依據，借此糾正文藝領導中的“左”的毛病。有人甚至激動地提出應該把這個條例刻成碑，世世代代傳下去﹔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它右了。中宣部部長陸定一“拿不准”，擔心出現另一個極端，因此遲遲未將條例正式下發，后來又將其壓縮為八條。

　　一次在西花廳，周恩來問林默涵，《文藝十條》為什麼還不發出去？林默涵回答說，還有分歧。周恩來對扣發《文藝十條》顯得頗為不滿。

　　１９６２年３月２日至２６日，林默涵和文化部黨組書記齊燕銘受周恩來的委托，共同主持了以文化部、中國劇協名義在廣州召開的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全國１６０多名劇作家、導演、理論家和戲劇工作者。這是文藝界一次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重要會議。會上，首先讓大家“出氣”，批評文藝領導工作中不尊重知識、不尊重人才、發號施令、粗暴干涉等現象，並將這些問題如實地反映給周恩來和陳毅（他們同時參加在廣州舉行的全國科學工作會議），並請他們作報告。

　　周恩來在講話中著重談了如何團結知識分子的問題，提出要信任他們，幫助他們，改善同他們的關系，提出要為所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脫帽”，稱其為“人民知識分子”，並向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專家學者“承認錯誤”，表示“現在利用這個機會，我作總的道歉”。

　　總的來說，廣州會議開得是好的，但也出現了一些不和諧的聲音。

　　對於周恩來所主張的為知識分子摘去“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帽子這件事，中宣部一向是有爭論和分歧的。負責這次會議簡報的同志，思想偏“左”，在一期簡報中寫道：不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赫魯曉夫的觀點。中宣部另一位副部長張子意發現這個矛頭指向周恩來的簡報后，當即扣下不發。這次會議的簡報還出現了一種錯誤意見，說什麼中宣部有三條線：一條是周恩來、陳毅抓文藝，一條是康生抓理論工作，一條是陸定一沒有什麼可抓。周恩來知道后很生氣，在１９６３年的一次書記處會議上激動地說：在社會主義國家不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並不是我首先講的，列寧早就講了，少奇同志也講過，我講了為什麼就不對呢！

　　廣州會議上，許多文藝家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文藝條例”。回京后，林默涵根據周揚交代，又對經陸定一修改壓縮、顯得過於顧忌的“文藝條例”作了小改動，將其送給陳毅。陳毅對此作了肯定，認為這是完全適合我國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繁榮和健康發展需要的，是成熟的文件，可以報送中央書記處。

　　幾天后，林默涵到西花廳參加周恩來召集的一個會。周恩來一見到他，就關切地問“文藝條例”是否送給了中央，得知已送，周恩來點頭說：送了就好。

　　４月３０日，經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批示，“文藝條例”以中央名義發至全國各地。廣大文藝工作者交口稱贊，譽之為“文藝大法”。

　　攜手《紅燈記》，周恩來對江青說：這事我叫林默涵來抓，如果他抓不好，我親自抓

　　１９６３年２月下旬，在上海養病的江青觀看了根據電影文學劇本《自有后來人》改編的滬劇《紅燈記》，認為不錯，隨后就將滬劇劇本帶回北京，交給林默涵，建議改編成京劇。

　　新中國成立初期，江青在中宣部當過半年左右的文藝處長，以后生病了，長期沒做事。１９６３年，江青開始插手文藝工作，到中宣部動輒發號施令，還說，她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來管文藝，而是主席讓她來管文藝。她召開會議，部長、副部長都要到會。同江青打交道，本應是周揚的事，但周揚卻怕和這位“尊神”多接觸，要林默涵同她聯系。

　　這部抗戰題材的作品，以一盞紅色的號燈貫穿全劇，生動描寫了東北異姓一家祖孫三代為了抗戰和革命事業前仆后繼、英勇獻身的感人故事，特別是塑造了李玉和勇敢頑強、堅貞不屈的英雄形象。劇中以爭奪密電碼為沖突的焦點和懸念所在，全劇情節豐富，曲折跌宕，其中粥棚脫險、李奶奶痛說革命家史、赴宴智斗鳩山、三代人刑場訣別等情節莫不扣人心弦、感人肺腑。林默涵細讀之后，覺得是一部佳作，於是把改編的任務交給了中國京劇院。京劇院決定由翁偶虹執筆、阿甲編劇，阿甲、鄭亦秋導演，李金泉、劉吉典、李少春設計音樂和唱腔。

　　林默涵關心《紅燈記》的改編，多次與中國京劇院領導討論研究，確定以“壯美”為全劇的基調。初稿寫出后，又多次修改。１９６４年２月開始排練，演員陣容強大，李少春、劉長瑜、高玉倩、袁世海都是響當當的名角。

　　１９６４年５月，京劇院對先排出的前五場戲進行彩排，在文藝界征求意見，獲得一致好評。江青看了演出，很激動，並上台祝賀。演出一炮打響，這使劇組很受鼓舞，一鼓作氣拿下了后幾場的排演。全戲排演完后，周恩來前來觀看，大加贊譽。

　　天有不測風雲，幾天后，江青突然把阿甲、李少春（李玉和扮演者）、張東川（中國京劇院副院長）找去，一反常態地指責他們把戲改壞了。接著提了一些無關緊要的意見，如“李奶奶衣服上的補丁補得不是地方”，“李玉和回家，不能將密電碼藏在炭盆裡”等。京劇院適當修改后，《紅燈記》於１９６４年６月參加了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江青見有些地方沒按照她的意見修改，怒氣沖沖地跑到周恩來那裡，大發脾氣，無中生有地說：文化部領導不尊重我，京劇院也不聽我的意見，把一出好戲改壞了！周恩來勸江青先去休息，說：這事我叫林默涵來抓，如果他抓不好，我親自抓！

　　隨后，周恩來的文教秘書許明給林默涵打來電話，要求調《紅燈記》的有關材料。說明原委后，她說：總理說要你抓，你若抓不好，他隻好親自抓！

　　林默涵表態說：這樣的事情怎麼好麻煩總理呢？我一定努力抓，請總理放心！

　　為了精益求精，林默涵還親率劇組去上海學習，觀摩滬劇《紅燈記》的演出。事后，又和劇組一起加工修改。他感到滬劇中的鐵梅演得好，朴實、純真，特像一個貧苦人家的孩子。為此，林默涵向飾演鐵梅的京劇演員劉長瑜建議，把滬劇中鐵梅聽奶奶說家史后邊唱邊擰亮油燈的動作學來。舞台由微暗逐漸變亮，象征這個革命后來人提高覺悟后的心境變化，效果果然不錯。

　　在這期間，周恩來也多次親臨排演場，與編導一起推敲劇中用詞，評點表演。

　　如此反復修改，《紅燈記》從思想內容到表演藝術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成為京劇舞台上一出難得的優秀現代戲。

　　十年樹木，周恩來要求芭蕾舞團要有自己的創作，並委托林默涵落實此事

　　１９６３年１１月，周恩來觀看文化部北京舞蹈學校實驗芭蕾舞團（中央芭蕾舞團前身）演出的芭蕾舞劇《巴黎聖母院》后，對編導蔣祖慧等人說：這幾年你們演了不少外國名劇，學到了不少東西，但也不能老是跳王子、仙女什麼的，外國真正好的舞劇也不多，排完了怎麼辦呢？你們能不能在這個基礎上搞點革命化、大眾化的作品？當然，芭蕾舞是一種外來的藝術形式，一開始就完全民族化有困難，你們能不能先在題材上革命化，然后再過渡到民族化，先編一個外國革命題材的芭蕾舞劇，比如反映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故事？

　　新中國的芭蕾舞藝術，從１９５４年文化部北京舞蹈學校成立以來就一直受到周恩來的關愛，先后聘請了六位著名的蘇聯芭蕾舞專家，成功演出了《天鵝湖》等歐洲經典舞劇。正是依據周恩來“對外來藝術首先學到手、學到家”的指示，北京舞蹈學校用了近十年的時間，學習和繼承歐洲古典芭蕾舞的優秀傳統，培養出中國自己的芭蕾舞人才。十年樹木，周恩來認為芭蕾舞團已經具備了自己獨立創作的條件，這才提出明確的要求，並委托林默涵落實此事。

　　林默涵對周恩來有關芭蕾舞創作的設想非常重視。這年１２月，他邀請中央歌劇舞劇院院長趙颯、北京舞蹈學校校長陳錦清以及中央音樂學院和舞蹈家協會、芭蕾舞團的專家們在北京開了一個舞蹈創作會議。他在傳達周恩來的意見后，提出自己的設想：中國傳統京劇正在進行現代化改革，並取得很大的成績。芭蕾舞怎麼辦？我們也要進行改革，希望大家暢所欲言，為芭蕾舞的改革闖出一條新路子。總理要我們創作一些反映外國革命題材的作品，譬如巴黎公社或十月革命題材的，我的想法是我們不熟悉外國的生活，不如大膽一點，創作一個我們中國現代生活題材的劇目。

　　林默涵一席話，給了專家們很大的啟迪，大家七嘴八舌議論開了。討論中，林默涵建議：改編《達吉和她的父親》怎麼樣，這個本子我看不錯，故事很感人，反映了民族團結，少數民族舞蹈又豐富，服裝也好看。

　　芭蕾舞團編導李承祥發言時說：這個題材固然不錯，但服裝上或長裙或短袖，芭蕾舞恐怕不好表演。我和蔣祖慧、王錫賢幾個編導正在考慮改編《紅色娘子軍》，已經有了一個初步的構思。林默涵聽后，一臉的興奮：那好呀！娘子軍的故事片，反映很好，家喻戶曉。影片主題歌也很動聽，我看可以考慮，大家意見怎麼樣？

　　中央歌劇舞劇院院長趙颯接口說：我同意林部長的意見，《紅色娘子軍》表現的主要是女戰士，很適合芭蕾舞的特點。

　　大家在發言中，紛紛表示贊同。於是，林默涵當即決定：將電影《紅色娘子軍》改編成芭蕾舞劇搬上舞台，趙颯組織人員創作音樂，李承祥、蔣祖慧、王錫賢等負責編導、選演員，馬運洪負責舞台美術設計……

　　１９６４年７月底，《紅色娘子軍》進行第一次鋼琴連排時，林默涵特地請來一些戲劇家、軍隊文藝家及部隊首長前來觀摩、指導。９月底，《紅色娘子軍》在北京天橋劇場進行彩排，林默涵親自坐鎮，並請有關領導前來觀看。第一場他請了廖承志、周揚，第二場請了江青，他們一致稱贊戲編得好，導得精彩，演得動人。第三場請了周恩來。周恩來看時眼睛都濕潤了。演出結束后，周恩來鼓掌走上舞台與編導、演員們見面，一一握手祝賀。他說：我的思想比你們保守啦！我原來想，芭蕾舞要馬上表現中國的現代生活恐怕有困難，需要過渡一下，先演個外國革命題材的劇目，沒想到你們卻一步到位，而且演得這樣成功！過兩天，一位外國元首來我國訪問，我看到時就由你們演出招待嘍。周恩來還當場決定，將《紅色娘子軍》的首場演出放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

　　山雨欲來，周恩來點將林默涵擔任《東方紅》的領導小組副組長

　　１９６４年７月下旬，林默涵等人又從周恩來那裡領受了一項重要的創作任務。

　　原來，周恩來看了空軍政治部文工團推出的《革命歷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方面根據空軍思路編排的《在毛澤東的旗幟下高歌猛進》兩場大歌舞后，受到啟發，想在建國１５周年之際，上演一部大型的歌、舞、詩結合的史詩性作品，來完整地、藝術地反映中國共產黨的成長歷程。他找來周揚、林默涵及總政文化部有關負責人談了自己的設想。

　　大家聽后雖感興奮，卻對時間心存顧慮：此時距國慶１５周年僅有兩個多月時間，要創作一部跨越４０多年的鴻篇巨制談何容易？

　　周恩來明白大家的心事，爽朗一笑后，胸有成竹地說：時間雖是緊了些，但有空政文工團的革命歌曲表演唱和上海的大歌舞，以此為基礎進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來的，就看大家有沒有決心。一席話，把大家的積極性給調動了起來。７月２４日，即周恩來“透氣”后的第三天，周揚以中宣部請示的形式向陸定一、康生並周恩來、彭真寫了份報告，提出創作一個概括地表現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歷程的大型歌舞，向國慶獻禮，還提出了具體的組織領導意見。周恩來仔細審閱並修改了這個報告，並於７月３０日在西花廳召集有關方面負責人開會，決定大歌舞立即上馬。會上，周恩來就大歌舞的領導組織工作，親自擬定了一個１３人組成的領導小組名單和組織指揮工作小組名單。

　　領導小組以周揚為組長，梁必業（總政副主任）、林默涵為副組長。

　　對這場演出的冠名，大家頗費心思，最后確定以陝北民歌《東方紅》為演出總名稱。周恩來說：在組織和排演過程中，大家要敢於創造，力爭按計劃在國慶１５周年之際完成，但考慮到創作上的實際困難，萬一１０月１日趕不出來，也不要緊，等於對我們大家進行了一次革命傳統教育、一次黨史教育﹔這部大型歌舞我要親自抓，有問題解決不了的，你們直接找我。

　　８月１日，周恩來正式批准了中宣部再次呈報的經修改后的專題演出報告，並對演出隊伍、朗誦詞等問題作了具體批示。在周恩來的親自策劃和領導下，這部定名為《東方紅》的大型歌舞作品的創作與排演活動就緊鑼密鼓進入實際操作了。由中宣部、解放軍總政治部、國務院文化部等部門有關負責人組成的領導小組，作為具體抓創作、排練的“總指揮部”。

　　“總指揮部”成立伊始，馬上從全國各地調集各文藝門類的創作精英搭建強大班底。至８月１１日，“總指揮部”就下設成立了導演組、文學創作組、音樂編導組、舞蹈編導組、舞美設計組等各大專業大組。周恩來考慮到當時毛澤東提倡“大學解放軍”，決定以軍隊文工團為主力，其中僅空政文工團舞蹈隊就來了６０多人。

　　作為意識形態的文藝領域，此時正處在多事之秋，上上下下都緊繃著階級斗爭的弦。在此氛圍下，周恩來刻意策劃一個有３０００多人參加的大型歌舞，除了要証明建國以來的文藝成就外，還有一層深意，那就是借此帶動一些優秀藝術家參與創作與演出，好給他們加上一層保護色。畢竟《東方紅》是以歌頌共產黨、宣傳毛澤東思想為主題的，沒有人能將其打倒、推翻。知道周恩來這層用意后，林默涵對抓好此劇更是不敢掉以輕心。

　　在投身這部音樂舞蹈史詩的領導和制作中，林默涵進一步了解到周恩來的文藝匠心和對藝術家的關愛。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東方紅》需要大量選用民主革命時期的音樂作品，其中包括賀綠汀作詞作曲的《游擊隊歌》和田漢作詞的《義勇軍進行曲》。當時，賀綠汀、田漢正受批判，江青說《游擊隊歌》又鬆又軟，主張拿下這兩首曲子。周恩來不同意，他說：對民主革命時期的作品，要一分為二，民眾認可了的東西，可以採用。

　　９月３日，《東方紅》在工人體育館進行初次合樂連排，林默涵和周揚等前往觀看審查，１４日晚又進行了第二次連排。隨后，進入人民大會堂彩排，接受最后的審查驗收。周恩來一連審看了三場，幾乎每場都有指示。在表現“百年魔怪舞翩躚”時代的上海外灘場面時，長期生活在舊上海，並曾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領導反帝斗爭的周恩來指出，公園這裡應豎塊“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以后就照這樣演出。此牌一豎，這個反映帝國主義罪惡、中華民族災難的場面更加形象地展示了出來。

　　１０月２日晚８時整，中央人民政府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國慶１５周年慶祝晚會，首演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場面之大、演員之多、氣勢之宏偉，轟動了整個北京城。１０月６日晚，解放軍總政治部舉辦國慶晚會，毛澤東在周恩來、彭真等陪同下，和駐京部隊官兵８０００人一起觀看了演出。１０月１６日下午，在《東方紅》連續演出１４場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專門接見了參加劇組創作和演出的全體人員，並合影留念。

　　歷經“文革”風雨，林默涵對周恩來更有不盡的思念

　　１９６５年冬，上海方面突然發表了姚文元批《海瑞罷官》的文章。除北京外，各地報紙都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對北京出現的這一情況，江青十分惱火，她從上海打電話給林默涵逼問原因。幾天后，彭真找中宣部三位副部長（周揚、許立群、林默涵）到人民大會堂開會，商量是否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在不轉載已經不行的情況下，彭真主張加一個按語，說明是可以討論的學術問題，隨后把按語草稿送給周恩來看。周恩來在按語裡加了句毛澤東的話：“即使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也是可以討論的。”

　　周恩來用心良苦由此可見，但形勢的發展卻急轉直下，令人目瞪口呆。

　　１９６６年２月，江青以受林彪委托的名義，在上海召開了一場所謂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誣蔑建國以來文藝界是“黑線專政”，聲稱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砸爛這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她還指責有關負責人把《東方紅》列為建國以來優秀劇目，說《東方紅》的“問題不少”、“勞民傷財”、“不是方向”。在這個座談會上，江青大肆誣陷周恩來和文藝界的周揚、林默涵、夏衍等負責人，謾罵周揚、林默涵、夏衍不聽主席的，這些人有的原來就是特務，有的叛變了，有的爛掉了，有的掉隊了，還提出周恩來應作檢討。

　　４月，這個由陳伯達、張春橋參加寫成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發出之時，林默涵正在中國作協召開的作家創作座談會上作報告。他認為：對２０世紀３０年代的文藝運動要作具體分析，有革命力量，魯迅就是代表，不少進步作家、青年后來到了延安﹔也有犯錯誤的，但后來改好了﹔有些人不是左翼，但是也要團結。會后，有人給江青打小報告，說林默涵為２０世紀３０年代文藝工作辯護，抵制《紀要》。

　　不久，張春橋在中央政治局一次擴大會議上，再次把矛頭對准彭真、陸定一、周揚、林默涵等。張春橋對林默涵的仇視是有來由的。在中宣部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他的“左”的論調曾遭林默涵當眾批駁。還有，張春橋秉承江青之意讓《智取威虎山》進京演出，一片頌揚聲中，林默涵肯定中也講了一些不足。事后，江青生氣地讓林默涵和中宣部去向張春橋作出解釋，卻遭林默涵拒絕，讓張春橋掃興而回，稱林默涵為破壞“樣板戲”的“罪魁禍首”。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日，周恩來審閱新華社報道１１月２８日“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的新聞送審稿時，在其中點名稱彭真、劉仁、鄭天翔、萬裡、鄧拓、陳克寒、李琪、趙鼎新、陸定一、周揚、林默涵、夏衍、齊燕銘、田漢、陽翰笙等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三處文字旁畫了雙線，隨即將閱后的送審稿送毛澤東審批，並附信說明：“這一報道，已經文革小組通過，並經林彪同志審定。在第七、九、十三頁中有三處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適，請主席批告。”第二天，毛澤東在審閱時，將這三處點名批判的人名勾去，並批示：“退總理，已作修改，請再酌。”周恩來閱后批告陳伯達、康生、江青：“速閱轉唐平鑄同志辦，即照毛主席批改件發表。”但江青置之不理，和戚本禹策動一伙造反派，於１２月４日凌晨揪走了彭真、劉仁、萬裡、林默涵、夏衍、田漢、許立群。周恩來得悉，當即嚴肅指出：不能開這個先例，不能隨便把人抓走。他指示北京衛戍區、公安部立即把人找回來，並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向有關紅衛兵組織打探被抓人的下落。在情況查明后，周恩來嚴厲批評了這種綁架行徑，勒令他們不要搞游街示眾，將被揪走的同志立即放回。隨后，他又指示北京衛戍區制訂保護方案，保証他們的安全。在周恩來的干預下，林默涵等人被護送到了安全的住地。

　　對林默涵恨之入骨的江青、張春橋之流是不會輕易罷休的。１９６７年，林默涵作為所謂的“文藝黑線頭目”、“資產階級‘權威’”慘遭批斗，被剝奪工作，開始了９年的囚禁生活。他主持制定的《文藝十條》被定為“修正主義文藝綱領”。粉碎“四人幫”后，林默涵和文藝界一起迎來了新的春天。１９７９年新年伊始，《文藝報》和《電影藝術》雜志發表了周恩來１９６１年《在文藝工作者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為文藝界從理論上清算《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極左思潮提供了思想武器，也喚起了文藝界人士對周恩來的懷念。　回望３０年來的歷史經驗教訓，林默涵深感周恩來講話中所提倡的遵循藝術規律、發揚藝術民主的重要性。

　　林默涵在《周恩來關心文藝事業糾正“左”的錯誤》一文中，情真意切地稱：“周恩來同志生前十分關心和重視文藝工作，文藝界的朋友對他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視他為良師益友。我也是這樣。由於工作關系，我同他接觸機會比較多，時常親聆他的教誨，實際體會就更深。周恩來同志平易近人，同文藝工作者接觸較多，他能夠實事求是地看待他們的優點和缺點，一貫不贊成用簡單化的‘左’的眼光和辦法來處理文藝界的問題。為了排除‘左’的思潮對文藝界的干擾，為了盡量減少‘左’傾錯誤帶給文藝界的損害，他作了不懈的努力，為文藝事業的發展嘔心瀝血。……他為發展我國文藝事業所耗費的心血和經歷的種種艱辛，已深深印在我們心裡，永不能忘﹔他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將不斷為后人所繼承和發展。”

　　２００８年１月３日，林默涵在北京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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