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助許德珩巧斷“聚義錢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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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我在整理祖父許德珩的文稿時，又看到了關於“聚義錢庄”的案卷，這令我回想起祖父給我講述的周恩來總理幫助他妥善處理這樁私營錢庄違法案件的往事。

　　1971年，我讀小學四年級。初秋的一天中午，我放學回到家裡，看到祖父的桌子上放著一部書。書上貼有一張紅紙條，上書：楚生先生指正， 落款：章行嚴，書名《柳文指要》。我知道稱呼我祖父為 “楚生先生”的人一定是他的老朋友。

　　吃午飯時，我問祖父，您桌子上的書是誰送的呀？祖父回答說，是章行老上午派人送來的。我再問，章行老是誰呀？祖父回答說，就是章士釗，中央文史館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我繼續問祖父，這部書寫的是什麼內容呀？現在的書怎麼還用豎版印刷，用函包裝呢？他為什麼要送給您這部書呢？祖父回答說，說來話長。原來，新中國成立后，祖父和章士釗都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的委員，兩人經常見面，時間長了便成了朋友。

　　然而不久，由章士釗先生擔任董事長的聚義錢庄因為黑賬、空股和欠款等問題被起訴。因不服法院的判決，章士釗多次致函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代主任彭真、副主任羅瑞卿、秘書長陶希晉、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和代行法制委員會主任的我祖父，為聚義錢庄的問題開脫，希望改變法院的判決。

　　可是，大量的証據和事實說明，法院在處理聚義錢庄及其主要負責人伍筱安、孫益生等的問題時，事實清楚，証據確鑿，裁決合法准確。不過章士釗本人並未涉及聚義錢庄具體的經營管理工作，但有被壞人利用的可能。為了本人在聚義錢庄的股份不受損失，章士釗先生盡力為錢庄及相關人員的違法行為開脫，甚至對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等國家機關不敬，引起大家的不滿。一方是滿腹冤屈到處告狀的民國耆宿，一方是秉公執法的國家干部，如何妥善處理好這個案件呢？祖父感到有些為難，便去請示周總理。在聽了我祖父的匯報以后，周總理對他說：楚生兄，你去找章行老，把他在聚義錢庄的股份退還給他，讓他從此不要再管聚義錢庄的事情了。然后，你們依法制裁聚義錢庄的違法行為，如何？一個令大家左右為難的問題，在周總理面前迎刃而解了。祖父按照周總理的指示圓滿地把問題解決了，結果令各方都滿意。通過這件事情，祖父對周總理更加佩服了。后來，周總理還到章士釗先生家裡去看望他，發現他的住房比較擁擠后，在史家胡同安排了一個四合院，作為章士釗的新居。周總理周到地處理聚義錢庄案件，在生活上給予章士釗周全的照顧，令章士釗十分感動。1973年5月，章士釗先生不顧92歲高齡，到香港與海峽對岸來人溝通，為國家的統一效力，不幸於7月1日在香港病逝。7月11日，周總理派專機將章士釗先生的骨灰從香港接回北京並親自到西郊機場迎接。我祖父陪同周總理到西郊機場迎接章士釗先生的骨灰，並與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鄧小平等同志一起參加了章士釗先生的追悼會。

　　周恩來總理幫助我祖父妥善處理聚義錢庄違法案件的事已經過去很多年了。這件事情在今天來說，依然十分有意義。周恩來廣交民主黨派的朋友，大膽地啟用民主黨派的朋友擔任中央政府部門的首長並在工作中培養他們。當那些在過去曾幫助過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黨派朋友遇到困難時，周恩來不以原則作交易，也不機械地堅持原則，而是在不違背原則的前提下，盡量保護朋友們的利益。因此，當國家需要時，朋友們便都不顧生命地為國家服務。

　　謹以1981年1月8日我祖父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一首懷念周總理的詞作為本文的結尾：

　　意難忘

　　周恩來同志逝世五周年並《周恩來選集》上卷出版獻詞

　　百世流芳。恨別離五載，儀容永在，銘志眾心房。情比泰山高，似海深，意難忘。人民好總理，永相望：雲天遠隔，江水泱泱。

　　欣逢選集出版，遺教萬年長。勛勞業績，字字好文章。處事亦尋常。無晝夜，盡繁忙。足跡海內外，備艱難，星月皎潔，北斗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