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恩來同志的幾次接觸

　　珍藏在我記憶深處的幾件往事又涌上心頭，深深的思念，促我把這美好的回憶訴諸筆端，敬獻一瓣心香，紀念我衷心愛戴和無限崇敬的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恩來同志會見美國總統的私人代表威爾基

　　1942年秋天，美國共和黨領袖、美國聯合援華委員會名譽主席溫德爾·威爾基，作為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到亞、非、歐作了一次烽煙遠驛、跋涉萬裡的長途旅行，先后訪問了埃及、土耳其、伊朗、蘇聯、中國等十幾個國家。

　　那時，我剛剛參加重慶美國新聞處的工作不久。美國駐華大使是職業外交家高斯。大使館裡有位二等秘書謝偉思，此人生於四川，精通漢語，與美國新聞處處長麥克·費思來往密切。費思知道我和曾家岩50號（中共代表團駐地）熟悉。有一天費思對我說，羅斯福總統的私人代表威爾基訪蘇后要到重慶訪問，很可能要同周恩來先生會見並談一次話。我聽到這個消息后，立即去找當時恩來同志的秘書徐冰同志，把這件事告訴了他。當天晚上，徐冰同志來到兩路口我的家裡（與美國新聞處同院），告訴我恩來同志約我去談談。徐走后不長時間，我即來到曾家岩辦事處住地。當時，徐冰、龔澎、陳家康正坐在客廳裡等候。我到之后，徐冰就把恩來同志請來與我談話。威爾基是以總統代表身份而來的，他在訪問蘇聯時遍訪前線后方，直接了解了蘇聯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情況，對“人民戰爭”的涵義有了認識，在離蘇前發表了力主開辟第二戰場的談話等。因此，恩來同志對會見威爾基的提議很重視，向我詳細地詢問威氏訪問各國及其來華的情況，又問到高斯、謝偉思和費思的政治觀點等等。我盡自己所知，回答了恩來同志的詢問。

　　當時太平洋戰爭已經爆發，隨著國際上英美蘇三國團結的增強，中國國內政局和國共關系，也比從前發生了變化。先前美國總統羅斯福只是要求蔣介石“三年內不能發動內戰”，這時明確表示：它所給予蔣介石的援華軍火，不得用於反共。在這種情況下，加上國內各派政治力量紛紛要求團結抗日，反對內戰，蔣介石不得不表示出改善與共產黨關系的意向。國共談判雖已開始，但蔣並無誠意，一方面表面上緩和關系，一方面卻毫不放鬆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壓迫，企圖逼迫共產黨在軍事上、防地上向他們讓步。當時，反共宣傳仍未停止，反共事件不斷發生。因此，恩來同志欲在與威爾基談話時對蔣予以揭露，問我的看法。我表示完全贊同他的意見。最后，恩來同志又談到由誰來擔任翻譯的問題。他提出，“除非美方要求你擔任翻譯外，你以不出面為好”，他說，還是讓龔澎同志擔任翻譯。

　　這年的10月2日，威爾基到了重慶。幾天以后，他在宋子文的家裡與恩來同志會見並談了話。后來威爾基在他寫的《天下一家》一書中說：“我就是在那裡和中國共產黨領袖之一周恩來作了一次從容不迫，單獨而不受阻斷的談話”。他在書中還寫道：“我第二次會到周恩來將軍是在孔祥熙博士的宴會上，主人應我之請也邀了他和他的夫人。曾經作為他的政敵的那些人以一種愉快但是相當矜持的姿態向他寒暄，同時他的舊交史迪威將軍也以顯然的尊重態度和他交談，這種情形看來很有興味”。對恩來同志與他交談的內容，威爾基作了這樣的敘述：“他向我說明中國戰時統一戰線所賴以建立之妥協的性質。他承認他對於中國國內改造進行之遲緩感到焦灼，但向我保証說，這種統一戰線一直到打敗日本為止都必然會持續下去的”。

　　恩來同志支持我們辦《聯合日報》

　　1945年8月15日我和金仲華等幾個朋友正在昆明劉思慕先生家中吃午飯，廣播中突然傳出日本天皇發出聲明：接受聯合國提出的“無條件投降”的要求。頃刻間街上歡聲雷動，過了一會兒，鑼鼓聲也響成一片。當時金仲華、劉思慕和我都被邀請參加美軍總部駐在昆明的“對日心理作戰處”工作。聽到這一個重大喜訊，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歡欣鼓舞起來。一陣興奮之后，又都漸漸轉入沉思：令后怎樣對待新的局勢？

　　我決定第二天搭美國軍用飛機去重慶。第二天到重慶后，首先找到和我共同創建中外出版社的陳翰伯同志，一起考慮今后中外社應該怎樣發展。我們都同意首先將社址遷移到上海，並視可能在北平成立分社﹔我將爭取先去上海，同時通知正在西安美國新聞處的孟用潛、朱保光等設法相機去北平。我們創建中外出版社兩年多中間出版翻譯和編譯的書二三十種，還有《文匯周報》，編著者待遇都很低，所有收入除支付紙張和印刷費外，就是房租和孫伏園、陳翰伯、莫志恆等幾個人的生活費，多余的錢都設法換成美元，由我帶至上海。我們將依靠這點資金和抗戰中在重慶出版的幾本好銷書的紙型翻版，在上海以“民間”面目大力發展出版事業。

　　隨后我又找到徐冰同志，把這個計劃和他一談，他說，“這是個很大的問題，要報告周副主席，看他如何指示。”過了一天徐通知我去見恩來同志。周恩來同志聽了我的匯報后，簡單扼要地分析了形勢，他預見到蔣介石要在美國支持下加緊反共內戰，但是表面上還要搞民主形式，欺騙人民群眾。在這種形勢下，他認為在上海黨要發行《新華日報》，還要幫助民主黨派和進步人士辦好無黨派的“民間”進步報刊。他同意中外社在上海設總社，但認為“影響大還是日報。”我回來同翰伯和孫伏老（大家對孫伏園的尊稱）談了這個設想。他們認為中外社這點錢用來辦大出版社或者辦報都是不夠的，反正還要征集更多的資金，同意由我看情況的可能，斟酌處理。

　　我就是依照恩來同志的這次對我的談話，利用美國新聞處的幫助，由重慶飛上海，在上海黨組織的領導下由我和王紀華、馮賓符等同志辦起《聯合日報》，並在該報被勒令停刊后，翌年在陳翰伯同志由渝到滬后，又辦起《聯合晚報》的。

　　恩來同志要我們把《聯合晚報》堅持下去

　　《聯合晚報》出版后，國民黨當局以各種方式加以威脅、恫嚇。在出版幾個月內，他們慫恿報社社址和印刷廠的老板不斷抬高租金，還向法院起訴逼我們退租。最后投恐嚇信，聲言要炸毀我們使用的印刷機。1946年秋天我到南京梅園新村會見恩來同志，請示對付辦法。那天，除恩來同志外，中共辦事處還有廖承志和范長江同志在座。

　　恩來同志聽了我的傾訴，非常氣憤。他說：“看來，國民黨什麼流氓手段都用得出來，你們不能低估它。同時，你們還要堅持把報紙出下去，努力聯合《文匯報》和《新民報》一致行動。我回延安后，恐怕不久中共辦事處也撤退。不過，在上海，我們總要留下人。宣傳、文化方面，夏衍和胡繩決定留下來，報紙的事，今后你們可以找他們兩人。原來准備出版《新華日報》的機器還藏在上海，萬一你們的機器不能用了，可要他們把那個機器拿出來用”。同時他向范長江同志說：“你早些告訴老夏他們”。

　　我回上海把恩來同志的話傳達給王紀華、馮賓符和陳翰伯同志，后來又找到夏衍和胡繩同志，他們証實了恩來同志的指示。《聯合晚報》又堅持了半年多，直到1947年4月終於與《文匯報》、《新民報》同時被國民黨強行查封。

　　恩來同志從延安給我回電

　　1946年11月19日，恩來同志和鄧穎超、李維漢等同志離南京飛回延安。恩來同志走后，中共南京局和中共代表團駐寧、滬兩個辦事處的工作由董必武、錢之光兩同志負責。還有范長江、主炳南等同志常在上海活動。恩來走后不久，為中華平民教育會的領袖晏陽初的事，我又到梅園新村向黨組織請示辦法。

　　原來國民黨在這一年的11月15日公然破壞政協決議，違背全國民意，一手包辦了分裂的“國民大會”，企圖使獨裁、內戰合法化。對國民黨這種倒行逆施，共產黨和民盟等民主力量堅決反對，決不承認。蔣介石為了裝璜門面，想在公開追隨國民黨的青年黨和民社黨之外，再拉起幾個新的小黨派來，把他們拉進“國大”。當時他們曾選中一個對象，那就是一向靠美國捐款搞“平民教育運動”的晏陽初。他們企圖拉攏和慫恿晏搞一個“平教會”的小黨派參加到“國大”裡面去。為此，宋美齡、宋子文都親自出面勸說晏。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也出來為蔣充當說客。晏本人雖然沒有作過國民黨政府的官，但他對政治並非沒有興趣。20年代他在河北省定縣搞過“實驗縣”，由他推薦的縣長來推行他的“平教運動”。抗日戰爭開始后，晏結交了張治中，張在任湖南省主席期間答應他在湖南撥出一兩個縣來推行平民教育。這時，他對於美蔣的慫恿，感到極端矛盾。一方面他有一個雄心壯志，想搞一個大規模的、現代化的文化出版事業，而且他的美國后台的確可以資助他開辦這個事業﹔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和進步勢力一天天強大起來，民主運動席卷全國，國民黨一天天在走下坡路。看到這種情況他舉棋不定。經孫伏園的介紹，他找到了我，商量怎麼自處。我堅決反對他搞小政團和參加“國大”，但也不能向他建議什麼是可行的出路。於是，就到梅園新村，匯報了晏的情況。當時董老不在，我和廖承志同志商量之后打了一個電報給延安的恩來同志。兩天后，出乎意料地接到他的一個電報，內稱：“尊棋兄轉陽初先生大鑒：請設法到解放區共商農村復興大計。恩來。”這樣一個邀請，實在出乎我的意料。不管怎樣，我毫不遲疑地轉給了晏陽初先生。另外，當時在南京上海的平教會舊人還有熊佛西、瞿菊農、楊村彬等人，我就告訴了熊，並和他一起勸說晏陽初，接受恩來同志的邀請。過了兩天晏對我說，他不能去解放區，但他已決定不搞小政團，不參加“國大”，並說，為了擺脫國民黨的糾纏，他決定到美國去。他告訴我，他在美國已經得到很多有地位人士的許諾，贊助他在戰后大規模發展平教運動。例如芝加哥大商人馬紹爾·菲爾德，《讀者文摘》雜志老板，“賽珍珠”的丈夫以及好幾個有名望的參議員。特別是菲爾德已許諾捐贈一套彩色轉筒印刷機供他印制連環畫。他希望我在這方面幫助他，即建立和創辦一個現代化的出版公司，並於最近同他一塊去美國考察印刷出版事業，選擇將來要購買的印刷機器。我隻好答應替他回電周恩來同志。不久，我又接到恩來同志的電報，要我接受晏陽初的邀約，同他到美國去，繼續做晏的工作。

　　接著不久，晏為我取得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一筆獎助金，我以中華平教會編輯名義到美國參觀考察一年。在這個期間，我和晏討論多次平教會的未來發展問題，由於政治觀點分歧太大，最后隻好與他分手了。現在，這位世界平民教育家已經94歲高齡，不久前他回大陸觀光時，還專門到河北定縣去看了看。在北京停留期間還對我國的教育事業提出了許多中肯的意見，並愉快地接受了聘請他任歐美同學會名譽副會長的聘書。

　　恩來同志為王卓然安排工作

　　1951年夏秋間，有一天在一個招待外賓的酒會上我看見周總理和外賓談話之后正在休息，就過去告訴他一件事：王卓然最近從日本回到了北京。王卓然是東北有名的人物，解放前做過張學良的外文秘書，曾任東北大學代理校長，抗戰期間任國民參政員。總理對王先生是相當熟悉的。恩來同志在抗日戰爭時期曾做過第四屆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與王先生在參政會中有過交往。另外，恩來同志還記得王在30年代在北平主持東北大學時曾經有過同情進步學生的事跡。於是他試探地問我：“好象你也和他有過什麼關系似的？”我說“是的”。我就追述一下1933年我從反動派的北平監獄出來是王保釋的，並說於毅夫同志在更早以前作為東北大學的學生也曾經王營救出獄。總理聽了把頭仰起來說：“王先生做過不少好事，我們共產黨從來是有恩必報”。說到這裡，他招呼了一下站在不遠的在統戰部工作的一位姓魯的同志，對他說：“你們研究一下，王卓然適合做什麼工作，安排一下。”

　　過了幾夭，王卓然先生告訴我，統戰部派了一位同志和他談話，准備請他擔任國務院參事。由於他要求做些實際工作，統戰部還同意讓他參加科技普及的組織。

　　王卓然一直擔任國務院參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幫”迫害，關在秦城監獄，至1975年含恨瘐死。

　　《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