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立功”看周恩來的偉業巨績

　　在1996年4月中央文獻研究室舉辦的周恩來研究述評學術討論會上，筆者曾經提出：要加強周恩來歷史定位的研究，即周恩來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地位怎樣？在整個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地位怎樣？認為這是一個應當研究的問題。

　　十五大報告指出：“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經歷了三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產生了三位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這是對20世紀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概括。筆者完全贊同這個概括。周恩來盡管不是20世紀中國三次革命的主要開創者，但是他的思想和業績與這三個歷史偉人都有密切的關聯。綜合他在多方面的突出貢獻和影響，用中華民族歷史上評價人物的“三不朽”的標准來評價周恩來，在筆者看來，無論就他對中華民族的歷史作用而言，還是從他對世界歷史的影響來看，或者說，從他對中華民族歷史的影響力、對中國人民的親和力，以及從世界歷史對中國歷史人物的認同率來看，周恩來都可堪稱中華民族的又一位偉人。

　　從“立功”看周恩來的偉業巨績

　　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是一個先進的、強大的民族，曾經在世界上獨領風騷數百年。在1840年鴉片戰爭后，這個民族賴以生存的封建帝國漸漸地成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社會發展史看，由完整的封建社會變成在半封建社會中有了半資本主義成分，就對生產力的發展而言，應當是歷史的進步。但是，就一個擁有完整主權的國家變成隻能行使部分主權的半殖民地社會而言，則是民族的奇恥大辱。這個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嚴重地損害了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何況這兩個半個——“半殖民地”和“半資本主義”，並不是一半對一半，而是前者成分大大重於后者成分，因而，帝國主義列強和封建勢力的雙重統治，使中華民族極度衰敗，瀕臨滅亡的邊緣。拯救中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振興中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就成了中華民族的先進分子必須解決的兩大歷史任務。孫中山從19世紀起為此奮斗了40余年。中國共產黨繼承孫中山的未竟之業，自創黨以來一直為此在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如果說毛澤東一代主要是解決了第一個歷史任務，那麼，鄧小平一代則更多地是在解決第二個歷史任務。

　　周恩來出生在上個世紀末年。他的一生參與了解決這兩大歷史任務的偉大事業。他為拯救中華和振興中華獻出了畢生精力。他的偉業巨績可以舉出許多，能否說，其大功主要有這樣八條：

　　（一）凝聚中華民族精英的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和半個世紀的核心領導成員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華民族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周恩來雖未參加黨的一大，但他是那時尋求救亡、啟蒙真理的先進青年。在五四運動時，他是天津地區的學生運動領袖。以后，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8個發起組之一的旅歐共產黨組織的創建，是其主要負責人之一。這個旅歐黨組織雖然是一個海外支部，但卻培育了中國共產黨后來的兩代核心領導成員，即周恩來和鄧小平等。周恩來從1924年回到祖國后，就一直活躍在中國政治舞台的前沿。在1927年大革命后期的中共五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列席政治局常委會議。從此，他就進入了中共中央核心領導層，直到去世，長達半個世紀。在1935年遵義會議上，他是為實現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偉大轉折起了決定作用的關鍵人物之一。此后，他就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比較成熟的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半個世紀以來，他參與過黨在各個歷史時期的重大斗爭，領導過各方面的工作。黨的歷史與他個人的歷史密切相關。在一定意義上，就某些方面而言，周恩來史就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一個投影。因此，可以說，他既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發生開天辟地事件的一把“利斧”，也是使中國共產黨頂天立地的一根擎柱。

　　（二）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進行武裝斗爭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創建人之一

　　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最早認識武裝斗爭的重要性和從事軍事工作的領導人之一。還在大革命時期，他就開始把馬克思主義關於武裝斗爭的原理應用於中國，改造舊軍隊，發展革命的軍事力量，使黨掌握了一部分革命武裝，從而在蔣介石叛變革命后有可能舉行南昌起義，為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歷史揭開光輝的第一頁。八一南昌起義創建了人民軍隊。這以后，他是黨的軍事工作的最高負責人之一。在土地革命戰爭初期，他負責指導各個地區的農村游擊戰爭和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在中央蘇區，他參與中央紅軍的主要領導。在遵義會議后，毛澤東領導和指揮的偉大長征的戰略轉移的實現，也凝聚了周恩來運用軍事指揮藝術的心血。此后，他協助毛澤東運籌帷幄，參與制訂各個戰爭時期一些重大的戰略決策和戰役計劃，為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貢獻了杰出的軍事才能。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戰爭中，他參與制定決策，並組織實施。他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革命化、正規化和現代化建設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有的老同志說，周恩來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副帥”，不無一定道理。

　　（三）黨在反動統治地區長期進行地下工作和非武裝斗爭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的斗爭形式，主要是軍事戰線的武裝斗爭，同時輔之以非軍事戰線的各種形式的斗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首先是從地下斗爭開始的。在大革命失敗后直到全國獲得解放，黨一直進行著公開的和隱蔽的、武裝的和非武裝的、軍事的和其他各種形式兩個方面、兩條戰線的斗爭。周恩來既參與領導軍事戰線的武裝斗爭，又一直是反動統治地區的地下斗爭、黨的隱蔽戰線的主要領導人。在土地革命戰爭前期，他直接領導建立了保衛、保密和情報工作系統，在嚴重的白色恐怖的環境下，為保衛黨中央和各級黨組織的安全，為保護黨的骨干和營救被捕同志，為及時掌握敵情並指揮對敵斗爭發揮了特殊的巨大作用。抗日戰爭期間，他是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各方面工作的總負責人。全國解放戰爭時期，他還領導著黨在蔣管區開展第二條戰線的斗爭。在中國革命長期的白區工作、隱蔽戰線和地下斗爭中，周恩來展現了非凡的才干，功勛卓著。

　　（四）艱辛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共和國總理

　　周恩來是黨內不可多得的“才兼文武”、“出將入相”的領導人。新中國成立后，他擔任政府總理26年，盡管被認為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政府首腦，但是倍嘗艱辛。建國后頭8年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比較健康，周恩來總理內政外交也比較順當。在全面開展大規模建設后，由於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不很清楚，又缺乏實際經驗。這樣，我們黨從50年代中期開始就不斷發生偏差和失誤。周恩來和黨的其他領導人一起為尋求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進行了探索。他先是努力糾正經濟工作中的冒進錯誤，接著為克服主要是由“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嚴重困難而堅決實施“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他尊重知識，廣攬人才為社會主義服務，竭力克服那種對待知識分子的“左”的傾向。他與全國人民同甘共苦，為使國家盡快渡過難關而殫精竭慮。在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到60年代中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重新出現向上發展的新氣象。

　　（五）參加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時間最長、貢獻最大的領導人

　　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使中華民族獲得獨立和人民獲得解放的法寶之一。周恩來在早年擔任共產黨旅歐支部負責人時，就幫助孫中山派出的代表在歐洲建立國民黨支部，開始了漫長的統一戰線的斗爭歷程。在大革命時期，他是國共合作實際載體的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的政治工作負責人，從而成為我黨統一戰線的一個主要代表。在抗戰時期，他是中共中央駐在國統區的中共代表團的主要負責人，堅持又聯合又斗爭的方針，既保持了與國民黨合作抗日關系，又廣交各界朋友，深入宣傳黨的主張，擴大了統一戰線隊伍。到解放戰爭后期，經過毛澤東、周恩來等的努力，一個包括各民主黨派、各社會階層在內，共同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廣泛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已緊密地團結在共產黨周圍。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是歷屆人民政協的主要領導人，因而也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具體實施者。他與各界知名人士都能肝膽相照，建立坦誠的工作關系和朋友關系，是黨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模范體現者。

　　（六）堅持獨立自主原則立場，且有泱泱大國風度的中國特色外交的奠基人

　　中華民族在歷史上特別是它的鼎盛時期，不乏杰出的外交家。但是近代以來，隨著民族衰敗，弱國無外交。新中國成立，翻開了中華民族外交史上嶄新的一頁。周恩來是新中國首任外交部長，直到病重去世前一直領導外交工作。他一貫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重視開展人民外交，主張平等互利的國際經濟合作，倡導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來建立新型的國家關系。他把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建立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放在重要地位，既堅持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大國與小國一律平等，發展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又努力改善同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發達國家的關系，使我們國家的朋友遍及全世界，為形成我國新的外交格局奠定了基礎，並開創了沒有大國架子，卻有大國風度的新中國外交風格。他在長期的外交活動中，積累了具有解決難以解決的矛盾的高超智慧和經驗，善於求同存異，堅持原則而不僵，講究靈活而有度，服人以理，待友以誠，立言以信，因而成為舉世敬仰的天才外交家。

　　（七）“文化大革命”中力挽狂瀾、苦揮危局的中流砥柱

　　“文化大革命”號稱“史無前例”，其破壞性在中華民族當代史上是空前的。我們國家沒有垮掉，是因為始終存在著進行抵制和抗爭的力量。就是毛澤東的指導思想也存在著兩種發展傾向：一方面，大亂天下的錯誤發展傾向居於主導地位﹔另方面，也有一些有利於國家安危和恢復正常秩序的正確決策。周恩來長期處於極其艱難的領導地位。一方面，他的經歷、他與毛澤東的歷史關系、他的文化性格和思想認識水平，以及當時的復雜政治局面，決定了他不可能與毛澤東的錯誤發生直面沖突﹔另一方面，他又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不入苦海誰人苦海”的自我犧牲精神，忍辱負重，盡力保護受迫害的干部和群眾，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他始終反對各種形式的瘋狂暴烈行動，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著堅韌不拔的斗爭，苦撐危局，努力減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損失。他挽狂瀾於既倒，使國民經濟免於崩潰，使黨和國家免於分裂，起到了任何人難以起到的“中和”作用。他在與黨和人民治“文化大革命”之亂的斗爭中耗費了全部精力，過早地離開了他熱愛的人民。

　　（八）為中國共產黨進行的第二次偉大革命作了重要的干部准備和思想准備

　　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各種方式保護了一大批黨、政、軍高級干部、知名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陳雲說，像我們這些人都是他保護下來的。鄧小平的復出和被賦予重任，沒有周恩來的努力也是不可想像的。經過“文化大革命”劫難，幸存的一大批黨政軍干部和知識界精英，是我們黨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第二次革命的中堅力量。盡管周恩來不可能預料后來歷史的發展，但仍然可以說，他為以鄧小平作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得以形成作了歷史准備﹔為第二次革命在經過大動亂、大破壞之后不久就有序地展開，積蓄了人才力量。他在70年代初所進行的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也為否定“文化大革命”、准備第二次革命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礎。

　　從以上八個方面對周恩來偉業巨績的概括中，可以看出，對於20世紀的中華民族來說，其功也“不在禹下”。有一種看法評價20世紀以幾位偉人作代表的歷史作用說：孫中山追求新中國，毛澤東創建新中國，周恩來維系新中國，鄧小平發展新中國。這種說法雖不一定那麼准確，甚至還可能產生把歷史人物的功績加以“割裂”之嫌，但作為認識歷史人物的某些特點，也不是不可以作為一種參照。

　　從“立言”看周恩來的思想理論

　　中華民族的許多大政治家都是大思想家。這在古代和當代都不少。周恩來也屬於這種復合型的中華英杰。

　　周恩來在1924年奉召回國后，投身於中國革命的洪流，長期在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層負責處理大量日常具體的事務性工作。數十年來，他一直處於不知疲倦、夜以繼日的緊張工作狀態之中，很少有充分的閑暇時間可以超然地著書立說。盡管如此，他的報告、講話、文章仍然不少。這些文獻大都論述面廣，內容豐富，思想深刻，富有啟迪之言迭出。自大革命時期至他逝世前的半個多世紀裡，除少量文字由於政治宣傳等需要，或以專文、或以論集出版過外，大量的言論沒有面世，廣大干部和群眾未曾與聞。只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他的著作才得以系統地整理出版。周恩來“立言”量大，據專家估算，他一生的言論，就保存下來的檔案文獻說，字數可以千萬計。目前已出版的十幾種著作只是一小部分（這是最重要的，當然各種集子的文章也有一些重復），編輯整理出版工作仍在繼續中。

　　由於周恩來長期身處中共中央核心領導層，他的言論不能不比較集中地反映黨的工作，說明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策，總結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概括黨的思想理論。按照十四大、十五大對黨的歷史所作的總結，黨在20世紀領導進行的兩次偉大革命中形成了兩大理論成果，即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十五大進一步明確為鄧小平理論）。周恩來既然與這兩次革命都有關系，他的言論與這兩大理論成果就不可能沒有這樣那樣聯系。這就形成了周恩來“立言”的基本特點。研究周恩來“立言”，首先就要了解這個大背景，從其與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兩大理論的關系來進行定位。

　　第一，周恩來所立正確和比較正確之言，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一方面，毛澤東是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毛澤東思想主要體現在毛澤東的科學著作之中﹔另一方面，黨的許多卓越領導人包括周恩來在內，又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這就是說，毛澤東思想實質上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共同的科學思想理論。因而，周恩來等領導人的著作也是毛澤東思想的載體。

　　周恩來對毛澤東思想的貢獻，主要表現在：

　　——支持確立毛澤東為黨中央的領導核心，推動全黨實現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統一。前已指出，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為使毛澤東進入黨中央領導核心，確立其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發揮了其他人難以替代的特殊作用。從此，他一直擁立毛澤東為全黨領袖，並為全黨實現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和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統一作出了巨大努力。他多次指出：毛澤東同志的意見，貫穿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①“毛澤東思想的特點，就是把普遍真理具體化”，毛澤東“不是空談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實踐相結合”②

　　——總結中國革命和建設經驗的一些真知灼見，被汲取或概括在毛澤東著作和黨中央文件中，成為毛澤東思想的有機內容。例如，在民主革命時期，1929年秋，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不少內容被毛澤東吸收在其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之中。在建國之后，周恩來在1949年12月的一次報告中提出過農業是基礎、工業是領導的思想，成為后來概括的“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國民經濟總方針的原型。周恩來當初講的“六大關系”，也成了后來毛澤東《論十大關系》的胚胎。

　　——參與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一些重要思想的提出和研究，或以毛澤東、或以中共中央署名的一些文電，就是由周恩來起草后經毛澤東等改定的。這種情況在建國前后都有。從最近出版的《周恩來軍事文選》中可以看到，在解放戰爭后期和抗美援朝戰爭時期，周恩來起草了大量文電，以中央或中央軍委或毛澤東名義發出。這些文電成為全面研究毛澤東軍事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

　　——對長期從事的某些方面工作的系統總結和某些問題的深入研究而提出的重要思想，盡管不在毛澤東的著作中，但作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經驗的結晶也屬於毛澤東思想。周恩來關於革命基本理論、黨的建設、武裝斗爭和軍隊建設、白區工作、統一戰線、民主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科學教育文化工作、知識分子問題，以及黨對國際形勢的觀察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的重要論述，有些在毛澤東的著作中沒有充分展開，但這些論述同毛澤東本人論述到這些問題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並且在某些問題上或補充、豐富、深化了毛澤東論著中的觀點，或對毛澤東的觀點作了精辟闡發，或運用毛澤東的觀點去說明了新的問題，或與毛澤東的某些觀點交相輝映，因而不能不成為毛澤東思想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周恩來所立正確和比較正確之言，是鄧小平理論的思想淵源之一。

　　一般地說，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體系和內容包括了周恩來對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經驗進行科學總結的思想，因而，周恩來所立之言，理所當然地是鄧小平理論的思想淵源之一。

　　特殊地說，周恩來與鄧小平的思想理論之間還多幾層不尋常的關系。

　　一是鄧小平過去長期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受到周恩來多方面的影響。早在20年代的旅歐求學時，周恩來是黨和團的旅歐支部負責人，年紀較輕的鄧小平就在周恩來等的帶領和培養下，開始了他作為職業革命家的人生之旅。大革命失敗后，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上海地下工作年月，在江西中央蘇區，在長征路上，在革命戰爭中，在新中國成立后10多年的黨和國家的最高機關中，以及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復出重新工作后，直到周恩來去世，鄧小平在這半個多世紀的歲月裡，一直是周恩來的得力助手和忠誠戰友。有這樣長期密切的工作關系和朋友關系，就如同毛澤東對鄧小平有深刻影響一樣，周恩來對鄧小平也不能不發生深刻影響。

　　二是周恩來與鄧小平的共同經歷，使他們的思路往往相通，對許多問題存在著共同的思想認識。例如，他們早年都在較為發達的國家留學過5至6年，這給他們的思想以深刻影響（在他們那一代的黨的高層領導人內，有無這段經歷很不一樣。當然，這種影響是復雜的，往往是同其他因素一起綜合地發生作用的，對不同的人也是不一樣的）。如果說這種影響在革命戰爭年代還不顯著，那麼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則尤為突出。對於他們來說，這使他們對外部世界的歷史文明和發展態勢有更多的了解，更能把中國放在世界之中來認識，更具開放意識，更注重科學技術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更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更崇尚規章制度和有序管理等。又如，周恩來與鄧小平都長期在第一線工作，新中國成立后又長期擔當黨和國家的“總管家”，負責處理黨政軍、國內外的大量實際事務。這樣的角色地位使他們不能不具有相應的角色意識。比起不在一線的領導人來說，他們考慮問題更能從客觀實際情況出發，更具務實作風、更注重經濟建設對於社會發展、國家安全和人民生活提高所起的實際的基礎性作用。就周恩來與鄧小平之間言，他們的認識也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這樣，在鄧小平的思想理論中就不能不帶有周恩來的若干特點，或者說，他們共具的若干特點。

　　三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若干觀點直接來自周恩來。比如，關於我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勞動人民知識分子﹔關於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和最初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的兩步發展戰略目標﹔關於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實現和平統一，但允許台灣、港澳地區保持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等，或直接援引周恩來所立之言（當然，這些觀點不僅僅是周恩來個人的，有些觀點，毛澤東也講過），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總結新的經驗，把周恩來的一些思想觀點發展成目前鄧小平理論的思想形態。這樣，鄧小平理論的某些內容自然帶有周恩來的印記。

　　四是作為改革序曲的1975年全面整頓受到周恩來高度贊賞。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后，周恩來在1972年進行的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實際上就是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外事工作以及解放干部等諸多方面開展的一次初步整頓。在四屆人大以后，鄧小平主持進行的全面整頓是1972年初步整頓的繼續和發展。這9個月大刀闊斧的全面整頓，使幾乎陷於癱瘓的國民經濟出現了轉機，許多工作都有了明顯起色。病入膏盲的周恩來在做最后一次手術前，特地把鄧小平叫到跟前，當著在場的政治局委員們說：“你這一年的工作，証明比我強得多。”這是對全面整頓的充分肯定，也是對形勢開始再度逆轉，又要面臨困難境地的鄧小平的全力支持。1975年整頓是改革的試驗。后來的政策就是沿著整頓的思路發展起來的。這是鄧小平理論的一個重要准備階段。周恩來對1975年整頓的肯定，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與鄧小平理論的淵源關系。

　　說周恩來的思想理論屬於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和鄧小平理論的思想淵源之一，這樣定位是否有貶低周恩來“立言”之嫌呢？筆者認為，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從宏觀的大視角來看，就總體而言，周恩來的思想理論在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發展史上還沒有構成一個特殊的發展階段。這主要不是由於他個人的才能的局限，而是他所處的時代和地位以及他的歷史使命所致。在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中，毛澤東是核心，周恩來是輔佐毛澤東的，他的思想理論不可能獨立於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智慧結晶的毛澤東思想這個科學體系之外。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是主要代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解決了新時期所面臨的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一系列根本問題，形成了新的理論，即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主要是歷史造就的。周恩來再偉大，先於毛澤東就去世了﹔沒有趕上新時期，不可能看到后來的發展。因此，筆者不贊成帶著濃烈的感情色彩（盡管筆者也是非常崇敬周恩來的）去另外構造一個什麼與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相並列的獨立的思想體系性的東西。

　　不去提出一個什麼新的體系性的東西，絲毫不等於周恩來“立言”不偉大，正如不把周恩來作為一個什麼“核心”去認識，不等於周恩來“立功”不偉大一樣。這樣的定位，也絲毫不影響周恩來“立言”的獨特價值。就研究周恩來的生平和思想而言，他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作了那麼大的貢獻，他對世界有那麼大的影響，毫無疑問，應當深入研究他所以會有如此的思想理論。特別是研究他的關於經濟建設工作、統一戰線工作、科學教育文化工作、外事工作，以及國家管理工作等等方面的思想，對於深入研究鄧小平理論，對於指導當前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都將具有重要意義。

　　從“立德”看周恩來的精神風范

　　中華民族是個注重“立德”的民族。自古以來，選拔人才的標准都是“德才兼備”，強調“德”是第一位的。歷史上不少偉人立之大德，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

　　周恩來從小就受到這方面的良好教育，表現了高尚的志向。他在沈陽東關小學堂寫的那篇被批閱為“學不如此不足以言學”的文章中論及教師的責任寫道：“諸公為國家造人才，當殫其聰明，盡其才力。求整頓宜重實際，務外觀先察內容。勿自隳行檢，以失人則效﹔勿鋪張粉飾，以博我名譽﹔更勿投身政界黨會，謀利營私，以紛擾其心志，而日事敷衍。”③這段文字出於一個１４歲孩子之手，不能不令老師們驚嘆。它反映了少年周恩來強烈的社會使命感和注重道德修養的人才觀。在天津南開學校，他強調立大志，鄙視那些汲汲於名、於利之徒，他寫道：“彼志在金錢者，其終身恆樂為富家翁﹔志在得官者，百計鑽營不以為恥，此志卑之害也。故立志者，當計其大舍其細，則所成之事業，當不至限於一隅，私於個人矣。”④

　　這“不私於個人”，可謂是周恩來一生的座右銘。在中華民族身受多重壓迫，處於災難深重的世紀之初，他正是懷著這種“不私於個人”之大志，以國家興亡為己任，去尋求濟世救民的真理。“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⑤。他遠涉重洋，留學日本，考察歐洲，經過對於流行的各種主義的推求比較，最后選擇了共產主義信仰。如他所鄭重宣布的：“自從選定這個目標之后，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為了“共產花開”、“赤色的旗兒飛揚”，寧願犧牲一切⑥。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傳統中，從來都注重“立功”與“立德”的統一。周恩來在獻身於共產主義事業的征途上，無論在艱苦卓絕的戰爭歲月，還是在含辛茹苦地探索社會主義之路的建設年代，都把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精神同中華民族傳統的人文精神相結合，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努力改造主觀世界，在不斷提高思想認識能力的同時努力加強思想道德的修養，堅守“不私於個人”的信條，提出正確處理公私關系——“先顧公，后顧私﹔先為公，后為私”﹔“對共產黨員，一般要求做到先公后私，有的時候要求做到公而忘私”⑦——的人生准則，要求自己努力做到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把整個身心放在共產主義事業上，以人民的疾苦為憂，以世界的前途為念”⑧，因而，在為中華民族立大功的同時也立了大德，在創造偉業巨績的同時也鑄造了他特有的精神風范和人格魅力。周恩來在這方面的事跡說不盡，道不完，感人至深，刻骨銘心。

　　學術界對於周恩來的精神風范、人格魅力多有研究，也甚為推崇。實際上，這就是對周恩來“立德”的研究。這些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贊同使用“周恩來精神”這個概念來表達周恩來“立德”所涵蓋的精神風范和人格魅力等內容。當然，對於“周恩來精神”的具體內涵，由於研究者的視角不同、研究的側重點不同、概括的方面不同，因而其表述也不盡相同。筆者認為，對“周恩來精神”的概括不要強求定於一尊，可以“求同存異”繼續研究。事實上，在各種表述中，“同”是主要的，“異”是次要的。

　　筆者對“周恩來精神”也作過概括，認為它至少應當包含這樣幾個方面：無我精神、求是精神、創新精神、民主精神、廉潔精神、嚴細精神、守紀精神、犧牲精神⑨。這8個方面沒有、也不可能包括其豐富的全部內容，還要不斷修正，使之更臻准確和完善。這裡想說明這樣幾點： （一）准確地理解對“周恩來精神”這個概念的界定。筆者在拙著《周恩來的卓越奉獻》中寫道：“在我們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中，各位老一輩革命家都對中國革命做出了偉大貢獻，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都以各自的特色對后世發揮影響。其間就毛澤東與周恩來相比較而言，最有影響的可能是‘毛澤東的思想，周恩來的精神’。這麼講，既絲毫不意味著要貶損其他老一輩革命家們的作用，也不是說周恩來沒‘思想’，毛澤東沒‘精神’。”這是1992年寫的話。當時這樣講，是因為感到“周恩來的精神”已經形成為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在老百姓中有深厚的基礎。不如此，不足以反映這個客觀存在。當然，這樣講，也曾擔心引起歧義。因此，當即指出：任何比較都隻具有相對的意義，只是就某個方面、突出某個特點的比較。“講毛澤東與周恩來，是因為他們倆在這一代老一輩革命家中，共事時間最長，對黨的歷史發生影響的時間也最長，毫無疑問，這兩位領導人對后世的影響是全方位和多方面的，但相對來說，毛澤東的思想理論的影響比其精神風范的影響更為突出，周恩來的精神風范的影響比其思想理論的影響更為強烈。因此，姑且以‘毛澤東的思想，周恩來的精神’來表明他們對后世影響側重的力度。”⑩這些年來，雖然不少讀者和朋友對此甚為贊同，但是還是心存余悸，因此仍然要強調，對這樣的界定應作科學的理解。講“周恩來精神”也絲毫不是說別的領導人或其他同志就沒有上述精神。這裡不是在周恩來個人獨有的意義上講的，而是把它視為更集中、更突出、更典型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中華民族志士仁人的高貴精神品質。因此，希望不要片面夸大某一方面，無限引申，甚至衍生出其他枝枝節節來。 （二）以更廣的視角全面把握“周恩來精神”的內涵為好。這個概念的內涵應當是很豐富的。在筆者看來，它包括理想、品德、人格、風范、精神境界等諸多要素。上述八個方面，就是想使其涵蓋面更廣一些。如果專指個人的修身養性、待人接物、克己自律等（這些方面也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僅僅如此，這樣“立德”，還不能算立了“大德”，也不可能去立“大功”。他的工作作風、工作態度、工作精神這些方面也應包括其中。這些既是“立德”之所要，也是“立功”之所需。否則，不可能成就一番大事業。周恩來能立“大功”，也是與他的求是、創新、嚴細等精神分不開的。沒有這些，也不能完全顯示出周恩來的特點。因此，“周恩來精神”不應當視為單純的道德主義概念。再則，提出“周恩來精神”，不是說周恩來沒有缺點、弱點和錯誤。事實上，他不斷檢討，是作自我批評最多的領導人。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個完人。提出“周恩來精神”，也不是要把他偶像化，而是提倡一種高尚的情操、高潔的人格和高度負責的精神狀態。 （三）“周恩來精神”的核心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周恩來精神”的內涵雖有許多，但這許多方面不是並列的。它的核心，是周恩來從“文化大革命”開始直到去世所佩戴的那枚胸章上的“為人民服務”。他本人在苦撐“文化大革命”危局時說過，他這一生隻有八個大字，“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是“周恩來精神”的真諦。其他那些方面是由此派生或為此而要求俱生的。這種精神是追求共產主義理想必然激發的革命精神與生於斯、養於斯的中華熱土上的優秀人文精神相融合的結晶。它既集中了無產階級最崇高、最優秀的品質，又集中了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所凝聚的最崇高、最優秀的品質。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周恩來精神是共產黨人黨性的道德精華和民族性的道德精華的高度統一。正因為如此，外國友人評價說：“周恩來具有許多難得的品德，而像他那樣的德才兼備於一身，是在任何時代、任何政府首腦中都是罕見的。”１１也正因為如此，才有詩篇贊美他：“功高才高德更高，萬古師表絕代豪”１２。當然，這些評價不一定那麼准確。在筆者看來，這不單純是一種評價，還表現了一種寄托。因為在古今中外，達到這樣境界的人畢竟是不多的。 （四）對周恩來的若干精神，毛澤東、鄧小平等甚為贊賞。周恩來的一些優良作風在黨內是出了名的。在延安整風時期，在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過，恩來同志有三大長處：一是對敵斗爭勇敢﹔二是對工作拼命﹔三是有廣泛的群眾聯系。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也說過：恩來的最大優點之一，就是同黨內外都有廣泛的聯系，善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陳毅在三年困難時期對文藝界人士說過：廉潔奉公、以正治國者，周恩來也。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之風剛起於青萍之末時曾指出：恩來同志從不打自己的旗幟，不搞圈圈、攤攤，全黨高級干部要學習他的這一作風。在粉碎“四人幫”以后，鄧小平多次號召全黨學習周恩來。他特別強調這樣兩點：一是周恩來的忘我工作精神。“周總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時間總超過十二小時，有時在十六小時以上，一生如此。”１３二是周恩來的艱苦奮斗精神。他說：我們的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以身作則，嚴於律己，艱苦奮斗，幾十年如一日，成為我黨我軍優良傳統和作風的化身。我們的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一定要“努力學習周恩來等同志的榜樣，在艱苦創業方面起模范作用”１４。胡耀邦在1984年10月瞻仰江蘇淮安的周恩來故居時揮毫題詞，“全黨楷模”。我們黨的兩代中央領導都高度評價周恩來的精神，這有助於在紀念周恩來誕辰100周年時大力宣傳“周恩來精神”、弘揚“周恩來精神”，號召全黨認真學習“周恩來精神”。 （五）大力宣傳和弘揚“周恩來精神”，對於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具有重要意義。江澤民在講到黨的宣傳工作時一直強調，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這是一個激勵上進、很有感召力的口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以及把它全面推向21世紀，需要的高尚精神有許多，也包括各種類型。大力宣傳和弘揚“周恩來精神”應當是“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的一個重要內容。筆者在5年前的紀念周恩來誕辰95周年學術討論會上曾提出過“三位一體”的觀點。即：如果以歷史偉人的貢獻的特點作為代表來提出問題（盡管不一定那麼科學，但也不無一定道理），那麼要使我們國家在下個世紀中葉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躋身於世界先進民族之林，第一，要堅持毛澤東創立的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科學思想﹔第二，要堅持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制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第三，還要堅持周恩來那樣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奉獻精神。這三者缺一不可。隻有前兩條，沒有后一條，那個宏偉目標是很難實現的。這個觀點也引起了一些學者的共鳴。現在我仍持這樣的看法。這不是我們這些周恩來的崇敬者（事實上，大家都很崇敬他）要人為地突出周恩來，制造對他的什麼新一輪的“偶像崇拜”，而是現實生活的強烈呼喚。

　　從理論上說，有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明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這是歷史的巨大進步。但是，再好的思想理論，再正確的路線方針，也要靠廣大干部去貫徹執行。這是把科學理論和正確路線轉化為實踐的關鍵一環。能否實現正確的轉化，不扭曲，不變形，使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成為真正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就在於是否有高素質的干部隊伍這個中介。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在於能否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就必須要學習和發揚“焦裕祿精神”、“孔繁森精神”、“周恩來精神”。

　　從干部隊伍現狀看，盡管干部的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經受住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考驗，但是毋庸諱言，在一部分干部中間，存在著為老百姓切齒痛恨的消極腐敗現象。這些干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改變了對高尚的人生價值的追求，背叛了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拋棄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奉獻精神，不能正確對待手中的權力，抵御不了金錢、美色的誘惑，以權謀私、權錢交易、花天酒地、腐化墮落。正如江澤民所指出的，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干部，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干部隊伍已成為刻不容緩的任務。因此，大力號召學習周恩來的嚴於律己、艱苦奮斗、廉潔奉公、無私奉獻的精神，學習周恩來那種“心中裝著全體人民，惟獨沒有自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崇高思想境界，是當前教育干部的一個重要內容。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我們黨的干部隊伍中已涌現出了以孔繁森為代表的許許多多的好干部，他們已構成廣大干部學習的榜樣系列。這些好干部的精神與“周恩來精神”是相通的。人民期盼這樣的好干部越多越好。周恩來在天之靈也會感到欣慰。這是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２１世紀的中堅，這是中華民族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躋身世界先進民族之林的脊梁。

　　中國出了個周恩來，這是中國共產黨的驕傲，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大力宣傳、弘揚和學習“周恩來精神”，這是加強中國共產黨的建設的需要、是中華民族進一步繁榮富強的需要！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注 釋：

　　*本文原有四個部分，這裡選錄了后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用中華民族的‘三不配’標准評價周恩來”因全書篇幅所限，沒有選入。

　　①、②《周恩來選集》上卷，第１３８頁、第３３６頁。

　　③《奉天東關模范學校第二周年紀念日感言》，《國文成績》，奉文圖書印刷所出版，１９３１年仲冬。

　　④《尚志論》，作文手稿。

　　⑤《周恩來手跡選》，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４頁。

　　⑥《周恩來書信選集》，第４６、４７頁。

　　⑦ 在華東農業先進集體代表會議和華東農業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的講話，１９６３年２月 １日。

　　⑧《過好“五關”》，《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４２７頁。

　　⑨、⑩參見拙著《周恩來的卓越奉獻》，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５—９頁、第５頁。

　　11﹝美]約翰·吳德施：《周恩來其人其事》，《西方人看周恩來》，中國和平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２５頁。

　　12《誰損英名誰逆潮》，《革命詩抄》，中國青年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３４頁。

　　13、 14《鄧小平文選》第２卷，第３４８頁、第２６０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