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處理這一事件 周恩來在政治上完全成熟起來

　　在周恩來生平研究中，周恩來與共產國際的關系問題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眾所周知，自周恩來1924年回國至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在幾乎有關中國革命的所有重大問題上，都與共產國際有過較為密切的接觸。因而，周恩來在中國革命最關鍵時期的功過是非都與共產國際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探討周恩來與共產國際的關系，正確認識周恩來處理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關系的策略原則，實為研究周恩來生平不可或缺的內容。

　　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根據周恩來與共產國際關系發展變化的特點，本文分四個階段試加論述。

　　初步的獨立思考與組織上的服從

　　周恩來積極配合國際代表和蘇聯顧問工作，對於國民黨右派的反共活動主張進行堅決反擊。但由於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決定採取右傾讓步政策，作為黨的干部，周恩來隻得服從這一決定。

　　1924年7月周恩來留法歸國后，於9月來到中國革命的中心——廣州，10月出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宣傳部長，不久又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從此，在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運動中，周恩來與共產國際代表以及蘇聯顧問開始建立了直接聯系。在實際斗爭中，在國際代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他以善於學習、扎實工作和廣泛團結各方面革命力量的卓越才干贏得了好評。

　　中共五大之前，盡管周恩來還不是中共中央的成員，但他對全國的革命形勢和全黨關注的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和探討，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前途以及領導權、農民和國民黨的分化等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對建軍原則及軍隊的性質、任務、政治工作、軍民關系等更是提出了獨到的見解。這些都為他后來成為黨的卓越領導人奠定了基礎。

　　在實際工作中，周恩來對國共兩黨之間的矛盾有了深刻了解。當戴季陶主義和西山會議派相繼出現后，他已經十分清楚地認識到威脅統一戰線的因素所在。為捍衛中共的地位和尊嚴，他作出了強烈反應。在國民黨二大召開前，周恩來同陳延年、鮑羅廷商議，准備在會上提出開除戴季陶等人的黨籍﹔實行“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的方針，在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時，共產黨員佔1�3，少選中派，多選左派，使左派佔絕對優勢。國民黨二大開幕的當天，中共廣東區委發表宣言指出：國民黨內的反革命分子代表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利益，極端的排除共產黨員。希望國民黨二大能使國民黨在左派領導之下發展成一個群眾的政黨，能使廣東的革命基礎擴大到全國。①但在維經斯基主張下，中共中央卻決定向國民黨右派讓步。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隻得放棄自己的主張，執行國際代表和中央的決定。

　　在國民黨右派制造的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發生后，周恩來都曾提出堅決反擊右派進攻的建議。但是國際代表和蘇聯顧問卻要求中共中央採取讓步策略。中共中央服從了國際代表的指示。周恩來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也隻能放棄自己的意見而服從組織決定。他很清楚，這樣退讓的結果隻能助長國民黨右派的反動氣焰。所以，當黃埔軍校中共黨團核心組成員饒競群請示軍校的共產黨員如何執行整理黨務案時，周恩來明確表示：一個都不要向軍校國民黨特別黨部表態，未暴露的共產黨員仍同以往一樣，以國民黨黨員身分在校堅持工作。

　　從1926年末開始，靠北伐揚名中外的蔣介石，公開散布對共產黨和蘇聯顧問不滿的言論，並挑起了遷都之爭，分裂傾向日益明顯。但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卻隻強調國共合作的重要性，不提對國民黨右派的斗爭。而周恩來等人卻對蔣介石等國民黨右派的進攻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中共廣東區委在給中央的政治報告中指出：“廣東現在是要經過一個新軍閥時期，這種新軍閥較舊軍閥更厲害些，他會壓迫一切民眾運動”，“我們對付新軍閥自然不能如對付舊軍閥一樣很簡單的喊打倒他﹔但是也不能希望他能成個左派，能夠長期與我們合作”。我們隻能加強和鞏固民眾勢力，以便在“將來絕大沖突到來時”，能夠“應用工、農、商、學聯合的勢力去打倒他”。②12月11日，周恩來在《人民周刊》上發表了《現時政治斗爭中之我們》一文，指出：不應害怕沖突和分裂，“要有沖突，必是革命的工農與和帝國主義敵人妥協的資產階級沖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國民黨左派和共產分子與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五卅以來的事實說明，這種沖突與分裂“不但與國民革命以至國民黨無損，而革命勢力轉因是而愈加團結，國民革命才得有今日的發展”。顯然，周恩來的意見與共產國際隻強調團結，懼怕分裂是不同的。但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都聽不進和無法接受這種正確意見，以致在右傾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一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周恩來痛切地指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說明，“老蔣只是對我們表面和緩，實際是准備整個打擊，但我們事前太和緩，以致無好好反蔣宣傳”。為了進行有力反擊，周恩來提出：“軍事上，武漢方面對於老蔣無積極對付的方策”，“應先解決老蔣然后可以北伐。現在我們應打一電報給武漢提出抗議，要求趕快決定打東南的方策。”③這個建議，未被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採納。

　　理論與實際分離后的困惑

　　當瞿秋白等人接受了斯大林的三階段論，以盲動主義反擊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時，周恩來在實際工作中發現毫無准備的暴動並不能挽救中國革命，隻能給革命帶來更大損失，便盡自己所能對盲動政策作了一些修正。這一階段，他沒有完全清楚地認識到“左”傾理論不符合中國革命實際，但暴動接連失敗這個現實使他處於矛盾與困惑之中。帶著這種矛盾與困惑，他艱難地探索著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在國際代表羅明納茲指導下，八七會議開始清算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1927年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在羅明納茲親自指導下，對幾乎所有參加南昌起義和湘贛邊秋收起義的領導人給予了處分。共產國際這種懲辦主義的做法在中共黨內產生了極為不良的影響，如李維漢所說：中國共產黨“無論政治上的盲動主義，組織上的懲辦主義，以及重要的左傾政策，其創造者都不是中國同志，而是國際代表，主要是羅明納茲。”④

　　以11月擴大會議為起點，“左”傾盲動主義開始在黨內盛行。這時，周恩來雖然受到處分，但仍為臨時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局代理主任。在斯大林三階段論影響下，他的思想處於矛盾和困惑之中：一方面，他接受了三階段論，認為革命形勢不是低落，而是高漲，毫不懷疑地支持城鄉暴動。他說：“我認為依目前中國工農很需要革命的情形看，革命的潮流並未低落，是高漲的。”⑤他親自參與起草的《廣東工作計劃決議案》被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通過后，成為廣州起義的指導性文件。廣州起義遭到敵人殘酷鎮壓后，周恩來在臨時中央政治局會上提出：要加緊湖南、湖北和江西的斗爭，擴大暴動局面﹔海陸豐應向北發展，瓊州的工作要深入，造成並擴大割據局面。⑥可以看出，他當時是贊成城市中心論的。關於這一點，他在1960年7月講到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關系時曾直言不諱地說：“我自己當時是城市觀點，沒有從上海起義和南昌起義中取得經驗，上山搞農村斗爭。”⑦另一方面，他又在執行“左”傾政策的過程中，開始察覺到盲目的毫無准備的暴動是無法取得勝利的，隻能給革命力量帶來更大的損失，便盡自己所能對其進行糾正。1928年1月至2月，他代表中央起草了一系列給各省省委的指示信，這些指示信集中反映出他當時極力糾正盲動錯誤的種種努力，其主要觀點是：暴動必須有成熟的條件，尤其是工人和農民的發動﹔暴動中的“燒殺政策”是錯誤的﹔城市暴動必須有農村暴動的配合才能成功，等等。經周恩來努力，及時避免了一些更大的犧牲。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舉行。這次會議在批評瞿秋白的盲動主義錯誤的同時，又接受了共產國際的“第三時期”理論。受這一傾向影響，周恩來在大會發言中說：我們相信革命是前進的，向高潮、高漲方面的前進，我們對於這一點是深信無疑的。黨的任務是奪取千百萬群眾，准備武裝暴動，建立蘇維埃，促進革命高潮的到來。⑧同時，在對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進行全面檢討的過程中，他發現國際的指導並非完全正確，中國大革命的失敗也與其有相當的關系。帶著這種認識，他對共產國際及其在中國的部分代表給予了中肯的批評。他說：“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的力量在數量和質量上都不能勝任如此繁重而復雜的工作。客觀的必要性要求共產國際在東方革命運動的工作中更前進一步。”他認為，“必須一方面要向那裡派出能實際勝任工作的共產國際代表。另一方面要使各支部有更多機會參預共產國際的工作。”⑨針對共產國際將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完全推到中共領導人身上這種不正確的做法，周恩來指出：“共產國際過去在中國的代表，有的不勝任工作，有的犯了嚴重錯誤。”也應對中國革命的失敗負一定的責任。⑩周恩來雖然沒有說共產國際的領導人也負有責任，但通過批評其派往中國的代表，實際上已經表達了他的看法。

　　逆境中的抵制

　　由於共產國際的“左”傾指導，繼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之后，中國共產黨又接連犯了兩次“左”傾錯誤，加之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和“圍剿”，中國革命面臨十分危險的局面。周恩來作為共產國際一個支部的領導人之一，不得不執行國際的指示﹔但作為中共中央領導人之一，又不能不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負責。在這兩難的境地之中，周恩來隻能在工作中力求盡量減少由於國際的錯誤指導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帶來的損失。通過這一階段的實際斗爭，周恩來對共產國際“左”傾錯誤的認識開始逐漸明朗起來。

　　周恩來從莫斯科回國后，因黨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向忠發不能起核心領導作用，故在此后大約一年的時間內，他成為中央工作的實際主持者。恰在這一年，共產國際連續向中共中央發來4封指示信，這4封信一封比一封“左”，要求中共加緊進行反對右傾和反對富農的斗爭，加緊進行反對改組派和中間力量的斗爭，同時還要求讓赤色工會公開。周恩來未對國際指示直接提出異議，但他在對黨內發出指示和採取行動時，還是比較冷靜和務實的，不贊成不顧一切的蠻干。比如，在反右傾問題上，他一方面指出“黨在策略上所特別遇到的困難便是黨內右傾思想的發展。這一右傾的危險絕不僅是繼續著黨內機會主義的殘余而復活，他更有現實環境之不可輕視的基礎。”“黨必須站在正確的路線上堅決地斗爭以克服目前黨內正在發展的右傾的特別危險。”另一方面，他告誡全黨：“黨內左傾危險自六次大會后雖逐漸失去了他發生的基礎，但假使以為左傾的錯誤已經完全肅清，那便等於容許這左傾的殘余在黨內存在，於黨的正確路線的執行也同樣要有危害。”11在反富農問題上，他一方面提出今后在鄉村中要加強對富農的斗爭，另一方面又強調在反對富農的時候，不要混亂了民主革命的主要內容，在不違反這一主要內容之下來加緊這一斗爭。12這就是說，民主革命的內容是反帝反封建，隻有當富農已經站在革命的對立面以后才能進行反富農斗爭，否則就“混亂了民主革命的主要內容”。在公開赤色工會問題上，國際要求必須“不顧並且違反著國民黨法律而力爭赤色工會的自動公開”。13周恩來對此雖未予以否定，卻提出：目前客觀形勢不容許我們安穩地公開活動。隻有在黃色工會之下爭取多數轉變為赤色工會，而不可能互相對立，公開存在爭取群眾１４。

　　當李立三“左”傾錯誤出現之后，周恩來知道立三錯誤的根源來自共產國際，但他卻不能明確地對國際提出批評，隻能以立三路線的錯誤事實來提醒國際改變政策。1930年3月他再次到莫斯科后，利用出席共產國際書記處召開中國問題討論會的機會，匯報了中共黨內在暴動問題上的分歧和“左”傾錯誤帶來的損失，以及中國蘇區和工農紅軍發展壯大的情況，引起了與會者的關注。共產國際當時雖未認識到其指導思想的錯誤，但認為李立三對革命形勢的估計過於夸張，否認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搞脫離群眾的武裝暴動等做法是錯誤的，因此邀請周恩來、瞿秋白參與擬定了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的7月23日決議。決議否認中國目前有直接革命的客觀形勢，指出現時革命條件下的第一等任務是組織中央蘇維埃政府和建立有戰斗力的和政治堅定的紅軍。

　　1930年9月下旬，在共產國際指示下，由周恩來和瞿秋白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六屆三中全會，初步制止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此過程中，周恩來擯棄了懲辦主義的做法，採取耐心說理和具體分析的方法，指出立三的錯誤所在，並主動糾正自己在認識上的偏差。

　　正當周恩來為糾正黨內第二次“左”傾錯誤而盡心竭力之時，共產國際卻將立三錯誤升級，把其說成是同國際路線根本對立的路線錯誤，批評六屆三中全會犯了“調和主義錯誤”，對瞿秋白、周恩來仍將李立三留在政治局內，而將已經回國的王明拒於其外大為不滿，認為這與國際的願望相反。為了糾正六屆三中全會的“錯誤”，共產國際改變了不再向中共派遣代表的決定，於1930年12月派東方部副部長米夫來華解決問題。從此，周恩來承受了很大壓力。

　　在米夫逼迫下，周恩來於12月23日代表中央起草了《中央緊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號）》，表示完全接受共產國際對中共中央的一切指責，承認“三中全會的路線仍然成為立三路線的繼續，並對立三路線加了一層保障”﹔“三中全會對國際路線的解釋，在理論上策略上也同樣發生了許多錯誤。這樣，就使調和主義的中央所領導的全黨工作仍然重復與繼續立三路線的錯誤。”15

　　但米夫等人並未善罷甘休。米夫支持王明等以江蘇省委和團中央名義，通過了反對《中央通告第九十六號》決議，指責這個通告又犯了3個錯誤。與此同時，原來擁護三中全會的一些人，也起而反對三中全會后的中央，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職權，由國際代表召集緊急會議，正式宣布廢除三中全會不正確的決議，對現任中央領導給予最嚴厲的制裁。在沉重的壓力之下，周恩來為了避免黨內嚴重分歧繼續下去而最終導致黨的分裂，同瞿秋白一起對三中全會所犯的“調和主義”錯誤承擔了全部責任，並提出與瞿秋白一起退出政治局。但米夫在權衡各方面情況后，採取了“留周拒瞿”的方針。對此，瞿秋白對周恩來說：“你還要背著這個擔子。”果然，1931年1月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對三中全會的中央又進行了猛烈批評。會議通過的由米夫起草的《四中全會決議案》，指出三中全會的決議及有關文件錯誤的程度很大，中央九十六號通告也有好些錯誤﹔要求中共在理論上和實際上去完全克服立三路線和對立三路線的調和態度，指責“黨的領導對於共產國際代表有不可容許的不尊重態度”，以致可能“只是字面上承認共產國際路線”。16米夫在會上談到改造黨的指導機關時說：“在改造中我們要看誰能為黨一致而斗爭”，“如恩來同志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17這實際上是警告說，周恩來隻有服從共產國際及國際代表的領導，才能留在政治局內。

　　四中全會前后的一段時間內，周恩來的心情是相當苦悶的。他苦悶的主要原因是四中全會使黨內的矛盾更加復雜起來，同志間的互相攻訐和一些人無原則的爭論，使黨的組織紀律遭到破壞，面臨著分裂的危險局面。為了使黨能夠渡過難關，周恩來忍辱負重，竭力維護黨的團結，努力說服黨內不同意見的同志團結起來，他語重心長地說：“一腳踢開領導機關的做法，是站在派別觀點，我們要斗爭。”１８

　　在重重壓力之下，周恩來被動地執行著國際“左”傾指示，並在執行過程中盡量加以變通或在實際工作中進行抵制，這一點明顯地表現在他到中央蘇區之后。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來離開上海前往中央蘇區。在赴長汀途中，他發現閩西黨組織在肅反過程中存在著嚴重的擴大化問題，冒著被指責為右傾的危險，他寫信給臨時中央政治局，要求糾正其錯誤。1932年1月7日，周恩來以蘇區中央局書記的名義主持通過《關於蘇區肅反工作決議案》，使肅反擴大化的趨勢一度有所抑制。但由於臨時中央仍堅持“左”的肅反政策，他遭到了斥責和指名批評。1933年春，在上海的臨時中央負責人到達中央蘇區后，在蘇區工作中全面推行了一套“左”傾政策。周恩來目睹這一切，深感沉痛。但他這時已被取消了蘇區中央局書記的名義，無法對此進行糾正。1934年2月，周恩來雖被任命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卻被剝奪了對前線部隊的指揮權，隻擔負一些技術性的組織工作。第五次反“圍剿”時，周恩來被留在后方瑞金。在黨內生活很不正常的情況下，他不能參與重大決策，但他卻以一個共產黨員的高度責任感，多次與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進行爭論，提出了一些正確的軍事主張和作戰方案，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來的意見。由於軍事指揮上的失誤，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長征。

　　走獨立自主之路

　　周恩來在實踐中痛切地認識到錯誤路線的危害，也認識到毛澤東的戰略方針才是挽救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唯一正確的方針。他開始堅決抵制博古、李德等人的錯誤領導，支持毛澤東等人與錯誤路線和錯誤指揮進行斗爭。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處理中國革命重大問題的開端，它與周恩來的思想轉變有很大關系。獨立自主原則在處理西安事變的過程中得到進一步鞏固和成熟。這一時期，周恩來還為共產國際和兄弟黨了解中共和毛澤東作出了努力，使共產國際逐步對中共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給予了認可和支持。

　　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紅軍的重大損失，使周恩來徹底否定了李德的軍事指揮。為了挽救危機，他毅然站出來支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主張，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方針，轉道入黔，從而避免了紅軍再次遭受重大損失。紅軍佔領遵義后，中共中央召開了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這次會議之所以能夠順利舉行並使黨轉危為安，周恩來在其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毛澤東在會后對紅一師師長李聚奎說，在遵義會議上，“恩來同志起了重要作用。”１９他后來還說過，那時爭取到周恩來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

　　遵義會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獨立自主精神，既撤銷了給革命戰爭造成重大損失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指揮權，又表示對國際的尊重，在后來軍事形勢有所改善時，派代表赴共產國際匯報情況。這次會議也標志著周恩來在擺脫共產國際的束縛，獨立自主地決定中國共產黨命運的道路上邁出了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同時它也是周恩來與毛澤東密切合作的開端。

　　1935年，國際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共產國際的世界革命策略也隨之作了適當調整。7月召開的共產國際七大，決定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根據這一策略，共產國際給中共的指示是，聯合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次會議在與中共失去聯系的情況下，選舉毛澤東、周恩來、王明、張國燾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根據國際七大精神，於12月17日召開了瓦窯堡會議，會議在批評“左”傾關門主義的同時，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策略。會議還決定成立東北軍工作委員會，以周恩來為書記。會后，周恩來很快與東北軍建立了正式聯系，並促使張學良走上了聯共抗日道路。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以“兵諫”的形式逼迫蔣介石聯共抗日。西安事變發生后，張、楊致電中共中央共商大計。在對西安事變的處理上，中共中央再一次採取了獨立自主的立場﹔處理西安事變的中共代表周恩來也再一次顯示了他在復雜的事變中協調和處理重大政治事件的杰出智慧與才能。

　　周恩來去西安前，沒有接到國際的指示，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也還不十分明確，這樣，處理如此關系重大的事件，是要冒很大風險的。但周恩來以靈活的斗爭藝術，卓越的組織才能和忘我的犧牲精神，排除各種干擾，審時度勢，權衡利弊，經過細致周密的工作，終於使蔣介石接受了中共的條件，西安事變得到和平解決。通過處理這一事件，周恩來在政治上完全成熟起來，從此他一直活躍於中國政治舞台，成為國內外矚目的政治家。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從1937年2月起，周恩來代表中共在西安、杭州、廬山、南京等地與國民黨代表和蔣介石本人先后進行了5次談判，最終促成了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但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問題上，共產國際指示中共對國共合作要堅持“互相幫助”、“互相發展”的原則，不要提誰領導誰的問題。11月，又派王明回國貫徹國際指示。12月，王明出任長江局書記，周恩來任副書記。王明打著國際旗號，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提出了一系列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和主張。長江局的工作在王明影響下，出現了不少失誤。周恩來曾說：“當時在武漢做領導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內，著重在相信國民黨的力量可以打勝仗，而輕視發展我們自己的力量﹔在戰爭上強調運動戰，輕視游擊戰。”２０盡管如此，他在實際工作中並沒有完全聽命於王明，在處理與國民黨的關系時，堅持了中共獨立自主的原則，對國民黨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批評和斗爭。

　　1939年8月，周恩來在延安墜馬摔傷右臂，中央決定周恩來赴蘇治療。在1931年后的一段時期內，由於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等人採取支持王明的態度，致使有些兄弟黨的領導人對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缺乏正確的了解，認為王明才是中國革命的領袖。因此，中共很有必要加強與共產國際和各兄弟黨的聯系，介紹黨內與王明先“左”后右的錯誤斗爭的情況，宣傳毛澤東把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領導中國共產黨走上正確道路的功績。周恩來到莫斯科后，便自覺地承擔了這一重要使命，使蘇聯、共產國際以及兄弟黨的領導人對中國革命形勢和中共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有了一個更全面的了解，消除了對中國共產黨的疑慮和誤解，進一步增進了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信任。此后直至共產國際宣布解散，它雖然也不時對中共有所指示，但已基本改變了要求中共絕對服從的口吻，更多地則是以民主的協商的態度提出建議，給了中國共產黨更大的自主權。

　　通過對周恩來與共產國際關系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結論：1、周恩來與共產國際交往的過程，正是中國共產黨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過程，由於周恩來在黨內的重要地位，所以他對黨走向成熟起到了特殊的、舉足輕重的作用。2、周恩來與共產國際的關系既具有特殊意義，又具有普遍意義。就周恩來個人來說，由於在黨內的重要地位，他與共產國際的關系比較密切，所受的影響較大，所經歷的思想變化歷程較長，也更加激烈和痛苦，因而認識也更加深刻﹔從對共產國際絕對服從到最終擺脫束縛，周恩來又與中國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一樣，經過了一個痛苦的認識過程和實踐過程。為了這一認識過程的完成，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代價，同時也獲得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必須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則，如果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蘇聯經驗和共產國際決議神聖化，就必然會使革命遭到挫折。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注 釋：

　　①、⑥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87頁、第130頁。

　　②《粵區政治報告》（二），1926年11月 23日。

　　③《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8頁。

　　④李維漢：《對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的回憶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83年第3期。

　　⑤、⑧、12、14、18《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136—137頁、第142頁、第166頁、第168頁、第201頁。 ⑦《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06頁。

　　⑨、⑩《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一輯，第401頁。

　　11、1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五冊，第132—134頁、第368——370頁。

　　１５《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六冊，第547頁。

　　16、17《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七冊，第15—16頁、第28頁。

　　19 李聚奎：《遵義會議前后》，《星火燎原》叢書之二，第211頁。

　　20《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97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