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教我怎樣當好新聞記者

　　新聞報道要勇於革新

　　北京飯店宴會廳裡，燈火輝煌。歡聲在排成了一個大弧形的人群中沸騰著--政府要人及社會名流，在列隊迎候貴賓的到來。突然，笑聲凝固了，周恩來總理陪同胡志明主席走了進來。不一會，歡笑聲又突然從人群中爆發開來，在大廳中回蕩。原來，周總理陪同胡志明主席，朝著“大弧形”走來，並且向貴賓介紹著每一位迎候著。人們低聲贊嘆著：“他，好象對誰都熟悉。”“他，了解每一個人！”

　　到了吳冷西面前。周總理側過臉對胡主席說：“他是中國最大的新聞機構--新華社社長。”

　　“噢，嗅，新華社在國際上可有些名氣啊！”胡主席用中國話說，“我們那兒也有新華社記者。”

　　“可是，他們有些記者寫東西總是老一套，公式化，概念化。”周總理爽朗的笑聲中夾著嚴肅，詼諧的語氣裡帶著批評，“定型了。”

　　我在一旁聽了，臉上刷地一下紅了起來，一直紅到耳根。我覺得周總理似乎不是在談別人，而是在批評我自己。因為就在幾天前，周總理還曾向我指出，我們寫的外事新聞好象是一個模子造出來的，除了換一換名字外，幾乎看不出一點兒變化。他要我們想法革新一下。

　　胡主席仰天大笑。“在我們那裡也一樣，記者太機械了。”

　　當胡主席與吳冷西寒暄的時候，周總理轉過身來問我：“你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是誰立下的規矩，寫宴會消息，一定要講‘在熱烈友好氣氛中進行’？”

　　“我也不知道。”我難為情地說，“我們只是按慣例辦的。”

　　“慣例也可以打破嘛。”周總理頓了一下，又說：“當然，改，也要一步步來。你每次都寫氣氛‘熱烈友好’，一下子不寫了，人家反而會起疑心。要是讀者見多了，你不提氣氛，人家也會習以為常。”

　　我當即向他請示：“那麼今晚的宴會消息，是不是就可以改一下？比方，通過現場上的活動，來把出席人員的名單帶出來，同時也就反映了氣氛。”

　　他面露喜色，點點頭：“那好嘛！”

　　這件事發生在50年代中的一個夏天。當時我在新華社總社從事政治時事採訪，非常有幸能經常接近敬愛的周總理，不僅親身感受到了他那種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尚品質和堪稱風范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情操，而且親耳聆聽了他對我們的採訪報道工作的許多深刻、親切、中肯的教誨。就拿這次在他招待胡主席的宴會上發生的這個小鏡頭來說，它在周總理日理萬機、辛勞繁忙的一生中，不過是非常普通的一件小事，而它卻難以磨滅地銘記在我的心上。

　　周總理非常關心培育記者，經常利用各種機會同記者談心，在政治上和業務上嚴格要求，勉勵記者又紅又專，關懷記者的成長。他對記者的談話常常是就某項報道、某篇稿件或某個具體問題而發的。雖然不是長篇大論，談話的時間一般也都不太長，但是精辟深刻，言簡意賅，很有針對性和啟發性，給我的印象非常深，給我的教益非常大。他寄予殷切期望，也是教誨最多的，是關於提高記者的政治和業務素質問題。其中，他又特別關心文風的改進。對我們新聞報道中的老一套，公式化，框框多，照抄照搬，沒有什麼創造，文字呆板，不生動活潑，詞匯貧乏等現象，他經常提出批評。我還清楚記得，1955年夏天，在印度文化代表團來中國訪問前，周總理批評我們外事報道，除了一大堆名單和“在熱烈友好氣氛中進行”外，見不到一點現場活動的情節和任何變化。為了使工作有所突破，他還具體指示各有關部門，趁這次印度文化代表團到外地參觀和演出之際，採取一些措施：一，歌舞團和舞蹈學校要派出一些演員或學員隨團活動，這樣既可以陪一陪印度演員，又可以向人家學些舞蹈節目﹔二，新華社、人民日報及其他中央新聞單位要派記者隨團採訪，以便能寫些生動的、活潑的、有生氣的報道，而不要老是干巴巴的那一套。后來，代表團去大連等地訪問演出時，各有關單位都執行了總理這一指示，我也奉新華社之命隨團採訪。就是從那以后，我們的外事報道才開始大量減少名單，去掉“空氣”，把視野和筆觸放在現場情節和重要人物的言行上，外事新聞也才有些可讀性。盡管這樣，當時我的思想仍有框框，覺得象周總理宴請胡主席這樣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活動，是“十分嚴肅的事”，可不能“胡來”。結果，又是周總理上述這番話，給我以力量，打開了我思想解放的閘門。

　　周總理還一直鼓勵記者“要積極活動”，“記者採訪就是要打聽，要了解情況嘛。”“要大膽創新，不要等現成的。”1957年5月12日，周總理在接見羅馬尼亞議會代表團之前，曾同我和另一位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交談。他問起記者在改革新聞報道中有什麼困難，我們很坦率地對他講，記者在採訪中常碰到一些阻礙，比如有的單位對記者的採訪就不開放，不敢談。他點點頭說，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對被採訪單位來說，“這有歷史原因，也有思想認識上的問題。”他幽默地說，“他們過於緊張了，生怕記者亂來。也有的人怕記者把事情弄錯了，其實要記者一點不錯也不可能。隻要注意改進，問題是可以解決的。”另一方面，“記者本身也有問題。過去記者自己就縮手縮腳，不敢大膽活動，不敢大膽問，不敢大膽寫。”

　　“你們在文風上要不斷改進，要大膽。但是，在內容上要審慎。”他提醒我們，“對於對敵斗爭和對外關系的報道，是造次不得的。”

　　周總理鼓勵我們“創新”，實際上就是要我們“創優”，使我們的報道能取得更好的社會效益，而不是為創新而創新。在另一次談話中，他告誡記者，對報道的每一個事情都應該經過自己的深刻考慮，有所選擇，“特別是關於外交報道，要慎重，要懂得政策，要考慮它的國際影響。”他強調說：“關於外交報道是不能‘爭鳴’的，因為它不是人民內部矛盾。”

　　觀察問題要辯証

　　1957年5月25日，周總理在彭真招待法國前總理富爾的酒會上，又對我們記者講了好多話。

　　在這次酒會上，他本來同富爾坐在一起交談的。我們幾個記者都坐在他們附近聆聽。當他們談到台灣問題時，富爾忽然說：“如果沒有記者在場的話，我想同你詳細談談這個問題。”周總理指著我們說：“我這裡有不少記者呢！”說罷，他們兩人就離座到一邊去談話了。酒會是在露天舉行的。他倆隻帶著一位翻譯，遠遠地站在一棵樹下，親切地交換著意見。

　　過了好一會兒，他倆的交談結束。周總理特地走過來，向我們交代說：“關於我們剛才談及的台灣問題，你們不要報道。”

　　開始，我們都有些失望。因為，就在頭天即5月24日，剛好發生台北同胞的反美示威事件。這事在當時震動了世界，因此是人們最關心，也是人們交談最多的話題。記者們遇到這兩位重要人物談論這件事，當然都不願把它放過去。

　　這時有個記者忍不住問總理：“籠統地寫一寫可以嗎？比如說，你們談到‘美蔣矛盾尖銳化’這句話。”

　　總理擺擺手，說：“我正是怕你們寫這句，你們偏偏要寫這句！”

　　談話就是從這裡引起的。他教導我們，報道的事實要合乎邏輯。這就是說，事情要交代得很清楚，要條理分明，要不牽強附會，要不亂拉亂社，要使人看來合乎道理。周總理說，“但是，我們絕不能使它變成了形而上學。”周總理又進一步嚴肅地指出，“我們還必須辯証地看問題。”

　　“作為一個記者，”他說，“不能看見一個什麼現象，聽了一句什麼話就照寫照錄，而應該有所選擇。”這是因為，“許多事情從現象上看是簡單的，但是它們卻常常包含著許多非常復雜的問題，有許多微妙的地方。”接著，他仍以台灣問題為例，問我們：“你們希望不希望和平解放台灣？”

　　我和別的記者都回答：“希望。”

　　他緊追一句問：“如果美國更加緊控制台灣，是否有利於我們解放台灣？”

　　我們都搖搖頭，至此，我們都已開始明白總理問話的用意。

　　他指出，“現在美國已增兵三個師去台灣，艦隊也加緊了活動。如果我們再在這裡大嚷美蔣矛盾尖銳化，不是火上加油嗎？不是更促使美國加緊控制台灣嗎？”

　　我們聽了，這才恍然，都點頭稱是。

　　“今天《人民日報》關於這個問題的社論說得很對，這是台灣同胞的反美運動，是人民同美蔣之間的矛盾尖銳化。”接著，他又關切地對我們說：“當然，你們主觀願望是好的，總希望一下把台灣問題解決，總希望美蔣之間一下鬧翻。你們總是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你們總是心急，客觀現實的發展本來是微妙的、曲折的，但是你們卻把它看得很直很直，象個直筒子。”

　　說到這裡，周總理到臨座去向一些外國駐華使節敬酒。敬完酒，他見我們記者仍圍成一圈，在低聲談論，便又言猶未盡地走過來對我們說：“你們心是好的，願望是好的，但是你們不會辯証地去看問題，因此，”他意味深長地說，“許多事情就常常如中國古話所說，弄得‘事與願違’，得到同你們主觀願望相反的結果。”

　　他告誡我們不要“一見發生什麼重要事情”，“就激動起來，就急躁起來，就要大講特講，弄得很緊張。”他語重心長地指示我們，遇事要保持冷靜頭腦。因為，頭腦冷靜了，才能深刻而透徹地觀察和分析我們宣傳的時機是否適當，宣傳的分量和分寸是否恰到好處。隻有這樣，外事報道才能更有利地服務於當前的政治斗爭。

　　關於如何辯証地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周總理對我們不僅言傳，而且身教。例如，他對記者有關他的報道，既很放手，又抓得很緊。他曾對我講過：“恐怕最近報紙上，登我的活動最多了，但是除了特別重要的消息外，事先都沒有經過我閱看嘛。”隻要他發現了報道中出錯，必定嚴肅指出。他一再強調記者既不能縮手縮腳，也不能自以為是﹔既要大膽負責，獨立思考，不能依賴別人，等拿現成的，又要多向別人請教。特別是，“遇到重要的政策性問題、外交問題，應向有關方面請示。這樣可以避免發生自己難以發現的錯誤。而這種錯誤一旦發生，影響會是很大的。”

　　有一次，我在報道一條外事消息時出了錯。周總理特地把新華社領導人吳冷西、朱穆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張蘇，總理辦公室秘書韋明、馬列和我，找到中南海西華廳他的辦公室開會，以這條錯誤報道為“麻雀”，進行解剖，總結經驗教訓。他就記者的採訪、寫作、工作態度、思想作風等問題，談了個把鐘頭。其中，他特別闡述了關於記者加強請示和獨立負責的辯証關系。他指出，“記者要採訪和報道的問題博大精微，面臨的情況又錯綜復雜，常常會發生許多自己意想不到的事。這樣，記者就要多向別人請教。比如說，這次涉外新聞，要不要報，如何報，就應請示外交部，也可以直接來問我嘛。”

　　他停了一會，把話鋒一轉，又說：“但是，記者請示，是為了把事情搞清楚，而不是為了交差和推卸責任。”他拿我這篇出錯的稿子為例說，盡管他是經過別人審閱簽字的，“在手續上是完備的”，但是錯誤並不會由於有人簽了字就不出現了。因為別人隻能從稿子本身去看，情況是否對頭，事實有無出入，內容符合不符合人大常委會會議精神等等，至於涉及外交關系的問題，報道出去以后，在外交上會引起什麼影響等，不可能考慮得很周到。這就得靠記者去思考，去掌握了。“因此，記者考慮問題要特別精細，記者要對自己採寫的每一篇稿件獨立負責。”他還加重語氣地說：“就是對我的講話，你要發表，你也要認真看一看裡面有沒有錯。如果發現有錯，也應指出。”

　　他的話，分析非常精辟，切中要害，而詞意卻又懇切動人，使大家聽了，都覺得雖然挨了批評，卻心情舒暢，獲益不淺。他的諄諄教導，對我個人來說，更永遠是一個鞭策。在“文革”中，我在新華社國際部處理由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向即將舉行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代表大會致的賀詞副本時發現，把位於亞得裡亞海北岸的阿爾巴尼亞說成位於南岸。盡管此件已經毛主席審閱，但是我想起了周總理的教誨：不管是處理什麼文件，不管是編發什麼人的文章或講話，也不管是誰簽字定稿的，記者都要獨立負責。於是，我馬上打電話給有關部門，有關部門又立即緊急通知已經到達地拉那，告訴即將在大會上發言的康生，從而防止了一個不該發生的笑話。

　　記者要多向社會學習

　　我在採訪中，曾一再聽到周總理這樣教育我們：記者要多向社會學習，因為記者的活動天地就是社會。他認為，我們的記者，首先要政治上堅定。但是，僅僅如此還是不夠的，還要思想敏銳，業務過硬。而搞外事報道，還得通曉天下大事，能認識和掌握錯綜復雜的國際事務的規律。

　　在那次招待富爾的酒會上，他在向我們記者談及如何做好外交報道時就說，“記者要有豐富的知識，要有分析能力。”但是，“要做到這點是很困難的。”總理為記者設想地說：“因為你們接觸的事情很多，今天懂得了這個，明天可能那個又不懂了。”“因此你們就要多學習，多鑽﹔要多向社會的各方面學習。”周總理微笑著說：“這就是記者的體驗生活。”

　　語短意長。這些話，對我們做外事報道的記者來說，確實非常深刻而重要，在這方面，我是不僅有切身體驗，而且是有切膚之痛的。

　　在這次談話前不久，即1957年5月21日，周總理已於百忙之中抽空把我和外交部亞洲司一位負責人找去談話。他指出，“要當好記者，就要干一行，學一行，精一行。”

　　原來在頭天即5月20日晚上，錫蘭（現名斯裡蘭卡）大使為周總理舉行宴會。宴會正在進行時，外交部有人給周總理送來了一份印度和錫蘭兩國總理於19日剛發表的聯合聲明。周總理看了后，在會上講話時，臨時加上了這樣一段話：今天我們看到尼赫魯總理在訪問錫蘭時同錫蘭總理發表的聯合聲明。我們感謝他們提到了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國際事務，以及強調潘查希拉五項原則的重要性。這說明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顯示出了萬隆會議精神、團結精神。

　　我認為，周總理這番話很有新聞價值，應當成為宴會新聞的重點，在導語中突出它。可是，如果把它照搬在導語裡，那就會太長，因此，我便跟外交部亞洲司負責人商量，用轉述的形式，把他的話概括成了一句：“周恩來總理今天表示支持印度錫蘭兩國總理的聯合聲明。”具體內容放在消息的第二版。

　　周總理在21日看到報上登的這條消息后，立即召見亞洲司負責人和我。他說：他並沒有講要“支持”這個聲明，也不能“支持”這個聲明。因為在這個聲明中有兩點我們是不能支持的，其一是，它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嚴厲譴責了巴基斯坦﹔其二是，在反對氫彈問題上，它把帶有打破美、英核壟斷性質的蘇聯核試驗，同美國、英國核試驗相提並論。並對我說，“我贊成你打破成規，把最新最重要的事放在導語裡，問題是導語中把我的講話精神弄錯了。”

　　他還稱贊亞洲司負責人與我共同研究稿子的辦法很好，“問題是，不該對我的言論輕易地加上‘支持’這樣有分量的字眼。你們就沒有想過，要是聲明同我們主張完全一致，我會不用‘支持’這個字眼嗎？我又何必僅僅提到‘注意到了它’，‘感謝’它如何如何？”

　　他轉過來對我說，“這事說明，你們還缺乏國際知識，對世界大事還不能了如指掌。而透徹通曉時勢這一點，應是外事記者所具備的。”他諄諄教導說，“要採訪什麼學什麼”，“遇到復雜問題要經常與行家切磋琢磨。”接著，他熱情地鼓勵我：“你們搞時事採訪，也是做外交工作的，因此要懂得外交工作的藝術，並且為外交工作做出貢獻。當然，外交工作和新聞報道，各有各的規律，但是，這兩者都要服從我國對外政策。”

　　當時我聽了，理解他的意思是，外事記者要時時意識到自己的責任，要通過報道為我國外交政策服務，但是不能把外事報道跟外交工作等同起來。而要掌握這種藝術，就要熟悉國內外政治形勢，善於觀察和獨立思考，並且要培養敏銳的嗅覺。1956年“五一”前夕，周總理在招待外賓的酒會上，日本一位民間代表團團長曾對周總理說，“下次再來中國時，我一定把日本政府建立外交關系的願望一起帶來。”寫稿時，我想起了總理的教誨，便根據中日關系現狀一再考慮，如果照發此人的講話，是會對他本人造成不良后果。我把我的想法通過總理秘書對總理講了，他非常贊賞我們為客人處境著想，並要我們征求客人本人意見。於是，我通過接待人員同這位日本人士商量，把他說話的口氣緩和了一些，即把“一定”改為“希望能夠”。他對此表示非常感激。

　　周總理還常常為記者創造採訪條件和學習條件。有一次，他要見外賓，見我寫完消息就走了，當即通知秘書把我喊了回去。送走客人后，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們在一旁聽聽，可以多了解一些情況，便於做好報道工作嘛。”還有一次，我到總理辦公室給他送審稿件，碰到他和廖承志正在跟外交部、僑委一些同志商量，怎樣與印度尼西亞簽訂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那時，對於雙重國籍問題，我還是初次接觸，既陌生又感興趣。但是，我覺得他們是在研究“外交工作的機密事宜”，我應“主動回避”。想不到，就在我轉身走的時候，周總理卻把我喊住，在問明我沒有其他急事要辦以后，讓我坐下旁聽。他甚至為我和另外兩位也是后來的同志扼要講解了有關雙重國籍問題的來龍去脈。--周總理對身邊工作的一名記者的信任、關心、培養以及平等相待的真摯的情誼，使我難以平靜，好象有股巨大的暖流，在沖擊，在奔騰！

　　《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