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強調要在文藝界樹立民主作風 允許提意見

　　周恩來同志生前十分關心和重視文藝工作，文藝界的朋友對他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視他為良師益友。我也是這樣。由於工作關系，我同他接觸機會比較多，時常親聆他的教誨，實際體會就更深。周恩來同志平易近人，同文藝工作者接觸較多，他能夠實事求是地看待他們的優點和缺點，一貫不贊成用簡單化的“左”的眼光和辦法來處理文藝界的問題。為了排除“左”的思潮對文藝界的干擾，為了盡量減少“左”傾錯誤帶給文藝界的損害，他做了不懈的努力，為文藝事業的發展嘔心瀝血。我談幾件親身經歷的事情來說明這一點。

　　一

　　我與周恩來同志相識在抗日戰爭末期。1944年冬，周恩來同志從重慶回到延安。當時，延安的“搶救”運動還未結束，我正在《解放日報》工作，同溫濟澤同志一起作《解放日報》副刊主編艾思奇同志的助手。在“搶救”運動中，報社各個部門都有一些同志被打成了“特務”，是採用“逼供信”的辦法搞成的，唯獨副刊部卻沒有這樣做。因此，艾思奇、溫濟澤和我就被認為是一個“包庇特務的宗派”，成了被斗爭的對象。最先遭到批斗的是艾思奇同志，接著就要輪到我了。正在這時，忽然接到通知，周恩來同志要我去談話。過去，我曾多次聽過周恩來同志的報告，非常愛聽他對政治和戰爭形勢的深刻而生動的剖析，但從來沒有直接接觸過。那天，我懷著激動的心情來到周恩來同志住的窯洞，在那裡見到了他和鄧大姐。恩來同志熱情地招呼我坐下，對我說，因為工作需要，組織上准備調我去重慶工作。我當然服從組織的決定，但想到報社正准備開我的批判會，我怎麼能走呢？我把這些顧慮告訴恩來同志，他說這情況他清楚，他會設法解決，要我放心。這樣，我就從“搶救”運動中解放出來，免了挨那場斗，去了重慶。這表明周恩來同志是不贊成“搶救”運動那種作法的。

　　二

　　建國以后，1952年，我調到中宣部文藝處工作。由於工作關系，我同周恩來同志的接觸逐漸多起來。對於他同“左”傾錯誤的斗爭了解就更多一些，更深一些。

　　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違背了經濟發展規律，使我國國民經濟遭到重大損失。經濟領域中的“左”傾錯誤也影響到文藝工作中。文化部門的一些領導同志在“高速度、高指標”、“快過渡”的氣氛下，頭腦發熱，把工農業生產中一套“左”的作法搬到文化工作中，提出“人人做詩，人人畫畫，人人唱歌，人人跳舞”的口號，要求文藝創作“放衛星”，“每個縣出一個梅蘭芳，每個縣出一個郭沫若”。有的人甚至宣布進入共產主義的具體日期。這顯然是不切實際、違背文藝工作的客觀規律的。在教育、體育、衛生等部門也出現類似的現象。這些情況引起了周恩來同志的注意。為全面了解情況，弄清問題，統一認識，這年12月28日晚間，周恩來同志召集陸定一、張際春、楊秀峰、周揚、錢俊瑞、張子意、胡喬木、劉芝明、夏衍、陳克寒、林默涵等文化、教育、體育、衛生等部門的負責同志到西華廳開會，共同分析研究了這些部門在“大躍進”的形勢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會議一開始，周恩來同志就鼓勵大家要消除顧慮，敢於講真話。他要我先匯報中宣部文藝處了解的情況，其他同志也匯報了各部門的情況。接著，他要大家討論如何糾正這些不適當的作法。周恩來同志指出，教育方面在大學教授中“拔白旗”是錯誤的，要求馬上停止。在文藝方面，他不贊成要求文藝簡單配合政策的作法，反對提出“文藝放衛星”之類的口號。他還特別提醒大家要注意研究、正確對待知識分子的問題。有些同志開始思想不通，后來都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見。這次會議，特別是周恩來同志的一番話，起到了“降溫”的作用，使大家頭腦清醒過來，及時地糾正了“左”的偏差。會議結束，大家走出西華廳時，天空已經發白了。

　　這次會議后，中宣部原來准備在1959年召開文化工作會議，根據周恩來同志指示的精神，進一步端正思想，糾正文化工作中“左”的傾向。但是，由於“廬山會議”的召開，使事情發生了變化。1959年夏天，中宣部、文化部的一些負責同志聚集在北戴河，一起商量如何召開這次文化工作會議。正在積極籌備這次會議時，在廬山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確認當前的主要傾向是右，要繼續反右。消息傳來，我的思想一時轉不過彎子。我當時心裡想，對具體情況要具體分析，也許有些方面右了，但有些方面“左”的傾向確是存在的，不能一概而論。

　　廬山會議后，黨內開展了反右傾運動，中宣部搞得很厲害，貼出了許多大字報，揪出了所謂“九條大鯊魚”。在這種情況下，原訂召開的文化工作會議一直推遲到年底才開，會議改變了議題，提出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文藝思想。一些同志作了檢查，一些同志受到錯誤的批判。這樣，就使周恩來同志原來准備糾正文藝工作中“左”傾錯誤的想法受到了干擾，“左”的錯誤反而進一步發展了。

　　三

　　6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開始糾正“大躍進”以來經濟戰線出現的“左”傾錯誤，貫徹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1961年上半年，在中央全面調整方針的指導下，文化、教育、科技等戰線也開始著手制定具體政策，形成條例，以糾正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這是1959年反右傾運動后重新糾“左”的開始。

　　1961年6月，由中宣部、文化部分別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檢查總結幾年來的文藝工作，研究調整文藝的方針政策。周恩來同志深入到會代表中做了大量的調查，根據大家反映的情況，為兩個會議的代表作了重要講話。他開宗明義指明會議的主題，是要解決藝術民主的問題。他指出，“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民主作風不夠”。對別人的話動不動就抓辮子、戴帽子、打棍子，這是一種很不好的風氣，必須加以改變。他強調要在文藝界樹立民主作風，首先要從領導干部做起。他說，“我們常常同文藝界朋友接觸，如果我們發表的意見不允許懷疑、商量，那還有什麼研究、商討呢？我們的講話又不是黨正式批准的。即使是黨已經研究通過的東西，也允許提意見”。“我們要造成風氣，大家都是站在社會主義立場上探討問題，為了把文藝工作搞好，把文藝政策執行好。在這些方面各有所見，為什麼不能討論呢？”周恩來同志這篇講話總結了解放以來文藝戰線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對於排除“左”的干擾，貫徹雙百方針，鼓勵人們解放思想，沖破禁區，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這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轉了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黨組和中國科學院黨組《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草案總結了科學研究領域中一些成功的經驗，決心糾正“大躍進”以來在實際工作中一些政策方面“左”的錯誤。中央批准這個草案的批語中指出：“做好知識分子工作，很關緊要”，“近幾年來，有不少的同志，在對待知識、對待知識分子的問題上，有一些片面的認識，簡單粗暴的現象也有所滋長，必須引起嚴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確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和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中央認為這個文件對於一切有知識分子工作的部門和單位都是適用的。

　　周恩來同志的講話和這個文件的下發，在知識分子中引起很大反響，對我們領導文藝工作的同志很有啟發。中宣部曾經召開過一次會議，到會同志一致認為，文藝工作方面也應該制定出一個條例來，作為改進文藝工作的依據，主要是糾正文藝領導中的“左”的毛病。在周揚同志領導下，由中央宣傳部協同文化部和全國文聯作了大量調查研究，由中宣部文藝處起草了《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的意見（草案）》（簡稱“文藝十條”）。這個條例受到了周恩來同志的關注和文藝界同志的擁護。有些同志甚至激動地提出應該把這個條例刻成碑。但是，由於有些同志有不同看法，擔心出現另一個極端，因此，遲遲未將條例報送中央。到1962年，中央召開了七千人大會，接著在廣州又召開了關於科學技術工作和戲劇創作的會議，周思來同志和陳毅同志作了克服“左”的傾向的重要講話，才又重新將這個條例提出來，送給陳毅同志等看過，認為這個條例是好的，可以報送中央。周揚同志要我再修改一下，我隻作了一點文字上的改動，就報送中央書記處了。幾天以后，我到西華廳參加周總理召集的一個會。周總理從后院出來，一看見我，就關切地問文藝條例是否送給了中央，我回答說已經送了。周總理點頭說：送了就好。這個條例稱為《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的意見（草案）》，原有十條，后改定為八條，於1962年4月30日經中共中央批轉全國。其主要內容是：進一步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努力提高創作質量，批判地繼承民族文化遺產和吸收外國文化﹔正確地開展文藝批評等等。這是完全適合我國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繁榮和健康發展的需要的。

　　四

　　周恩來同志不僅關心文藝工作的總的方針、政策，他對文藝各個部門，如戲劇、音樂、舞蹈等藝術的發展方向，也提出了重要的意見，主張音樂、舞蹈要革命化、民族化和群眾化。在一些音樂舞蹈工作者中存在著不正確的觀點，他們認為中國民族民間的音樂、舞蹈落后，不科學，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音樂、舞蹈是進步的，科學的，可以不加改造地接受過來。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周恩來同志做了深入研究，他認為“藝術還是要立足於國內，在我們民族的基礎上發展”。認為民族的藝術要發展，學習西洋的藝術也要逐步使之民族化。比如芭蕾舞可以反映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但不能急躁，要分步驟，首先要題材革命化，可以演一些外國革命題材的劇目，然后再過渡到民族化﹔從古代題材到現代題材。但是，他從不強加於人，而是尊重藝術工作者的創造精神。他最初認為芭蕾舞一下子表現我國現代生活比較困難，應該過渡一下，先搞個反映我國古代生活的節目，但當他看了舞劇《紅色娘子軍》的演出后卻大為稱贊，給以熱情的鼓勵。他說，你們演得好，我比你們保守。

　　周恩來同志不贊成民族戲曲中加太多的洋樂器，他認為那樣做有兩個缺點，第一是破壞了原來的藝術特色，第二是樂隊音響太大，壓了演員的歌唱，對演員的聲帶有害。

　　周恩來同志多次找我們研究音樂、舞蹈的發展問題，並親自過問《小刀會》、《寶蓮燈》等劇目的演出，提了很多中肯的意見。他還建議在報刊上發動音樂界的同志對音樂究竟應該走什麼道路展開全面討論。他在給我的信中明確提出音樂要“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的口號。我們根據周恩來同志的指示召集各方面人士座談，並在報刊上展開了討論。這次討論持續了一年，影響很大，對於糾正音樂、舞蹈工作中的錯誤或偏頗思想，使社會主義的音樂、舞蹈藝術健康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周恩來同志離開我們年了。他為發展我國文藝事業所耗費的心血和經歷的種種艱辛，已深深印在我們心裡，永不能忘﹔他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將不斷為后人所繼承和發展。

　　（廖心文整理）

　　《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