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說要大量培養民族干部 西藏的工作才能做好

　　我曾經在西藏工作10多年，因為工作關系，有幸同周總理多次接觸，深深感到周總理對西藏各族人民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對西藏各項建設事業關懷備至。他在貫徹執行黨中央、毛澤東同志對西藏各項方針政策，解決西藏一系列問題上，都表現出了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特有的領袖風范和超常才智。多年來，無論在西藏工作期間，還是在離藏以后，每每想起總理的關懷和教誨，心中總有一股抑制不住的激情，渾身似乎有用不完的力量。工作在西藏的廣大干部、職工和駐藏人民解放軍全體官兵，能數十年如一日，緊緊地同西藏各族人民團結在一起，戰勝一切困難，奪取了舉世矚目的巨大勝利，我們黨和人民解放軍，在西藏各族人民的心目中能享有崇高威望，都是與周總理的直接支持，親切關懷和教導分不開的。

　　採取各種積極措施，扶助西藏地方的經濟和文化發展

　　周總理根據黨中央關於“要幫助西藏改變貧困面貌，使西藏民族繁榮起來”這一總的指導思想，從50年代到“十年動亂”的20多年來，曾多次指出要“採取各種積極措施，扶助西藏地方的經濟和文化發展”。

　　他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和黨組織多向中央反映西藏人民的要求，中央一定幫助西藏盡快發展起來。在黨中央和周總理的直接關懷下，國家每年都要撥出相當數量的款項，組織和派遣一批又一批科技文教工作人員和各方面的領導骨干支援西藏，幫助發展西藏的經濟和科學文化。在逐年支援的項目中，從舉世聞名的川藏、青藏、新藏和中尼公路干線、民航機場、電站、輸油管道、鐵路，到河堤、影劇院等，周總理都要逐項審查親自過問。周總理懷著對革命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和對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厚情感，為實現他在第二屆全國人代會上關於“在全國各族人民的幫助下，經過我們的共同努力，一定會把西藏高原早日建成一個真正的人間樂園”的宏圖意願而不懈努力，極盡辛勞。

　　多年來，西藏的黨組織和各族軍民，沒有辜負周總理的期望，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下，從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出發，採取了一系列發展經濟，不斷增加生產的措施，為不斷改善各族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條件作出了不懈努力。根據有關統計資料：在1959年至 1979年的20年間，西藏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了4倍，糧食總產量增長2．3倍，牲畜存欄數增長2．5倍。各類學校發展到6700余所，在校學生達29萬余人。交通運輸、科教文衛等各項事業的發展速度是突飛猛進的。各族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西藏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對西藏採取了一系列更加開放、更加靈活的政策，給予更加優厚的支援，大大調動了各族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共同為建設團結、富裕、文明的新西藏努力奮斗。

　　要大量培養民族干部，西藏的工作才能做好

　　周總理十分關心民族干部和對民族干部的培養。他經常告誡我們充分認識培養有共產主義覺悟的民族干部的極端重要性，要求我們“要大量培養民族干部，還要注意選拔培養優秀的婦女干部”，因為“西藏的工作必須依靠本民族的干部去做才能做好”。遵照總理的指示，西藏自治區黨委成立以來，始終把“大量培養民族干部”當成一件大事來抓。西藏，除了藏族外，還有回、門巴、僜巴、珞巴以及夏爾巴等民族，在選拔培養干部問題上，我們不分民族、性別，也不分是本地民族還是外地籍民族，堅持一律平等，一視同仁的原則，從實際出發，隻要符合條件，就積極培養，大膽選拔使用。具體辦法：一是不斷地選拔大批優秀青少年到自治區和內地學校學習深造。二是大膽將各條戰線上涌現的積極分子和有工作成就的男女基層干部提拔到各級領導崗位給他們壓擔子，放手讓他們工作。三是辦黨校、干校、培訓班等，不斷輪訓提高（據統計，到1979年，全區少數民族干部已佔干部總數的60％以上，其中在地、縣領導班子中擔任一把手的民族干部佔同級的56％。省級干部中民族干部佔51．5％，其中女同志佔11．7％）。四是強調漢藏干部、新老干部要注意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取長補短，共同提高。在干部的配備上，不僅注意了在各級班子中的新老結合、各民族干部結合，而且在組織工作組搞調查研究或處理一些重大問題上，同樣注意了這個問題。大家在工作中密切配合，交流感情，增進了友誼，增強了團結。周總理對我們重視民族干部的培養和取得的成績很高興。他說，這樣做就好嘛。並勉勵我們：“要注意發揮藏族同志的積極性”，“所有的工作都應當放手讓他們去做”。“要注意關心解決他們的實際問題，要鼓勵他們努力學習科學文化，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樣工作起來腰板子才硬”。藏族紅軍老戰士天寶同志深有感觸地說：1969年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周總理的提議下，增選了我當代表，還當了中央委員。“九大”閉幕后，總理對我說，中央決定你到西藏去工作，黨的民族政策你是懂得的，到了西藏，要和那裡的同志們多商量辦事，要把西藏工作搞好。天寶同志還常提起他最難忘記的一件事，那是1973年8月黨的“十大”期間，他患了青光眼病，總理接到報告后指示，立即住院。並讓工作人員告訴醫院，“要盡一切努力保護天寶同志的眼睛”。在總理的親切關懷下，醫院調集了專家會診，用了最好的技術和藥物，在他們精心治療下，天寶同志的眼病很快就痊愈了，並且恢復了原來的視力。

　　周總理對漢族干部要求十分嚴格。他經常囑咐我們：漢族同志要注意克服大漢族主義，要謙虛謹慎，搞好民族團結。他要求進藏工作的漢族同志“要四海為家，對西藏情況要特別注意調查研究，要和西藏人民團結一致”，“隻有團結，才能把力量集中在一起，才能把工作做好”。為了使藏漢同志更加融成一片，做好西藏工作，總理不止一次地要求“漢族同志要學藏語，藏族同志要學漢語”。為了加強民族團結，我們經常檢查民族宗教政策的執行情況，特別注意強調漢族同志要堅決克服大民族觀念，切不可把自己放在“救世主”位置上，要求干部深入基層，特別是農牧區邊遠山村，腳踏實地為群眾辦實事，把黨的政策和溫暖帶給人民群眾。在藏工作的漢族同志和部隊人員，到農牧區或邊遠山區，到處都受到少數民族群眾熱情的照顧和關懷，遇到什麼困難，他們全力幫助。民族關系、軍民關系一天比一天融洽，特別是粉碎“四人幫”后，西藏的民族團結、軍民團結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決不能忘記對祖國人民有貢獻的人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總理就深謀遠慮，對一些知名人士採取了一系列保護措施。9月27日總理打電話到拉薩，指示說：中央明天派專機去拉薩，把阿沛·阿旺晉美夫婦接到北京，以便保護他們的安全。我們奉命把阿沛夫婦護送到北京后，總理親自安排了阿沛夫婦的住宿和警衛工作。隨即指示為阿沛兒女的安全要動員他們來北京學習、工作。阿沛夫婦非常高興，將兒女調到北京，有的上學，有的工作，都得到了健康的成長。1968年8月，西藏在北京辦學習班，籌備自治區革委會的成立。一天，總理對我說：你們要給群眾做工作，讓阿沛出來擔任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要告訴大家，阿沛是個好人。他愛國，相信共產黨。主要表現，一是1951年，他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上簽字，是立了功的﹔二是1956年，他陪同達賴喇嘛訪問印度時，有人煽動要他和達賴喇嘛留居印度，他當即嚴詞拒絕，而且力勸達賴一同回到了祖國﹔三是他始終相信共產黨。按照總理的指示，我們在做好群眾工作的基礎上，安排阿沛到學習班上直接同群眾見面。由於阿沛對和平解放西藏的特殊功勛和對西藏人民的誠摯態度，所以得到了群眾的歡迎和信任。在此期間，總理十分關心阿沛同群眾的見面情況，一天兩次打電話詢問。當總理知道了群眾的態度后，高興地說：“阿沛是個好人，要信任他。”后來，阿沛副委員長和夫人阿沛·才旦卓嘎深有感觸地說：“‘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沒有總理的關懷和保護，我們的處境是不堪設想的。”阿沛副委員長還說：“總理對我的關懷不是一般的關懷，他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感激的人。”至今，在阿沛夫婦臥室的牆壁上仍然挂著周總理的大幅照片。

　　總理對西藏其他愛國人士也十分關心，經常詢問他們的生活和工作情況。例如，1970年9月，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期間，總理問天寶同志：“帕巴拉·格列朗杰現在怎麼樣了？”當總理知道帕巴拉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群眾搞“監督勞動”時，不安地說：“不能這樣下去了，上層人士，隻要他們是愛國的，願意跟共產黨走的，就要歡迎他們，就要給他們工作的條件。”根據總理的指示，為了保護上層愛國人士，我們於1971年春把他們組織起來，進行藏學、佛學研究，撰寫西藏文史資料，余暇種植一些花卉果樹和良種試驗田。恢復政協組織后，逐步在自治區、地（市）、縣安排他們的工作。逢年過節，組織對他們慰問，並分批安排參觀和出訪。對一些知名人士，自治區負責同志登門拜訪，傾聽他們的意見。這些做法，對於穩定西藏局勢，加強民族團結和改進我們的工作，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要把西藏建設成為和平穩定的西南邊防

　　把西藏建設成和平穩定的邊防，這是周總理生前的意願。他是這樣講的，也是這樣做的。早在1955年春，總理親自批撥了100萬元人民幣，重點是發展西藏的文化教育事業。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時總理指示，要給西藏各縣配發小汽車和高壓鍋，給各區、鄉和邊防哨卡配備適應高寒氣候條件的半導體收音機，要給部隊配發必要的足夠的設備。當西藏軍民知道這些消息后是多麼高興和激動啊！更加堅定了熱愛西藏，以苦為榮，以邊疆為家，長期建設西藏，保衛西藏的決心和信心。

　　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年代裡，周總理的處境盡管十分艱難，但他仍時刻關注著西藏地區的局勢。當時的西藏同內地一樣，形勢一片混亂。從城鎮到農牧區乃至邊境地區，從機關干部到工人、農牧民，到處都在“造反”，有些地方武斗不斷，國外的反動勢力乘機在邊境制造事端，真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面對這種嚴峻的形勢，周恩來總理非常關注西藏局勢的穩定，對一些重大問題，總是親自過問和處理，竭盡一切努力穩定西藏局勢，最大限度地減少大亂帶來的損失。總理突出抓了兩個方面的工作。

　　首先，抓革命委員會成立的促進工作，試圖盡早建立一個權力機構，以結束那種無政府局面。1968年8月，西藏在北京舉辦有各方面代表參加的、籌備自治區革委會成立的學習班上，對自治區革委會主要負責人的人選問題爭論不休，會內會外，北京西藏，氣氛異常緊張。在這個關鍵時刻，總理找我談話時指出：“黨中央和你們軍區黨委，原來打算讓你來當自治區革委會主任，現在兩派意見難以統一，怎麼辦呢？我們認為，還是以大局為重，你出來給干部群眾做工作，讓曾雍雅同志（已調離西藏的原西藏軍區司令員）回去當主任。如果你同意，就請你來召集匯報團會議。由你來提出這個建議”。我當即表示同意總理的意見。總理說：“那好嘛，我聽你們的消息。”根據總理的指示精神，我們黨委同志反復給干部群眾做解釋工作，並把情況及時報告了總理。第二天晚上，已經是凌晨兩點多了。我突然接到總理的電話，他問我：“成立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決定收到沒有？看過了嗎？”我說：“剛收到，還未來得及看”。總理說：“看完后，要組織大家討論，把意見集中起來報告中央，以便修改后正式審批。”8月28日，周總理在匯報團全體會議上親自宣讀了這個決定。宣讀完決定后，他對我們領導同志說：“如何貫徹，要在北京統一思想，然后向中央正式寫個報告，回去后就按統一的意見辦。”總理審時度勢，不失時機地抓住問題的症結，因勢利導解決問題。這對穩定當時西藏局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總理嚴謹的工作態度，一絲不苟的工作作風，一直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前進的力量。

　　其次，抓軍政領導和部隊的穩定工作。他先后多次接見干部和群眾代表，反復強調，領導同志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批評我們有些同志頭腦發熱，被派性迷住了眼睛。他大聲疾呼：要從派性的泥坑裡拔出來，不然就要成為歷史的罪人！總理對部隊要求更嚴格，我印象最深的是1969年7月4日，總理接見西藏部隊師以上干部的情景。他首先高度評價了駐藏人民解放軍。他說：“西藏的特點是解放軍解放了西藏，平叛、民主改革、打印度反動派立了功，‘文化大革命’期間實行軍管，保衛了邊防的安全，西藏人民非常感謝你們。”“但是，你們要經得住考驗，‘文化大革命’不能不受客觀影響，你們是幾十年的解放軍，總有自己的分辨能力。”總理嚴厲指出：“軍隊不允許分派，解放軍要超脫，要有無產階級黨性”，“解放軍和西藏人民是不可分的，不管如何困難，解放軍一定要做好榜樣”。在抓領導干部和部隊穩定工作的同時，總理要求我們大力做好群眾工作。他身體力行，多次直接同群眾對話，特別是1968、1969年，總理接見西藏的干部、群眾時，每次都反復強調，中央早已決定，西藏兩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要團結，不要分裂，要以大局為重，不要做出使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來﹔要提高警惕，不要上了那些對祖國心懷敵意的人的當﹔有的人搞派性，敵我不分，造成了多大的損失啊！無論如何，不能停止生產，不生產，餓著肚子什麼事情都干不成。我們根據總理的指示和中央軍委的部署，對軍隊工作進行全面檢查整頓，調整了“三支兩軍”人員，在軍隊內部一律停止“四大”活動，進行正面教育，並採取了不介入地方的種種措施。從此，西藏的形勢開始了新的轉機。

　　周總理永遠和西藏各族人民在一起

　　20多年來，總理身體力行，具體實踐黨中央對西藏的各項方針政策，體現了黨對西藏各族人民的親切關懷。總理曾經說過：“西藏人民深受封建農奴制度的罪惡統治，比其他民族更加苦大仇深，對他們要更加關懷。”最使人難忘的是在我國國民經濟三年困難時期，總理指示：“寧肯全國人民承受更大的艱難，對西藏的供應一點不能減少。”有總理的厚愛，使西藏軍民沒有受到飢餓之苦，西藏各族人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敬愛的周總理的關懷和全國人民在三年困難時期援藏的重大代價。當年西藏軍民艱苦奮斗，不僅勝利完成了民主改革、農牧業生產和對印度自衛反擊作戰的光榮任務，而且節衣縮食，盡量減輕祖國人民的負擔，同全國人民一道共同度過了艱苦的歲月。周總理雖日理萬機，但是，凡是西藏民族代表團來北京參觀或開各種會議，總要在百忙中抽身前去看望和接見。1956年初春，總理親臨北京中央民族學院，仔細視察了藏族學生的宿舍樓，親手摸摸學生的床鋪，探望有病的學生。指示學院領導，要注意關心學生的生活。總理鼓勵學生們要努力學習文化科學知識，學好本領，把西藏建設好。這些學生后來大都成了西藏各條戰線上的領導骨干，每當他們談起總理的接見和關懷時都激動不已。1966年秋，周總理邀請西藏少數民族國慶觀禮團住進國務院，夜晚，總理親自查鋪，看大家休息得好不好，親自詢問對他們的生活安排情況。

　　“文化大革命”中，周總理身處逆境，但仍然十分關心西藏各族人民群眾的冷暖和安危。那是1968年夏天，西藏部分干部和群眾代表在北京辦學習班。一天下午，總理匆匆到學習班看大家。好象久別重逢，他緊緊握住藏族同志的手，詢問藏族群眾目前吃的怎樣，穿的如何？有沒有糌粑、酥油茶？喝不喝青棵酒？農牧區的生產怎樣？工人上沒上班？總理認真聽著大家的回答，不時發出爽朗的笑聲。總理滿懷深情地說：“藏族人民勤勞朴實，熱愛共產黨，熱愛解放軍，你們敢講真話，我感謝你們。”他勉勵大家：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維護民族團結，要大力發展經濟，增加生產，隻有這樣才能不斷改善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條件，才能鞏固邊防。

　　1973年8月，黨的“十大”期間的一天下午，總理在京西賓館參加會議，散會后，代表們在賓館花園裡歡迎才旦卓瑪唱歌，突然，周總理出現在代表們中間，他熱情地對才旦卓瑪說：“才旦，你的歌聲真好啊，西藏有歌舞之鄉之稱，我看《洗衣歌》就不錯嘛，水袖當哈達。”在熱烈的掌聲中代表們圍在周總理的周圍，總理問大家：“你們還有什麼事情呀？”代表們提出，要求晚上安排文娛活動，要求大會閉幕后在首都參觀幾天。總理笑著對大家說：“我們事先考慮不周到，我同大會秘書處商量一下，盡量滿足你們的願望。”代表們又是一陣掌聲，有的高興得跳了起來。

　　最令人難以忘懷的是1975年秋，中央決定以華國鋒同志為中央代表團團長赴拉薩，參加西藏自治區成立十周年的慶祝活動。這時周總理已病重住院，正處在異常艱難和痛苦之中，但是他躺在病床上仍然惦記著西藏和在那裡工作的干部。那是8月29日晚上，已經 12點過了，總理在醫院裡接見了參加西藏自治區成立十周年慶祝活動的中央代表團團長華國鋒同志。總理指示：你們到了西藏，要多加鼓勵在那裡工作的各族干部、解放軍全體指戰員，他們很辛苦，這幾年的工作搞得不錯嘛，是很有成績的。告訴在那裡工作的同志們，要特別注意執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注意培養民族干部，使大批民族干部盡快成長起來。要搞統一，搞民族大團結，軍政、軍民和各民族之間，要互相支持，互相學習，互相尊重。隻有增強團結，才能安定，才能發展經濟，才能改善和提高物質文化生活條件。要注意保護好森林和各種自然資源，要造福於我們的子孫后代。華國鋒同志告別總理剛回到家裡，又接到總理從醫院打來的電話，總理說：“我看了一部科教片，叫《養蜂促農》，你把它帶到西藏去，給那裡的同志們看看，不要說是我周恩來送的，就說是國務院送的。”當華國鋒同志將總理的關懷和囑托傳到西藏時，同志們的心情無比激動，不少同志流下了感激的熱淚。大家都為總理鞠躬盡瘁、關心熱愛西藏和西藏各族軍民的精神所鼓舞。自治區黨委連夜召開會議，學習總理的指示，檢查我們的工作，重新審議了西藏的建設規劃。大家都決心以共產黨人對西藏各族人民的無比忠誠，去努力實現周總理的意願，干好自己的工作。代表團離開西藏，一位藏族領導同志對華國鋒同志說，這一小袋糌粑請轉交給周總理，這是我們西藏各族人民的一片心意。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不幸逝世的噩耗傳到拉薩，西藏黨政軍和各族人民，頂住了“四人幫”的重重禁令，拉薩和各地、市都以各種形式隆重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拉薩商店裡的黑布和白紗哈達，在一夜之間搶購一空。自治區黨委在布達拉宮前的勞動人民文化宮廣場設立了庄嚴肅穆的悼念靈堂，布達拉宮頂上降下了半旗，拉薩街道兩旁的樹上綴滿了哈達和白花。一連數日，拉薩市和郊縣的農牧民群眾，成千上萬，扶老攜幼，晝夜不斷地到人民文化宮廣場，用隆重的民族形式悼念西藏各族人民心中的好總理。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從邊防哨卡到后方機關，人人戴黑紗，大炮和汽車都戴上了白花。古城拉薩沉浸在悲痛中，到處是哀樂聲和人們的哭泣聲……。1月15日，自治區黨委、政府在拉薩召開了數萬人的隆重的追悼大會，各族軍民佇立在廣場上、禮堂裡、影劇院和大街小巷，同全國各族人民一起聆聽鄧小平同志代表黨中央向周總理致的悼詞。

　　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您雖然已經離開我們了，但西藏各族人民永遠也忘不了您，您將永遠活在西藏各族人民的心中。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