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為何要登報聲明給溫善章恢復名譽？

　　我以親身經歷的幾件事例，回憶周總理怎樣關心水利建設事業。

　　周總理對水利事業非常重視。1972年11月21日，他在聽取葛洲壩工程匯報時曾講：“解放后二十年我關心兩件事：一個水利，一個上天（導彈、衛星）”。每當全國發生難以解決的水利糾紛，或是水利建設中出現了重大難題，總理都親自出面處理。凡是毛主席交辦的治水任務，周總理更是抓得很緊，抓得很細。

　　（一）

　　1949年大水，長江、淮河災情嚴重，毛主席批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周總理連夜召開治淮會議，親自主持淮河流域規劃工作。他深知制訂一條河流的流域規劃，必須首先搞清楚該河流的水文情況。總理在同工程師們討論淮河的水文特征時發現，上下游的水文資料相互矛盾，他一面追問原因，一面誘導工程師們探討一個怎樣查補的辦法。經過反復討論，終於找到了一個整編水文資料的好辦法，把一條河流不完整的水文記錄資料整理成比較完整的水文資料系列。

　　周總理聽取工程師們的匯報非常細心，每當發現不一致的地方就再三追問。水文專家為使匯報准確，就將水文記錄資料畫成一條洪水過程線，亦稱洪峰曲線，分析上下游各個洪峰之間的矛盾，找出產生矛盾的原因。國民黨時期的水文人員常常不按時觀測、記錄，或者某一支流根本就無記錄資料。因此就針對資料誤差的緣由，做出合理修正的假定。例如，對缺少資料的支流，就以該支流應有的來水量去修補相關洪峰的形狀。這種人工修改洪峰記錄的辦法，結果比某些原來不完整的洪峰記錄更為合理。這個辦法在長江水文資料整編中收到很好的效果。重量達一噸多的記錄了一百余年的長江水文資料，經過整編成冊，成為建設長江的寶貴財富。

　　由於水文資料有了整編的成果，就給制訂淮河流域的防洪與水資源開發計劃打下了基礎，當時的淮河流域規劃，雖說只是建國初期的治河初步方略，但也堪稱大型統一規劃。它關系豫、魯、蘇、皖四省的水利工程總體布局。在這一規劃的指導下，在以后的若干年內淮河各支流山谷地區都修建了一些著名的水利工程。例如：安徽境內的佛子嶺、梅山水庫，河南境內的板橋、石漫灘水庫，山東沂沭河改道工程等。這些山區的開發工程及后來繼續興建的同類工程，都曾為該流域內廣大人民群眾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在淮河平原規劃中，注意充分利用河水發展灌溉事業，如蘇北灌溉工程，對於淮河流域農業大發展，也發揮了巨大作用。所以重溫一下周總理主持制訂淮河流域規劃的指導思想以及他的這種治河精神，將是不無教益的。

　　（二）

　　1949年長江發生大水，險些造成荊江大堤決口、長江改道的毀滅性災害。由於荊江大堤規模浩大，要使達到防御較大洪水標准，其工程量非短期內所能完成。為了解決長江防洪這個要害問題，我們從1950年2月開始就進行現場查勘，研究方案。荊江分洪工程方案提出后，經中南局報送了黨中央。毛主席、劉少奇同志、周總理在當年國慶期間聽取了鄧子恢、薄一波同志匯報后，當即作出批准興建的決定。因為工程耽誤一年動工，周總理對有關單位提出了嚴厲批評，並要求中南局務必於1952年開工興建。在工程正式動工時，毛主席和周總理都親自揮筆題詞。毛主席的題詞是：“為廣大人民的利益，爭取荊江分洪工程的勝利！”周總理則題詞：“要使江湖都對人民有利。”工程剛開工不久，總理就打電話給從北京來到武漢的水利部黨組書記李葆華同志，詢問為什麼中央沒有聽到荊江分洪工程有什麼困難的反映，並說：“如有困難不及時提出，我就無法負責了。”在總理的關懷與督促下，荊江分洪工程總指揮部所提出的各項要求，都得到中央及時解決。因而，一個驚人的奇跡發生了，在中南局的領導下，過洪能力共約每秒10，000立方米的兩個泄水大閘，以及相應的堤防工程，總共用了不到4個月的時間就全部竣工了。

　　由於荊江河段系長江防洪的關鍵所在，在荊江分洪工程完成之后，又進一步研究種種徹底解決問題的方案。除了堅持歲修工程以不斷加強荊江大堤的防洪能力外，還將荊江防洪治本工程作為三峽工程規劃方案的組成部分，並要求先於三峽工程完成。這個具有獨立功能的荊江防洪工程方案，在研究和制訂的過程中，得到了周總理多次關懷。1958年3月初周總理冒雪察勘了荊江大堤。之后，又數次聽取了荊江北岸分洪放淤工程的匯報，並在1970年正式批准立即興建該工程的計劃。但由於種種復雜因素，荊北分洪放淤工程以及其他解除荊江洪水威脅的方案，至今都未能付諸實施。

　　解放以來經過30多年的科研設計工作，確保荊江河段安全的工程方案，不僅做到了技術上的先進性，經濟上的合理性，而且還可消除地方群眾的種種顧慮，從根本上解除洪水對荊江地區威脅的條件已經具備，問題在於如何決策了。周總理親自解決荊江分洪工程困難問題的事例，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好經驗。早在建國初期，對荊江分洪工程雖然存在不同意見，但是由於總理的果斷決策，終於及時地克服了困難，並在1952年汛前完成了荊江分洪的全部工程。不然，1954年長江大水，很難想象荊江大壩會發生什麼情況。有了荊江分洪工程以后，不僅減少了荊江大堤的險情，還為我們制訂徹底根治荊江洪患方案贏得了時間。

　　（三）

　　1954年冬，毛主席、劉少奇同志、周總理聽取了長江流域規劃和三峽工程設計工作匯報以后，周總理立即以中國政府名義照會蘇聯政府，請蘇聯派專家幫助長江流域規劃工作。在蘇聯專家組長來華后，我向周總理匯報了蘇聯專家在某些方面與我們有不同意見，總理就在國務院接見了蘇聯專家組長，並要科學家竺可楨一起聽取我和蘇聯專家組長陳述各自的觀點。周總理耐心地聽完了我們的不同意見以后，就從技術上，也從思想政治上闡明了毛主席關於長江流域規劃與三峽工程的意圖。之后，總理又在長江流域規劃的實際工作中，從許多方面幫助解決問題，使我們與蘇聯專家的合作，在各個階段都能順利地提前完成規劃設計任務。

　　1958年初，毛主席要我參加南寧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匯報三峽問題。這次會上，毛主席明確今后長江流域規劃和三峽工程工作由周總理來領導，毛主席要周總理每年抓四次。實際上總理抓的比四次多得多。每次我到北京，總理都要我去匯報工作。這次會上，毛主席要我寫出一篇關於長江流域規劃報告的文章，以后我把這篇文章作為《長江流域規劃報告》的總結。最后，會議確定當年3月在成都召開專門會議，對長江流域規劃與三峽工程做出正式決定。

　　為了給中央政治局成都擴大會議做好充分准備，周總理在1958年2月下旬親自查勘了三峽壩址。這次查勘活動由富春、先念同志陪同，中央各有關部委、各有關省市負責人以及各方面專家和蘇聯專家等約100多人參加，從武漢乘江峽輪溯江而上。在船上，周總理聽取匯報，主持討論，仔細研究長江規劃和三峽問題。在三斗坪還實地看了三峽壩址，並將壩址岩芯帶給毛主席去看。總理沿途經歷十多天的勞累，顧不上休息，又於3月7日晚連夜乘火車由重慶趕往成都，出席中央成都會議。在會上周總理作了專題報告。根據周總理的報告，中央正式做出了《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的決議。成為指導長江流域規劃和三峽工程方向的重要文獻。

　　（四）

　　在成都會議決議中，還對漢江丹江口水利工程作出了開工決定。

　　成都會議一結束，周總理就在湖北召開了有關興建丹江口水利樞紐的會議，確定由王任重同志主持該項工程，對中央負責，長辦負責設計，湖北省政府組織施工。

　　丹江口第一期工程在興建過程中，曾經遇到過不少困難與干擾，但所有這些都在周總理的關懷下，一一得到妥善解決。對於工程本身發生的嚴重質量問題，周總理就親自主持會議研究解決辦法，並決定工程停工進行加固補強。經過採取補強加固措施，使工程質量達到設計標准以后，又產生了是否復工的新問題，也就是繼續把工程做完還是下馬的問題。后來由於湖北省提出合理建議，利用丹江口已澆100萬方混凝土的有利基礎，提前發揮工程效益，才使丹江口工程有了復工的可能。自1966年2月復工以來，在周總理的親切關懷下，雖受“文革”動亂影響，丹江口第一期工程還是勝利建成了。

　　丹江口水利樞紐雖然完成的只是第一期工程，但其效益卻非常顯著。尤其是防洪，幾乎改變了原來江漢平原三年兩淹的局面。其它如發電、灌溉、航運和水產養殖的效益也十分顯著。所以周總理指示，要將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作為“五利”俱全的典型，在國內外展出模型。當然，要完全發揮第一期工程效益，為后期工程創造條件，還需繼續不斷努力。

　　（五）

　　周總理按照毛主席“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的批示，做出了一系列安排，召開全國性的專家會議，探討有效的治黃新方案。黃河有它自身的規律，在沒有正確認識它以前，原來作為控制黃河的骨干工程--三門峽水利樞紐，竟有變成泥庫的危險。周總理在1964年冬季安排了治黃會議，尋求治理黃河的好辦法。會議期間總理耐心聽取各種不同意見。對於一些好的意見總理當即給予鼓勵，對於一些不正確的意見，總理就耐心加以說服。

　　在討論如何處理三門峽泥沙淤積問題時，總理要求到會同志提出方案。總理還指名叫我發表意見。我即根據水庫可以長期使用的理論，主張降低三門峽水庫水位，以恢復渲關河段原黃河河床，即可解除對關中平原的威脅，同時，打開大壩底孔排沙，使水庫泥沙進出平衡，將改造后的三門峽水庫變成一個中型水電站。接著，總理說：“底孔排沙，過去有人曾經提出過，他是剛從學校畢業不久的學生，叫什麼名字呀？”有人回答，“叫溫善章”。總理又接著說：“要登報聲明，他對了，我們錯了，給他恢復名譽！”

　　在討論治黃方針問題時，總理要我發表意見。我說，黃河是一條寶河，把黃河當做害河來治是不對的。黃河的問題從本質來說是一個農業問題，但須先做試驗以說服那些不同意見。總理當即給予我鼓勵，於是我就提出了一個先用200畝地在黃河搞“放淤稻改”試驗的方案。總理說：“袁世凱能在天津小站的鹽鹼灘上成功地種出小站米，黃河兩岸條件無論哪一方面比小站都好，為什麼就不能大面積種植水稻？！”由於總理鼓勵從發展農業方面尋找治理黃河的方向，大家又補充了許多具體事例。許多人証明歷史上凡黃河泛濫的地區，都是主要產糧區。清華大學的一位教授，在研究黃河決口歷史時發現，史書上記載所謂“暴民決堤”，實際上都是當時的清官領導群眾“決堤放淤”。大家的發言與我的調查是一致的。在這次治黃會議之前，總理曾多次催促我查勘黃河。我沿黃河找群眾了解，許多農民都說黃河泛濫以后可獲得豐收。這不僅是他們的親身體驗，也包含著許多科學道理。因為黃河的泥沙很肥，對農作物生長有利。隻要是有計劃地、科學地利用黃河泥沙，改造大面積土地，改變地形地貌，增加土地肥效，是完全可以達到既發展農業又治理黃河雙重目的的。

　　通過農業措施制訂治黃方案，需要提出分期、分階段的農業發展規劃，以便最終全部利用黃河的水沙資源。我當時提的口號，是把黃河的水喝光，把沙吃光。在周總理的支持下，我開始了在黃河兩岸搞“放淤稻改”和水旱兩季種植實驗。總結一年多的經驗，使我對上述治黃方案的信心更堅定了。

　　由於周總理的鼓勵與啟發，使我在短期內制訂出了這個從農業著手的治黃方案，也是由於周總理的支持，要我從長江派人治黃，我才能到黃河岸邊進行實踐。我從“放淤稻改”做起，逐步擴大調查研究與實驗范圍。例如沉沙池結合養魚，蓄水養魚結合南水北調，供水京津地區，設計輸沙渠道，將黃河河槽內大量泥沙向外輸送，建設能撤遷的活動問，以適應河岸放淤地形變化的需要，以及推廣水稻播種與稻茬小麥水旱輪作的增產措施等等。我深信隨著種種發展農業措施的展開，勢必最后將黃河洪水期間的多余水量全部喝光。但遺憾的是，“文革”的動亂打亂了這一套治黃計劃，更打亂了周總理親自視察黃河檢查“放淤稻改”工程成果的部署。“文化大革命”的復雜情況，使周總理再也無暇顧及治黃的問題了。

　　（六）

　　1970年12月30日，三峽工程的組成部分長江葛洲壩工程終於開工了。開工前周總理向毛主席寫了書面報告，毛主席批示：“贊成興建此壩。現在文件設想是一回事，興建過程中將要遇到一些預想不到的困難問題，那又是一回事。那時要准備修改設計。”

　　1972年11月上旬，約在葛洲壩工程開工兩周年的時候，周總理帶病主持了葛洲壩工程會議。他宣布大壩主體工程暫停施工，並說現在是執行毛主席批示到了修改設計的時候了。為了解決工程的種種矛盾問題，總理決定改組工程領導機構，成立葛洲壩工程技術委員會，指定由我負責主持工作。工程設計改由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負責。總理還親自參加由我主持的第一次技術委員會，並過問了工作計劃起草問題。總理還囑咐我，要我集中精力把葛洲壩工程搞好，說他對葛洲壩工程是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要我們也抱這樣的謹慎態度。總理說他最擔心葛洲壩工程航道泥沙問題能不能解決，我報告總理完全可以。總理雖然認為我說的在理，但還是說：“那我還要保留。”我理解周總理這話的意思，要我們不能掉以輕心。我意識到周總理的擔心是有道理的。因為葛洲壩的航道問題主要包含兩個問題：一是泥沙問題，一是水流流態問題。而水流流態問題比之泥沙淤積問題要復雜得多。在引航道口門以上的天然河道中，一定長度的河段裡，沒有任何控制工程，又必須達到輪船進入引航道口門要求的水流流態標准，確實是葛洲壩工程一個特殊的重大技術難題。由於周總理的重視與啟發，經過長辦廣大科技干部的努力，周總理所不放心的問題，在工程建設中都全部解決了。

　　周總理對全國解放后二十多年水利工程的經驗教訓非常重視。他認為在確定水利工程方案的時候，尤其關系全國經濟建設的重大項目，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必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所以在改組葛洲壩工程領導班子的時候，總理決定成立一個具有責任制特點的工程技術委員會，直接對國務院負責。事實再次証明，要是沒有這樣一個技術委員會，很難想象葛洲壩工程會取得如此成功。當然，葛洲壩工程技術委員會的經驗還有待進行系統總結，去豐富基本建設體制改革的具體內容。

　　今天，周總理最關心的葛洲壩工程，由於黨中央的重視和決策的正確，已經基本建成了，當年總理決心把葛洲壩工程作為三峽工程實戰准備的目的也已達到了。我們完全有理由告慰周總理的在天之靈。

　　《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