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爭取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歷史地位與作用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包括有地盤的實力派和無地盤的雜牌軍兩種力量”，①是中間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實現共同抗日，在抗戰爆發前后和整個抗戰時期，周恩來同志對廣大地方實力派作了大量的爭取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本文試圖對其歷史地位與作用作些探討。

　　周旋西北，爭取地方實力派停戰抗日，促成了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會議上確立了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會后，毛澤東、周恩來等均通過多種途徑和方式廣泛地展開了對國民黨民主派、地方實力派，以及全國其它黨派和團體的爭取工作。此時，周恩來同志直接負責中共中央白區工作部和中央聯絡部的領導工作，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他首先把“工作重點放在張學良領導的東北軍方面”。②1936年1月，當周恩來得知在榆林橋戰役中被俘的原東北軍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願意回東北軍向張學良、王以哲等報告紅軍團結抗日的主張時，他立即予以批准，並指定中央聯絡部部長李克農同高談話。高福源打通紅軍同東北軍的接觸后，中共中央兩次派李克農赴洛川同東北軍將領舉行會談，周恩來指示李克農按照瓦窯堡會議精神，先談局部合作抗日和通商問題。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李克農在同張學良的談判中，就紅軍與東北軍停戰、貿易、紅軍派代表常住西安等初步達成了口頭協議。4月初，周恩來又代表中共中央和紅軍親自趕到洛川同張學良舉行密談，雙方就停止內戰、互派代表、聯合蘇聯等廣泛達成了共識，並就抗日是否聯蔣的問題進行了磋商。同月底，周恩來、李克農派劉鼎任紅軍駐東北軍代表，在西安建立起紅軍同東北軍直接聯絡的秘密電台。至此，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紅軍同東北軍率先在全國建立起停戰抗日的統戰關系。

　　在積極爭取東北軍的同時，周恩來也對楊虎城領導的十七路軍展開了統戰工作。在1936年4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提出，楊虎城的十七路軍不僅有可能同紅軍聯合反蔣，而且有可能聯合孫殿英、宋哲元等原西北軍舊部共同反蔣，故應加強對十七路軍的爭取工作。1936年2月至5月，毛澤東、彭德懷等正忙於指揮紅軍東渡黃河北上抗日，所以他們決定：張學良楊虎城兩部關系由周恩來“統一接治並指導之”。③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1936年9月，紅軍同十七路軍也達成了停戰、通商、軍事聯絡等口頭協定。在同年8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又提出，為了促進全國抗日運動的發展，必須要有幾個大聯合，且西北大聯合是建立全國大聯合的樞紐。依此，在分別聯合張、楊的基礎上，中共中央又設法消除了十七路軍同東北軍之間的猜疑和隔閡，使紅軍終於在1936年秋同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共同建立起“三位一體”的西北大聯合。

　　中共中央在瓦窯堡會議上確立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時，仍把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央統治集團排除在爭取對象之外，所執行的是“反蔣抗日”的方針。隨著國內局勢的發展和周恩來等對地方實力派的爭取，中共中央對“反蔣抗日”政策逐漸有了新的認識。周恩來、李克農同張學良會談時，張都堅持認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然要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參加，那麼，蔣介石也應包括在內。”④所以，他隻同意“逼蔣抗日”，不同意“反蔣抗日”。對此，周恩來向張學良表示：關於對蔣政策問題，願將張的意見帶回去慎重研究。中共中央慎重地研究了張學良關於“逼蔣抗日”的主張后，從1936年4月底開始，在一系列《宣言》和《通電》中已把國民黨同全國其它黨派和團體並列相提，並不再稱蔣介石為“漢奸賣國賊”。不久，“兩廣事變”爆發，事變在國民黨民主派、地方實力派、中共及全國其它黨派和團體的斡旋下，最終得以和平解決，並迫使蔣介石在解決事變的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不得不對日提出了強硬政策。這些都促使中共中央一方面進一步認識到爭取蔣介石中央統治集團實行共同抗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充分認識到爭取地方實力派對實施“逼蔣抗日”方針的推動作用。因此，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了《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指示》明確提出：“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國民黨中央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該是逼蔣抗日”，且“我們愈能組織南京以外各派軍閥走向抗日，我們愈能實現這一方針”。⑤

　　基於上述認識，從1936年下半年開始，中共中央加緊展開了爭取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晉系閻錫山，川系劉湘，新疆盛世才，河北宋哲元，寧夏馬鴻逵等地方實力派的工作，這些名單“均經過中央決定，由周恩來、李克農具體安排”。⑥西北大聯合的建立和發展，全國抗戰形勢的高漲，直接推動了“西安事變”的爆發。事變發生后，周恩來又肩負中共中央的重托，親率代表團赴西安協助張學良、楊虎城，機智地化解種種矛盾和阻力，和平地解決了事變，實現了國內和平，“從此建立了兩黨重新合作的一個必要的前提”。⑦在這個前提下，周恩來又奔波於西安、杭州、廬山、南京等地同國民黨中央經過多輪談判，最終實現了國共第二次合作，在全國建立起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由上可見，第二次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有一個從局部到整體、由國民黨地方到國民黨中央的過程，周恩來爭取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同紅軍建立停戰抗日統戰關系是完成這一過程的中間環節和樞紐，所以說，周恩來周旋西北，爭取地方實力派停戰抗日，促成了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轉戰南北，爭取地方實力派軍隊同八路軍、新四軍共同抗日，塑造了國共兩黨並肩抗日的最高典范

　　全面抗戰爆發后，國共兩黨及其分別領導的軍隊捐棄前嫌，同仇敵愾，浴血抗日。其中，周恩來團結地方實力派共同抗日，爭取地方實力派軍隊協同八路軍、新四軍並肩作戰的舉措，堪稱國共兩黨並肩抗日的典范，也在國共兩黨關系史上留下了一段段動人的佳話。

　　抗戰初期，八路軍、新四軍配合國民黨軍隊抗擊日寇的戰役主要有：太原會戰、徐州會戰和第五戰區內的武漢保衛戰。承擔這些戰役的國民黨軍隊，除湯恩伯、衛立煌等少數部隊屬中央軍外，其余都是晉軍、桂軍、川軍、滇軍和原東北軍、西北軍舊部等地方實力派軍隊。因此，更確切地說，抗戰初期，八路軍、新四軍配合友軍共同抗日，主要是配合地方實力派軍隊共同抗日。

　　1937年8月，周恩來同朱德、葉劍英等赴南京參加最高國防會議，會議期間，他廣泛接觸了馮玉祥，白崇禧、龍雲和劉湘等地方實力派代表，並就抗戰形勢、國共合作等問題同他們交換了看法。9月初，周恩來又同朱德、彭德懷等一行趕到山西抗戰前線，在太和嶺口、太原等地就八路軍配合二戰區友軍的正面抗日、八路軍防區、補給、作戰原則，以及中國軍隊如何堅守山西、組織淪陷區游擊戰爭等問題同閻錫山、傅作義和衛立煌等進行了多次磋商。周恩來應閻錫山之請，隻用一天時間就寫成了二戰區作戰計劃，深得閻的稱贊。⑧這期間，周恩來還指導中共山西黨組織通過爭取閻錫山、趙戴文，在太原成立了名為閻錫山領導、實由中共黨人掌握的戰地總動員委員會，並為戰委會起草了章程，成為抗戰初期少有的、地方性的國共兩黨合作的相對穩定組織。

　　在與閻錫山的會談中，周恩來反復向閻建議，在正面抗擊敵人的同時，要善於運用側擊、伏擊的戰術來打擊敵人。9月底，為了扭轉晉北危局，閻錫山決定在平型關組織對敵伏擊，並邀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共同制定了作戰計劃。根據二戰區第六集團軍總司令部“二十五日平型關出擊計劃”，晉軍楊愛源部擔任平型關正面防御和從平型關西北出擊的任務，八路軍一一五師由東南出擊。24日，八路軍總部向一一五師下達了側擊平型關日軍的命令，同日，周恩來向中共中央發電作了匯報。平型關大捷是八路軍同地方實力派軍隊並肩抗日的典型，也是周恩來、朱德等爭取閻錫山的結果。

　　徐州會戰開始后，周恩來非常關注戰事的發展。1938年3月，白崇禧奉命赴徐州協助李宗仁指揮作戰前，特邀周恩來、葉劍英到其寓所懇談，周恩來告訴白崇禧：在津浦路南段，已令新四軍第四支隊協同李品仙、廖磊二集團軍行動，桂軍應採取以運動戰為主，游擊戰為輔的聯合行動，運動於遼闊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線南段的日軍時刻受到威脅，不敢貿然北上支援南下日軍。同時，在徐州以北，中國軍隊應採取陣地戰與運動戰相結合，守點打援，以達各個擊破。這一建議使白“深加贊賞。他到徐州后協助李宗仁指揮，基本上採取了周公所指出的方針。”⑨之后，周恩來又派張愛萍以八路軍代表的身份去徐州向李宗仁建議：八路軍在華北進行戰略配合，新四軍支隊在津浦線破壞交通，五戰區集中力量在台兒庄一帶山地打一個大勝仗是有可能的。“李宗仁對此感到高興，要張愛萍轉達他對周恩來的感激。”１０徐州會戰期間，毛澤東、周恩來等指揮八路軍、新四軍進行戰斗達400多次，牽制敵五個師團，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戰場的作戰。

　　在南京和武漢期間，周恩來負責指導了新四軍的組建工作，武漢會戰中，他又指揮皖南、皖北、鄂北等地的新四軍積極配合友軍阻敵西進。新四軍一支隊協同川軍二十三集團軍，共同組成左、右兩翼兵團，掩護鎮守安徽貴池煤炭山炮兵部隊，截擊逆江而上的日寇軍艦。新四軍四支隊配合馮治安部、廖磊部等地方實力派軍隊，在（六）安合（肥）公路兩側，先后進行大關、小關、范家崗等戰斗數十次，粉碎了日軍對武漢的迅速包圍。

　　總之，抗戰防御階段，周恩來身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后又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轉戰南北，通過爭取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積極參與了太原會戰和徐州會戰的指揮工作，並指揮八路軍、新四軍配合地方實力派軍隊並肩作戰，有力地打擊了日寇的侵略行徑。周恩來爭取地方實力派共同抗日，無論從合作的層次、程度，還是從合作的內容和形式來說，都塑造了國共兩黨並肩抗日的最高典范。

　　縱橫捭闔，爭取地方實力派的同情和中立，粉碎了頑固派的倒行逆施，維系了全國抗戰局面

　　全國抗戰爆發后，以蔣介石為首的頑固勢力雖然抗日比較積極，但始終沒忘消滅中共，削弱異己，尤其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頑固派更是熱衷摩擦，積極反共，他們在竭力限制八路軍、新四軍發展的同時，也有意識地借抗日和國共磨擦來大大削弱地方實力派的軍事實力。武漢、廣州淪陷后，蔣介石將其中央軍大部撤至大西南，而晉綏軍、原東北軍和西北軍舊部，以及離開本土抗日的川軍、滇軍和桂軍等地方實力派軍隊大都成了無地盤的雜牌軍，蔣介石不許這些軍隊撤至西南，命其在敵后一方面牽制日寇，另一方面同八路軍、新四軍爭奪地盤，制造磨擦，以使之兩敗俱傷。地方實力派派系復雜，其“領導成份也多屬大地主大資產階級”，11他們雖然同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央集團有矛盾，但在階級利益上又有一致性。在頑固派威逼利用、階級矛盾激化等種種因素的推動下，從１９３８年下半年開始，國共之間的磨擦不斷發生，這些磨擦絕大部分都是受頑固派指使，而由地方實力派軍隊執行的。例如：在頑固派的唆使下，１９３９年６月，川軍楊森部制造了“平江慘案”﹔１９３９年９月，桂軍一七二師糾合鄂東地方頑軍程汝懷部制造了“鄂東慘案”﹔１９３９年１２月，晉軍挑起“晉西事變”﹔同年１１月，石友三、孫良誠等西北軍舊部配合閻錫山、朱懷冰等部圍攻太行山區八路軍等。

　　早於１９３８年在武漢時，周恩來就對日益嚴重的國共磨擦有所思考，並向馮玉祥作了分析，馮對“自己不努力，反要阻止他人活動”的頑固派深表不滿，並不斷加深了同周恩來之間的友誼，“這對於我黨以后爭取馮的舊部孫連仲、高樹勛、何基灃、張克俠等都有重要影響。”１２在這期間，周恩來還廣泛爭取了張沖、劉文輝、李宗仁、鄧錫侯等地方實力派代表，並指導中共河南省委成立統戰委員會，全面爭取了當時在豫的商震、於學忠、馮治安、何基灃等地方實力派軍隊。1938年底，李濟深在重慶家中舉辦茶話會，邀請周恩來、葉劍英、馮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座談抗戰形勢，周恩來在講話中再次向在座的地方實力派代表闡述了中共團結抗日的政策，並針對頑固派在許多地方制造磨擦，周恩來希望朋友們協力制止這種逆流。13中共中央后來認識到，中共在抗戰初期“太重視了國共合作（指與國民黨中央的合作——筆者注），甚至幻想一些成果，致完全冷落了各小黨派及地方勢力，且為國民黨所嚇住，反令其易於操縱”。14相比之下，周恩來同志一直高度重視對地方實力派的爭取工作，他也是中共黨內較早地剖析國共磨擦，並設法通過聯合地方實力派來制止頑固派倒行逆施的領導人。

　　鄂東慘案、深縣慘案和平江慘案等磨擦事件發生后，周恩來同志多次向蔣介石及有關當局提出了強烈抗議，並於1939年6月回延安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同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共領導人共同研究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和應採取的對策。經過認真研究，中共中央認為：“抗日統一戰線中的投降危險、分裂危險和倒退危險”是“當前時局中的最大危險”，15而國共之間的磨擦主要表現為：頑固派“利用非嫡系友軍來和我在敵后磨擦，使互相對立，互相削弱”。因此，我們的對策是：“加緊進行爭取友軍（非中央嫡系友軍）的工作，應採取各種方法在友軍上下層中建立廣泛的同情關系，推動其進步，來抵抗國民黨利用這些非嫡系軍隊在敵后與我磨擦的陰謀。”16在這一方針的指引下，中共中央和八路軍、新四軍經過多方努力，使八路軍、新四軍同地方實力派軍隊間的眾多磨擦，譬如晉西事變、蘇北磨擦等都得以和平解決，粉碎了頑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5月，周恩來再次回南方局主持工作，他在工作中認真貫徹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妥協投降的方針。在同頑固派的談判中，他發黨頑固派制造新的磨擦的危險已越來越嚴重，為此，7月24日，他又飛回延安匯報工作，研究對策。8月12 日，中共中央經過研究再次向黨內指示：“在國內爭取中間勢力，特別是爭取二百萬友軍（指地方實力派軍隊——筆者注）……以孤立和分化頑固勢力，仍成為推動時局的中心一環。”17據此，周恩來及其領導下的南方局進一步加強了對地方實力派的爭取工作。先后派李克農、李亞群專做李濟深的統戰工作。1940年11月，《新華日報》專門派記者到昆明訪問龍雲，南方局后來又派李群杰、華崗去昆明同龍雲建立了直接聯系，並在雲南省政府內建立了同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秘密聯系的電台。1942年2月，周恩來在重慶同劉文輝單獨舉行密談，會晤后，經過請示中共中央，周恩來又起草了八路軍與劉文輝二十四軍《抗日合作協定十二條》，並根據協定派王少春、秦惠芬夫婦到雅安劉文輝的司令部建立起與延安直接聯絡的秘密電台。與此同時，南方局派錢鬆甫、江洪夫婦到潘文華處也設立了同延安聯系的秘密電台。

　　周恩來和南方局的上述爭取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當頑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時，除桂系和部分川軍卷人“皖南事變”，其它地方實力派不僅保持了中立的立場，甚至對頑固派的倒行逆施給予了嚴厲的鞭撻。馮玉祥指責說：新四軍抗戰有功，婦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滅，政府方面實沒有方法能挽救人民的反對。李濟深要求顧祝同派醫生給葉挺治病，要陳誠關注葉挺的安全。張沖氣憤地說：“這使我無臉見人。”從此，地方實力派，尤其是西南地方實力派對頑固派更是提高了警惕，感嘆：“新四軍之被解散即為解散地方勢力之先聲。”18因而，更加堅定地走上了聯共抗日拒蔣的道路。中國共產黨通過爭取地方實力派、民主黨派和國民黨民主派等中間勢力，最終打退了頑固派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1943年，頑固派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地方實力派無一響應，頑固派深感孤掌難鳴，在受到中共的堅決反對后被迫中止。

　　抗戰相持階段，國共合作面臨嚴峻的考驗，頑固派妥協投降的危險時刻存在，中共中央通過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特別是爭取其中具有一定政治軍事實力的地方實力派，有效地制止了頑固派的反共磨擦，從而維系了全國的抗戰局面。從上不難看出，周恩來長期戰斗在國統區，對國共磨擦認識較早且較深刻，他充分意識到爭取地方實力派對防范、避免和解決國共磨擦的重要性，並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為中共中央制定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各項策略方針，粉碎頑固派的磨擦陰謀、維系全國抗戰局面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因勢利導，發展同地方實力派的民主合作，推動了大后方民主憲政運動的發展，促進了中國抗戰的勝利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一個雖大卻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抗擊一個雖小卻強的帝國主義國家侵略的戰爭，要取得戰爭的勝利，就必須動員全國各族人民實行全民抗戰，讓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和組織抗日武裝的自由。因此，早在全國抗戰爆發之前，中共中央就向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指出：“抗日與民主互為條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証”，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的任務是“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三大目標而奮斗”，“而爭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則為保証抗戰勝利的中心一環”。19然而，全面抗戰爆發以后，盡管全國人民強烈要求改革國內政治，擴大民主，實行全民抗戰，國民黨統治集團卻頑固奉行隻許政府和軍隊抗日的片面抗戰路線，借口國家處於戰爭狀態，拒絕任何民主改革。更為甚者，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頑固派不僅仍然堅持國民黨一黨專政，而且採取擴大特務組織、禁止言論自由、迫害共產黨人和民主人士等手段，大大強化了法西斯統治，嚴重威脅到中國能否團結抗戰、抗戰能否爭取勝利。在此情況下，中共中央認為：中國改革國內政治已顯得尤為緊迫和重要，“因為敵人在目前，主要的是政治進攻”，中國要堅持抗戰，就要特別加強政治抵抗，且在中國，又隻有盡快解決民主政治問題，“才能加強政治上的抵抗力。”20因此，中共中央再次向全國各族人民、各黨派和團體明確指出：“要廣泛開展憲政運動，力爭民主政治。沒有民主政治，抗日勝利只是幻想。”２１與此同時，國民黨民主派、民主黨派和地方實力派等中間勢力也“痛感自由民主與反內戰而團結之必要”，並從1940年下半年開始在國統區廣泛掀起了民主憲政運動。所以，周恩來同志教導全黨：“現在的大后方，反對蔣介石法西斯獨裁專制的，有許多地方實力派，在這一點上當然可以跟他們聯合。”22

　　為鞏固團結，爭取抗戰勝利，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策略方針，且要求廣大共產黨員及其領導干部，在執行“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政策中，務必克服“那種驕邁的清高態度”和“格格不入的態度”，同中間勢力實行平等、友好的合作，否則，爭取中間勢力，克服投降分裂的政策，“便將成為空談而無法實現”。２３周恩來及其領導下的南方局，模范地貫徹中共中央各項統戰政策，選派了大批共產黨人和民主人士到地方實力派身邊工作，以幫助和教育他們不斷提高政治覺悟，並將中共同地方實力派的統戰關系發展到更高層次，在推動大后方民主憲政運動方面同地方實力派進行了廣泛的民主合作。周恩來在1942年2月會晤劉文輝時，向劉明確表示：堅持抗日、團結、進步，反對投降、分裂、倒退，“關鍵在於堅持民主反對獨裁”，“在反對蔣介石法西斯統治的斗爭中……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能同黨（指共產黨——筆者注）密切聯系，具體配合。”24周恩來的教導為劉文輝指明了政治方向，使其同中共的合作進入了實際配合階段。在周恩來的指導下，南方局通過先期爭取白崇禧，后期爭取李濟深，得以將大批共產黨員、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安排在桂林從事抗日活動。通過爭取龍雲，又將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安排在昆明從事抗日活動。皖南事變后，蔣介石派康澤持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名單抵昆明，要求實行大逮捕，龍雲以“拿不出証據”為由，嚴加拒絕。這些都為大后方民主憲政運動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國統區政治、經濟的腐敗，導致了軍事上的大潰敗。1943年冬至1944年春，為了揭露和制止腐敗，反對投降論調，鞏固團結抗戰並爭取抗戰勝利，大后方人民再次掀起民主斗爭的高潮。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憲政問題》的指示，決定參加憲政運動，以吸引一切民主分子，達到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和建立民主國家的目的。同年9月，林伯渠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上正式提出了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毛澤東、周恩來等先后多次發表了關於“憲政與團結”問題的講話。中共的政治主張通過種種渠道傳達到大后方，為大后方民主憲政運動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地方實力派配合中共、民主黨派和國民黨民主派的行動，也積極參與和支持民主憲政運動。1944年，昆明中共地下黨發起紀念“五四”運動的活動，龍雲對何應欽提出的鎮壓措施，採取敷衍的辦法推辭過去。10月10日和12月25日，中共地下黨又兩次組織昆明社會各界6000余人分別紀念“雙十節”和討袁護國30周年，號召保衛大西南、爭取民主政治，龍雲均給予支持，並派警察到會場維持秩序。同年6月，桂林成立“文化界抗敵協會”，李濟深出任會長，並公開發表演說，抨擊蔣介石集團的失敗主義，要求國民黨當局開放民主、堅持抗戰。經過張瀾的介紹，1944年劉文輝、潘文華秘密加入了民盟，並為張瀾長期提供政治活動經費，同年，龍雲也秘密加入了民盟。在中共和西南地方實力派的共同支持和幫助下，大后方民主憲政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茶，桂林和昆明因其在抗日民主運動中發揮的特殊作用，被分別譽為“文化名城”和“民主營壘”，這既是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的功績，也是周恩來爭取西南地方實力派並與之合作的結晶。所以說，周恩來及其領導下的南方局同地方實力派在抗戰相持階段的民主合作，推動了大后方民主憲政運動的發展，促進了中國抗戰的勝利。

　　綜上所述，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根據各個歷史時期革命斗爭形勢和任務的需要，對國民黨地方實力派作了大量的爭取工作，為建立、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抗戰勝利發揮了巨大作用，也對中共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各項策略方針產生了重大影響。

　　（作者單位：安徽師范大學）

　　注 釋：

　　①、⑦、11、 15、 19、 20 《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746頁、第363頁、第747頁、第616頁、第274和256頁、第588頁。

　　②、③、⑥、⑩、12、 13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一部），第13頁、第25頁、第45頁、第 148頁、第 147頁、第273頁。

　　④ 應德田：《張學良與西安事變》第56頁。

　　⑤《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第123頁。

　　⑧《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第225頁。

　　⑨ 程思遠：政壇回憶》第116頁。

　　14、16、 17《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第612頁、第362頁、第451頁。

　　18《皖南事變》第258頁。

　　21、 23《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八冊，第342頁、第291頁。

　　22《周恩來選集》上卷，第210頁。

　　24 劉文輝：《走到人民陣營的歷史道路》第8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