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十分重視我國從國外引進新技術

　　周總理擔任我國政府總理近30年，每天處理著那麼多的黨和國家大事，但他對我國從國外引進新技術，一貫十分重視，親自過問，具體指導，傾注了大量心血。我把工作中與周總理接觸，聆聽周總理教誨的幾件往事，追記下來，以寄托我的哀思。

　　一

　　為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取得蘇聯對我國建設的技術援助，周總理曾兩度訪問莫斯科。第一次是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第二次是1952年8月至9月。兩次訪問，我都作為隨員一同前往。第一次訪問時，毛主席已先期到達，周總理就住在蘇聯為毛主席提供的斯大林個人那座有名的郊區別墅的樓上。我同幾位同志去看望過周總理，親眼看見他是如何工作的。那時他除了同蘇聯政府談判之外，還協助毛主席通過電訊處理著國內國外的重大問題。在我們看望他的短短時間裡，他不僅同北京通了電話，接見了蘇聯政府派往中國的新的總顧問阿爾希波夫，還准備會見胡志明。這次訪問，除了商談和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之外，周總理還就蘇聯對中國提供技術援助，給予中國長期貸款，向中國派遣專家，以及兩國的長期貿易等問題同蘇聯政府達成了原則協議。

　　周總理第二次訪問蘇聯的時候，我國正在起草第一個五年計劃。周總理和代表團成員（陳雲、李富春等同志）就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方針任務和要求蘇聯援助的項目等問題，同蘇聯政府、斯大林本人交換了意見。9月，周總理歸國，代表團由李富春同志帶隊，繼續留在莫斯科談判。一直到1953年5月達成了協議，確定了蘇聯向中國提供技術援助的項目（即156項）。這156項成為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工業建設的核心。

　　當時朝鮮戰爭正在進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封鎖禁運。受國際局勢制約，我國隻能從蘇聯取得技術援助，沒有別的選擇。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周總理和陳雲同志主持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訂，組織了156項的建設。時至今日，從任何角度來看，156項的建設是成功的。值得指出的是，在對外經濟、技術、文化關系上，周總理並不十分強調向蘇聯“一邊倒”。他在“八大”的發言中說：“我國同世界各國在經濟上、技術上、文化上的聯系，必然會一天比一天發展，因此在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錯誤的。”周總理多次代表政府聲明，我國願同一切國家發展平等互利的貿易關系，從來主張廣泛吸收世界上一切先進的科學技術成果、有益的經驗和有用的人才。他總是尋求機會，力爭打破美國的封鎖，打開與西方國家經濟貿易的僵局。建國后，特別是1954年日內瓦會議前后，周總理利用時機邀請和幫助一大批留在國外的愛國的專家學者，沖破美國的阻撓，輾轉回國，參加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這批專家學者，后來為我國建立科學研究基礎，突破核能、航天等技術，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周總理對工作認真負責，細密周到，時時處處嚴格要求，首先自己作出表率，也以此要求所有干部，這是眾所周知的。在隨同周總理訪蘇期間，有件小事，使我終生難忘。1952年，我國代表團住在莫斯科的蘇維埃旅館，周總理住在另外一個別墅。在為與蘇聯政府談判准備的材料中，有一個林業部提供的關於我國森林面積的表格，其中幾個數字斗不攏來，被周總理發現了。他在電話上狠狠地批評了我一頓，說：“象這樣的差錯和疏忽不能容許！一個年輕人要對自己經手的工作，絕對地負責任。”我對總理的嚴厲批評是完全心服的，並立刻在王鶴壽、李范五等同志的幫助下，核對和校正了所有數字旭對自己沒有做好工作而感到有些悔恨。第二天，周總理來到代表團住地看望大家，在午餐桌上他特地端起一杯白蘭地同我碰杯。周總理這一舉動的意思是明白的，他出於對干部的關心和愛護，要我不要因為受了點批評就抬不起頭來。周總理的這些批評，30多年來我時刻銘記在心，常常問問自己在工作中是否盡了應盡的責任，這使我少犯了許多錯誤。

　　二

　　60年代初，赫魯曉夫突然撕毀了對我國進行技術援助的協議，撤回了全部專家。在國內，“大躍進”的破壞性影響，農業的歉收，使人民生活和整個國民經濟陷入了極度困難。同時，美國繼續敵視和封鎖我國，在印度支那發動了侵略戰爭。蔣介石還不斷叫囂反攻大陸。在這種困難情況下，由於周總理主持的外交工作的勝利，我國同許多亞非國家建立了友好的外交關系，同一些西方國家也保持和發展著半官方的貿易關系。

　　1962年，執行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的方針已收到初步效果，當時最迫切的問題還是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即農業、紡織、輕工和化學工業的問題。面對這種形勢，周總理認為，為了解決“吃、穿、用”問題，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長遠目標，需要設法打開一條路子從西方國家引進技術。

　　1962年下半年，周總理召開了有各位副總理、計委、科委、外貿部和各工業部門參加的一系列會議，並聽取了出國訪問的專家和外貿部門的匯報，這些會議和匯報反映的情況是：二次大戰以來，雖然世界上局部戰爭不斷，但是資本主義世界在經濟上和科學技術上都有了發展，國際貿易在不斷擴大，尤其是西方的化學工業在技術上有了新的突破，有機合成和石油化工方面出現了許多新的合成材料，如各種合成纖維、合成橡膠、新型塑料等，合成氨設備的大型化，使化肥工業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外交和外貿部門的同志認為，盡管美國竭力阻撓，但從某些西方國家進口某些技術裝備是有可能的。

　　在1962年10月的一次會議上，周總理提出，結合我國當前和長遠需要，首先應當爭取從資本主義國家進口制造化學纖維、化學肥料和石油裂解的成套設備，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以建立我國石油化學工業的基礎，並逐步解決迫切的“吃、穿、用”問題。這次會上，決定成立一個化纖小組和一個化肥小組，總理指定由我任組長，錢之光同志和李蘇同志分別任副組長。會上責成兩個小組召集專家認真討論，綜合平衡，提出進口化纖和化肥成套設備的建議，然后向他報告。

　　當時，我國沒有同資本主義國家作成套設備貿易的經驗，也沒有多少外匯可用於進口成套設備，所以對進口項目的選擇必須十分慎重。周總理為討論進口成套設備問題召開過十幾次會議，並多次聽專家和干部匯報。周總理在指導新技術引進工作中，充分體現了他的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扎實嚴謹的工作作風，對問題的各個方面總是反復周密考慮，傾聽專家和干部的各種不同意見，然后作出決定。

　　這個時候，有可能向我國提供成套設備技術的西方國家都還未同我國建立外交關系（英國是“半建交”）。一般說，這些國家的企業界是願意同我們做生意的，但是他們的政府因受到美國的壓力而顧慮重重。周總理說，“看來，進口成套設備，不僅是技術問題、經濟問題，而且是政治斗爭”。又說，“我們從這些國家購買成套設備可以產生以貿易促外交，以民間促政府的作用”。周總理一方面強調引進技術對實現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意義，另一方面又指出引進技術同外交斗爭的緊密聯系。在周總理看來，引進技術是政治、經濟、技術的統一。

　　1964年，戴高樂堅決頂住美國的壓力，宣布同中國建交，這是我國又一次外交勝利。戴高樂的目光是注視著中國這個有巨大潛力的市場的。

　　周總理一貫堅持自力更生的方針，認為引進技術能夠增強我國自力更生的能力。但是他在處理技術引進問題時處處表現了高度的靈活性。例如：

　　--進口成套設備延期付款問題。從西方國家進口成套設備，如果出口廠家能從國家銀行取得出口信貸，則可以實行延期付款。討論中有同志提出，延期付款等於借外債，要考慮中國不借外債的政策問題。周總理開始傾向於不搞延期付款。但在聽取了各種意見之后，同意了這樣一種觀點：即同資本主義國家打交道，就要按資本主義世界的貿易做法和貿易慣例進行，既然延期付款是企業間的商業行為而不是政府間貸款，可以不看作借外債。周總理最后決定，隻要有利於加速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有利於進口更多有用的必要的項目，應當爭取延期付款。他針對某些國家在技術貿易上對我歧視的情況說：“貿易應當平等互利嘛，為什麼他們可以向別的國家提供延期付款，而不給中國？”1963年6月我國和日本簽訂了第一個採取延期付款方式進口維尼綸設備的合同，相繼又同英國、荷蘭、法國、意大利等國簽訂了類似的合同。我國進口成套設備的局面初步打開了。當時也有的國家如西德，不敢違抗美國政府的旨意，不肯接受延期付款。鑒於這些項目（石油裂解和烯烴分離設備）是我國所急需，周總理同意靈活處理，採取現匯支付，但是價格要壓低。

　　--廠址選擇問題。中央有過原則規定，從西方國家進口的項目不得建在西南、西北和邊防要地。在談判過程中發現，有些項目必須設在內地。例如利用天然氣為原料的化肥廠必須建在天然氣產地瀘州。石油化工廠的廠址有過幾個方案，最后認定以設在蘭州依托玉門原油和蘭州化工廠為合理。為了爭取時間，把項目迅速建成投產，並取得最佳的效果，周總理全面權衡后建議中央批准這兩個廠的廠址分別選在瀘州納溪和蘭州西固。

　　--由於進口設備項目建在內地，這就產生了一個某些內地要對外國人開放的問題。合同規定，外國廠家要派出技術專家和工人到建設現場，負責設備的質量檢驗、安裝、試車、投產的技術指導，並保証生產達到規定的指標。如果不允許他們進入內地，他們就不能履行合同的保証責任。經過討論，周總理認為，應當讓這些外國人進入內地執行合同，同時要做周密的工作，這就是：

　　一、允許這些外國人按規定的路線進入指定地點並劃給一定的活動范圍，便於他們執行合同。

　　二、通報各地黨和政府，說明建設這些項目的作用和理由，要他們全面負責，加強對這項工作的領導和管理。

　　三、闡明政策。這些外國人都是技術專家、熟練工人和經理人員，這是送上門來的工作對象，要對他們做工作。我們應當表現出社會主義國家的風度，平等地友好地對待他們。同時也要警惕其中個別的壞人。

　　四、做好群眾教育工作。要各地黨和政府負責對外國人工作的地點以及他們路經的城市、鄉鎮農村所能接觸到的干部群眾，都要進行廣泛深入的思想工作，把政策交給群眾，做到家喻戶曉。

　　按周總理的指示，經過周密的部署和有效的工作，從1962年到1966年，對來華的外國專家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沒有發生什麼問題。他們歸國后的反映，一般是良好的。在國內，社會風氣沒有因為局部對外開放而產生消極作用。

　　周總理對這些進口項目建設的組織也十分關心。我們一般是採取類似建設156項那樣“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建設方法，部門、地方都全力以赴。所以，“文化大革命”以前建成或基本建成的項目，都能按期建成，順利投產，收到很好的效果。例如從日本進口建在北京的維尼綸廠，1963年6月簽約，1965年9月建成，一次投產成功，生產運行正常，把合同進度提前了7個月，干脆利索，贏得了國內外的普遍贊譽。瀘州化肥廠（合成氨廠及尿素廠）和幾個較小的機械廠的建設都是類似的情況。

　　1965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批准了新技術引進小組（前身是化纖小組和化肥小組）的規劃，擴大了新技術引進的范圍，增列了談判成交、詢價和考察的項目，其中僅准備談判成交的有50多項，其中包括了許多直到70∼80年代才談判成交的項目，如1．7米軋機、新的石油化工項目、電子工業項目等等。從1962年到1966年，同西方國家談判成交簽約的大小成套設備項目20余項，合同金額約3億美元，其中到1966年底前建成5~6項。這些項目的內容主要是石油化工系統的石油裂解、烯烴分離、合成纖維（維尼綸、腈綸、丙綸等）、合成橡膠、塑料（聚乙烯、聚丙烯等）、大型化肥廠和全循環法尿素廠、丁醇辛醇廠、鉑重整廠等。此外還引進了氧氣頂吹煉鋼設備、石油勘探和深井鑽探設備、先進施工機械、先進金屬礦山開採設備等。這些項目多數碰上了“文化大革命”，有的拖了上10年，到70年代后期才建成投產。

　　這一段的新技術引進工作，雖然規模不算很大，項目也不多，但是意義重大。它是我國的技術引進從單純面向蘇聯，改為面向西方、面向世界的一個轉變。有些項目的引進，填補了我國工業技術的某些空白，提高了我國工業，特別是石油化工的技術水平。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認為，這次引進為70年代的引進和后來的對外開放政策准備了條件（物質、經驗和干部）。

　　周總理工作細心是出了名的，但是他的工作細到這樣的程度，令人吃驚。最近從檔案中發現周總理1962年對去日本考察維尼綸項目的報告的一份批件，他對考察小組的活動方案、人員名單、出國日期都親筆修改核定，並指明要小組於年前歸國。另外一件事也很使我感動。1963年4月的一個夜晚，周總理叫我到西花廳向他匯報從日本進口維尼綸設備的合同文本問題。我走到他的辦公室，時鐘已經指向12點了。周總理正在燈下批閱文件，他抬起頭來逐條詳細詢問了合同文本中延期付款的條款和計算方法等問題，最后囑咐我通知富春同志，以后要在長期計劃中把進口成套設備的用匯打足，不要因為年度外匯出問題而對這些項目“剎車”。后來我才理解，周總理所以把這項工作管得這麼細，是考慮為了令后大規模進口成套設備取得第一手經驗。其次，他時刻關心著我國外匯的平衡問題。

　　三

　　“文化大革命”打亂了周總理的工作部署和經中央批准的新技術引進規劃。林彪“四人幫”煽動起極左思潮，批判所謂“洋奴哲學、爬行主義和賣國主義”，把矛頭指向新技術引進，指向周總理。周總理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千方百計地維持著國民經濟的運行，保持著對外貿易不致完全中斷，以維護我國的對外信譽。新技術引進，在周總理面前，暫時隻能迫不得已地擺在一個次要的位置上。在社會大動亂中，新技術引進工作停頓了。

　　作為“賣國主義”典型被大肆批判的一個項目，是1966年我國與瑞士蘇爾壽公司簽訂的船用柴油機制造技術轉讓合同。這是我國與西方簽訂的第一個技術貿易合同。合同條款是國際上最普通的一種技術轉讓方法。在“四人幫”煽動下，上海有些人起來發難，說這個合同是出賣國家機密，出賣社會主義企業，是一個“賣國主義”的合同。並在報紙上宣傳，上海已經自行設計和制造出8800馬力的船用柴油機，再引進外國技術是扼殺我國的科技事業和造機工業。1967-1968年在北京開過多次批判大會，批斗迫害科委、交通部、六機部的領導干部。鑒於合同實在無法執行下去，周總理隻好通知外貿部門和瑞方商量，暫時中止合同的執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十幾年之后，六機部為了發展我國造船業，於1978年又報請李先念同志批准，恢復了與蘇爾壽公司的合同。此外，還引進了丹麥、西德、法國、日本等國的柴油機制造技術，使我國船用柴油機制造業迅速改變了面貌，跟上了世界的發展。

　　1966到1971年我國技術引進工作被迫中斷了。新項目的談判考察完全停了下來，正在施工的項目或是完全停工，或是停停打打勉強維持著施工。按合同在中國蘭州、太原等地工作的外國專家在“文革”的炮火中紛紛離開中國。這幾年，恰恰是世界經濟持續發展和國際貿易迅速擴大的幾年，日本、西歐國家和亞洲“四小”正是借這個時機取得了最快的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的。我國卻喪失了時機，在經濟上、技術上同世界的差距越來越拉大了。

　　如果說“文化大革命”的頭五年是技術引進停頓時期，那麼從1972年到周總理病重逝世是技術引進重新恢復，而又在“四人幫”的干擾破壞下艱難前進的時期。

　　1971年9月林彪叛逃，毛主席指定由周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總理在處理一批迫切的軍事、政治、外交問題之外，還趁機恢復了一大批靠邊站的老干部的工作職務。在國際上，我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同美國、日本和西方國家相繼建立了外交關系。

　　1972年2月，周總理取得毛主席的同意，批准了國家計委經李先念、余秋裡等同志精心研究的關於開展對外經濟技術合作的報告。報告建議利用當前有利的國際環境從西方國家進口 13套大化肥、4套大乙烯（即石油化工廠）和1套1．7米軋機等重大成套設備，共需外匯43億美元，所以稱為“43方案”。這個方案的執行，一般說是順利的，振奮人心的。對外考察、詢價、談判活動逐步展開。我就是在1972年4月由總理指名從干校調到外貿部參加“43方案”工作的。

　　“43方案”的項目，自1973年以后陸續簽約、執行。此外，這個時期總理還批准了從英國引進斯貝飛機發動機制造技術。他乘尼克鬆訪華的時機，從美國引進了我國急需的兩個衛星地面接收站、飛機慣性導航設備，還購買了一批美國大型客機。在李先念同志倡議下，周總理還批准了交通部利用香港周轉外匯購買外國二手船，幾年之內形成了一個幾百萬載重噸的強大遠洋船隊。所有這些對外活動，都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和技術提高起了積極的作用。

　　1972年開始的技術引進和對外經濟技術合作的勢頭，到1973年底發生了逆轉。周總理得了重病，他心力交瘁，強力支撐。林彪集團反革命陰謀的敗露對“四人幫”是一次猛烈的沖擊，他們曾一度暫時退縮，盤算著怎麼洗刷自己，可這時他們又重新集結力量，進行反扑了。“四人幫”發動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運動，再次把矛頭指向周總理。江青炮制的所謂“蝸牛事件”、“風慶輪事件”等等，掀起了批判所謂“爬行主義、洋奴哲學和賣國主義”的新浪潮。一切技術引進和外貿工作無法正常進行下去，有的隻能勉強維持門面。

　　盡管1972年以后的國際環境十分有利，使我國具備了大規模引進技術和實行對外開放的外部條件，但是國內“左”的思潮甚囂塵上，加上“四人幫”的破壞搗亂和無理取鬧，所以1974年以后，周總理的工作處境更加困難。我國的國民經濟步履艱難、進展遲緩，瀕臨崩潰的邊緣。這個時期我國同世界上主要國家的經濟技術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繼續擴大。

　　得知周總理病重的消息，人們無不心情沉重。我最后一次看見周總理是在1974年國慶招待會上。周總理出現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入口時，會場內一陣激動。周總理登台致辭了，在場的人，包括許多外賓都拼命鼓掌、歡呼，我禁不住熱淚盈眶。雖然周總理的面貌消瘦了一些，但他那簡潔的語言、滿洒的風度、鏗鏘的聲音、有力的手勢，完全是原來的樣子。這使大家的心裡燃起了希望：周總理的健康恢復了，不久他將出來領導我們的工作了。我們多麼需要周總理啊！可后來我們才知道，這個時候周總理的病情已經十分嚴重了，他是忍著巨大的病痛，以非凡的毅力來出席這次招待會，見同志們一面的。

　　四

　　回顧30多年來周總理領導我們進行的新技術引進工作，我有以下幾點體會：

　　一、在各個歷史時期，周總理根據當時國際條件的可能，苦心孤詣地通過各種途徑，尋求一切機會，擴大我國的對外經濟技術關系，發展國際貿易，進口成套設備，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周總理認為隻有這樣才能加快實現我國的現代化特別是科技的現代化，並且通過引進，促進我國技術的進步、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無論是50年代的156項，還是60年代改從西方進口成套設備，70年代的“43方案”，周總理都是全力以赴。雖然由於種種原因，其中某些引進並不是很成功的，結果也不是完全令人滿意的，但周總理是傾注了全部精力，竭盡了一切可能的。周總理一直走在我國開拓同世界經濟、技術和文化聯系的前列。

　　過去沒有，也不可能提出對外開放的口號。拿過去的引進和今天的對外開放相比，無論是引進的內容和規模，開放的廣度和深度，都不可同日而語，而且今天的開放比過去的引進有了質的變化。不過，研究歷史問題要從不同時代的具體歷史條件出發。1973年以前的國際環境，周總理在世時的國內條件，都不可能實行今天這樣的對外開放政策，也不可能提出對外開放的口號。少數論者認為，建國后30年的中國經濟是閉關鎖國的封閉型經濟。這個論點是值得商榷的，最低限度它忽視了這樣一個歷史事實，即美國及其仆從國家從新中國成立到1972年，長期敵視、封鎖我國，而我國一直為打破封鎖，參加國際貿易行列而進行著斗爭。

　　二、周總理在新技術引進中做了大量工作，功績是有目共睹的。他在工作中提出的一些方針、原則、政策、做法，在實行改革開放的今天，仍然有許多是值得我們研究和學習的。例如：

　　--周總理提出處理對外經濟關系要政治、經濟、技術統一的原則。他考慮引進問題不光看技術上是否先進，而且要看它的經濟效果和是否適合我國的國情。所謂政治，不僅是指項目與外交政治斗爭的關系，而且是指這個項目在全局中的地位。周總理在一次國務院會議上說，“我這個會議從來是不討論單純技術問題的”。

　　--根據國際形勢及時調整戰略方針。50年代我國隻能從蘇聯取得技術援助，但是周總理的目光卻同時注視著全世界，尋求機會開展同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引進有用人才。1962年，周總理認為時機成熟，及時地把對外貿易的重點和引進技術的對象轉移到資本主義世界。當“文化大革命”還在激烈進行中，周總理抓住了聯合國恢復我國合法席位，與美、日等西方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有利國際環境，於1972年2月頂住“四人幫”的反對，利用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時機，取得毛主席的同意，提出更大規模地進口成套設備的“43方案”，並且不斷排除“四人幫”的干攏破壞，把這個方案堅持執行下去。各個時期周總理所採取的技術引進的戰略方針，令天檢驗起來可以說都是非常及時的。

　　--突出重點，保証重點。周總理對引進的行業、引進的項目、引進的對象，在不同時期都要求突出重點。例如60年代開始引進的重點行業是石油化工，1964年逐步擴大到鋼鐵、機械、電子。在引進的重點行業中周總理著重抓第一個項目，從引進和建設的條件上予以重點保証，迅速建成，以取得經驗，發揮效益。在歷次引進中，各部門常常希望本部門能夠引進更多的項目，周總理反對項目過多而失去重點。他批評這種要求是貪多求洋，飢不擇食。他主張實事求是，從國力出發，講求實效，從國家計劃上保証重點項目。

　　--對行將對外開放的地區事先做好充分准備工作，對群眾進行政策教育，防止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

　　三、在周總理領導下做工作，感人至深的是他那種虛懷若谷、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風和嚴肅認真、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周總理對待他接觸到的干部、群眾，不論是中國人、外國人，一律是平等的態度。他對人的關心體貼，可謂無微不至。周總理是最民主的，他在會議上鼓勵人們講不同意見，而且細心傾聽，讓人把話講完。他曾說：李世民“能聽魏征的反對意見，‘兼聽則明’，把唐朝搞得興盛起來。他們是君臣關系，還能做到這樣，我們是同志關系就更應該能聽真話了”。這些話都是老話，但是值得我們時常重溫。周總理對工作嚴肅認真細密周到，一些問題本來是應當由我們這些做具體工作的人想到的，他卻替我們考慮周到了。周總理的工作態度使身歷其境的人從內心裡理解什麼才是對黨的事業絕對負責，什麼才是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見過周總理的人都記得，周總理胸前長年佩戴著一枚“為人民服務”的小徽章，這五個字他是一生拳拳服膺的。周總理工作起來不眠不休，不知疲倦為何物。他辦完一件事有時也舒展一下，露出一絲微笑，細心的人會體察到，這不僅是勝利的喜悅，而且是一個共產黨員盡了自己一份應盡的力量之后的內心的滿足。幾十年來每當我想起周總理的工作精神、音容笑貌，就覺得自己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感到非常慚愧。

　　四、從古到今，世界上出現過許多杰出以至偉大的人物，他們推動歷史前進的業績受到人們的敬仰，他們的逝世引起人們的悲痛和懷念。但是隨著時光的流逝，人們對他們的哀思也往往就淡薄下去。周總理逝世了，但是一想到他，人們的心情就不能平靜。在全國、在國外，歷史學家們對周恩來的研究成了一個熱門課題。時間過去越久，周恩來的形象和影響在中國人民和世界進步人類的心中越高大，越深遠。人們更加思念他。

　　周總理是具備了一切作為世界偉人所應當具備的品格和特點的。這就是：才華出眾、智力超群、思維敏捷、意志堅強、精力過人、學識淵博、經驗豐富、知人善任、敏銳的觀察能力、靈活的應變能力、遠大的戰略眼光、廣泛的世界知識和彬彬有禮的風度。一個外國人說，周恩來具有一種特有的魅力，他能夠把他所認識和接觸的各種各樣的人，甚至包括他的敵人，吸引到他的周圍。所有這些品格是一般人所難以學到或者是學不到的。

　　周總理曾說：“領袖是人不是神”。周總理是人。人，都不可避免地會犯錯誤，周總理生前從來不諱言他在歷史上曾經犯過錯誤。國內外的人們對周總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是非功過可能有種種議論。但了解周總理的人都相信，而且將來的歷史研究也會証實：即使周總理有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也決不會是出於什麼個人私利目的的。

　　我認為，周總理身上最根本的和最難得的一點是他的高尚品德，是他的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是他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這種精神不是口頭說說，而是身體力行，貫徹於他一生全部實踐中的。周總理立身處世，對黨對人民，絲毫不摻雜一點個人的東西，所以他能夠真正做到無私、無我。因此，他關心和愛護干部群眾﹔干部群眾也由衷地愛戴他，懷念他。他和群眾的心是相通的，是心心相印的。周總理的這種品德也是很難學到的，但作為共產黨員，隻要認真地去學，努力實踐，總是可以學到一些以至全部學到的。我認為今天應當提倡學習這種周恩來精神，進一步地研究周恩來，學習周恩來。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