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為限制“文化大革命”發動范圍所作的三次努力

　　“文化大革命”是２０世紀６０年代中華大地上發生的一場以內亂為基本特征的“左”傾政治運動，為害頗深。面對突如其來的“革命”風暴，當年的周恩來深知必須做“弄潮兒”，既不能旁觀，又不可阻擋，隻有因勢利導，作韌性的努力，進行艱難曲折的抗爭。考察“文革”初期（１９６６年８至１２月），他在非常困難的處境中為維持國民經濟正常運轉，限制運動發動范圍所作的三次努力，真不愧為“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①的典范。

　　利用“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力圖使革命和生產兩不誤，把運動阻於生產領域外

　　１９６６年８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周恩來無法阻止這場所謂的“政治大革命”，能做的就是盡量爭取毛澤東的支持，限制運動的發動范圍，避免對國民經濟的更大沖擊。

　　運動剛發動時，周恩來就認識到它的非同尋常。因此，八屆十一中全會討論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時，他即與陶鑄向毛澤東建議，首次寫上了“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著重強調“保証文化革命和生產兩不誤”，批評“把文化大革命，同發展生產力對立起來，這種看法是不對的”。雖然這一口號有當時歷史條件下不可避免的特定含義和片面性，但畢竟反映了廣大干部要求穩定局勢，發展生產的願望，得到群眾的一致擁護，也成為周恩來抵制“左”傾錯誤的有力武器。

　　按毛澤東的意圖，八屆十一中全會后由上升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第２位的林彪主持中央工作，但他隻主持了幾次會議就不再管，中央日常工作實際由周恩來負責（林彪還是名義上的主持，也經常插手一些工作，這是周恩來處境艱難的一個特點）。他在陶鑄等協助下站到了斗爭前沿。但“文化大革命”究意怎麼搞？搞多長時間，要達到一個什麼目標？周恩來當時並不清楚，只是從自己的理解出發，認為不會持續太長，擔心影響生產。所以，８月１４日他在會見波蘭駐華大使時說：這次運動主要是解決思想文化、風俗習慣方面的問題，是個長期工作，“我們以文化革命為綱，抓革命、促生產，生產是在繼續發展。”②１８日，在陪同毛澤東、林彪接見紅衛兵及群眾代表時，與林彪的煽動性講話不同，他特別強調：各地的革命師生，“主要的任務都是把本單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③正因為他這樣理解“文化大革命”，才向毛澤東提過中央和國家機關的運動到１０月中旬告一段落的設想。④

　　與周恩來的願望相反，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之后，造反小將們不僅把本單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得轟轟烈烈，而且響應毛澤東“造反有理”的號召殺向社會，“停課鬧革命”帶來遍及全國的大串連，社會開始動蕩，生產秩序被打亂。周恩來心急如焚，一批又一批地接見紅衛兵，不斷說服引導，宣傳解釋黨的政策，力圖使造反行動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要“把洪水納入河道中”。

　　８月下旬，周恩來指示北京市委在勞動人民文化宮成立“北京市大、中學校紅衛兵聯絡總站”，是其努力的一個重要步驟。在這裡，他以黨中央、國務院名義設立辦公室，不斷召開各種座談會，竭盡全力引導他們正確處理“革命”與“生產”的關系。９月５日，他在北京市中等學校紅衛兵座談會上講話，明確提出革命的目的還是為了促進生產，工廠和學校不同，不能把生產停下來，放假鬧革命。他說，我們既要革命，還要生產，否則吃什麼？用什麼？９月初他還對派到國務院協助抓工業的余秋裡、谷牧兩人不無擔憂地說：你們可得幫我把住經濟工作這個關啊！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絕不能停。生產停了，國家怎麼辦？不種田了，沒有糧食吃，人民怎麼活下去？還能鬧什麼革命？

　　周恩來對別人這樣說，自己也這樣做。除上述措施外，他還採取一系列行政手段，從管理入手限制“文化大革命”的沖擊范圍，希圖達到保護和發展生產的目的。

　　８月２３日，他審定李富春與李先念、譚震林等人依據《十六條》精神擬定的國務院８個口（外交、文教、科學３口除外）的機關進行“文化大革命”的１０條意見稿，主要精神是加強對運動的領導，保護國家機密﹔注意保護一部分受到沖擊的領導干部等。周恩來在一旁批注說：這１０條意見同樣適用於外事、文教、科學３口。由此可見，他不僅認為運動尚未全面發動起來的國務院各機關應有個約束，就是運動已經搞起來的文教科等部門也應加強領導。由於江青等人的干擾，這 １０條意見被毛澤東以已有“十六條”為由而否定。８月３１日，周恩來又審閱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體問題的通知稿，意圖保護黨和國家的要害部門、機密部門和單位。這是周恩來根據當時形勢變化，為避免“造反派”的沖擊，指示陶鑄等人起草的，准備下發到縣團級，但９月１日通知送毛澤東批發時，由於江青等的反對，又沒有下文。９月２日，他又親自主持起草《有關紅衛兵的幾點意見》（未定稿），對紅衛兵運動提出１０條要求，強調組織行動要有紀律性﹔要學習和掌握黨的政策，分清敵我友，團結大多數﹔要保証黨和國家職能部門對內對外工作及國民經濟動脈的鐵路運輸等“不受影響”。其中特別強調，“要保障廠礦的生產和基本建設不受影響，科研機關的科學實驗的中間性生產不致停頓，尖端技術的廠區不被闖入，尖端技術資料不受損失，服務醫療事業不致中斷。”⑤

　　這份意見稿是前兩份未能下發文件的進一步補充和具體化，中心內容很一致，即革命要進行，但必須限定在一定范圍內，不能沖擊生產和國家職能部門。為了早日使其下發，周恩來３日凌晨進行最后修改，當天上午即開會討論。會上，陶鑄、陳毅等多數同志均贊成，“中央文革”顧問康生等卻持否定態度，認為文件發下去有“包辦”、“代替”、“破壞”文化大革命的危險。這樣，周恩來等人的正確意見和行動再次受阻。

　　面對一次又一次地被否決，周恩來堅持不懈，不斷做工作，不斷調整斗爭策略。

　　紅衛兵“大串連”進入高潮后，鐵路運輸面臨極大壓力。周恩來不得不承擔起一切組織接待、生活安排、宣傳教育等工作。與此同時，每天還要親自過問、審看生產報表、貨運計劃、煤炭產量、貨運供應等。他特別要求鐵道部要精心編制運輸計劃明細表，多次指出：無論多麼困難，都要妥善處理好學生串連與生產建設的關系。首先，必須安排好維持生產建設所必須的貨運量，然后在客運計劃中留有一定余力以應付學生串連之需。周恩來擔心鐵路停斷和堵塞，從而導致整個國民經濟癱瘓。為此，他讓谷牧在９月底突擊起草了一個不得隨便干擾鐵路航運秩序的通知稿，強調運動要嚴格限制在一定范圍內，不得影響生產和生活供應。

　　９月７日，陶鑄根據周恩來指示主持起草的《人民日報》社論《抓革命、促生產》發表（簡稱“九七”社論），強調革命不能影響生產，而應是“革命和生產兩不誤”﹔要求各生產單位和業務部門成立一個專抓業務生產的領導班子﹔廣大勞動者“應當堅守生產崗位”，學生不要到農村和工廠去干預那裡的生產和革命。接著，周恩來在接見外地來京學生大會和中國科學院辯論大會上都提到這篇社論，要求大家好好學習。在后一個會上，他說：我們在進行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綱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又要推動其他兩大革命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這就是今天《人民日報》社論的精神。憑我們的責任來說，我不能夠看著這樣的情況繼續下去。不能在進行文化大革命當中，使我們最緊急、最需要的業務受到影響。

　　總之，在“文革”發動的最初階段，從八屆十一中全會到“九七”社論發表，周恩來的堅定信念和斗爭目標，就是“生產絕不能停”。其基本策略，是利用“抓革命、促生產”這個誰也不能反對的口號，在宣傳“以文化大革命為綱”的同時，有側重地突出抓生產、抓業務等思想，力圖使“革命”和生產互不干擾或干擾較小。這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一種特殊斗爭策略。

　　主持中央兩個文件的起草，進一步限制“文革”在工廠、農村的發動范圍

　　上述種種努力，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運動初期對生產建設的破壞性影響，但種種事實說明，運動正在突破原定范圍，向著周恩來最擔心的方向發展。

　　首先，全國各地串連來京的學生到９月初已達３４萬人之多，總趨勢仍在增加。其次，紅衛兵運動對生產建設造成巨大沖擊，工礦企業和廣大農村不少基層單位干部被打倒或出走，生產無人負責。９月４日凌晨，周恩來看到了《要事匯報》中黑龍江省雙城縣的嚴重情況：縣委和縣委書記都被斗跨了，全縣２１個公社已有11個公社和生產隊“炮打了司令部”，不少公社、大隊、生產隊的領導陷於癱瘓。秋收臨近，怎麼辦？要求中央盡快給予明確指示。⑥實際上，周恩來案頭的情況反映不隻黑龍江一地，全國好些地方如江蘇、江西等都類似。面對各地告急的來電和沉甸甸的現實，周恩來感到問題的嚴重性，一則時逢“三秋”（收、種、購）大忙季節，生產不能無人抓﹔二則與前相比，運動的范圍一步步被突破，如今工人、農民也開始離開生產崗位，四處串連，互相斗爭起來了。

　　為防事態蔓延和擴大，必須調整斗爭策略，力爭毛澤東的支持，並採取強有力的措施加以約束，辦法就是立即制定關於工廠、農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有關規定。鑒於上幾次制定文件時，“中央文革”一再阻撓，周恩來決定把有關材料直報毛澤東。

　　主意定下后，周恩來先與陶鑄商量，又找李富春，要他同李先念、譚震林、余秋裡、谷牧等協商起草有關文件。由於他們對運動的理解和擔憂比較一致，加以前幾次起草文件的良好基礎，很快就將擬定的《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簡稱“農村五條）和《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簡稱“工廠六條”）兩個文件送周恩來審定，主旨是限制“文革”在工廠、農村發動的范圍。

　　周恩來於９月８日召集中央政治局碰頭會討論。會上，“中央文革”仍揮舞“革命”的大棒加以反對，斷言運動正處於高潮，突然下發這樣的文件，會給運動潑冷水，等等。根據以往斗爭經驗，周恩來毫不讓步，堅持要把兩個文件發下去。會后，他直接將兩個文件及黑龍江、江蘇、江西等地來電反映的有關材料一並報送毛澤東，並附信要求“在政治局討論一次”。毛澤東 ９月 １４日批示：“可照發，不要討論了。”⑦同日，兩份文件以中共中央名義下發全黨。文件重申：前此中央於７月２日、２２日下發的《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和補充通知仍然有效，同時針對近期出現的嚴重情況做出若干新的應急規定：工、農、交通、財貿等部門立即加強或組成各級指揮機構，組織抓革命和抓生產業務兩個班子，確保生產等工作的正常進行﹔各有關單位和行業的文化大革命放在業余時間搞﹔學生和紅衛兵不要進入上述單位去串連，縣以下各級干部和社員不要外出串連﹔已經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單位不採取群眾直接罷官的做法，應在黨委領導下進行，未開展的單位可推遲進行﹔領導班子已癱瘓的，應迅速調整干部，成立生產指揮機構，把各項工作全面抓起來。

　　如果說“抓革命、促生產”口號是周恩來抵制“左”傾錯誤，維護國民經濟正常運轉，限制“文革”發動范圍的第一次努力，那麼這兩個文件就是周恩來第二次努力的結果。它們有利地支持了各地黨委的工作，抵制了“文革”對生產的大沖擊，全國城鄉生產秩序相對穩定，基層一線干部群眾普遍歡迎。然而，這卻招致林彪及“中央文革”一伙所謂“革命左派”的強烈不滿，周恩來不得不為文件的切實貫徹執行，繼續進行各種努力。

　　文件下發第二天（９月１５日），周恩來陪同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接見來京串連的師生和紅衛兵，並在林彪之后講話。講話著重強調“革命”應有領導、有范圍，應促進或不影響生產：“搞好工農業生產，關系很大。這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廣大的工人、公社社員、科學技術人員和機關企業干部，都應當堅守生產崗位，不失時機地掌握生產環節，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煥發起來的沖天干勁，用到工農業生產和科學實驗中去。”“為了有利於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大中學校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現在不要到工廠、企業單位和縣以下的機關、農村人民公社去進行串連，工廠、農村不能像學校那樣放假，停止生產來革命。⑧這實際是借機宣傳中央的兩個文件。

　　為了使兩個文件迅速發生作用，周恩來還集中抓了“文化大革命”中有關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問題。９月１４日，他主持中央碰頭會，商定先由各部門指定專人就有關政策進行調查，提出問題再報中央討論。１６日，再次主持碰頭會，討論李先念起草的《關於財政貿易和手工業方面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就公私合營企業、大型合作商店改為國營和允許小商小販、個體勞動者存在等作了明確規定。２４日，主持中央碰頭會，就在上海串連的北京紅衛兵准備強制一二百名資本家游街示眾一事，商討給華東局等組織的電報稿，強調必須嚴格執行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決定，明令停止。與此同時，對一些民主黨派人士和少數民族地區的代表人物、高級知識分子、華僑代表，周恩來都給以特別關照，親自擬定國慶上天安門和觀禮台名單，以顯示黨中央的政策。

　　然而，上述種種努力都被林彪、江青等人誣為“以生產壓革命”，特別是周恩來 ９月 １５日在天安門的講話，竟被攻擊為“大毒草”。在一次中央碰頭會上，江青氣洶洶地指著陶鑄說：“用生產壓革命，真是豈有此理。你們下文件，發社論，叫農村、工礦不要革命。把以前的文件都收回來。”陶鑄也毫不相讓，說：“那是中央的決定，我個人沒有這個權力。”江青又轉向周恩來：“總理，你可要說話，這是什麼態度。你現在就說，那些文件收不收？”周恩來正色反問：“生產搞亂了，我們去喝西北風嗎？”江青立刻吵鬧說：“你總是生產、生產，你隻要生產，不要革命。”周恩來也針鋒相對地說：“不搞生產，不搞建設，人民吃什麼用什麼？還能搞什麼革命？”⑨江青無言以對，撒潑而去。

　　“文革”發動以來，林彪、江青一伙十分惱怒周恩來的言行，在“中央文革”小組內把他比作三國時主張降晉的譙周，說“譙周是老臣”。10周恩來毫不顧忌，巧於應付。９月２５日，他在接見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頭頭時，針對有人對他１６日講話的攻擊，反駁說：“這是不對的。抓革命，促生產，有人說提得太早了，我說不早。尖端項目，不抓怎麼能行？農村三秋到了，不抓怎麼能行？工人不能放假不搞生產。到外地串連要停止。”11

　　工交座談會上的斗爭，周恩來限制“文革”發動范圍的努力受挫

　　進入１０月，已被全面發動起來的“文化大革命”又通過三個嚴重步驟而加足馬力，周恩來限制“文革”一發動范圍的努力進入更艱難的歲月。

　　月初，中央批轉由林彪建議作出的關於軍隊院校開展“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使“踢開黨委鬧革命”的行動合法化，動亂的局面進一步發展﹔月中，中央召開工作會議，以批判所謂“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要內容，倡導“天下大亂”和“群眾運動天然合理”。盡管會上不少同志撇開會議主題，呼吁要注意“抓革命、促生產”，會后周恩來又向毛澤東反映了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提法的不同意見，但這種憂國憂民的心情卻被江青等人斥之為不關心“革命”。11 月 ９日，以王洪文等為首的上海造反派唆使一部分工人，以赴京“告狀”、爭取承認為名，在該市北郊安亭站臥軌攔車，制造了滬寧全線交通中斷３１個小時的“安亭事件”。前往處理的張春橋竟置周恩來有關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的電告於不顧，對“造反派”的行動作了雙重承認，並把事件的責任全部歸咎於上海市委，煽動工廠搞“文化大革命”等，這就在實際上承認了工人可以跨行業組織和停止生產鬧革命。

　　上述中央一個文件、一次會議和對一次事件的處理，使黨政機關及生產業務部門的絕大部分領導被“炮打”、遭批判，工人紛紛離崗串連，生產無人過問，國民經濟進一步惡化。黨中央９月１４日下發的兩個限制性文件也不再具有多少約束力，“文化大革命”的“洪水”迅速向廣大廠礦、農村蔓延。

　　周恩來是一位歷史唯物主義者。為了顧全大局，他必須在總體上擁護“文化大革命”，承認革命“方興未艾，欲罷不能，勢不可擋”，但在具體問題上又要“因勢利導”，堅定不移地維護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限制“文革”的發動范圍。這就勢必面對林彪、江青等人的種種壓力，處境更加艱難。與前段極力治亂所堅持的“不准跨行業串連”、“不准停止生產”兩條不同，如今必須面對現實，採取迂回斗爭策略，突出強調運動要有領導有秩序、分期分批地進行，盡力穩住國民經濟這一支柱。

　　１０月９日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周恩來預感到這次會議必將帶來的嚴重后果，曾於７日致信毛澤東，就會議召開的利弊和時機問題征詢意見，問是按時召開還是推遲發代表來京的通知，實際上是他個人認為時機尚早，又不好違拗毛澤東的意見，便採用了這樣一種努力方式。毛澤東批示“照樣開會”，而且提出原定會期要延長。12努力未果，他又於會議期間抽空聽取有關經濟建設遭受嚴重干擾的情況匯報。會后為了使關系國計民生的經濟工作免遭更大沖擊，１１月９日他主持討論《人民日報》社論稿《再論“抓革命、促生產”》，反復強調生產建設不能中斷停滯，嚴厲批駁隻強調“抓革命”，根本不講生產建設的論調，說：“不搞生產，國家怎麼辦？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產就會自然而然地上去。”經過尖銳斗爭，社論第二天見報，突出強調國民經濟是一個整體，一個環節扣一個環節，隻要某一部門脫節，就可能影響全局。工農業生產稍有間斷，就會影響到人民的經濟生活。社論重申：在工礦企業、事業單位和農村搞“文化大革命”，“不能佔用生產的時間，不能離開生產單位”。王力等人在修改稿子的過程中，竟然在堅持各級黨委的統一領導這個最關鍵的字句中抹去“黨委”二字，隻剩下“在統一領導下，組成兩個班子”。僅兩字之差，反映出斗爭的實質，一方要堅持黨委領導，一方卻要踢開黨委鬧革命，斗爭進一步表面化、尖銳化。

　　此時“中央文革”處心積慮考慮的，是如何突破９月中央兩個文件的約束，進一步發動“文化大革命”。王力在一次會上說，工人鬧革命的兩次高潮，被兩次“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壓下去了。為此，陳伯達起草了旨在取消中央的限制性規定的《關於工廠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條指示》（草案），公然寫上了“允許學生到工廠串連”、“允許工廠成立派系組織”等內容，蠻橫地要求國務院立即下發。１１月 １４日，谷牧就陳伯達的“十二條”一事向周恩來匯報，建議召開一次全國工交會議，商討這一問題。周恩來同意把“十二條”拿到會上討論，聽取大家意見，他預計不會通過。11月１７日至２３日，全國計劃會議、工業交通會議在北京召開，與會人員果然對陳伯達提出的“十二條”中有關突破“文革”發動范圍的條款表示強烈反對，“基本上是全盤否定”﹔對由於運動的沖擊使得工交戰線出現的混亂表示擔憂，認為工廠不能像學校那樣中斷生產去搞革命。１９日，周恩來出席工交座談會並講話，把當時的形勢概括為“方興未艾，欲罷不能，大勢所趨，因勢利導” ４句話，鼓勵大家要抱著“我不入苦海，誰入苦海”的態度，挺身而出，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個人沖跨也毫無埋怨。這是周恩來給部長、書記們在做思想工作，要他們認清形勢，有相當的思想准備。對於下一步如何搞，周恩來明確指出：工交戰線搞文化大革命，必須在黨委領導下分期分批地進行﹔堅持八小時工作制，不得擅離工作崗位﹔不得內外串連。他還根據座談會提出的問題，提議成立國務院業務組，負責管理經濟工作及工交企業的生產，並要他們立即起草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規定。

　　這時，周恩來清楚，大勢之下堵、擋都不是辦法。唯有預作籌謀，早作准備，才能來而不亂，穩住大局。根據會議意見和周恩來多次講話精神，谷牧等人起草出《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規定》（簡稱“十五條”），對陳伯達的“十二條”作了實質性修改。但文件尚未定稿，即遭到陳伯達和“中央文革”的反對指責。周恩來得知后，於 １１月 ２２日同李富春一道向毛澤東匯報，毛基本肯定了周的一些意見和“十五條”，要谷牧帶人下去調查，“繼續進行修改”，爭取１２月份發出。２４日，周恩來再次出席座談會，劉瀾波、呂正操、呂東等對“中央文革”企圖搞亂工交企業的一系列做法表示憤怒，幾乎是“哄堂而起，說到最后都站起來”。周恩來再次鼓勵說：“我們不來入地獄誰入地獄？我們不來入虎穴誰入虎穴？”要有當年跟敵人打仗深入虎穴取虎子的精神，抱定入“地獄”的決心。這充分說明，面對邪惡的動亂勢力，周恩來早已具備了入“地獄”、下“苦海”的心理准備，他頑強抗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陳伯達及“中央文革”並不甘心起草的文件被否定，又以“十二條”為基礎修改寫成了《抓革命、促生產的八條意見》。１２月２日，周恩來主持會議進行討論，補充為十條，會后又致信毛澤東，建議他在三四日內約談一次工礦企業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可見周恩來對這些問題的焦慮和爭取毛澤東支持的努力，但這次又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刁難攻擊。１２月４日至６日，林彪親自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工交座談會的匯報，實際是要以“革命”壓生產。會上，谷牧在周恩來、陶鑄等的支持下，本著對黨和人民負責的精神，根據事先准備好的《匯報提綱》，系統提出了與企圖搞亂工交企業的指導思想完全對立的一系列意見和建議。但“中央文革”成員未聽完匯報，就立即以《匯報提綱》為靶子展開圍攻批判，指責國務院是以生產壓革命，說什麼“工業系統的問題，比文教系統還要嚴重，如果工交財貿系統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鬧一鬧，變修了，文教系統搞得再好也沒有用，國家非出修正主義不可。”張春橋指責這個發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情緒”。陳伯達則說：“《匯報提綱》沒有同我們商量，”“是搞突然襲擊”。周恩來聽后沉穩而嚴厲地說：“這個提綱是我讓他們搞的，是開夜車搞出來的，來不及征求意見。《匯報提綱》雖然有些錯誤，但總還做了些工作。”王力發言，一口斷定《匯報提綱》“集中反映了一套錯誤的東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過去對學校搞了許多限制規定，現在又拿這一套來對付工人。還有什麼‘工業六條’和‘農村五條’，還適用不適用？如果這些適用，就走到壓制群眾、壓制革命的道路上去了”。一“對於文化大革命，我們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張要壓，九月上旬，就壓，用‘抓革命、促生產’這麼一個口號，后來又產生了《再論抓革命、促生產》”14

　　面對無端的攻擊，富有政治斗爭經驗的周恩來審時度勢，不得不暫時“退卻”，以保住從國務院到各省、市、自治區主管國民經濟部門的領導骨干。於是，他在發言中一方面用詞講究地為廣大干部解脫說：十一中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后的幾個月時間，領導干部絕大多數沒有想通，想通是極個別人，這種情緒一直影響到這次工交座談會。他們有一個最大的擔心，就是怕運動影響國民經濟建設，反過來再影響運動的發展。另一方面，他也對會上受批評的干部鼓勁說：現在的實際情況就是勢不可擋，我們要學會因勢利導。大家要下決心敢於到實踐中去，繼續摸索經驗。要負起責任來，不要誠惶誠恐。現在有什麼舍不得的？這段話周恩來講得很策略，中心是強調干部們的情緒是客觀的，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屬於認識上“想通”、“想不通”的問題，而不是敵我矛盾，這就保護了一大批老干部。

　　林彪聽完匯報和發言，最后作總結講話時斷言：“這次工交會議開得不好，是錯誤的，思想很不對頭，需要來個１８０度的大轉彎。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單是落在生產上，如果我們完全從生產的收獲多少來論文化大革命的成敗，那就大錯特錯。”針對周恩來一再強調對運動是“欲罷不能、勢不可擋”的態度，林彪從“天下大亂”的既定目標出發強調說：“我們應該不是被動地而是主動地讓這場革命進入到工業、農業，進入到社會。因此，不應該是‘勢不可擋’，不是擋不擋的問題，而是迎接的問題﹔不是限制的問題，而是要擴大的問題。要讓這場革命席卷每一個領域，滲透每一個領域。”林彪的講話大大助長了“中央文革”一幫人的氣焰。

　　在上述基調指導下，充滿政治高壓的工交會議通過了《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第一次提出工礦企業可以成立派別組織，工人、學生可以進行內外串連等措施。會后，草案經修改報毛澤東批准下發。不久又下發中央《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這兩個文件的實質，是否定黨委對運動的領導，從而突破了周恩來於９月１４日定稿的“工業六條”和“農村五條”的規定。至此，“文化大革命”的風暴遍及全國城鄉各行各業，釀成“打倒一切”、“全面內戰”、“天下大亂”的局面。周恩來等在工交座談會上的正義斗爭，是前幾次限制“文革”發動范圍斗爭的繼續和發展，目的是堅持黨的領導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雖然它以黨內健康力量的暫時退卻而告結束，卻在黨的建設史上留下寶貴的經驗。

　　綜合上述，周恩來作為主管全國經濟建設工作的“總管家”，在“文革”初期，面臨奪權、內戰、武斗等為主要特征的動亂局面，肩負著如何處理好“革命”與“生產”現實關系的千斤重擔。當時局面之復雜、形勢之嚴峻、工作之艱難、問題之棘手，都是他任總理以來少見的。經過他的各種努力，不少造反組織的所謂“革命”行為有所收斂，一些地區和部門的生產危機有所緩解，國家職能要害部門的運轉保持了相對的正常狀態。然而，“左”的思想一經確立，奪權狂潮一經引發，便不可阻止。各造反組織在極左思潮及林彪、江青等人煽動下，隻從本派利益出發，對黨中央、毛澤東和周恩來等的指示各取所需，甚至自行其是，派性紛爭，武斗不止，對生產的人為破壞愈演愈烈。這種嚴重危害黨和國家利益的行為，必然引起周恩來等一大批老一輩革命家的極大憤慨和憂慮，他們奮起抗爭概因於此。

　　從本質上說，周恩來等為限制“文革”發動范圍所作的三次努力，就是同極左思潮及林彪、江青等人搞亂全國、亂中奪權陰謀的三次正義斗爭。這其中充滿了勝利的歡樂與受挫的苦澀，智慧的閃現與邪惡的刁難，正義的呼聲與陰暗的攻擊。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周恩來殫精竭慮，費盡心血，以其堅韌不拔的頑強意志和高尚品格，起到了別人無法替代的中和作用，從而使自己的威望達到人生歷史的高峰。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

　　注 釋：

　　①《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②、③、⑤、⑦、⑧、11、 12、 14《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第４９—５０頁、第 ５０頁、第 ５７頁、第 ６１頁、第 ６４頁、第 ６９頁、第 ７４頁、第９９頁。

　　④谷牧：《回憶敬愛的周總理》（載《我們的周總理》）。

　　⑥、⑨、13《周恩來總理生涯》第４７０頁、第４７４—４７５頁、第４８０頁。

　　⑩《開國總理周恩來》第４２０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