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決定購買米格一21飛機制造權有何意義？

　　新中國的航空工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重大成就。有不少為之嘔心瀝血，貢獻卓著，但已離世的人物，值得我們深切懷念。其中最令人景仰不已的就是我們的周總理。

　　一、精心籌劃和指導創建航空工業

　　建設強大的航空工業是中國人民渴望已久的心願。新中國成立不久，黨中央和毛主席便把建設航空工業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並由周恩來總理親自籌劃，直接領導創建工作。

　　1950年12月的下旬，我由東北郵電總局調到重工業部，參與航空工業的籌建工作。到北京后，先在周總理辦公室開過兩次會議。參加的有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空軍司令員劉亞樓、重工業部代部長何長工等同志。會議由總理親自主持，討論新中國航空工業的發展道路問題，發言非常熱烈，最后由周總理作結論。他指出：“中國的航空工業建設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我們是先有空軍，而且正在朝鮮打仗，大批作戰飛機需要修理。我國是擁有960萬平方公裡的國土和6億人口的國家，靠買人家的飛機，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國航空工業的建設道路，應當是適應戰爭的需要先搞修理，再由修理發展到制造。”舊中國給航空工業除了留下一點工程技術力量外，其他大多不值得一提。所以新中國要建立航空工業缺乏基礎，在當時形勢下，隻能依靠蘇聯的幫助。對此，周總理事先已和蘇聯政府作過交涉，故在這兩次會議上，除討論航空工業的發展方針外，還決定由何長工、沈鴻和我三人組成代表團赴蘇聯談判幫助中國建立成套的航空工廠。當時國家還很窮，而且朝鮮正在打仗，財力有限，所以總理一再強調：開始規模要搞得小一些，主要先解決飛機修理的需要，保証朝鮮打仗，原則是先修理后制造，由小到大。在設計建設修理廠的同時，應考慮今后轉為制造工廠的安排。在我們接受出國談判的任務之后，總理還一再諄諄告誡我們：“要謙虛謹慎，要向蘇聯同志說明我國沒有航空工業基礎，要從頭建設的道理。”總理還叮嚀我們：“談判中有什麼問題，隨時打電報或電話向國內請示，謹慎從事。”據事后的分析，可能由於當時已內定我為航空工業局長，所以第二次會議結束之后，總理專門交代我說：“有關飛機修理等具體問題，你再和劉亞樓同志詳細談談。”遵照總理指示，出國之前，我走訪了劉司令員，他向我說明去蘇聯談判的性質、任務和建設航空工業的主要問題。這次我們談話時間很長，內容很多，使我懂得了不少東西，也可以說是在我正式進入航空工業大門之前，總理給我安排的第一堂課。劉亞樓同志在空軍創建過程中，已經和蘇聯人多次打過交道，對飛機修理工作也很熟悉，他的經驗對我來說是最需要不過了。想到這裡，就越加感到總理遇事考慮之嚴密，安排之周洋。

　　1951年元旦，以何長工為團長，沈鴻、段子俊為團員的三人談判代表團，由北京飛抵莫斯科。蘇聯對這次談判很重視，工作進展順利。開始時，蘇方對我方提出的由修理到制造的方針不大理解經我們說明，蘇方也就同意了我們的意見。有關談判的進展情況，我們向總理發過幾次電報。總理對我們爭取到修理列車（即流動工廠）和基建設計在北京進行等問題表示滿意，只是感到建設規模偏大。我們隨即根據總理指示，及時修改了計劃規模。這裡有件事需要提及。在這次談判中，我們未經請示國內就向蘇方訂購了一批設備，總理得知此事，立即電告代表團：“關於訂購飛機所需設備，未經批准即與對方作最后肯定，顯較急躁。既然已定，除望爭取的訂單內確為我們急需者外，隻好先訂草案，回國后，經審核批准再正式簽字，如何，盼告。”從這封電報中，不難看出總理為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他不僅考慮到購買這批設備當時國家的支付能力，更擔心我們買回並不急需的設備會造成浪費﹔對我們未經批准即作最后肯定的做法，概括為“顯較急躁”，既表示了他對此事的態度，又使我們感到這四個字的含義，心悅誠服地接受這一批評。就在這些字裡行間，顯示了總理的高度領導藝術。1951年3月，簽定了蘇聯援助我國建設航空工業的協議。

　　飛機修理只是滿足當時朝鮮戰場的需要，而由修理走向制造才是我們建設航空工業的根本目的。為了落實總理確定的這一方針，從1951年8月開始，我們便與蘇聯顧問一起醞釀了一個方案，即在8至5年內試制成功活塞式教練機雅克一18和噴氣式殲擊機米格一15比斯（后改為米格一17埃夫）。這個方案上報中央和中央軍委之后，同年12月總理親自主持召開會議研究如何落實。經過會議討論，最后總理進行總結說，就按照你們提的計劃辦。這個計劃完成之后，就可以生產3600架飛機了。在這個數量中，殲擊機、教練機、運輸機各種飛機所佔比例，要請空軍審議一下，看是否符合軍委有關規定的比例關系。關於明年的訂貨問題和3至5年內由修理過渡到制造的計劃，先發個電報給蘇聯，請他們給以考慮。至於實現這個過渡之后，修理任務歸航空工業局還是歸空軍，今天暫不確定。總理又說，同意再向蘇聯聘請25名專家，完成這個計劃需要的人員資金等，由富春同志辦理。看來需要的資金折合成小米50億斤就可以夠了。准備拿出60億斤，辦一所航空大學是應當的，需要的。會后不久，富春同志在一次與蘇聯專家的談話中傳達說，3至5年實現由修理過渡到制造的方案毛主席已經同意了。

　　1951年冬，正是朝鮮戰爭緊張階段，飛機修理任務十分繁重。航空工業局的領導，一面狠抓修理任務，千方百計滿足空軍需要﹔一面在陳雲、富春同志領導下，積極籌劃向制造過渡。在此期間，與蘇聯顧問一道研究選定了6大制造廠廠址，加強了局機關建設，提出了質量第一方針，按專家提出的1：10比例抓緊修理用的備件訂貨等等。但在工作進程中也遇到一些重大問題。如在6大制造廠的選定上，是修造結合，還是從一開始就另建新廠﹔在抓教練機戰斗機的同時是否著手興建轟炸機廠﹔如何更有效地調集人員、設備以及提高航空工業職工的工資待遇等問題。為此，1952年7月31日周總理在他的辦公室再次召開會議，研究解決這些問題。總理說，關於發展航空工業的方針、原則和建設規劃，去年年底已經定了下來，要繼續按照已定的方案抓下去。同時還要著手輕轟炸機廠的基本建設，爭取1957年底正式投入生產。關於向蘇聯索取資料和明年向蘇訂貨、增聘專家以及現有100名蘇聯專家的延聘等問題，就按你們提出的意見辦。在工作上要抓緊、抓細、抓好。在備件訂貨上，既然發現按1：10比例訂來的備件有許多並不適用，今后就不要籠統地按1：10比例訂貨了。關於人員問題，請富春同志從兵工局抽調1500名技工，從汽車裝配廠抽調1000名技工給航空工業。今后決定每年分配給航空工業大學畢業生2000名。另外，再調300名老干部參加航空工業建設，看來這是很必要的。最好10月底以前調齊。關於翻譯問題，可由長工同志與空司商量解決。解決不了時再寫報告來。急需的286台精密機床，應盡快提出具體品種規格，然后從全國考慮解決。米格一9發動機壽命不長，最多維修到1955年。隨后總理批評抽調試飛人員太慢，限令空軍在8月15日前把試飛人員送到工廠。關於航空工業職工可以提高工資15％（勤雜人員提高5％）的問題，也是這次會上批准的。會后，航空工業急需的領導干部、技術干部、技術工人和翻譯從全國各地進一步聚集，急需的各種設備和器材從國內外陸續運到，蘇聯的圖紙技術資料也分批運來，按照3至5年規劃進行的6大廠改建擴建工程也很快鋪開，航空工業由修理走向制造的籌劃與准備工作基本完成，進入過渡階段。

　　建國初期，我參加周總理主持研究航空工業重大問題的這四次會議，他的一系列主要決策和所採取的有力措施，為新中國航空工業確定了方向，奠定了基礎。幾十年來，航空工業在周總理確定的方針指引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發展成為當今世界上屈指可數的規模較大的國家之一。作為新中國航空工業的主要奠基人，周總理是當之無愧的。

　　二、關心航空工業的人才聚集和成長

　　周總理對創建航空工業是深思熟慮費盡心血的。首先是親自主持確定了航空工業的建設方針和由蘇聯援助的發展步驟。接著便為航空工業的人才聚集和隊伍組成而多方操勞。就在1951年赴蘇談判代表團出發后的第二天，無月3日，總理即打電報給當時東北局領導人，決定由大連軍工企業建新公司，組建成航空工業局。總理在電報中還特別說明：明知東北干部困難，但航空工業局如向各地調人，七拼八湊，確難完成任務，故隻有調建新公司全部機構，較為適宜。不久，建新公司的大批干部，即由陳一民、陳平、方致遠同志帶隊先后到任。當年4月29日，周總理簽發中央人民政府文件，批准成立航空工業局。5月15日從建新公司、空軍和重工業部來的干部會合起來，在沈陽正式宣布成立了航空工業管理局。

　　在周總理的決策和支持之下，支援航空工業的大批干部，從全國各地陸續到達。從1951年到1954年，先后從華北、華東和西北各地區，調入70多名地、師級干部和近200名縣、團級干部，充實了航空工業的各級領導，從組織上保証了航空工業各個時期任務的完成。在工人隊伍的組成上，根據周總理的指示，除由富春同志從兵工局抽調1500名技工，從汽車裝配廠抽調1000名技工給航空工業外，1952年3月政務院還專門行文決定，從鐵道部、交通部、重工業部電訊局以及東北、華北、華東、西南等大行政區及天津市抽調315名技術人員和1185名技術工人支援航空工業。而且要求技術工人中勞動模范要佔2％。這批輸送來的技術工人，很多都是能工巧匠。他們文化程度雖然一般不高，但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在由修理走向制造階段發揮了很大作用。

　　對技術密集的航空工業來說，最關鍵的是技術人才。除熟練技術工人外，當時最困難的是調集技術於部。對此周總理深謀遠慮，早就有所准備。1949年5月上海剛一解放，周總理即指示華東的負責同志注意招集舊中國留下的航空技術人才。根據總理指示精神，上海軍管會航空部通過登報招賢、人員接管和我地下黨的推薦等多種途徑，廣泛延攬原國民黨空軍留下的高、中級技術人員和解放前夕留學回國的航空技術人員。另外還有一些剛從大學航空系畢業的知識分子。先后共集中60多人，在華東航空處領導下，成立了華東航空工程研究室。對於這批技術骨干，周總理曾有過專門指示：“將這批航空人才先組織起來，至於怎樣使用他們，另有計劃”。1951年航空工業局成立后，這批人員大部分被安排到局機關和6大廠工作。其中有不少人為航空工業做出了很大貢獻。

　　這裡還應提到的是1949年8月，周總理親自部署了爭取原中央和中國兩個航空公司在港人員起義的工作，指示我地下黨員要發動“兩航”員工全部起義，停止單機起義的策反工作，爭取人是最主要的。在周總理這一正確決策之下，“兩航”在香港的三千名愛國員工，毅然脫離國民黨政權，歸回祖國懷抱。他們中有300多人投入航空工業，為加速航空工業建設特別是航空儀表專業建設做出了積極貢獻。

　　三、扭轉“大躍進”后的被動局面

　　在“左”的錯誤影響下，“大躍進”使航空工業也遭受嚴重挫折。由於指標過高，要求過急，搞快速試制，快速施工，導致航空產品質量嚴重下降，大批飛機不能出廠交付部隊使用，基本建設質量也存在嚴重問題。為消除“大躍進”的消極影響，遵照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1962年7月國防工委在北戴河召開了工作會議和1962年6月三機部在沈陽召開了備戰整軍會議。這兩次會議周總理都親自參加並作了重要講話。在北戴河會議上，總理指出：當前計劃調整方針是“堅決退夠、留有余地、重點調整、打殲滅戰”四句話，隻有退夠才能前進。總理還強調指出：尖端要有﹔也要加緊搞常規武器。並說，過去由於高指標產生過矛盾，現在就不能再訂高指標。在沈陽召開的備戰整軍會上，總理重點作了五點指示：（1）國防工業過去10年是有成績的，成績是主要的，要總結經驗教訓﹔（2）國防工業的基礎打下了，但還是弱的，生產還不能完全配套，要逐步使布局合理，把基礎鞏固起來，發展起來﹔（3）自力更生要逐步實現﹔（4）科學研究和尖端技術要循序而進，要在一定的基礎上逐步往上爬﹔（5）軍工首先要著重生產﹔生產是基礎，要在生產發展基礎上增加基本建設，要逐步地把生產基礎擴大，不能把生產停下來搞基本建設。常規和尖端也是一樣，常規是尖端的基礎，逐步突破尖端，也是循序而進。總理在這兩次會議上的講話，就是指導我們正確貫徹中央八字方針，是總理針對國防工業、航空工業存在問題所作的重大決策。總理這些指示，經過羅瑞卿、孫志遠同志的組織落實，終於使航空工業較好地完成了產品優質過關任務，開始向部隊提供新的裝備﹔生產了大量零備件，滿足了部隊急需，解決了大批飛機的停飛問題﹔特別是初步理順了科研與生產、尖端與常規、主機與輔機、生產與基建等關系，使航空工業在調整的基礎上得以繼續前進。在沈陽召開的備戰整軍會上，我剛一見到周總理，他就親切地喊我“段子俊同志！”當時我的心情非常激動。自從1952年7月31日參加總理召開的會議之后，已經時隔10年之久，總理竟然對一個干部記得如此清楚，真是令人驚奇。總理緊緊地和我握手。這次會議之后，總理繼續北上視察了哈爾濱飛機工廠。視察中，他告訴大家，從全國形勢看，“困難已經到頂了，上升的局面正在開始。”確如總理的斷言，航空工業在中央八字方針指引下，通過認真貫徹兩次會議的精神，勝利地克服了由於“大躍進”、“反右傾”、三年自然災害以及蘇聯方面中斷援助所帶來的種種困難，贏得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的又一個黃金時期。

　　四、面向世界，積極引進先進技術

　　對於發展我國的航空工業，周恩來總理一貫主張堅持自力更生，同時他的目光也始終注視著世界，強調學習、引進先進技術。如前所述，在我國航空工業初創時期，由於周總理的關懷和親自籌劃，爭取到蘇聯在技術、管理等多方面的援助，對於我國航空工業由修理迅速過渡到制造，起了重要作用。1960年7月，蘇聯撕毀協議，單方面決定撤退專家，應提供的設計圖紙、工藝資料、關鍵的原材料全部中斷，使我猝不及防。加之三年自然災害和“大躍進”的影響，使我國航空工業一度陷入困境。當時在西方國家仍對我實行技術經濟嚴密封鎖的形勢之下，如果不審時度勢，積極採取有效措施，我國航空工業在一段時間內就很可能出現“后繼無機”的局面。

　　1961年初，赫魯曉夫突然致函毛澤東主席，表示蘇聯願意向我國轉讓米格一21飛機的制造權，希望我派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談判。當時中蘇關系已經惡化，但考慮到發展我國航空工業的需要，黨中央、周總理仍不放過這個時機，立即指示空軍和航空工業局研究，提出處理意見。接著，周總理在中南海聽取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空軍工程部副部長丁仲和航空工業局副局長徐昌裕的匯報。聽完匯報，總理當即確定由劉亞樓率代表團赴蘇談判，並指出：如果他們想利用制造權來卡一下，我們就不干﹔如果他們想壓我們在原則上讓步的話，就寧可不要。

　　這次談判自始至終得到總理的關注。在一輪談判之后，代表團估計下次蘇方可能提出派遣顧問的問題，並就此事向國內匯報，總理立即回電明確指示：派技術專家可以，對專家如何使用，我們完全可以主動。派顧問則不能答應。如果他們堅持要派顧問，我們就寧可不要米格一21飛機。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總理在引進先進技術上所採取的果斷的靈活措施和高度原則性，從這封電報中看得十分清楚。

　　經過談判，簽訂了蘇方向我轉讓米格一21飛機制造權的協議。1966年我國順利試制成功了米格一21飛機，國內命名為殲7飛機。此后，又根據周總理提出的學習、引進、創新的方針，在原型機的基礎上，成功地改進設計了殲7Ⅰ型、Ⅱ型、M型，發展成為殲7飛機系列。從1965年開始，我國成功地自行設計制造第一種高空高速殲8飛機。現在殲8飛機已發展為全天候的殲8Ⅱ飛機。看到這些成就，不能不使人聯想到當年周總理當機立斷，決定購買米格一21飛機制造權的正確決策。

　　60年代初期，中蘇關系惡化以后，周總理更加矚目於世界，尋求一切有利時機，打破西方世界對我國的封鎖與禁運。

　　1965年4月，總理得知英國有家納貝爾公司倒閉，全部設備拍賣，便立即通知三機部研究有無引進價值。我們很快寫了報告，建議全部購買回來。總理批示，不能全部買來，要有選擇地購買。根據這一指示，我們便選派得力的領導干部和工程技術人員前往英國購買這批設備。后來在孫志遠部長參加的一次會議上，總理詢問此事，方知人員已經出國，便對孫說，本來我想在採購這批設備的人員出國之前，親自和他們談談，不要飢不擇食，要仔細認真地進行選擇，防止吃虧上當。現在他們既然已經走了，趕快發電報把這一精神告訴他們。孫志遠同志回來把這件事情交代給當時三機部辦公廳副主任趙光琛去辦。趙光琛同志把電稿擬好后當晚親自送到中南海。總理見面第一句話就嚴肅地對趙光琛說，我已在這裡等了你們一個下午了，為什麼現在才來。總理看電報草稿沒有把精神講准、講透，要求趙就在他的辦公室改寫。這時，秘書送來方毅同志為同一問題草擬的一個草稿，這可能是總理等不來三機部的電稿，布置方毅同時草擬的。總理審閱后認為可以，便立即發出去了。出國人員根據總理指示，精心選購了一批精密度很高的齒輪加工設備，隻用了40萬英鎊。這是航空工業在中蘇關系惡化后與西方交往的第一次嘗試。這些設備，在60年代后期，我國研制新型航空發動機中，對高精度的齒輪加工起到很大作用，有的至今還在發揮作用。

　　特別令人難忘的是，周總理在“文化大革命”中，頂住江青等人的干擾，毅然決定從英國引進斯貝航空發動機。對於飛機來說，發動機被譽為飛機的心臟。當時我國航空發動機研制落后於飛機，而且成批生產中也經常發生質量問題。周總理得知這一情況后，曾多次指示要解決這個“心臟病”問題。英國羅·羅航空公司制造的斯貝航空發動機在70年代初期，是世界上一種較為先進的發動機。1971年7月，周總理批准航空工業部從英國進口16台民用型斯貝發動機﹔同年12月26日在航空產品質量問題座談會上，周總理再次指示要進口斯貝發動機。他說：飛機沒有“心臟”怎麼行呢？不能認為凡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東西都不好。它也是勞動人民創造的。不要以為我們什麼都能搞，要批判地學習外國的東西。根據周總理指示，航空工業部隨即協同外貿部，展開了引進斯貝發動機的有關工作。

　　1972年5月，羅·羅公司技術董事胡克訪華，和我進行技術座談，並參觀了沈陽航空發動機廠。受周總理委托，葉劍英副主席親自過問這項外事活動。8月8日周總理對有關請示報告又作了這樣批示：“要極其認真地進行談判和將來的考察。凡遇有問題，必須事前請示，再予答復。在英要通過使館請示國內，千萬不能大意。”為引進斯貝發動機周總理就是這樣精密周詳，深思熟慮，很多我們主管部門沒有想到的問題，他不僅都想到了，而且一再提醒我們。事后我們才知道，在1972年5月間，周總理已身患癌症，他不顧病魔纏身，不分晝夜操勞國家大事，仍然關心著航空工業的發展。每每憶及此事，使人心潮難平。然而，1974年所謂“批林批孔”中，江青一伙卻先后制造了“蝸牛事件”、“風慶輪事件”，把矛頭指向周總理。葉劍英、李先念等領導同志堅決排除干擾，支持關於引進斯貝發動機的考察與談判，並於1975年12月13日，中英雙方在京正式簽訂了我國引進英國軍用型斯貝航空發動機的專利合同。1979年，我國航空工業仿制成功了合格的斯貝發動機，並於次年5月順利通過了英國模擬高空試車台試車考驗。這是在周總理關懷下，引進西方航空軍事技術的一次突破。通過考察和仿制斯貝軍用型發動機，提高了我國航空發動機的設計、工藝水平。同時圍繞仿制斯貝軍用型發動機，國內冶金、機械、化工等部門調集了技術力量，組織技術攻關，既保証了斯貝仿制的需要，又帶動了其自身技術水平的提高。

　　五、堅持科研與生產結合的方針

　　我國航空工業按照周總理確定的發展方針，在50年代初期，勝利完成了由修理過渡到制造后，就著手建立科學研究機構，為自行設計創造條件。到1960年前后，已經初步形成了一支科研力量，並已開始自行設計的嘗試。航空科研力量是在航空工業發展中生長起來的，生產與科研有著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可是后來由於種種原因，1960年底，航空科研機構從航空工業中劃出，單獨建立航空研究院，歸軍隊領導。

　　1962年以后，科研與生產分離的弊病逐漸暴露出來。工業部門由於沒科研設計力量，產品性能難以提高，生產實踐中形成的新工藝也無法及時推廣。科研機構也由於缺乏試制力量，方案論証和設計都不能及時得到驗証以致影響航空科研事業的迅速發展。這種情況，孫志遠部長及時向中央報告，建議由工業部門收回已經劃出去的科研機構，對科研生產實行集中統一領導。1963年夏天，周總理召開會議，研究科研與生產結合的問題。會上，有人堅持科研必須形成拳頭，意即獨立建院，歸軍隊領導。周總理當即表示不同意見。總理說，對此不能強調過了頭，生產實踐是人類的基本活動。會后，羅瑞卿同志繼續進行調查研究，於1964年11月向中央提出實行國防工業部與研究院合並的報告，立即得到了黨中央領導同志的批准。1965年1月三機部與航空研究院合並，由工業部門統一領導科研生產。1967年，航空研究院由國防科委軍管，再次離開工業部門。

　　1971年12月25日在航空產品質量座談會上，周總理再次指示：要把研究所給工廠。脫離生產不行，先搞一個試驗，把沈陽發動機設計研究所一分為二，一半給株洲航空發動機廠，一半給沈陽發動機廠。總理說，我就不相信放到工廠搞不出東西來。如果這個辦法失敗了，咱們再改。我要試一下，要有現場實踐嘛！這次要搞就搞好。據此，12月30日，航空研究院提出上述三廠、所實行廠、所結合的請示，第二天，周總理就批示按此方案試行。

　　經過一年試驗，經周總理批准，1972年12月由葉劍英副主席主持召開航空匯報會，專門解決航空工業生產與科研的體制問題。最后由葉劍英副主席進行總結。提出了實行部院結合、廠所挂鉤的基本原則。會后，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將航空研究院劃歸航空工業部建制，實行科研、生產相結合的方針。

　　回顧這一段歷史，我們深切體會到周恩來總理堅持航空科研與生產密切結合是始終不渝的。根據四化建設實踐，黨中央一再明確要求科學研究要面向經濟建設。1987年2月，國務院又正式發布6號、8號文件，推進科學研究機構進入大、中型企業和企業集團聯合，建立研究生產聯合體。這就更使我們認識到，周總理曾經堅持科研與生產相結合的方針的無比正確和他在指導國家建設上的遠見卓識。

　　六、對國產轟炸機、直升機的關注

　　為了加強空軍實力，滿足國內航線需要，促使我國生產的機種更加齊全，周總理對國產轟炸機和直升機一直給予了特殊的關注。早在1952年夏討論航空工業3至5年發展規劃時，總理就提出要考慮建設轟炸機制造廠的問題。當時由於蘇聯沒有同意，故未能列入“一五”建設項目。直到1956年編制“二五”計劃時，轟炸機廠及其發動機廠才被列入規劃。1957年聶榮臻副總理率代表團赴蘇考察時，曾就1959年引進圖-16轟炸機與蘇方達成協議。1968年秋，蔣介石在美國支持下，叫囂“反攻大陸”，使用帶有“響尾蛇”導彈的飛機竄犯大陸沿海上空。9月16日，赫魯曉夫在雅爾塔接見我駐蘇大使劉曉時說，如中國認為需要而提出要求的話，蘇聯可派一批帶有火箭的圖一16轟炸機到中國並配以蘇聯駕駛人員。劉曉同志將此事電告我外交部並報中央。幾天后，總理便接見了航空工業局局長王西萍。總理把劉曉同志的電報給王西萍同志看，然后問王：“航空工業搞了這麼多年，現在能不能制造轟炸機”？王答：“可以制造，但還需要一些條件。”總理問：“都是哪些條件？”王西萍就當時我國內還不能生產的大型鍛件、部分高溫合金、某些專用設備以及圖紙技術資料等等作了回答。總理說，那好，就要求蘇聯幫助解決這些條件，由我們自己制造。10月12日總理電復赫魯曉夫，提出：我們決定提前制造圖-16轟炸機。當前最迫切問題是要從蘇聯方面提前得到有關生產圖-16的技術資料和樣品，以及蘇聯技術專家的援助。赫魯曉夫回電表示同意。總理便派一機部副部長張連奎及王西萍等出國談判。1959年1月蘇聯兩架圖-16樣機、有關的圖紙技術資料以及兩架散裝件陸續運到。我們工廠從6月28日開始組裝，僅用67天時間，便完成了一架圖-16的總裝任務，9月27日正式試飛成功。全機試制，由於“文革”的干擾破壞，直至1968年12月方告成功。圖一16試制成功，對增強我空軍實力有著重大作用。

　　由於直升機具有起落方便等特殊性能，所以周總理對我國直升機的生產也一直十分關注。據直升機駕駛員王煥介同志回憶，周總理曾多次乘坐由他駕駛的國產直升機去外地工作。在“大躍進”中，國產直五機也一度發生嚴重質量問題。國防工業三級干部會議決定進行優質過關。就在這一關鍵時刻，周總理曾三次來到哈爾濱飛機廠。

　　第一次是1962年6月，當時直五正在優質過關。總理語重心長地對工廠同志說：我們國家還很窮，還缺乏經驗，加上三年嚴重自然災害和有人找上門來逼債，我們的日子過得很艱難，同志們辛苦了。又勉勵大家說：你們有這麼大的廠房，這麼多設備，人也不少，要為國家多做貢獻啊。要爭口氣，要靠自己的力量，要揚眉吐氣。

　　第二次是1963年6月，總理陪同外賓來廠參觀。在飛機總裝車間總理詢問直五是不是已經優質過關。工廠領導回答，“今年一定過關”。總理當即爽朗地說：“好！我等著聽你們的好消息”。

　　第三次是1966年5月，總理陪同外賓又一次來廠，當進入總裝車間后，總理又問直五是否已經真正優質過關。工廠領導回答說：請總理放心，已經優質過關。總理聽后頻頻點頭，並指示說：要多出直升機，支援國家建設。

　　可惜，由於“文革”的破壞，已經優質過關的直五又出現了大量質量問題。1971年7月，總理在同外賓談到直升機時，曾有一段發人深思的談話。他說：你們總統還要三架直升機。杜爾總統也向我們要過多次了。我們確實有點對不起他。我們可以造大型的轟炸機，又可造優於米格一21的戰斗機。但是直升機造了10年還有問題。以前直升機是過了關的，現在又過不了關了。所以中國有許多事，不要說都好，這就是一種不好嘛！當總理談到，他1958年坐過蘇制直升機，1965年和1966年又坐過國產直升機時說：現在卻不讓我坐了，他們說質量又不過關了，你們看怪不怪？我在幾內亞坐過蘇聯的直升機，在印尼坐過美國的直升機，我在中國反倒坐不成自己的直升機，這個事情我是不甘心的。總理還向這個代表團說：我要跟我們的訂貨部長訂個協議。就是送給杜爾總統的直升機也好，送給史蒂文斯總統的直升機也好，首先讓我坐幾次再送出去。周總理這種愛護國產飛機的感人態度和對人民對國際友人的高度負責精神，至今仍深刻地教育和激勵著航空工業的廣大職工。

　　七、挽救“文革”期間的產品質量危機

　　“文化大革命”中，航空工業受到了空前嚴重的破壞。1967年“一月風暴”之后，航空工業從部機關到企事業基層的領導班子普遍被“奪權”。管理機構“一刀砍”，管理制度“一風吹”，生產、科研陷入無政府狀態，導致了前所未有的嚴重產品質量問題。周恩來總理對航空工業遭受的破壞異常重視，非常痛心。在那樣極其復雜的情況下，挺身而出，毅然提出批判極“左”思潮，指引航空工業廣大職工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奮起抗爭。1969年4月，在航空工業產品質量問題開始爆發的時候，周總理接到了空軍的有關報告。他在文件的空白地方列式計算由於航空發動機的質量問題造成飛機停飛的總架數。4月12日，周總理召集國防工業辦公室、空軍、航空工業部的領導人開會。他嚴肅指出：一個軍事工廠搞成這樣怎麼行？沈陽航空發動機廠，取消檢驗制度你們是否知道？工廠報告了沒有？你們為什麼不敢抓？我是早上看到報告的，看后非常難過。軍事工廠哪能搞成這樣！當航空工業部軍管會主任說，有的工廠正在逐步恢復檢驗制度時，周總理批駁道：什麼逐步恢復！你們怎能這樣說話！怎麼能用這樣的詞句？！不是逐步恢復，而是應當馬上恢復。你們應當下命令。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一概取消是不尊重科學的。砸爛一切，否定一切是極“左”思潮。總理在大是大非面前，就是如此旗幟鮮明地指出質量問題的嚴重性。

　　1971年底，航空工業全面暴露了產品質量問題，殲6飛機更為嚴重。周總理得悉后，十分焦急。當年12月連續6次對殲6飛機的質量問題作了指示或批示，嚴令對殲6飛機“必須嚴格執行試飛和全檢制度，合格方許出廠”。並要求國防工業辦公室、航空工業部派人去工廠切實檢查，看究竟有多少架已生產的殲6飛機符合援外要求。還指出：不合格的在國內使用也成問題，必須對此作出結論。他嚴厲告誡：隻此一端就可看出我們飛機生產質量下降到什麼程度。還不夠我們提起警惕嗎？！接著，周總理又委托葉劍英副主席召開航空產品質量座談會，他還親自到會聽取匯報，作了重要講話。會上，周總理再次指出：為什麼合理的規章制度沒有恢復？要批判林彪反黨集團，批判無政府主義，批判極“左”思潮，各單位一把手要親自抓產品質量。他語重心長地教育大家要對黨、對人民負責，對祖國的榮譽和戰士的安危負責。他說：你們搞生產的，要安全第一，重視質量。周總理在這次會議的講話中提出了著名的“三抓”和“三促”，即：抓援外，促質量﹔抓殲6，促其他﹔抓航空工業，促國防工業和民用工業。在這次會議過程中，周總理不隻一次地說，一架飛機不好我心裡也不安。我有責任，我要負責。

　　長達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給航空工業帶來了深重災難。在這場浩劫中，產品質量首當其沖。完全可以想見，如果不是周總理挺身而出，批判極“左”思潮，關注航空工業的產品質量，盡可能地穩定企業正常生產秩序以減少損失，那麼航空工業和航空產品質量將會陷入何等境地，真是不堪設想呵！

　　航空工業在黨的領導下，長期奮斗，銳意進取，雖然幾經艱難曲折，但終於在舊中國微不足道的基礎上，發展成為我國國民經濟中技術密集、實力雄厚的新興產業，建立起門類比較齊全，科研生產基本協調配套的工業體系，為國防和國民經濟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且奮進不息，繼續朝著躋身於世界航空工業的先進行列開拓前進。每當回顧往昔，展示前景，莫不使人深深地感到，航空工業的進步，曾凝結著周總理的心血。

　　（高其風、孟赤兵整理）

　　《不盡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