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積極幫助和促成了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建立

　　中國民族問題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總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基本原理和中國民族問題的具體實際，創造性地提出了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理論、綱領、方針和政策，開辟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引導各民族人民走向解放和繁榮。建國以來廣西民族地區的發展是黨的這條道路引導的結果，其中也與周恩來正確地執行黨的民族政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分不開。

　　堅持黨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積極幫助和促成了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建立，為廣西民族地區的發展創造了重要的政策條件

　　民族區域自治是中國共產黨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同時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項基本制度。其基本含義，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范圍內，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集中統一領導下，遵循憲法規定的總原則，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建立自治地方，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利，使少數民族人民當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內部事務。

　　壯族（建國初期稱僮族）９０％以上人口聚居在廣西，約佔廣西總人口的３４％，居住面積佔廣西總面積的６０％。１９５２年１２月，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的規定，建立了廣西省轄的桂西壯族自治區。但是，隨著我國第一部憲法的誕生，隨著憲法有關民族區域自治原則及政策的深入宣傳和貫徹實施，壯族人民強烈要求建立省一級的壯族自治區，以便和壯族在祖國大家庭的位置相稱。這個願望得到黨中央的高度重視，１９５６年９月２７日，周恩來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召集出席黨的八大的陳漫遠、韋國清（壯族）、覃應機（壯族）、陳再勵、盧紹武（壯族）、郝中士、李殷丹、王夢周等９名廣西省委常委談話，倡議建立省一級的壯族自治區。根據周恩來的倡議，９名常委於當年１０月２日給中共中央統戰部寫了《關於建立廣西壯族自治區問題的意見》。同年１２月２日，中共中央批復同意這一意見，並要求中共廣西省委研究執行。

　　為壯族自治區的建立，周恩來做了一系列工作。１９５７年３月７日，約中央統戰部李維漢等研究成立壯族自治區問題﹔３月２０日，邀請廣西一部分人士討論建立壯族自治區問題﹔３月２５日，出席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召開的關於建立廣西壯族自治區問題座談會，並作總結發言。在成立壯族自治區幾個主要問題上，周恩來為統一大家的思想認識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壯族是否應該建立省一級的自治區的問題。這實際上是如何看待壯族在祖國大家庭的地位問題。有人認為，壯族“沒有特點”，同漢族“差不多”，建立省一級壯族自治區不是很必要。周恩來指出，民族問題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每個民族都有它長期發展過程中遺留下來的歷史痕跡。①“壯族留下來的歷史痕跡是比較少些，但不能說比滿族少，壯族有自己的語言、文化，這些都是它的特點。”“我國許多民族在解放前並沒有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但是它們的民族特征卻以不同程度存在著，這種歷史和現實的情況都應當正視、研究和照顧，否則就不能合起來，隻要從事實出發，毫無疑問應該承認壯人是一個民族。”②鑒於壯族是我國少數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居住地區也很集中，在內蒙古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已經建立，西藏自治區正在籌備的情況下，建立省一級的壯族自治區顯然是必要的。二是成立壯族自治區分與合兩個方案問題。在醞釀成立廣西壯族自治區的過程中，曾經提出兩個方案：一個是在廣西省的建制基礎上，改建為廣西壯族自治區，稱為合的方案﹔一個是把廣西一分為二，東部保留廣西省的建制，西部建立省一級的壯族自治區，稱為分的方案。對此，周恩來依據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從我國民族發展的歷史和民族地區今后的發展等方面闡明了採取“合”的方案的必要性。他指出，我國是被帝國主義壓迫過的國家，是從反殖民主義的斗爭中，從民族解放運動中發展、成長起來的，國內各民族宜合不宜分。採取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可以防止帝國主義的挑撥，促進各民族的團結。漢族和少數民族，不論從全國來看，還是從一個省來看，都需要合。③“廣西漢族人口多，佔的地方小，壯族人口少，佔的地方大。將來發展工業、擴大農業，大部分在少數民族地區。可見合則兩利，分則兩害。”④在１９５７年８月４日全國民委召開的民族工作座談會上，周恩來又反復說明這一問題。“到底是成立桂西壯族自治區有利，還是成立廣西壯族自治區有利？單一的壯族自治區是不可能有的……如果這樣劃分，壯族自治區就很孤立了，不利於發展經濟。在交通上，鐵路要和廣西漢族地區分割﹔經濟上，把東邊的農業和西邊的工礦業分開。這是很不利於共同發展的，而合起來就很便利了。所以廣西壯族自治區也是一個民族合作的自治區。”⑤由於周恩來耐心的切合實際的分析，縮短了人們認識上的距離，經過充分的醞釀和討論，各方面人士在建立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問題上逐步取得了共識。

　　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５日，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批准了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提出的議案：撤銷廣西省建制，成立廣西壯族自治區，以原廣西省的行政區域為廣西壯族自治區的行政區域。１９５８年３月，廣西壯族自治區正式成立。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后，由於原稱壯族的“僮”為多音字，可念“同”也可念“狀”，而且含義不大清楚，容易引起誤會。１９６５年，周恩來建議把“僮族”的“僮”字改為“壯”，“僮族”稱“壯族”。同年１０月１２日，國務院作出了《關於更改僮族及僮族自治地方名稱問題給廣西僮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雲南省人民委員會、廣東省人民委員會的批復》，正式將原“僮族”的“僮”字改為“壯”，“廣西僮族自治區”改為“廣西壯族自治區”，其他僮族自治地方名稱也作了相應的改動。

　　由上可見，廣西壯族自治區是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關懷下建立起來的。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建立，表明了黨和國家對壯族在祖國多民族大家庭中應有地位的確認，是壯族有史以來真正享受民族平等權利的開始。

　　從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出發，積極扶持和推動廣西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視幫助民族地區發展經濟文化事業，認為這是各民族實現了政治上的平等之后，黨和國家在民族問題上的根本任務，是實現各民族共同繁榮的根本途徑，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條件。周恩來總理依據這一指導思想，積極扶持和推動廣西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

　　（一）支持和幫助廣西三大項目建設，奠定廣西工業發展的基礎。

　　建國初期，廣西與其他民族地區一樣，經濟基礎十分薄弱。產業結構基本上是單一的農業經濟，幾乎沒有現代工業，除了屈指可數的幾家小工廠外，其余的隻能算是手工作坊。１９４９年，廣西全省工農業總產值１１．４億元，其中工業總產值１．６億元，佔１４％﹔在工業總產值中，手工業產值１．４５億元，佔工業總產值的９１％。⑥經過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經濟恢復和“一五”計劃期間的發展，全省工農業產值達到２５．９４億元，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提高到３０.８％。貴縣、橫縣、邕寧等甘蔗主要產地開始出現現代化糖廠，但工業骨干項目很少，影響了廣西民族地區工業的發展。

　　在少數民族地區發展工業是少數民族現代化的關鍵。周恩來在１９５７年青島民族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是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的。”１９５８年初南寧會議期間，廣西省委向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提出建設水電站、鋼鐵廠、化肥廠的要求，得到了支持。周總理囑托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主持這三大項目的規劃工作。很快，毛主席和周總理批准了這一規劃，三大項目隨即上馬，這就是現在的西津水電站、柳州鋼鐵廠和柳州化肥廠。

　　三大項目是創建廣西工業的開端，在建設過程中一直得到周總理的支持。１９５８年１月下旬，周總理批示解決西津水電站在施工中出現的材料供應緊張的問題。⑦１９６０年第一季度，西津需用鋼材４０００噸，水泥１．５萬噸。當時國家有關部門按計劃分配給廣西全年的水泥和鋼材遠沒有這樣多。自治區黨委和政府領導經過反復斟酌，直接給周總理發了電報。總理在電報上批示：必須如數解決西津所需鋼材水泥。電報轉到了水電部，問題很快就解決了。１９６１年，為了渡過經濟難關，根據黨中央調整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全國許多在建工程相繼下馬。當時自治區政府認為，西津水電站是廣西工業命脈所系的項目，不能下馬。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會期間，自治區政府主席韋國清取得周總理的支持，向黨中央、國務院呈交請求續建西津水電站的報告，得到毛主席、周總理的批准，西津水電站工程才沒有下馬，⑧於１９６４年按期建成投產。西津水電站當時是廣西最大的水電站，裝機容量２３．４４萬千瓦，年發電量１０．91億千瓦小時。它的建成，推動了自治區工農業的發展，為廣西大型電站的建設積累了經驗，同時培養了一批電力工業技術人材，奠定了廣西工業發展的基礎。在周總理的關懷和支持下，柳州鋼鐵廠於１９６０年１０月一號高爐正式開爐投產，１９７０年建成二號高爐，軋出第一批鋼板，如今成為廣西最大的鋼鐵生產基地。柳州化肥廠也於１９６６年建成，１９６７年投產，現在成為廣西最大的以生產氮肥為主的企業。

　　（二）關心和指導廣西農業和其他經濟建設。

　　周總理認為，漢族應更多地幫助少數民族，“最根本的問題是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生產，改善生活。如果少數民族在經濟上不發展，那就不是真正的平等。所以，要使各民族真正平等，就必須幫助少數民族發展經濟。”⑨周總理除支持和幫助廣西三大項目建設外，還對廣西其他經濟發展予以殷切關懷。首先，廣西水利資源極為豐富，但是降雨年內分配不均，年際變化很大，自古以來旱澇交錯，災害頻繁，是障礙廣西工農業發展的主要因素。周總理非常關心廣西的水利建設，早在桂西壯族自治州時期，周總理就來看過百色地區建的幾個水庫。⑩１９６０年３月５日，他在南寧召集有關人員專門研究廣西水利建設和發展農業的問題，隨后乘船視察邕江。11在周總理的關懷指導下，自治區黨委加強了對水利建設和發展農業的領導。西津灌區、那板水庫、百東河水庫、澄碧河水庫、青獅潭水庫相繼建立起來，周總理還親自審查了青獅潭水電站的設計圖紙。

　　１９６５年，三線建設的全面鋪開，加快了廣西經濟的發展。周總理和羅瑞卿總參謀長等中央領導同志認真聽取了廣西壯族自治區領導同志關於廣西備戰情況和國防公路、航道建設方案的匯報，並就著廣西地圖進行了認真討論。中央很快批准了這個規劃方案，同時還批准了韋國清的另一項請求：在廣西農村征集一批青年農民，組建一個解放軍工程兵團，用來修筑廣西的國防公路﹔通過修路、軍事訓練和學文化，把這些入伍的農村青年培養成為將來的技術人才和農村干部，為廣西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服務。

　　在周總理的關懷下，紅水河的開發也在三線建設的時候開始了。紅水河的開發，對於解決廣西、廣東以至中南地區的能源問題，開發桂、滇、黔等省區的有色金屬礦藏以及建設華南電網，促進民族地區的發展都有重大的意義。從６０年代至今，在紅水河已經建成或正在施工的水電站７個，除提供電力能源外，還在防洪、灌溉、航運等幾方面產生了效益。

　　（三）建設廣西最大的海港防城港，為廣西對外開放和成為西南地區出海通道奠定基礎。

　　防城港是在周總理的親自關懷下建設起來的。６０年代，為了援越抗美，中央、國務院決定建設防城港。后來周總理又指示，不管越南停戰與否，防城港都要擴建為對外的貿易港口。12 １９７３年春，越、美巴黎和平談判簽字，防城港的援越工作終止，對於防城港今后的去向和上千人馬如何安排，周總理指示“防城港要繼續擴建”。13根據周總理的指示，自治區政府把防城港的原班人馬全部轉向基建，保留防城港務局，成立防城港指揮部，一套人馬兩個招牌，建設萬噸級碼頭，准備搞一個對外開放的大港口。１９７５年５月，國家計委批准自治區政府的立項申請，同意投資１．４億多元在防城港擴建５個萬噸級泊位。從此，防城港的建設納入國家的規劃建設項目。今天，防城港成為我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自治區制定“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三沿’（沿海、沿江、沿邊）突破，打通西南出海通道，北聯南開，中部拓展，輻射全區，加快廣西經濟發展”戰略，黨中央作出“充分發揮廣西作為西南地區出海通道的作用”的決策，我們不能不敬佩和感謝周總理當年在建設防城港問題上的戰略眼光和先導作用。

　　（四）重視拼音壯文的創制和推行使用，推動廣西民族地區的文化建設。

　　民族語言文字是形成一個民族的重要標志，民族平等和語言文字平等，是我們黨和人民政府歷來在民族問題上的基本原則。建國以后，黨和人民政府在民族文字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周總理是這一政策的積極倡導者和忠實執行者。他要求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應盡速確定文字改革的方針，以便推動和幫助尚無文字而有獨立語言的少數民族創造文字。14壯族文字的創制和改進工作從此開展起來。１９５４年５月，政務院批准了《關於幫助尚無文字的民族創立文字問題的報告》，創造壯文工作被列為幫助全國少數民族創立文字工作的重點。經過對壯語方言材料的語音、詞匯和語法進行全面的對比研究，制定了《壯文方案》草案，並在壯族部分地區試行。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２９日，周恩來總理主持召開了國務院第６３次全體會議，正式批准了《壯文方案》，並決定在壯族地區全面推行使用。這樣，壯民族合法的拼音文字誕生了，壯族從此結束了隻有語言沒有文字的歷史。壯文的推行使用，推動了壯族地區的文化建設，有利於壯族人民智力的開發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對於堅持民族平等，促進壯族地區社會的繁榮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力挽狂瀾，努力維護廣西民族地區社會的正常秩序

　　在“文化大革命”中，廣西是形勢最復雜、兩派群眾組織對抗最嚴重、動亂時間最長、兩派的代表在北京談判時間最久和最后成立革命委員會的省、區之一，是“文革”的重災區。周總理在處理廣西“文革”問題上，可謂彈精竭慮，《周恩來年譜》中關於周總理與廣西“文革”的記載有３５處之多。一方面，他未能也不可能從根本上反對“文化大革命”“左”的指導思想，並執行一些“左”的政策，另一方面，他又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和已經認識到的問題上盡量糾正“左”的錯誤，努力減少“左”的破壞，維護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正常秩序，發揮著力挽狂瀾的作用。這種作用在廣西民族地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執行干部政策，保護了一部分自治區黨政負責人。

　　“文革”開始后，廣西同全國一樣，文化教育界、黨政機關的許多干部被當作“黑幫分子”、“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受到批斗和迫害，自治區主要黨政負責人更是這樣。周總理不願意用過激的態度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做法對待為革命和建設做出過貢獻的黨的領導干部。他在自己的權力范圍內盡力對一些在他看來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干部加以保護。其中既有黨和國家各部委、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人，也有一部分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在廣西，他先后保護過韋國清、賀希明、霍泛、伍晉南、覃應機、安平生等自治區黨政負責人。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３日，當韋國清（時任區黨委第一書記、自治區主席）開始受到沖擊時，周總理打電話指示韋國清，廣西地處援越抗美前線，要實行全面軍管，要韋國清站出來當軍管會主任。15１７日，周總理又指示韋國清前往北京。１９６７年８月１日，周總理得知廣西一派群眾組織赴京代表團把被康生宣布為“歷史反革命”和“叛徒”的賀希明（時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自治區常務副主席）、霍泛（時任區黨委書記處候補書記）押回南寧批斗的消息，即電告限期將賀、霍安全送京。１１日，該群眾組織將賀、霍二人送回北京。16１９６８年１月５日，廣西幾個群眾組織批斗、侮辱、折磨伍晉南（時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達兩個多小時。同日，周總理辦公室來電指示，要廣西這些群眾組織對揪斗伍晉南的行為承認錯誤，否則通報全國。17覃應機（時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自治區副主席）在他后來的回憶中說，“文革”初期，他因重病住院，“造反派”要揪斗他，時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文年生打電話報告周總理，請示怎麼辦，總理說：病了就讓他休息治病嘛！這樣，覃應機得以由廣州軍區安排在邊防部隊保護起來。18周總理在接見廣西群眾組織代表時，反復向他們宣講黨的政策，對干部要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能說黨政機關的領導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應當說大多數干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犯了錯誤的干部也不等於是“黑幫”等等。要求他們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能懷疑一切、打倒一切，不要隨便抓人、抄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革命群眾對一些干部的迫害。

　　（二）關注祖國南大門邊境安全，保証援越抗美戰備工作和怍戰任務的完成。

　　“文化大革命”發生后，周總理十分關注援越抗美前線的情況，盡一切努力排除對援越抗美戰備工作的干擾。１９６７年３月，周總理指示，要對廣西實行全面軍管，要韋國清當軍管主任。９月２日，周總理親自接見在廣西上空擊落美國來犯飛機的有功人員。19１１月７日下午，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廣西軍區和駐軍“支左”干部代表時叮囑他們：廣西是援越抗美前線，戰備工作一定要搞好。２０ １９６８年，廣西兩派武斗升級，他們沖擊軍事機關，搶奪部隊武器彈藥，鐵路運輸中斷，援越物資受阻，形勢混亂。為穩定廣西局勢，恢復鐵路運輸，周總理做了大量工作。一是責成廣西“革等”小組和軍隊“支左”干部解決廣西鐵路問題。要求他們做好群眾工作，及時地把援越抗美的敵情告訴群眾，把任務告訴群眾，把政策交待清楚，以便最大限度地動員群眾，共同對敵。21二是多次接見兩派群眾組織代表，批評他們的嚴重錯誤，促使他們達成協議，有效地保証鐵路暢通。三是主持制定和親自修改下達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維護鐵路交通，保障援越物資運輸暢通的緊急補充命令，對各種破壞鐵路交通的行為予以嚴厲制裁。

　　（三）努力維護廣西工農業生產的正常秩序。

　　周總理對於“文化大革命”沖擊工農業生產，各地出現的停產和混亂非常不安。他認為：“經濟基礎不亂，局面還能維持﹔經濟基礎一亂，局面就沒法收拾了。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絕不能停。”22 １９６７年初，鑒於地方黨政機關已經癱瘓，周總理指示：“當前春耕生產，由各大軍區、省軍區負責領導”。１９６７年３月，廣西軍區成立了“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組織自治區直屬機關和軍區機關８００多名干部分赴春耕生產第一線。２３ 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兩年，廣西武斗迭起，工農業生產連連受損，周總理多次向廣西兩派群眾和支“左”部隊指出武斗給生產建設帶來的危害，制止破壞鐵路交通、調動農民進城武斗的行為。１９６９年９月，周總理又親自主持制定和下發了《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和《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兩個文件，要求各個地區和業務部門應“立即加強和組成各級生產業務指揮機構”，停止串連，堅守崗位，保証本單位革命和生產的正常進行。１９７１年，周總理抓住了林彪集團被粉碎之機，及時召開一系列全國性專業會議，糾正極左思潮，鼓勵各級干部理直氣壯地抓生產、抓業務，使全國包括廣西在一段時間內，工農業生產形勢有明顯好轉。

　　（四）反對武斗，努力化解、和緩廣西兩派群眾之間的對立和沖突，維護社會正常秩序。

　　“文化大革命”初期，廣西兩大派對立不斷加劇，在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８年發展到進行大規模武斗，破壞鐵路交通，沖擊軍事機關並搶奪解放軍武器裝備的嚴重地步。周總理自始至終反對“中央文革”挑動群眾斗群眾的惡劣行徑。從１９６７年６月１日至11月１９日，周總理八次接見廣西兩派赴京代表，敦促他們消除對立，嚴厲批評他們搶奪援越軍用物資和派性武斗，呼吁各派立即停止“內戰”，封存並上交武器，保証鐵路暢通。在周總理的勸導下，兩派組織曾先后三次達成關於停止武斗、上交武器、實行聯合的協議。為了盡快制止武斗，穩定廣西的局面，周總理多次參加關於解決廣西問題的會議，親自向廣西各派赴京代表宣讀並解釋《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廣西問題的決定》，並寫信給毛澤東等人，提出“停止武斗、縱火，恢復鐵路交通，將是目前政治動員中在廣西首先要實現的任務。”２４還審閱、修改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頒發的關於制止廣西等地武斗、恢復社會秩序的文件，加寫了“堅決停止鐵路系統和地方的群眾組織相互串連”，“絕對不許親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壓一派”，“堅守‘四不’方針，嚴格區分兩類矛盾，爭取團結絕大多數群眾，孤立打擊一小撮敵人”等內容。25在處理廣西兩派沖突過程中，對搶奪槍支武器彈藥、攻奪建筑物、縱火燒民房等嚴重行為提出了具體解決措施。這些工作不知耗費了周總理多少時間和精力。

　　（五）為建立走向有序的廣西“革委會”操勞。

　　“革命委員會”是毛澤東為約束各地嚴重混亂狀況而提倡的一種地方政權形式。它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形成黨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領導體制，是國家政治體制的一種倒退。但是，與運動初期的無政府狀態相比，成立“革委會”畢竟是把“無序”納入“有序”的一個重要過渡步驟。周總理參與了各地“革委會”的組建籌備工作。為了廣西“革委會”盡快成立，周總理做了許多說服勸導工作。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６日、１７日，周總理分別接見廣西兩派代表，重申在大聯合中要正確對待干部，消除對干部的派性觀點。說服雙方要讓韋國清、安平生、伍晉南進自治區革委會籌備小組。26１９６８年５—８月，周總理多次接見在北京參加學習班的廣西兩派群眾代表和軍隊“支左”干部，要求大家支持革命委員會，這是經過雙方協商、上級批准的合法機構。在廣西無論如何一派掌權是不行的，一定要在毛澤東思想的原則基礎上聯合起來。如果聯合不起來，廣西的混亂局面就要繼續下去，再繼續就會犯罪。27經過反復的艱苦工作，１９６８年 ８月 ２６日，廣西革命委員會在南寧成立。從此，廣西的局勢逐步走向穩定。

　　周總理在“文革”中對廣西這一局部地區所做的部分工作，與他作為全國總管家的工作量相比，只是滄海一粟。他雖然支持了毛澤東發動和領導這個運動的錯誤決策，並講了一些違心的話和做了一些違心的事，但同時他又為遏制動亂、穩定局勢、減少危害付出了常人難以忍受的艱辛和犧牲。對“文革”中廣西問題的處理也是如此。正如陳雲后來所說：“沒有恩來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設想。”２８這就是廣大人民對“文革”中的周恩來不僅能夠理解他而且崇敬和謳歌他的重要原因。

　　周總理對廣西民族地區的發展所傾注的心血和期望體現了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寬廣胸懷和崇高精神。一是平等對待少數民族的民主精神。他尊重少數民族和少數民族干部，態度謙虛，從不盛氣凌人，善於根據民族特點和地區特點辦事，幫助和促進少數民族地區與祖國大家庭一起共同繁榮和進步。二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為了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他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無私地奉獻自己的一切。三是顧全大局的寬廣胸懷。他胸懷坦蕩，光明磊落，為了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他忍辱負重，顧全大局。他能認真聽取不同意見，設身處地考慮對方的處境和困難，在分歧的意見中求同存異﹔就是對於持錯誤意見者，也能耐心說理，循循善誘，不強加於人。四是嚴謹細致的工作作風。他考慮問題周密、細致，對工作極端負責，一絲不苟。對廣西地方的請示報告多次親自動手修改，容不得半點馬虎和懈怠。周恩來的精神在廣西各族人民心中矗起了高大的豐碑。

　　（作者單位：中共廣西區委黨校）

　　注 釋：

　　①、③、⑦、11《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卷，第２９頁、第２９頁、第１２１頁、第２９１頁。

　　②、④周恩來：在全國政協委員會召開的關於建立廣西壯族自治區問題座談會上的總結發言（《廣西民族區域自治文件資料匯編》第１２６頁）。

　　⑤《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２５７頁。

　　⑥《廣西壯族自治區經濟地理》第４５頁。

　　⑧、⑩、12、18 覃應機：關於解放后在廣西工作的回憶（《忠心耿耿為人民》第 １５２頁、第 １４６頁、第 １６４頁、第 １６５頁）。

　　13 江明：覃應機同志與防城港（《忠心耿耿為人民》第３８０頁）。

　　⑨、14《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第５８２頁、第２１９頁。

　　１５、17《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第２２頁、第６５頁。

　　16《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第１７５頁﹔《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第 ４７頁（兩書對送賀、霍回京的時間記載不一，前書為 １１月，后書８月 １１日，文章以后書為准）。

　　20、２１、２７焦紅光：“文革”中周恩來處理廣西問題憶（《廣西黨史》１９９６年第 ６期第 １４—１７頁）。

　　19、24、25、26《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第１８６頁、第２４８頁、第 ２４３頁、第 ２００頁。

　　22《周恩來的最后歲月》第７３頁。

　　２３《當代廣西年表》第１７２頁。

　　28《陳雲文選》（１９５６—１９８５），第２１８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