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叮囑我要像八月風荷，出污泥而不染

　　光陰似箭，轉眼之間，周恩來總理離開我們了。但這些年來，不論我到什麼地方，做什麼工作，心裡總縈回著總理對我的親切教誨。

　　想當年，在重慶初見恩來同志時，我正屆而立之年，恩來同志也不過40歲，那可真是風華正茂的年齡呀！而今，周總理已成故人，我亦垂垂老矣。可一回想起當年聆聽恩來同志教誨的情景，印象仍是那麼清晰……。

　　你要當好一個“資本家”！

　　我出身在貧苦家庭，我的小學老師是大革命時期的共產黨員，因此，我自小便接受了一些愛國思想和無神論教育。后因家境實在艱難，被迫輟學，離寧波老家去上海謀生。在上海，我懷著修身養性的念頭參加了上海市商會社會童子軍團。1932年爆發了中國軍民反抗日本侵略軍的淞滬抗戰，我隨童子軍團參加戰地救護。由於我在戰地發現自己的上司童子軍團副團長貪生怕死、生活腐化，因此懷著失望的心惰離開了這個組織。此后，又經過幾年摸索，終於在1937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入黨后，我積極地投入地下黨組織的各種革命活動，游行示威，散發傳單，還參加了華聯同樂會，任黨小組長等。后因上海英租界當局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力下，更加嚴格審查、監視社會團體，政治環境進一步惡化。1939年下半年，組織上要我到新四軍去工作。正當我滿懷喜悅地准備啟程時，不料由於痔瘡動手術后感染，三個月未愈，耽誤了行期。這時，江蘇省委的劉曉同志派王堯山同志找我談話。他告訴我組織上決定把“廣大華行”作為黨的一個秘密機關，在公開職業的掩護下開展工作。組織上要我立即去重慶，以“資本家”的公開身份，在大后方的工商界中活動。

　　這時候，我們辦的“廣大華行”的總部已遷至昆明，生意也有了一定基礎。6月底，我從上海出發，經海防到昆明再轉赴重慶。我到重慶時劉曉同志已在重慶了，他仍是我的直接領導，我第一次見恩來同志就是跟他一道去的。我們先坐人力車到化龍橋，后從紅岩村的后山進入八路軍辦事處。我們到時周副主席已在等著了。我看到他面容清瘦，目光炯炯。我有點緊張，但他微笑著和我握握手，就開門見山地說：盧緒章同志，從今天開始，你們辦的“廣大華行”由紅岩村單線領導。“廣大華行”內的黨員由你單線領導，不許同重慶地下黨發生橫的聯系。

　　接著，周副主席仔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他說：最近中央制定了當前白區工作的方針，中心內容是：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一定要做到社會化、職業化、合法化。“廣大華行”作為黨的第三線機構之一，隻有在第一二線遭到破壞后才能動用，所以今后要做到不與左派人物往來，不再發展組織，即使在自己妻子面前也不許暴露身份。對外要廣交朋友，交各方面的朋友，包括國民黨方面的朋友，參加社會公開的社團活動，提高“廣大華行”和個人的社會地位。要充分利用各方面的關系作掩護，使這個機關長期保存下去，完成黨組織交給的各項任務。由於當時環境險惡，這些指示是不能筆錄的，因此我隻能全神貫注地傾聽，並努力將它刻印在腦海裡。

　　遠處傳來公雞啼鳴聲，黎明即將來臨。為了安全，我們必須在天亮前離開紅岩村。周副主席站起來把我送到門口，用力握著我的手又一次叮囑道：“盧緒章同志，工作環境險惡，你這個‘資本家’可一定要當得像呀。你要像八月風荷，出污泥而不染，與各方面打交道，交朋友，一定要記住同流而不合污呀！”

　　周副主席的這些指示，像明燈一樣一直照亮我的心田。此后，我除了定期秘密地到紅岩村看文件之外，在社會上真的就象模象樣地當起“資本家”來了。到1941年我已在成都、西安等地開設了分行，有力地支持了地下黨的經費開支。當時國外華僑的很多捐款是美元現鈔，我們通過合法身份在交易所賣出美元換成法幣支票，再通過在中央銀行工作的一位朋友把支票換成法幣現鈔，交給黨組織使用。那時動輒幾萬美元，換成法幣是成包成箱地堆在家裡，這自然會引起人家懷疑，我就以做生意為由，很容易地搪塞過去了。

　　為了在蔣管區站穩腳跟，我們不得不和國民黨上層人士和要害部門的人員打交道。在重慶，我與中央航空公司譯電員搭上了勾，很快就打通了重慶--昆明--西安的空中通道，使這些地方的人員往來和貨物運輸暢通無阻。

　　但要當好一個紅色“資本家”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環境險惡，危機四伏，隨時要准備應付各種情況﹔時局混亂，交通封鎖，增加了我們工作的困難。明裡我以“國民黨特別黨員、第二十五集團軍少將參議”的合法身份，周旋於國民黨上層人士之間，稱兄道弟，燈紅酒綠，私下裡要為黨輸送人才，運送大批錢糧藥物。當年的情景正如以我為原型創作的故事影片《與魔鬼打交道的人》中所描寫的，表面上，我是住洋房、坐汽車、開宴會、穿西服的大老板，應酬各方，輕鬆自在，但內心的壓力和苦惱是少為人知的。我們既要防國民黨鷹犬的跟蹤，又要受不明真相的自己人的冷嘲熱諷。但一想到這一切都是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做的，是為了配合八路軍對敵斗爭的，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對敵斗爭，個人的安危與一點點委屈又算得了什麼呢！

　　為了貫徹周副主席的“不再發展組織，即使在自己妻子面前也不許暴露身份”的指示，我自己也付出了很大的感情代價。

　　我和妻子毛梅影是由父母作主在家鄉成親的。她心地善良，勤勞正直。我每次為八路軍辦事處兌法幣、裝藥品，不便讓旁人搭手，就讓她幫我搬運、保管。象她這樣的人，如果再對她進行一些教育是能夠成為一名堅強的共產黨員的，那樣她既是妻子又是同志，就能更自覺地為我分擔工作，也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誤會。但是，一想起周副主席的指示，我就自覺地用理智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把這些想法壓了下去，沒有向妻子透露半點機密。

　　有一次，我在紅岩村呆了一夜，清晨才回家。妻子發火了，查問這一夜在外做什麼？我隻能象往常一樣胡編一套，想搪塞過去，不料她說：“你不用騙我，你的幾個朋友家我都找遍了，根本就沒你的人影！”說著就掉下了眼淚。看到她那樣難過，我雖然很心疼，卻什麼也不能講，隻有無可奈何地嘆氣，一股委屈情緒襲上心頭。但一想到周副主席的指示，心裡馬上又覺得熱乎乎的，沒有一點委屈了。

　　為了黨的工作需要，受點委屈就辦不到了？

　　1945年8月，抗戰勝利了，舉國一片歡騰。我的內心也激起了層層波瀾。這些年來，自己隱蔽身份，在敵后為黨做了些工作，但這畢竟不是我所最渴望的斗爭方式呀！抗戰雖然勝利了，但同蔣介石的斗爭還遠非短期所能結束。我多想立即脫掉“資本家”這張皮，到延安去，到自己的“家裡”去呀！懷著這樣的想法，我去見周副主席。

　　記得那天傍晚，我到周副主席住處時他還沒回來。一個穿著朴素，面容溫和的干部陪我聊了一會天（后來才知道是王若飛同志）。直到晚上12點，周副主席才回來，他先是精神專注地聽我匯報。我向周副主席著重匯報了三項內容：

　　1．舒自清同志已在紐約成立了“廣大華行”的分行，且與美國施貴寶藥廠建立了為其在中國銷售西藥的總代理關系，今后“廣大華行”的總部移到上海就能大做西藥生意了﹔

　　2．“廣大華行”已在美國買了一批藥，並已運抵印度的加爾各答，原擬再運到重慶，現形勢變化，想干脆直運上海，以盡快佔領上海的西藥市場﹔

　　3．通過包玉剛的關系，已獲准“廣大華行”人員可乘國民黨第一批軍用飛機回上海，我們准備趁機及早派員去滬建立總行，以樹起美國西藥總代理的牌子。

　　我匯報的這三項內容，最終歸結點都在上海。周副主席很快聽出了其中意思，除了表示同意外還問道：“那麼打算讓誰跟第一批飛機去上海呢？是你嗎？”對此我是早有准備的。我說：“不，是楊延修同志。他經驗豐富，辦事穩重，況且他還有國民黨上校的委任狀。”周副主席聽后微微一笑，看著我問：“盧緒章同志，你自己今后怎麼打算呢？”終於接觸到問題的實質了。我當即站了起來，無比激動地說：“周副主席，對這個問題我想了多少年了，我要回延安去，要不是我那倒霉的痔瘡，1940年我就進了新四軍了。我……”周副主席看著我那激動的樣子，似乎也被感染了，但他很快冷靜了下來，還沒容我進一步解釋，就向我宣布了組織決定，要我繼續做地下工作，隨“廣大華行”一起遷回上海。

　　希望破滅了，我還得繼續去當討厭的“資本家”。我實在承受不了這心理負荷了，當著周副主席的面，我眼裡涌出了熱淚。我說：“周副主席，當‘資本家’真比要我的命還難受呀！我從青年時代起就立志救國，入黨后，我更渴望做一個堂堂正正的戰士，但這些年我卻成天和那些雙手沾滿我們同志鮮血的特務周旋，碰杯送禮，我心裡受不了呀。老朋友罵我，妻子不理解我，我滿腹冤屈向誰說呀，‘資本家’的日子我真過夠了。”

　　周副主席沒有批評我，見我這樣激動，他默默地為我倒了一杯茶，然后抱起雙臂在房中慢慢踱步。后來站在我面前，親切地說：“盧給章同志，你的痛苦我完全理解，你迫切希望去延安的心情我能體會。我也聽說過你過去的上海朋友曾當面罵你財迷心竅、與豺狼為伍。我這裡也收到過一些民主人士的告狀信，說你喪失了良心和正義感，隻知道賺錢發財。你是一個耿直、嫉惡如仇的人，卻要長期和那些人周旋，被朋友誤解指責，內心怎能不痛苦呢！”

　　他的話使我漸漸冷靜下來。我擦干眼淚，繼續聆聽他的教誨。“但是，別忘記我們都是共產黨員，我們曾向黨旗宣誓，要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現在黨的工作需要我們受點委屈就辦不到了？你到前方去放幾炮也就是消滅幾個眼前的敵人嘛﹔你若留在后方，卻可以做許多重要工作呀！現在連陳果夫都聘你當他的醫藥研究所的理事了，這對今后的地下工作多麼有利呀。如果現在換人，即使那人能經營好‘廣大華行’，但他能那麼快地取得敵人的信任嗎？反之，你到解放區的消息一旦透露出去，那對整個‘廣大華行’的黨組織的危害就不堪設想了，這些你考慮過嗎？”

　　我聽著周副主席精辟的分析，心裡完全折服了。就這樣，我便到上海繼續去當“資本家”了。

　　經濟干部少，還是調盧緒章回來吧！

　　“廣大華行”的生意愈做愈大，到1949年全國解放前夕資產已達500多萬美元。淮海戰役結束后，百萬雄師下江南。渡江就要開始，這時候我們地下黨的機構也面臨解散，我個人的去從也不得不有所考慮，最后是劉曉同志請示了周恩來同志。周恩來同志說：全國解放，百廢待舉，經濟干部太少，還是調盧給章同志回來吧。

　　1949年5月27日下午我來到上海。

　　到上海后，我與徐雪寒、吳雪之等一起承擔接管官僚資本的工作。那時工作很緊張，白天去接管，晚上打地鋪睡辦公室。我們把原中央信托局等機構加以改造，組建了華東貿易處和對外貿易管理處。

　　由於美國對新中國實行禁運，當時的上海外貿實在沒啥好做，僅僅管理一下私商而已。1949年底中央就把我調到北京，搞中國進出口總公司，專管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另一個是中國進口總公司，專管對蘇新國家的貿易。

　　我們那時的外貿是一面倒，對蘇貿易佔80％以上。但我在那時還另有任務，就是美國採取禁運政策后，我們得設法把凍結在國外銀行的存款和正在途中的數千萬美元的貨物搶運回來。由於這些工作環節復雜，時間緊迫，所以我每周都得向外貿部長葉季壯匯報一次工作。從此，我和周總理的接觸也多起來了。1952年去莫斯科參加國際經濟會議，我國貿易代表團由南漢宸當團長，我在團內分工負責同資本主義國家接觸。我們經過一番努力，同西歐各國和日本等國簽了不少貿易協議，同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的一些民間性貿易團體也簽了不少協議，給美國的禁運封鎖一個沉重的打擊。

　　有一次和錫蘭談判大米換橡膠貿易協議。初步談妥后由葉季壯部長向總理請示，不料總理卻指示說，我們可以降低點米價，多給對方點好處嘛！我開始僅從生意眼光出發，不太理解總理的意思，后來從工作實踐中才體會到總理眼光的遠大。為了打破美國的封鎖禁運，我們應該採取些靈活的政策，以吸引更多的外商跟我們做生意。

　　1955年我被任命為對外貿易部副部長，兼任進出口公司總經理和三局局長（專司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往來）。我到埃及、伊拉克、古巴等很多同我國建交、未建交的中近東和非洲國家去談判貿易，如進口伊拉克蜜棗等。這時發生的一件事，使我更進一步認識了總理的英明。一次，我駐印尼商務參贊處來電，報告關於我向印尼政府出口大米和紡織品等貨物的談判情況，其中提到在要草簽協議時，對方談判代表提出要索取回扣。這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在我們看來，個人代表國家搞貿易純屬公務，怎能給回扣呢？我一時拿不定主意，隻得請示總理。總理聽后很快就答復說：“可以嘛，人家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官員，我們怎麼能象要求共產黨的干部那樣去要求人家廉潔奉公呢。”由於總理提出這一靈活政策，使我們很容易地談成了這筆貿易。這是為打破美國封鎖禁運而簽訂的第一個國家之間的貿易協定。從此以后，就為我們的紡織品出口打開了市場。

　　我在建國以后這一段長長的外貿生涯中，經常感受到總理一貫嚴謹的工作作風。我們處理外貿業務，時常碰到意想不到的緊急情況需要向總理請示，他總是非常認真地對待這些問題。凡是通過總理辦公室或外交部送上去的報告，隔天總理就批回來，在他閱批的報告上，不僅有明確的答復，而且報告上的一字一句他都仔細斟酌過，連文中標點符號有不當之處都給改正過來。

　　應該讓“五七”戰士回來檢查檢查身體！

　　周總理雖然宵衣旰食，日理萬機，但他還常把我們這些下屬干部的生活放在心上。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總理為了照顧我們，每逢開會時總留我們在中南海吃頓便飯，或餃子，或四菜一湯。總理跟我們坐在一起，如同家人似地邊吃邊聊，設法讓我們吃飽、吃好。我原以為這些都是公費招待的，后來才知道這都是總理自己拿錢招待我們的！

　　總理一生都過著極為簡朴的生活。建國以后，不論是會見外賓也好，還是參加會議也好，總見他穿一雙普通黑皮鞋或棕色牛皮涼鞋，一套灰色制服（有時是黑色制服）。我原以為總理特別喜歡穿這種顏色、這種式樣的衣服，后來才知道，他隻有這麼幾套衣服。這之后，我每次見到總理，看到他那朴素的穿著，一股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我在想，敬愛的周總理，您做為一個泱泱大國的總理，就是穿著這麼簡朴的服裝在為人民日夜操勞啊！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我便靠邊站了。有一次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我見到了總理，沒想到，這竟是我最后一次見到他。“文革”后期，我被誣蔑為“特務頭子”，下放到河南息縣的干校在監督下勞動。到1973年，據說總理親自干預了我的問題，他說，應該讓這些“五七”戰士回來檢查檢查身體嘛。就這樣，我才獲准乘飛機回到了北京。后來總理又說，我們應該把這一批干部保護起來，所以我再沒有回干校去。

　　我不僅被留在北京，還獲准去高干病房治病，我暗想，看樣子這回問題不大了，並開始幻想重新參加工作，又可以直接聆聽總理的教誨了。萬萬沒有想到1976年1月8日，一代英豪--周總理，他竟去了。

　　噩耗傳來時，正是漆黑的寒夜。我始而震驚，繼則淚涌。我向總理的遺像鞠躬行禮后，含淚端視良久。我看到總理正微笑著，目光炯炯，似又有話要問我：盧緒章同志，你對今后的工作，有什麼打算？……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