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幽禁中的張學良

　　關於周恩來與張學良的交往與友情，特別是西安事變前后的交往與友情，以及張學良被囚之后周恩來多次呼吁釋放他的種種情形，已有不少論著談論，許多人已耳熟能詳。但在張學良幽禁期間，周恩來與張學良的秘密交往，以及周恩來對張學良的暗中保護和關懷，至今仍鮮為人知。筆者根據文獻和對有關人士的採訪，將此情形做一介紹。

　　周恩來對西安事變的善后處理使張學良大為敬佩

　　眾所周知，周恩來生前總是高度評價“千古功臣”張學良，並稱他為自己的“老朋友”。張學良在被幽禁５５年之后，剛一獲得自由就公開講道：“周恩來先生，我非常佩服……他說話直截了當，人很聰明，我倆見面感情極好。”①１９３６年４月９日夜，在國難深重的時刻，兩人在延安（時稱膚施）初次秘密會晤，謀求攜手抗日共同救國的途徑和辦法，披肝瀝膽，一見如故。５月１２日夜，兩人舉行第二次延安密談，又談了一夜。西安事變期間，應張學良之邀，１２月１７日，周恩來飛抵西安，住在金家巷張學良公館裡，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種種事宜，至２５日張學良陪送蔣介石飛往南京為止，周與張朝夕相處了８天。此后，張學良即被長期幽禁，再也沒有與周恩來見過面。這就是說，兩人在一起聚晤的日子，前后加在一起，隻有８天零兩夜。

　　１９３７年２月１７日，東北軍騎兵軍軍長何柱國受顧祝同的派遣，到溪口拜見張學良。張學良聽了何柱國等人的匯報之后，公開地給楊虎城、於學忠各寫了一封信，表示凡有利於國者，一切都無足顧惜，囑告東北軍將士和衷共濟，“以期在抗日戰場上，顯我身手”。②並要何柱國暗中轉告部下：“我為國家犧牲了一切，交了個朋友，希望各袍澤今后維持此一友誼。”③這個朋友，指的就是中共及其領導的紅軍，其代表人物就是周恩來。除了寫給楊、於的這兩封信之外，張學良還背著看守，給周恩來寫了一封親筆密信，要何柱國秘密地帶到西安，交給周恩來。不久，周恩來收到了此信。但為了張學良的人身安全，周恩來與何柱國生前對此信內容都一直守口如瓶。該件大意如下：

　　柱國兄來談，番兄一本初衷，以大無畏精神綏此危局，猶對東北同人十分維護，弟聞之甚感。紅軍同人種種舉措，使人更加欽佩。

　　弟目下（閑）居讀書，一切甚得，請勿遠念。凡有利於國者，弟一本初衷，決不顧及個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並請代為向諸同人致敬意。

　　此信對周恩來和紅軍大加贊揚，這些皆有事實根據。１９３７年初，蔣介石扣押張學良並派重兵壓向西安，強硬堅持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必須撤兵移防，以便中央軍進駐陝西境內隴海鐵路沿線，否則即向西安方面開戰。為了防止內戰重新爆發，盡早實現全國一致抗日的大目標，張學良毫不顧及個人及東北軍團體的利害，一再寫信或拍電，要東北軍撤兵移防。周恩來也從抗日救國的大局出發，贊成先撤兵移防，然后再設法營救張學良。可是東北軍內部矛盾激化，高級將領主和，中下級軍官即所謂少壯派則主戰。少壯派堅持隻要南京方面不放回張學良，西安方面就決不撤兵移防，如果中央軍進攻，即與之決一死戰。但內戰一旦打起來，無論誰勝誰敗，損失的都是中國的國防力量，受益的隻能是日本侵略者。再說，當時“三位一體”（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的軍事力量遠不及中央軍。特別是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其戰斗力更弱。如果戰敗，勢必在更苛刻的條件下接受和平，而張學良獲釋的可能也就更加渺茫了。然而，在張學良陪蔣去京之后，由於東北軍高級將領王以哲、何柱國等人的堅持，西安方面匆忙放走了事變爆發時與蔣介石同時被扣的陳誠、錢大鈞等十幾位南京政府的軍政大員，放走了數十架戰斗機和５００名空軍地勤人員，使西安方面失去了確保張學良返回西安的人質和物質。這在東北軍內部，已進一步增強了少壯派對王以哲等高級將領的不滿，而張學良陪蔣去京反遭囚禁的不幸遭遇，大大激發了東北軍將士對自己統帥的深切愛戴和對蔣介石背信棄義的強烈憤慨，這種發自內心的激情也感染了十七路軍官兵和社會群眾，因此，一月下旬，少壯派的主張獲得了廣泛的支持和同情。與此同時，１月２７日，西安與南京雙方代表在潼關的談判達成了東北軍撤往甘肅等口頭協議。但潼關談妥之時正是少壯派主張在西安得勢之日。２７日夜，應德田等５０余名少壯派官兵到金家巷中共代表團住處，圍逼周恩來，要求紅軍能與他們一道作戰，否則就與紅軍“破裂”，一直鬧到后半夜。２８日，周恩來整天勸說他們，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少壯派仍然群情激昂。這時，原來主和的東北軍高級將領有的動搖了，有的不敢講話了。原來就拿不定主意的楊虎城也贊同不釋張即不撤兵的主張，主戰空氣幾乎彌漫了整個西安。有人竟揚言要對中共代表團實行“兵諫”，甚至擬好了暗殺名單，內有主和將領和中共黨員。周恩來聞訊后，即派人把當時已在西安的張聞天等人送到紅軍駐地三原。后來又把博古、葉劍英等大部分中共代表團成員送到三原，自己仍留在西安繼續做各方面的工作。

　　１月２９日，張學良又一次寫親筆信，“飛送”西安。強調“目下大局及國家問題重於良個人問題千百倍”，“萬勿斤斤於良個人問題，致誤大局”，務必依照潼關口頭協議撤兵移防④。可是當晚，東北軍團長以上軍官在渭南開會。在應德田的鼓勵下，會議通過了不釋張即不撤兵的決議。與會者包括實際上主和的何柱國在內都在上面簽了名。至此，正如周恩來所言，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兩友軍決心打，紅軍不打更刺激他們”，出現了“紅軍出賣朋友”的不滿言論⑤。３０日，有幾批軍官到中共代表團住處表示抗議。“三位一體”面臨著破裂的危險。而在不了解西安嚴重局勢的中共領導人之中，有的正提議紅軍率先撤兵，對此，周恩來不僅堅決反對，而且建議撤消原定的紅軍不參加作戰的決定。３０日下午，周恩來趕到三原縣雲陽鎮紅軍前敵總部，說服了在那裡的張聞天、彭德懷等人，商定一旦中央軍進攻，為了不與兩友軍對立，紅軍要與兩友軍一道進行自衛戰。當夜２４時，在延安的毛澤東等人復電同意。３１日中午，周恩來趕回西安，將紅軍與兩友軍共進退的決定通知了張、楊兩部，那種“紅軍出賣朋友”的言論不攻自破了。

　　可是，３１日上午，東北軍５１軍軍長於學忠自蘭州飛抵西安。張學良去京前曾以手諭令東北軍聽從於學忠指揮。於學忠是主和的，這時已與南京方面建立了聯系。當夜，東北軍、十七路軍和紅軍三方舉行最高會議，於學忠的主和發言得到了王以哲、何柱國的支持，楊虎城表示與東北軍採取一致立場。周恩來最后發言說，西安事變的目的在於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紅軍原來是主和的，但你們兩方許多人主戰，我們為了保持團結，也可以保留原來的主張，與你們一道作戰。現在你們兩方又一致主和，我們當然是贊同的。但周恩來特意提醒他們：“不過，請你們注意內部的團結和設法說服你們的部下，否則恐怕還會發生問題。”⑥就這樣，最高會議決定派代表去潼關盡快簽定撤兵協議。

　　不幸，東北軍主和將領沒有重視周恩來的提醒，而早已頭腦發昏的少壯派頭頭，面對遽然主和的決定，竟然不顧大局，於２月２日槍殺了王以哲。接著有幾個青年軍官突然沖入周恩來的辦公室。周恩來見他們氣勢洶洶的樣子，立刻明白他們是來“兵諫”的。周恩來霍地站起來，把桌子一拍，大聲斥責道：“你們要干什麼？你們以為這樣干就能救張副司令回來嗎？不！這恰恰害了張副司令，你們破壞了團結，分裂了東北軍，你們在做蔣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們是在犯罪！”⑦待他們平靜下來，周恩來深有感觸地說：蔣介石殺害了無數的紅軍將士，我的頭顱就是在蔣的屠刀下滾過來的，我們對蔣的仇恨比你們不知要大多少倍﹔我們與張副司令結下了血肉難分的關系，我們對他的感情絲毫不下於你們。然而，日本要滅亡中國，國家民族的根本利害重於個人、團體甚至階級的感情，我們應當識大體，顧大局，相忍為國！聽了周恩來這番肺腑之言，青年軍官們慚愧得淚流滿面，並跪下來向周認錯請罪。

　　王以哲被殺，西安頓時陷於緊張混亂狀態。周恩來卻不顧危險，立即率領中共代表團成員到王以哲家中吊唁。當時，靈堂還沒有設好，周恩來親自動手幫助擺設，然后行禮默哀。此舉使王以哲家屬和東北軍上層人士倍受感動。王以哲是張學良的心腹大將，在東北軍中頗有威望。王之被害，激起了東北軍官兵的強烈憤慨。在渭南前線阻擋中央軍的劉多荃部，聞訊后即撤出防線，准備回師西安，討伐凶手。王以哲的六十七軍也要為其軍長報仇。應德田等人驚慌失措。為了避免東北軍內部自相殘殺，周恩來在嚴厲譴責應德田等人殺人罪行的同時，冒著掩護肇事者的嫌疑，把應德田等人送出西安，使急於為王以哲報仇者失去了對立面﹔另一方面，周恩來又派劉多荃的族弟劉瀾波去渭南說服劉多荃，維護東北軍的團結。

　　周恩來后來曾說：“在西安混亂的兩個月中，說服東北軍的工作，比張學良在西安時困難百倍。”⑧盡管極為困難，周恩來仍然以各種方式多次勸說東北軍高級將領堅持調駐甘肅，不要遠離紅軍。在他們執意改調豫皖蘇之時，東北軍和十七路中下層一些官兵要求加入紅軍。周恩來表示，我們不能在友軍困難時以吸納友軍成員的方式來擴大自己。結果，紅軍沒有接受兩友軍的一兵一槍一彈……這一切，張學良聽說之后，甚為感動，就寫了這封密信，對周恩來的“大無畏精神”表示敬意，對紅軍的“種種舉措”表示欽佩。

　　周恩來為和平統一“再作紅娘” 張學良誠心祝願“早成佳果”

　　抗戰勝利前后，周恩來做為中共代表，接連地與國民黨代表進行和平談判。重慶談判所達成的《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中共方面在上面簽字的首席代表即周恩來。《紀要》規定“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堅決避免內戰”，以便“和平建國”。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國共兩黨代表張群、周恩來又簽署了停戰協定。同時，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開幕詞中宣布了四項諾言：人民享有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各政黨均有合法地位，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積極推行地方處治，依法實行普選﹔釋放政治犯。周恩來在致詞中說，“應痛下決心，不僅在今天下令停戰，而且要永遠使中國不會發生內戰”⑨。１４日，在討論人民自由權利時，周恩來對蔣介石的四項諾言表示擁護，並說“有些事情當然要有步驟，但放人這件事立即可做。”說張學良、楊虎城在９年前挽救了“國家民族一大危機”，使中華民族“產生了驚天動地的團結抗戰”，“要是張、楊兩先生放了，西北與東北父老乃至全國人民，誰不歡欣？何必不做？給人民自由，對國家隻有好處”⑩。……所有這些，都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的希望。在這種形勢下，張學良通過舊屬莫德惠給周恩來捎去了第二封密信。

　　莫德惠曾在張作霖手下任奉天省省長、北京政府農工部總長，張學良主政東北后任東北政委會委員、中東路督辦。１９３０年中蘇談判時，他出任中國首席代表，此后即與蔣介石建立了聯系。１９３６年秋，張學良搜查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后，曾派他去見蔣，緩和與蔣的緊張關系。抗戰期間，他和鄧穎超都是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１９４６年的政協會議，他也以社會賢達身分參加了。因此，與周恩來也有許多交往。１９４６年４月，莫德惠奉蔣介石之命，自重慶到貴州桐梓天門洞探望張學良。莫德惠於１８日到達張之幽居地天門洞草湖之濱，在這裡留居５宿，２３日離開。張、莫二人在湖邊垂釣時，特意攝影留念。在莫德惠見到張學良的第２天，即１９日，張公開寫了兩封信分致蔣介石和自己的舊部，還在私下給周恩來寫了封密信。莫德惠回到重慶后把這封密信偷偷地交給了周恩來。莫德惠后來在台灣做過“考試院”院長，１９６８年在台北病逝。他與周恩來一樣，生前從未透露過此信。５０多年后的今天，這第二封密信也可以公布了（此信原無收信人姓名及稱呼，顯然這是有意如此，可見大膽的張學良也很謹慎）。此信大意如下：別來十年，時為想念，（兄）當有同感。現日寇已經驅出，實（為）最快心之事。爾來兄又奔走國事，再作紅娘，原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視想（者）也。近日友人慘死，數難聞之，為之一痛，隻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余不盡一。

　　張學良后來曾說過，他的一生，他的祖國，幾乎被日本給毀了。張學良所以發動西安事變，根本目的就是要抗日。因此，驅出日寇是他平生最快樂之事。張學良認為“周恩來是極有才能大膽的人”，對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釋放蔣介石起了重要作用11。因此，抗戰勝利后，他祝願周恩來在國共和談中“早成佳果”，使國家走上和平統一的富強之路。然而，張學良似乎也頗為擔心。他說“友人慘死”，雖然包括王若飛、博古、葉挺等人因飛機失事而遇難的“四八”烈士，但他說“數難”，顯然不止這一次。在這之前的“一二二”慘案、“滄白堂事件”、“較場口事件”等等，都表明堅持一黨專政的反民主勢力，正竭力破壞政協及其決議，而美國幫助蔣介石運兵，搶佔東北，也使內戰危機更加嚴重。張學良感到痛苦，為之“心吊”的，恐怕還包括即將失去的中國和平統一的局面。周恩來在追悼“四八”烈士時說：“和平、民主終必會在全中國實現。”12在關心國家命運方面，張、周二人的心是息息相通的。

　　思悠悠，念悠悠，彌留之際在心頭

　　周恩來深知，西安事變后蔣介石對張、楊特別忌恨，楊虎城一家４口慘遭殺害就是明証。在蔣介石主政台灣時期，祖國大陸方面對張學良過於直白的關懷和贊譽有時會刺痛蔣氏專制政治最敏感的神經，從而使張學良的處境更加難堪。因此，周恩來曾多次囑告有關部屬，所有涉及張學良的宣傳、報導都要嚴格掌握分寸，一定要顧及張學良的人身安全。但周恩來對張學良的懷念和關懷卻從來沒有中止過。他總是通過各種渠道各種關系暗中了解張學良的狀況。他曾不止一次托請來自台灣的朋友設法保護張學良，並對他們說：“如果張學良將軍的生命有個一差二錯，我們就不好見面了，不好說話了。”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定居美國的宋子文來到香港小住。周恩來聽說后，立即找人向宋傳話，推動這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時的“擔保人”，設法釋放張學良或改善張的境況。郭增凱先生這時正在香港居住，西安事變時，郭曾作為宋子文的隨員，陪宋自南京飛抵西安，協助宋做調解工作。后來，郭也主張釋放張、楊。周恩來即設法托郭增凱向宋子文傳話，要郭對宋說，“北京的一位老朋友”還記得，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時，宋子文先生曾有三條保証：第一條是停止內戰﹔第二條是對日抗戰﹔第三條是確保張、楊兩位將軍的安全。“北京的老朋友”想請教宋先生，這三條保証如今怎樣了？這次傳話，雖沒有讓郭提周恩來的姓名，宋子文卻很明白。宋迅即傳回話來，說頭兩條都早已兌現了。至於第三條，“請轉告周恩來先生，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實在無能為力，請周先生諒解！”周恩來聽了之后說，宋子文的話雖用的是外交辭令，但講的倒也是實情。

　　張學良雖囑告周恩來“如有密便，盼有教我”，但周恩來擔心危及張學良的安全，一直十分謹慎。１９６１年春，經過再三考慮和分析，決定通過在海外的朱光沐夫人朱湄筠女士向張學良和趙一獲傳遞密信。朱光沐原來是張學良的貼身親信，后來做了宋子文的秘書。朱湄筠是一直深受周恩來敬重的朱啟鈐（１９６４年在北京病逝）老先生的第５位女公子，即通常所說的“朱五”小姐。１９６１年５月末，朱五傳回話來，說周恩來寫給張學良的親筆密信，連同張學良二弟張學銘、四弟張學思寫給其大哥張學良的信，都已成功地傳到了，並說在台北的張學良當時住在（曾任蔣介石外交使節的）董顯光先生家裡13，享受著有限度的自由。朱五回話並未言及傳遞密信的經過，因此，朱五傳書的具體過程至今仍然是個謎。周恩來、張學思、張學銘、朱光沐都已辭世，朱五早已患上老年痴呆症。筆者隻好專程去採訪張學銘的夫人朱洛筠女士（即“朱六”小姐）。她雖年事已高，記憶力卻驚人的好。周總理請她和張學銘一道吃飯、“文化大革命”中周總理設法保護他們夫婦的許多往事都記得清清楚楚。可是，當我問及向張學良傳遞密信一事時，她說：“那時候，周總理曾不止一次地找過二父（張學銘排行老二）。他們講了些什麼，二父一個字都沒有講，當時我隻有一種神秘兮兮的感覺。”筆者又去拜訪張學思的夫人謝雪萍，她隻聽說過當時周總理召見過張學思，談什麼事情，她完全不知道。現在，周恩來寫給張學良的密信可以公開了。這封親筆密信隻有１６個字：

　　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后會可期。

　　１９７２年５月，周恩來被確診為膀胱癌，１９７４年初病情加重了。就在這一年，香港的一些朋友得悉蔣介石已經病重（蔣於１９７５年４月５日去世），准備發動輿論攻勢，要求恢復張學良的自由。當他們把這種設想報告給周恩來的時候，周恩來當即贊揚他們這種主持正義的精神，但卻說服他們放棄了這種做法。周恩來說：“蔣介石還沒有去世，但他對張學良的忌恨已經淡化了。你們這麼一呼吁，戳了蔣介石的瘡疤，搞不好，可能刺激蔣介石用西太后對付光緒皇帝的辦法，在自己臨死前對張學良下毒手，結果反而對張學良大大不利！”

　　１９７５年９月，周恩來聽說張學良患上了眼疾，有失明危險。周恩來十分焦慮，即在一份批示中要有關部門查清具體情況，批示的最后三個字是：“托、托、托”。這是周恩來生前無數份批示中的最后一份。１２月２０日晨，已處於病危狀態的周恩來召見羅青長談對台工作，羅當時是國務院對台工作小組（當時尚未公開）的負責人，周竭盡全力囑咐道：“干萬記住，不要忘記台灣的老朋友！”

　　直到周恩來生命的最后一息，周恩來總是懷念著張學良。每次談到張學良，他都很動情，曾多次淚流不止。“后會可期”，他盼望國共兩黨能第三次合作，攜手共建統一大業，也可與張學良再度聚首，傾心相談。真是思悠悠，念悠悠，彌留之際在心頭！

　　（作者單位：吉林省社會科學院）

　　注 釋：

　　①、②、④《張學良文集》第２冊，第１１８８頁、第１１２６頁、第１１２４頁。

　　③《西安事變親歷記》第７頁。

　　⑤周恩來致毛澤東電，１９３７年 １月 ３０日。

　　⑥《西安事變紀實》第２０４頁。

　　⑦《西安事變與周恩來同志》第７０頁。

　　⑧《周恩來同李勃曼談個人經歷》（《暸望》，１９８４年第２期第 ２９頁）。

　　⑨《周恩來年譜》１８９８—１９４９（修訂本），第６５２頁。

　　⑩《新華時報》１９４６年１月 １５日。

　　11《張學良接見日本<東京新聞>記者佐藤光明的談話》（香港《明報》月刊，１９９３年１０月號第１２０頁）。

　　１２《周恩來選集》上卷，第 ２３４頁。

　　13 朱五回話記錄恐有誤，當時張學良為了學習基督教教義，常與精通英文的董顯光先生往來，常去董家是可能的，但因張身邊總有“監護”人員，未必住在董家。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