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對人民之愛：維護民族團結關愛人民生存

周恩來的對人民之愛，就是維護民族團結、關愛人民生存。周恩來是怎樣熱愛人民的呢？

周恩來早在青少年時期就注意到這個中華民族現今仍很關心的問題。在《愛國必先合群論》中，他指出：“愛國者，必先及其社會，首必愛其群，斯為愛國之士焉。不然終日號囂於市，輒曰愛國愛國，而口與心違，言與行背﹔貧者弗恤，病者弗救﹔不為公益之事，不作道德之舉﹔視同胞如草芥，奉外人若神明﹔黨同伐異，爭權攘利﹔無合群之思，鮮愛眾之想﹔一國之肥瘠，猶越人之視秦人﹔一毛之不拔，如洛鐘東應銅山。夫以此種不愛國、不合群之國民，趨之使強，未有不南轅而北轍者也。”

周恩來說:“中國的民族宜合不宜分。我們應當強調民族合作，民族互助﹔反對民族分裂，民族‘單干’。”“這樣，我們才能夠真正在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基礎上，建立我們憲法上所要求的各民族真正平等友愛的大家庭”。

為了救國，必須從小立下救國志向，掌握救國本領。周恩來受資產階級教育救國思想的影響，認為:“寧國圖強，就得想救國的辦法，就得把教育辦好。”有一次，在上修身課的《立命》這一節時，學校魏校長問:“諸生為什麼而讀書啊？”面對師長的提問，書香門第學生則曰“為明禮而讀書”，官宦子弟答曰“為做官而讀書”，一些家境貧寒的學生說是“為錢，為吃穿”。隻有周恩來出語不同凡響，庄嚴地回答:“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文化大革命”中，為了減少運動對國民經濟造成的損失，維系最起碼的國計民生，周恩來費盡心血，堅持不懈地與林彪、江青一伙及一切破壞經濟建設的行為作了各種不同形式的斗爭。江青指責周恩來隻要生產，不要革命。周恩來憤然反擊:生產搞亂了，我們去喝西北風嗎！當工廠、農村內部自己也點起“火”鬧革命時，工人、農民開始離開自己的生產崗位，四處串連。周恩來與陶鑄商量，要盡快制定關於工廠、農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有關規定，重申工廠、農村原則上不開展文化大革命，以保証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同陶鑄組織起草一篇強調革命不能影響生產的《人民日報》社論。周恩來又找到李富春，要他找李先念、譚震林、余秋裡、谷牧等商量，負責起草有關工廠、農村開展文化大革命的規定。1966年9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

1956年6月，周恩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宣布:“我們對於‘一切愛國的人們，不論他們參加愛國行列的先后，也不論他們過去犯過多大罪過，都本著‘愛國一家’的原則，採取既往不咎的態度，歡迎他們為和平解放台灣建立功勛，並且還將按照他們立功大小，給以應得的獎勵和適當的安置。”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當解放戰爭在大陸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時候，曾跟隨蔣介石打內戰的許多國民黨將領，紛紛舉行起義，加入了反美反蔣的革命行列。新中國成立后，在我黨的感召下，曾跟隨蔣介石打過內戰的人們，又有許多人又走上了愛國主義道路。當過國民黨東北“剿總司令”的衛立煌、當過國民黨代總統的李宗仁等，都先后回到了祖國的大陸。同時，在解放戰爭中為我俘虜被宣布為戰犯的許多國民黨將領，經過改造，也轉向了愛國主義立場。

（《淮安區報》授權周恩來紀念網轉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