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周恩來自告奮勇接待歐洲小國代表團

　　周恩來是舉世公認的杰出外交家。他同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起，制定了我國的外交路線、方針、政策，並且以他非凡的才能，成績卓著地予以貫徹執行。我國外交工作的輝煌成就，是同周恩來的名字分不開的。

　　周恩來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創造性地運用於外交實踐，表現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氣概，發揚了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樹立了新中國獨具特色的外交風格。

　　獨立自主的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從一開始就充分表現出獨立自主的精神，從而形成了新中國外交風格的一個顯著特點。

　　新中國外交的獨立自主，首先表現在繼人民革命的軍事勝利之后，立即採取一系列徹底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控制權，包括不承認國民黨時代同外國建立的外交關系，不承認舊中國同外國締結的一切賣國條約，對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經濟和文化事業作應有的處理，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等等。這一切，根本改變了舊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有力地保障了我國的獨立和主權。

　　新中國外交的獨立自主，還表現在它一開始就明確宣布了同外國政府建立外交關系的原則立場。新中國願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但是，對於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新中國採取了不急於同這些國家建交的方針。周恩來在建國前夕就指出：“如果我們急於要求這些國家承認，就會陷於被動，它們若要同我們建立外交關系就要按平等原則進行談判。”

　　台灣問題是涉及我國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重大原則問題。周恩來代表我國政府和人民，對美國政府企圖侵佔中國領土台灣，干涉中國內政，制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台灣獨立”和鼓吹“台灣地位未定”的活動，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斗爭。他多次說明：“我們尊重美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我們不干涉美國的內政，我們要求美國也不要干涉中國的內政。”他問道：“如果有人去侵佔美國的長島，並派軍艦到長島以北的海峽中去，美國人將如何感覺？”他強調指出：“台灣問題是阻礙中美兩國關系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中國政府堅持美國同台灣當局斷絕“外交關系”、廢除“美蔣條約”、把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從台灣撤走，作為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必要條件。在美國政府接受了中國政府的這些合情合理的主張之后，中美兩國才在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建立了外交關系。

　　對於中國和日本之間的邦交正常化，中國政府也提出了三項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應予廢除。由於日本政府對這些原則表示了充分理解，並為此採取了實際步驟，中日兩國在１９７２年９月正式建交。

　　我國政府在同其他國家建立外交關系時，也都在台灣問題上堅持了自己的原則立場。在原則問題上毫不含糊，這是新中國的性格。

　　還應該指出的是，新中國成立后，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曾同蘇聯站在同一條戰線上。但是，即使在那個時候，新中國在同蘇聯的關系中，也保持了自己獨立自主的根本立場。早在建國前夕，周恩來就告誡我們：“即使對於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我們也不能有依賴之心。”絕對不能“一切依賴外援”，“倒在外國人的懷裡”。建國初期，他又提醒我們說：“我們同蘇聯在戰略上雖是聯合，但戰術上也不能沒有批評”。非常清楚，人民中國重視同別的國家在共同戰略利益基礎上的聯合，但是這決不意味著放棄自己的獨立自主。我們主張平等的聯合，堅決反對那種一方控制另一方、一方損害另一方的“聯合”。對於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傾向，我們從來是採取批判態度的。

　　愛憎分明的立場

　　堅持獨立自主的新中國，在國際斗爭中，總是站在一切被壓迫、被侵略的國家和民族一邊，堅定不移地支持它們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斗爭。這是把我們的愛國主義同狹隘的民族主義嚴格分開來的一個重要標志。我們堅持的是與國際主義相結合的愛國主義。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就開展的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中國人民對越南人民的抗法斗爭和后來的越南、老撾、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救國斗爭的全力支持，中國人民對遭到來自蘇聯領導集團的強大壓力而處境十分困難的阿爾巴尼亞人民的同情和援助，都是在周恩來的日夜操勞、親自主持之下具體實現的。

　　１９５０年，美帝國主義發動了侵朝戰爭，唇亡齒寒，中共中央決定派出中國人民志願軍，同朝鮮人民並肩作戰，履行我們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周恩來同志全力以赴貫徹執行中央的這一決定，把抗美援朝的事情放在頭等重要的地位，親自處理。周恩來一直十分關心發展中朝兩黨、兩國用鮮血凝聚成的戰斗友誼，積極支援朝鮮人民爭取自主和和平的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多次到朝鮮進行友好訪問，為進一步加強和發展中朝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和合作關系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朝鮮人民親切地稱呼周恩來為“中國人民的友好使者”。

　　周恩來對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也非常關心，為了從各方面支援他們的抗美救國斗爭，周恩來花費了巨大的精力，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在美帝國主義狂轟濫炸、布雷封鎖的嚴峻日子裡，周恩來親自下命令，要我國船隻、車輛一定要把援助物資送到越南、老撾、柬埔寨人民手裡，即使蒙受再大的損失和犧牲，也在所不惜。越南急需鋪設輸油管線，周恩來就決定推遲我們國內的輸油管工程的建設進度，把現有的油管供給越南使用。他還親自過問援越物資的運輸工作。有一段時間，陸上運輸遇到困難，周恩來親自指派負責干部組織海運，把急需的物資及時運到越南南方。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經濟技術力量有限，但我們還是努力向一些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援助。關於這種援助的性質和目的，周恩來曾經明確指出：“我們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對若干新獨立國家進行援助，不附帶任何條件和特權，是為了幫助他們發展獨立的民族經濟，而不是為了使他們依賴我們。” １９６３年底至 １９６４年春，周恩來在陳毅的陪同下，對亞、非、歐的１４個國家進行了友好訪問。出訪期間，周恩來提出了他醞釀已久的我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項原則，把我國援外工作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在八項原則指導下，我國同第三世界友好國家互相幫助，互相學習，在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系中，樹立了真誠合作的典范。這同蘇美兩個大國借“援助”、“合作”之名，行掠奪、控制之實的丑惡行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樣的例子有很多。例如，一些非洲國家從中國進口茶葉，但中國政府卻主動派出種茶專家去幫助他們試辦茶場，以減少從中國的進口﹔中國幫助緬甸建立紡織廠，從設備、安裝、施工到運轉，都考慮到如何利用其本國生產的原料，以利其增強自立更生的能力，減少對外國的依賴。

　　中國對被壓迫、被侵略的國家和民族的同情和支持，也表現為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堅決揭露和斗爭。

　　當法國在越南和阿爾及利亞進行殖民戰爭的時候，新中國為了支持越南人民和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正義斗爭，不惜推遲同法國建立外交關系。

　　新中國堅決揭露和反對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周恩來首次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的國際會議是１９５４年的日內瓦會議，他在這次會議上擺事實、講道理，運用高超的外交藝術，把朝鮮問題不能和平解決的根源清楚地揭示在全世界面前，與氣焰囂張的美國國務卿、戰爭販子杜勒斯進行了面對面的斗爭，爭取到了與會各國的普遍支持，使美帝國主義陷於十分孤立的地位。６０年代當美國逐步擴大侵略戰爭，並且公然聲稱存在同中國發生戰爭的危險的時候，周恩來就中國的對美政策講了四句話：中國不會主動挑起對美國的戰爭﹔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中國是作了准備的﹔戰爭打起來，就沒有界限。這四句話，充分表達了新中國反帝立場的徹底性。

　　伸張正義，愛憎分明，不畏強暴，支持弱小，這是新中國在國際斗爭中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而形成的外交風格的又一特色。

　　求同存異的方針

　　如何在同各國建立和發展正常關系的過程中正確處理各國間的差異，是新中國外交所面臨的一個課題。周恩來提出的“求同存異”的方針，為解決這一問題開辟了正確的途徑，從而形成了新中國外交的另一個特色。

　　１９５３年底，周恩來在中印談判中首先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他指出：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的原則，是新中國處理中印兩國關系的原則。這些原則得到當時印度政府的贊同。隨后，印度和緬甸兩國政府又與中國政府共同把這五項原則作為適用於一般國際關系的原則加以倡導，在國際上引起了普遍積極的反響。現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成為公認的國際關系准則。這是新中國外交對當代國際政治作出的重大貢獻，也為我們同世界各國“求同存異”提供了原則基礎。

　　１９５５年，亞洲和非洲２９個國家在萬隆召開亞非會議。這是在沒有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國家參加的情況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命運的亞非國家第一次自行召開的國際會議，它反映了佔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亞非人民團結反帝的共同願望和要求，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但是，另一方面，由於帝國主義的影響，也由於新中國剛成立不久，許多與會國對新中國還不很了解，與會各國之間也有些分歧，並在會議開始時表現了出來。會議第一天，有人就在會議上提出了所謂“共產主義威脅”，所謂“顛覆活動”和宗教信仰自由等問題，把矛頭實際上指向中國，使會議氣氛一度相當緊張。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當機立斷，臨時決定將原來准備好的發言稿，先用書面散發，並且利用休會的短暫時間，起草了一份補充發言，在下午的會上作了發言。他誠懇地表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他強調地指出，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而存異。在亞非國家之間有無求同的基礎呢？他響亮地回答：有的，那就是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曾經受過、並且現在仍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這是我們大家都承認的。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在中國代表團和與會各國代表團的共同努力下，會議終於對議程中的各項問題達成了一致協議，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制訂了著名的萬隆會議十項原則，使這次會議作為亞非國家團結反帝事業中的一個具有偉大意義的勝利載入史冊。

　　在國際交往中提倡求同存異，是新中國外交的創造。它生動地反映了新中國主張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發展友好關系、促進國際和平的積極態度和建設性立場。多年來，中國在外交實踐中，把求同存異的精神運用到更加廣泛的領域，解決了我國同各國之間存在的許多問題，簽訂了一系列條約、協定、聯合聲明。即使是一些迄今未能解決的問題，周恩來根據同有關國家領導人會談的結果歸納的雙方意見相同點或接近點，也被國際輿論認為是合情合理的。事實証明，這種把原則性同靈活性高度結合起來的求同存異的精神，對於國際上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事業，已經並將繼續發揮巨大的作用。

　　平等待人的胸懷

　　在倡導“求同存異”的萬隆會議上，周恩來還闡述了新中國外交的另一個原則立場：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他在這次會議的政治委員會會議上發言說：“我們重視這個問題，因為我們是一個大國，容易對小國不尊重……由於歷史的傳統，大國容易對小國忽視和不尊重，因此我們經常檢討自己。到會的各國代表中如果有任何人覺得中國代表團對任何一國代表不尊重，請指出來，我們願意接受意見並改正。”

　　周恩來終身信守了這一諾言。這是他同外國人士經常談到的一個主題。特別是對來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朋友們，他時常虛心地詢問他們對我們的工作有什麼意見，是否發現我們有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直到他病重住院期間，他最后幾次會見外賓時，仍然不倦地說明中國永遠不稱霸的方針。

　　周恩來在國際交往中平等待人的態度，受到了國際輿論的普遍稱贊。他對小國的尊重和體諒，尤其鮮明地體現了新中國平等待人的風格。１９５４年，許多國家派代表團參加我國建國５周年慶祝活動。在分配接待任務時，剩下歐洲一個小國外長率領的代表團無人負責。周恩來便自告奮勇負責接待。他說，我們是大國，但不能歧視小國。我們應該尊重別國的民族感情。這件事對外事工作者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令人至今難忘。

　　中國人民曾經飽受外來壓迫的苦難。我們珍視自己的獨立和主權，也深深懂得應當尊重別人的獨立和主權。這就是新中國堅持平等待人的外交風格的深厚思想理論基礎。

　　說話算數的作用

　　中華民族自古就有“信”的美德。周恩來非常重視發揚這種優良傳統。他曾經給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寫下了“言必信，行必果”六個字，這是他自己在外交實踐中始終遵循的格言。

　　新中國成立不久，爆發了朝鮮戰爭。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周恩來《為鞏固和發展人民的勝利而奮斗》的文章，指出：“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是為了保衛和平，從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１０月３日凌晨１時，周恩來又緊急約見印度駐華大使，就朝鮮戰爭問題向他鄭重說明了中國政府的立場，指出：美國軍隊正企圖超越三八線，擴大戰爭﹔美國軍隊果真如此做的話，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但是，當時美國政府無視中國政府的一再警告，命令美軍越過了三八線，進逼鴨綠江。這樣，中國人民言出必行，被迫奮起進行了抗美援朝的偉大戰爭。

　　我國過去曾經欠了蘇聯一筆外債，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是由抗美援朝時期蘇聯提供軍火而形成的債務。對此，我們當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們既然欠了債，就一定要講信用，就一定要還。即使在６０年代初的經濟困難時期，我們仍然千方百計地擠出錢來還債。到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周恩來宣布，“我們欠蘇聯的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１４億６００萬新盧布，已經按期償還了１３億８９００萬新盧布，剩下的尾數１７００萬新盧布，我們已經向蘇方提出，用今年對蘇貿易的順差額中的一部分來提前全部還清。”周恩來的這一宣告，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志氣。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他的回憶錄中說：“至少在和我們的接觸當中，中國外交家証明是完全可靠的”﹔“他們信守協議的意義和精神。正如周恩來喜歡說的：‘我們說話是算數的’。”

　　周恩來在外交活動中說話算數，已經給許多國家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這種嚴肅的作風，維護了我們民族的尊嚴，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威望，形成了新中國外交的一個顯著特點。

　　實事求是的精神

　　外交活動的嚴肅性，不僅要求我們要說話算數，而且也要求我們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去處理問題。而周恩來也是實事求是辦外交的模范。

　　讓我們以中緬邊界問題為例，看看周恩來的求實精神。為了解決中緬邊界問題，周恩來親自查閱了漢朝以來的有關歷史記載，弄清了中國歷代對中緬邊境地區的管轄情況。他分析了搜集到的各種地圖，弄清了各個時期地圖畫法的不同及其原因。他調查了十九世紀以來有關中緬邊界的歷次糾紛和交涉經過，弄清了邊界未決問題的由來。他還研究了邊境地區雙方居民的民族分布、居住和耕作情況，以及處理邊界問題的國際法論述和國際慣例。最后，他又把所獲得的全部材料，同中緬兩國的關系和我國的對外政策聯系起來通盤加以研究。可以想像，這樣大規模的調查研究花費了他多少精力。正是在這個基礎上，他提出了一個既考慮背景、又考慮當前實際情況、公平合理、切實可行的方案，確定了互諒互讓、友好協商的方針，並且通過同緬甸政府的共同努力，圓滿地解決了中緬邊界問題。中緬邊界問題的解決，為我國解決同其他鄰國之間的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周恩來實事求是的精神還表現在，每當他發現違背我國對外政策的事情時，他一定立即採取措施堅決予以糾正或補救，必要時還親自向對方表示歉意，或公開對我們的有關人員提出批評，力求挽回對外的不良影響，維護我國對外政策的嚴肅性。１９６７年８月，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竭力煽動極左思潮造成的混亂情況下，發生了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嚴重事件。對此，周恩來多次進行了嚴厲的批評。被燒壞的房屋修好后，周恩來特意接見英國代辦，對他們搬回去表示慶賀，並且指出，代辦處是被壞人燒的，中國政府是反對那件事的，修復費用應由中國政府負擔。對於一些在華工作的外國專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不公正的對待甚至蒙受冤屈，周恩來得知后都一一採取措施加以糾正，並親自向他們當面道歉。

　　周恩來還最討厭弄虛作假。當他知道有關部門曾在外賓參觀游覽的地方專門布置一些青少年打扮起來裝作在那裡游覽時，他當著外賓的面嚴肅批評了這種錯誤作法。

　　對於蘇聯領導撕毀合同、撤走全部在華專家的背信棄義行徑，周恩來懷著莫大的義憤。但是他對於５０年代蘇聯專家對中國人民建設事業的幫助，卻一直給予肯定的評價。他指示關於南京長江大橋的說明詞裡應該提到運用了５０年代在蘇聯專家幫助下興建武漢長江大橋的經驗。

　　周恩來把實事求是的精神運用的國際交往中，形成了新中國獨創的光明磊落的無產階級外交風格。

　　廣交朋友的態度

　　周恩來曾經指出：“我們需要和平，我們需要朋友。”我們寄希望於世界人民。周恩來最善於打破各種隔閡，廣泛結交朋友。他總是強調，國與國之間隻有通過增加往來，才能發展友好關系。思想一致的，也要通過一定形式的友好交往，才能增進友誼，否則還會有隔膜。思想不盡相同的，或者一時不理解我們的，更是需要通過一定形式的往來，才能彼此溝通思想，增進相互了解。即使暫時還沒有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我們也注意同那裡的人民開展友好往來，認為這將會促進官方友好關系的建立。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歷史最好地証明了這一點。周恩來一生為中國人民結交朋友之多，是難以數計的。

　　周恩來把廣泛結交各國的朋友當做是獲得知識的一個重要途徑。他把來訪的各界外賓稱為“送上門來的老師”。為了不放過求教的機會，他可以放下其他工作，擠出時間來同外賓長談，有時從午夜談到凌晨。他認為這種談話對他是“很好的學習班”。

　　隨著形勢的發展，中國增加了許多新朋友。但是，我們從不忘記曾經為同中國人民的友誼作出過貢獻的老朋友。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時候，周恩來提出了“飲水不忘掘井人”，對長期為促進中日友好而努力的日本老朋友表示了極大的敬意。周恩來遠在抗日戰爭時期結識的一些美國朋友，到７０年代中美關系打開后，他還是一有機會就提到他們。曾經擔任過孫中山先生衛士長的美國人馬昆先生，在新中國成立后曾經訪華。周恩來在訪華外賓的名單中看到了他的名宇，立即接見，同他進行了親切的談話。他生前最后幾次會見的外賓中，有東南亞國家的領導人，他在談話中還念念不忘在萬隆會議時結識的老朋友們，托這些國家的領導人代為問候。

　　周恩來曾把他１９５６年底至１９５７年初的亞歐１１國之行的目的，概括為“尋求友誼，尋求知識和尋求和平”。實際上，他一生都在為中國人民尋求友誼，尋求知識，尋求和平。

　　周恩來的外交風格，就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外交風格。周恩來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在世界事務中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國際輿論盛贊他的高尚品德，同時指出，世界主要是通過周恩來的形象認識了新中國。建國初期，周恩來就指示外交工作者，要不斷地總結外交工作，把我們的經驗科學化、系統化，使它成為一門學問。他號召外交工作者研究外國的有關著作，同時強調地指出，我們應當把外交學中國化。實際上，周恩來創造性的外交實踐，就是新中國外交學的一部輝煌巨著。

　　（作者單位：全國台灣研究會研究室）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