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精神的歷史特點

　　周恩來精神博大精深，高尚優美，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學術界把“周恩來精神”作為一個歷史范疇進行了多方面、深層次的討論，得到廣泛的認同。

　　什麼是周恩來精神？筆者以為，周恩來精神的核心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周恩來精神的精髓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與馬克思主義革命人生觀的完美結合。這種結合在周恩來身上體現得天衣無縫，渾然一體。

　　在中華民族的現代史上產生周恩來這樣的偉人和周恩來精神這樣的境界，不是偶然的。這是時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喚。我們要從歷史上探求這種規律，培養更多具有周恩來精神的人，這對提高全黨全民族的素質，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振興中華，再創輝煌，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周恩來精神體現在他的革命業績中

　　首先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周恩來是一位革命家，而不是一位道德家﹔是一位革命偉人，而不是一位謙謙君子。他的偉大精神和高尚品德是在近６０年的革命生涯中經過千錘百煉而養成，並服務於革命事業，而不是一個道德家的自我完善。這是周恩來精神最本質的特征。 周恩來精神主要體現在他為中國革命和建設所建立的偉大業績中。

　　第一，他是中國第一代共產主義前驅者之一，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創建者之一。

　　在災難深重的舊中國。他從青年時代起就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獻身革命，尋求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解放道路。他終於找到馬克思主義，參與創建了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通向人民共和國的漫長曲折的道路上，他歷經風險，艱苦創業，堅持必勝的信心，始終站在斗爭的最前列，在多次重大歷史轉折關頭，成功地處理了許多最困難的問題。在大革命失敗后，他根據黨中央的決定，果斷地領導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他在中央領導崗位上，指導各地恢復黨的組織，發展武裝斗爭，建立革命根據地﹔他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走上全黨全軍的領導崗位﹔他協助和推動張楊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推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並取得勝利﹔他全面協助毛澤東指揮解放戰爭，贏得了最后勝利。

　　第二，他是連任２６年的開國總理。

　　在這個崗位上，他朝乾夕惕，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是極不平靜的２６年，既取得了巨大成就，又遭受了嚴重挫折。周恩來既在勝利進展中見精神，更在面臨困境中見精神。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他和許多同志一起苦心孤詣，撐持危局，避免了全國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徹底崩潰，終於渡過難關，迎來轉機。

　　第三，他是新中國外交事業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人。

　　在他的具體組織和領導下，在綜合國力不斷提高的基礎上，新中國打破了帝國主義的封鎖與孤立，空前提高了國際地位，爭取了朋友，贏得了尊敬。中華民族從此洗雪了百年恥辱，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國的外交風格是在他親自帶領下形成的﹔新中國第一代外交戰線上的骨干是在他的親自培養下成長的。這個影響直至今日，必將更為久遠。

　　第四，他是黨的第二代馬克思主義領導集體得以形成的重要推動者。

　　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主要成員，在“文化大革命”中幾乎全都遭到嚴重迫害或受到沖擊。周恩來在十分困難的處境下，盡力給予了保護、推薦和支持，使許多人得以保全，給他們復出和施展才能創造了條件。沒有這樣一個基本條件，其后果很難想像。可以說，能夠建立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新的一代的領導集體，是周恩來最后一個最基本的心願。他為之盡了最大的努力，終於得到實現。

　　應該指出，周恩來的業績，主要是在以毛澤東思想為旗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下，共同實現的。周恩來本人就是第一代領導集體中的重要成員，為毛澤東思想的創立作出了重要貢獻。

　　貫穿周恩來一生的偉大業績中，最杰出最具有他個人特色的貢獻，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他在維護黨的團結方面的巨大作用。

　　黨的團結是黨的生命。周恩來不僅是在日常工作中，更重要的是在一些關鍵時刻、關鍵問題上，始終從黨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出發，維護黨的團結。他在黨內不爭權，不爭位，不爭意氣，委屈忍讓，顧全大局。當他犯有錯誤的時候，他坦然認錯，承擔責任，堅決改正。而更多的情況是在他蒙受委屈的時候，能忍辱負重，一心為黨。１９３０年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上，他和瞿秋白主持糾正了立三主義錯誤，同時也團結了同志。這本來是正確的，但１９３１年六屆四中全會上，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周恩來和瞿秋白被批成“調和主義”，讓王明上台，周恩來抵制無效。國際代表米夫說，既要打周恩來的屁股，又要強迫他工作。此時黨內思想混亂，組織混亂，羅章龍另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黨面臨分裂危險。周恩來憂心如焚，他為大局著想，仍然積極工作，說服同志，服從決議，維護了團結，避免了分裂。１９４３年，延安整風，周恩來聯系實際，對過去的錯誤，作自我批評，這本來是必要的、正確的。但卻受到過火的、不公正的指責和批評。周恩來嚴於律己、不予計較，積極參加整風運動，實現了全黨空前的大團結。至於解放后，出現這樣的情況的次數就更多。周恩來是一個代表，代表了黨內大多數同志這種顧全大局、維護團結的精神，並在黨內形成了優良傳統。這才使得我黨歷經波折而能有今天這樣鞏固的局面。

　　二是他在統一戰線工作上的巨大建樹

　　在中國現代史上，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經歷了四次涉及全局，陣營廣大，影響深遠的統一戰線：大革命時期，以第一次國共合作為特點的反帝反軍閥統一戰線：抗日戰爭時期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解放戰爭時期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建國以后的社會主義統一戰線和愛國主義統一戰線。在第一次統一戰線中，周恩來是積極參加者，是一名前鋒﹔在后三次統一戰線中，他則是主要的組織者之一，是第一線的主將。在長期的統一戰線工作中，他為黨結交了無數朋友，贏得了極高聲譽。他成為各民主黨派、愛國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和各族人民的共同的知心朋友。

　　三是他的個人高尚品德的巨大影響。

　　周恩來的高尚品德表現在多方面，融化在他的全部工作和生活中。他的高尚的政治道德和領導道德，他的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他的超凡毅力和超凡韌性與他的馬克思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融為一體，打上了他個人的深深烙印，是他為革命建功立業的精神力量，也是激勵許許多多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為革命建功立業的精神力量。這種精神力量，在革命事業和人民心中佔有極重的分量。

　　周恩來精神光大在建國以后

　　１９４９年，中國大地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從被壓迫政黨變成了執政黨﹔周恩來成為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全黨從長期武裝斗爭和地下斗爭的緊張環境轉入相對穩定的和平建設環境。這一變化帶來新的考驗，即執政的考驗。

　　在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醒全黨在勝利面前務必要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要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在從西柏坡向北平進發時，毛澤東與周恩來相約：進京趕考，要考出好成績，不當李自成。

　　歷史証明，周恩來考出了優異的成績，經受了執政的考驗。周恩來精神在執政以后得到發展和光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民主精神

　　他把民主當作新中國的一項基本制度。他說，我們的權力是相當大的，如果處理不好，就容易忽視民主。“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在我們的國家制度上想一些辦法，使民主擴大。”①他努力推進民主法制建設。僅五十年代，人大和國務院就制訂了法律法規一千多項，力爭把國家逐步納入法制軌道。②這在建國之初的情況下是很難能可貴的。他自己更是模范遵守各項民主制度。他規定的每周一次的行政院政務會議和每月一次的全體會議（后來成立國務院后制度不變），隻要他在北京，一定親自主持，作出決定，共同執行。重要問題及時報告黨中央。他特別重視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見，總是一個一個地請非黨員部長發言，並盡量採納。

　　在日常工作中，他高度民主，兼聽眾議，博採眾長，盡量把各級領導、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才能充分發揮出來。他常說：“要你們來就是提意見，不提意見來干什麼？都讓我一個人拿意見，還討論什麼？”他採納了的好意見，事后還要說明這個意見是誰提的。他說這叫“不掠人之美”。③

　　他虛懷若谷，善於聽取逆耳之言。１９４９年四五月間，彭德懷從西北前線來到北平，找到周恩來，研究完工作之后，彭德懷毫無隱諱地提出尖銳意見：“我怕進了城的同志會忘記鄉下和邊遠地區的勞動人民……。我察覺到你們住在城裡的人對農村開始有點生疏了﹔可是時間如此短暫，就出現了這種苗頭，日子長了會怎麼樣呢？”周恩來不但不以為忤，而且非常贊揚地說：“講得好，意見提得及時，很值得警惕，中央將會注意這些問題。”④

　　平時待人接物，他也是豁達大度，發揚民主，創造寬鬆的環境。他喜歡文藝，特別是戲劇，也很內行。文藝界的朋友對他最為尊敬，最感親切，也敢和他爭論，常常被他說服，但也有堅持各自意見的。他總是說，我只是一家之言。好吧，你是文藝家，尊重你的意見。

　　二、務實精神

　　作為共和國總理，周恩來日理萬機，各項工作千頭萬緒，矛盾多端。他處理各項工作一貫強調的基本原則就是實事求是。同時，由於他作風民主，了解的真實情況比較多，對存在的問題和困難比較有數，能從實際出發，不搞理想主義和隨意性。最典型的表現是１９５６年的“反冒進”。

　　建國之初，全黨和全國人民積極性非常高，都想把建設搞快點。經過１９５５年的“反對小腳女人走路”之后，１９５６年初已經發現了各地有急躁冒進的傾向。這時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在１９５６年的國家計劃中再增２０億元的基建投資，周恩來表示反對，並在會后找毛澤東，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使得毛澤東非常生氣。⑤

　　隨后，周恩來經過進一步調查了解情況，提出“在反對右傾保守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傾向”，並得到中央政治局同意。在這個指導思想下安排的１９５６年國家經濟計劃，總的發展比較好。但到１９５７年，毛澤東批評１９５６年的反冒進。１９５８年的南寧會議上更尖銳地批評反冒進“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隻剩了５０米”。周恩來被迫多次作了檢討，甚至表示准備辭去總理職務，因中央政治局的不同意才作罷。直到１９６０年，毛澤東已察覺“大躍進”的失誤后，才說“１９５６年周恩來同志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余地，多麼好啊！”⑥為“反冒進”作了比較公道的結論。

　　三、公仆精神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周恩來的人生宗旨。作了國家總理，他更把自己當作人民的公仆。在周恩來心目中，總理就是公仆，而且應該是最大最好的公仆。他說：“我是總理，就得什麼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麼向黨、向人民交待！”⑦

　　作為最大的公仆，他最具有憂患意識，終日憂國憂民。哪裡有了事情，有了問題，有了危險，他就到哪裡去。五十年代，鄭州舊黃河鐵橋發生歪斜，他立即趕去。有人建議用鋼繩拉正，他認為不妨一試，便親自參加拉鋼繩，人們勸阻，他說，大家能拉，我為什麼就不能拉？１９６６年河北邢台大地震，在余震中，他兩次趕赴現場，指揮搶險。他所在的地震棚還在抖動，他泰然自若，指揮若定。

　　作為總理，位高權重。如何用權對任何領導人都是一個考驗。他十分慎重地使用手中的權力。經常有許多報告，請他批項目，撥資金。他總是反復斟酌，把有限的資金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他說：“我是提筆千斤重啊！”“這個筆啊，太重了，我拿不動。”⑧

　　他是總理，也是全中國最勤奮的“長工”，平時每天工作總在１６小時以上。在他晚年，已身患癌症，一些同志勸他減少工作量。他說：“我們這些人一輩子就是為國家、為人民拉車啊！一息尚存，就得奮斗。”在他最后的時刻，從１９７５年３月到９月的半年間，在醫院裡，與各方面人士談話談工作１０２次，會見外賓３４次，出醫院開會７次，在醫院召開會議３次，外出看望他人４次。⑨一個癌症晚期病人平均每天還要堅持兩次公務活動！

　　這位公仆晚年，衣襟上總是挂著那枚“為人民服務”的紀念章。這是他一輩子身體力行的座右銘，也是他一生的最朴質最真實的寫照。

　　四、廉潔精神

　　為政清廉，本是一個國家公務人員最起碼的品質，對周恩來這樣完全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更是不值一提的問題。但在執政以后，對全黨來說，卻成了一個嚴峻的考驗。周恩來發揚廉政精神，既是他一貫的自覺行為，也是為了針對存在的問題，率先垂范，身教當頭，與不良傾向作斗爭。

　　他正人先正己，要求別人的自己先做到。那時常有一些部門不斷要求修建樓堂館所，甚至先斬后奏，他極力抵制。他說：“我在任上是不會修建政府大廈的。”⑩他的住所兼辦公室西花廳，多年失修，磚地潮濕，油漆剝落，光線昏暗。１９５９年，他身邊工作人員乘他到外地視察工作時間較長，鄧穎超也不在北京，乘機把房屋維修了一下。周恩來回來一見，勃然大怒，回身便走，堅決不回西花廳，臨時暫住釣魚台。直到把全部新添的陳設換成為舊的才搬回來。他自己在國務院會議上三次作檢討，並“公開亮丑”，“自我曝光”，請副總理、部長們到西花廳看看，要他們“千萬不要重復我這個錯誤”。１１

　　他對親屬和身邊人員非常嚴格。作為他的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豈止只是遵紀守法，束身自愛，往往要作出分外的“犧牲”。他和鄧穎超沒有子女，隻有幾個嫡親的侄子侄女。他動員他們回到故鄉作普通的技術工作，或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插隊落戶，在基層、在少數民族地區為人民服務一輩子。

　　他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不以善小而不為”，於細微處見精神。他的辦公桌上有一副袖套。坐在桌邊，便立即套上袖套，以免磨損衣袖。他常常“請客”。他的客人多，經常有同志來開會、談工作。時間晚了，他讓大家“別走了，我請客。”以至工資不夠，要靠鄧穎超的工資“墊著”，實際上是“大姐請客”。12卻從來不動用一文公款。

　　周恩來對自己的這份“苛刻”，是不是過分了呢？不!他說：“我是總理，我每件事都要想到全國人民。”

　　周恩來為執政以后的共產黨人樹立了一個榜樣。

　　周恩來精神升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

　　如果說，槍林彈雨，白色恐怖，高位重權等等，對周恩來已是不太小的考驗的話，那麼，“文化大革命”對他就更是一場巨大的考驗。周恩來精神也經過這場考驗進一步得到升華，全黨和全國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進一步認識了周恩來，了解了周恩來精神。

　　首先，他是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勇”精神參加這場運動的。

　　“文化大革命”是他“真是連做夢都沒有想到過”１３，當然“很不認真，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但是后來的情況發展，使他認為做旁觀者不行，做對立面會被沖垮，隻能站在潮頭上做弄潮兒，因勢利導。14

　　問題的症結之點在於這場運動是毛澤東不顧一切親自發動和直接領導的﹔而且把“廣大群眾已經發動起來了”﹔林彪和江青兩個集團也已經得勢，猖獗一時。在當時，維護毛澤東的領導，就隻能“擁護”“文化大革命”。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正難點，在於隻能得到毛澤東有條件的支持。這條件就是擁護“文化大革命”，否則就必將被打倒。

　　有一種看法，說如果周恩來當時公開站出來抵制毛澤東的錯誤，反對“文化大革命”，就將導致黨的分裂。筆者以為，這絕無可能。果真出現這樣的情況，隻不過增加一個被打倒的對象而已，而且還將牽連一大片，隻有等待以后平反，不會有其他的結果。

　　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須站住，不能倒下。這絕不是周恩來個人的問題，是關系全局的大事。這時絕大多數老一輩領導人都被打倒或靠邊站了，隻有他和少數老同志還在台上苦苦撐持，身系天下安危。對此，周恩來本人和許多同志都是清醒的。周恩來能站住，就能維護黨和國家的一線生機，從中起中和作用，減少損失，等待轉機。在“文化大革命”中要站住，當然得付出代價。他說：我們不來入地獄誰入地獄？要不惜犧牲個人的利益，要抱定入地獄的決心。15他一向提倡做人要有“大勇”１６。古諺雲“大智若愚，大勇若怯”。周恩來就是以“入苦海”、“下地獄”的大勇精神，周旋於“文化大革命”之中。他不得不說好多違心的話，做好多違心的事。在大多數情況下，他是“明知故犯”，不得已而為之。他在“苦海”、“地獄”裡煎熬，所承受的痛苦心情可想而知。他說：“‘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17這裡講的既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他心力交瘁地在“地獄”“苦海”裡周旋了整整 １０年！

　　其次，採取韌性戰斗的方針，有退有進，有柔有剛，剛柔相濟，待機而行。

　　在“文化大革命”中，盡管壓力極大，但抗爭的力量並未完全消失，抗爭的事件屢屢出現，抗爭的形式多種多樣。在高層斗爭中，最重要的事件，便是“二月抗爭”，採取的是“大鬧懷仁堂”進行正面抗爭的形式。周恩來以他的特殊地位、特殊處境，隻能採取特殊的斗爭方式，發揮特殊的作用。他採取的是從旁緩沖的方針，實行韌性的戰斗。“韌”的戰斗精神，是瞿秋白對魯迅一項特有的評價，周恩來對此十分贊成。周恩來一生也像魯迅一樣，處處發揚這種韌性戰斗的精神，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特殊的環境中，他更是堅持運用這種持久、有恆的戰斗策略。這與正面抗爭方式不同，沒有那樣激烈，但往往更有效。在一定條件下，周恩來便主動出擊。主要有三次。一是利用林彪和“四人幫”兩個集團間的矛盾，協助毛澤東徹底粉碎了林彪集團，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四人幫”的氣焰。在處理“九一三”事件中，“四人幫”集團基本不起作用。這使毛澤東看到了雙方的能量對比和多少察覺一些“文革”中存在的問題，不得不更多地倚重周恩來和一些老同志。二是乘林彪集團垮台之機，發動批判極“左”思潮，同時爭得毛澤東的支持，解放大批干部。三是全面肯定和全力支持鄧小平的治理整頓工作。這三件事最能反映周恩來對“文化大革命”的內心感情和真實態度。雖然批“左”被毛澤東制止，鄧小平又再次被打倒，但這三次斗爭在當時仍然起了重大作用。正是因為如此，林彪和“四人幫”兩個集團對周恩來極端仇視。林彪集團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把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大批老同志列為“右派集團”，企圖在反革命政變中“一網打盡”。“四人幫”集團則連續發起四次沖擊：故意歪曲“伍豪事件”真相，進行造謠誣蔑：發起批“當代大儒”，批“周公”運動﹔批“經驗主義”﹔批《水滸》，批“宋江投降派”，把矛頭指向周恩來，明槍暗箭，必欲把他扳倒。周恩來堅決頂住。——予以駁斥。這一幕，當時全黨全國人民都能感覺得到。毛澤東也心中有數，制止了“四人幫”。周恩來終於站住了腳，在困難中繼續進行他的韌性的戰斗。

　　第三、確定重點目標，鍥而不舍，努力實現。

　　對於整個“文化大革命”運動，周恩來已無力回天。但是，對於他認為最重要，而又力所能及的幾件大事，則鍥而不舍地抓住不放，促其實現。

　　一是千方百計地保住全國生產指揮系統的基本運轉，特別是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維持了全國人民的最基本的生活供應。

　　二是粉碎林彪集團之后，防止“四人幫”全面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他在最后的時刻還囑咐葉劍英：要注意斗爭方法，無論如何不能把權落到他們（指“四人幫”）手裡。18這無疑對后來葉劍英毅然決定動手粉碎“四人幫”集團起到了推動作用。

　　三是盡力保護干部（包括黨外人士），促進一些重要干部的解放和復出。特別是對鄧小平，周恩來給予了全力支持，寄予了最大期望。他在進手術室時還招呼鄧小平到身邊，用力說：你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強得多。19他要求大家都支持鄧小平。１９７５年春，他到北海公園散步，碰見有意在那裡等候的時任鐵道部長的萬裡。萬裡向他匯報工作情況，講到存在的問題和困難。周恩來說：“不要緊，有小平同志哩！”萬裡認為這句話含義很深。萬裡說：“后來我一直按照總理的囑咐，緊跟小平同志拼命抓鐵路整頓。”20周恩來對鄧小平的全力支持，對以后的歷史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四是排除干擾，保持正確的外交路線和政策的繼續推進。根據毛澤東的決策，他具體組織實施了中美、中日建交，恢復了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取得了重大勝利。

　　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困境中的“戰略目標”，都基本實現了。

　　當然，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說的違心的話也是錯話，辦的違心的事也是錯事。這要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來觀察，今天全黨的認識也是在新的條件下經過多年以后的全面總結才達到新的高度。更深層次的問題是鄧小平所說的“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２１周恩來長期作為中央領導核心重要成員，在沒能建立一個更健全的領導制度和組織制度上，和其他一些領導成員一樣負有自己的責任。以至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引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浩劫。原因是多方面的，這是歷史的局限性。這個問題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真正著手解決，並將是一個長時間的任務。

　　周恩來精神根植在中國人民心中

　　周恩來離開他所無限眷戀的中國人民已經２２年了。２０多年來，普天之下，率土之濱，中國人民懷著最真摯最深厚的感情，贊美和懷念他的偉大業績和崇高精神。人們稱贊他“集立德立功立言於一身”，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榜樣”，是“人民的好總理”，是“最得人心的共產黨員”。歲月的流逝磨不滅人們對他的思念。時間愈久，愈見真情。不僅在黨內，也在黨外﹔不僅在國內，也在國外﹔不僅在中老年中，也在眾多的青少年中，都對他懷著深深的景仰敬愛之情，並由此在公眾中產生了巨大的力量，推動歷史前進。遠者，如在１９７６年的“四五”運動中，千百萬群眾就是手捧悼念周恩來的白花，為了呼喚鄧小平，反對“四人幫”而走上街頭，涌向天安門的。從而為粉碎“四人幫”，最終結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群眾基礎。近者，如近年來在重慶開展的“弘揚紅岩精神，塑造當代重慶人”的活動，在廣大干部群眾中引起強烈反響，推動了兩個文明建設，並在全國范圍得到認同，帶來影響。而“紅岩精神”的靈魂是周恩來﹔“紅岩精神”就是周恩來精神。

　　這在當代中國是一種極具深刻意義的社會歷史文化現象。

　　這是人民群眾對歷史和歷史人物的公正評價。周恩來一生無私奉獻，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創造出偉大業績。“人民總理人民愛，人民總理愛人民”。人民愛他，是對他愛人民的回報。

　　這是人民群眾民族文化心理的追求。周恩來精神是中華民族的，也是無產階級的。中華民族歷來看重人的品格，特別要求自己的領導人既能建功立業，又要品德高尚。周恩來的偉大業績和偉大精神，正是中華民族理想的榜樣。

　　這也是人民群眾對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強烈呼喚。反映了人民群眾對現實社會生活中某些丑惡現象嚴重不滿。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人心是杆秤，不斷地比較真善美和假惡丑，人民群眾越是憎惡種種腐敗丑惡現象，越是敬愛和懷念周恩來，熱切期望發揚周恩來精神，加強黨風建設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哲人日益遠，典型在夙夕。”朝朝暮暮，音容長存。周恩來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心中，周恩來精神永遠根植在中國人民心中。

　　（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

　　注 釋：

　　①、《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２０７頁。

　　②、③、⑧、⑩、11、１２、賄《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第３—４頁、第１９３—１９４頁、第９１頁、第８８頁、第８８頁、第２８４頁、第 ３０９頁、第４２８頁。

　　④、《周恩來與共和國元帥》，轉引自《作家文摘》第２４３期。

　　⑤、⑥、14、《開國總理周恩來》第３５６頁、第１６３頁、第４５７頁。

　　⑦、⑨、13、《周恩來的最后歲月》第３５９頁、第３６０頁、第４頁。

　　15、18、19、《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卷，第 ９４頁、第 ７２４頁、第７２１頁。

　　16、《周恩來選集》上卷，第３３０頁。

　　20、《萬裡訪談錄》，載《百年潮》１９９７年第５期。

　　21、《鄧小平論中共黨史》第１０６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