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強調增加農業投入 走科技興農之路

　　周恩來十分重視農業、農民問題，重視對農村工作的指導。他常常從整個國民經濟全局出發，從經濟建設大政方針和政策目標高度審視和研究農業問題。他在認識農業與經濟發展關系，促進農業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等諸多方面的基本論點對於當前的農村經濟改革仍有不可低估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指導意義。

　　強調農業的基礎地位和作用

　　周恩來在經濟恢復、“一五”計劃、經濟調整、“文化大革命”等不同歷史時期始終堅持了農業是基礎的思想，而且善於結合不同時期的特定條件，不斷深化和拓寬對農業基礎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其主要論點有：（1）農業是糧食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來源。“工業人口和其他城市人口所需要的糧食、油類和其他副食品都依靠農業”①，“沒有飯吃，其他一切就都沒有辦法”②。（２）“工業離不開農業而且要以農業為基礎”。“輕工業的原料，輸出的產品，絕大部分都要依靠農業”﹔③“許多工業產品的主要市場是農村”④，隻有不斷提高廣大農民的購買力，增加他們對工業品的需要，才能擴大工業的發展規模。總之，“如果沒有廣大農業的發展，工業發展是不可能的”⑤。（３）農業是國家財政稅收的主要來源。“我們開源主要依靠人民”，首先便是“來自農村的負擔”。“將來在一個相當的時期內，農民大概還要拿出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作為負擔。這個事實也可以說明中國農民的偉大”⑥。（４）農產品是出口換匯的主要物資。在對外貿易中“我國出口的主要是農產品”⑦。（５）農業是發展工業和其他事業所需勞動力的的主要來源，隻有農業發展了，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才可能解放勞動力參加工業生產”⑧。（６）農業狀況決定著國家基本建設規模的大小。基本建設、工業發展規模“絕不能超過農業提供的糧食、工業原料和其他農副產品的可能性，也絕不能擠掉農業所需的勞動力”⑨。（７）糧食等主要農產品是保障物資供應，維持市場物價穩定的基本前提。建國之初，周恩來就指出全國市場物價趨穩的重要原因就是因為“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國范圍內掌握了充分的糧食、花紗布、食鹽等民生必需品”10。

　　總之，周恩來認為：“農業是工業發展以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延緩農業的發展，不僅直接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而且會“影響工農聯盟的鞏固”11。由此他不僅從經濟的角度，而且還從政治的角度高度評價了農業的基礎地位及重大作用。基於這樣的認識，他多次強調各級黨政干部都“必須隨時注意糧食問題，不能疏忽12。他還從我國人口基數大，增長速度較快，而農業生產力水平相對落后的基本國情出發，指出了搞好農業尤其是糧食生產這一任務的長期性、艱巨性。他說：“我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還會感到糧食不足。所謂不足，不是和過去的水平比較，而是從逐步提高人民生活的水平來要求”13。就是從數量上看，“我國人口現在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二左右，每年增加一千多萬人，……而我們的糧食產量總是增加的慢。”因此，任何時候都“不能把這方面的工作看得那麼容易”１４。

　　農業是立國之本，農業問題是我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帶根本性的重大問題，而農業中的糧食問題更是中國持續穩定發展的根本之根本。解決佔世界１�５人口的吃飯問題，隻能依靠我們自己。任何時候重視農業的基礎地位，經濟就發展﹔忽視它則倒退，這已為我國４０余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所証實。

　　切實維護農業勞動者利益，充分調動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周恩來的農業經濟思想中，維護農民利益並最大限度地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始終是他思考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基本准繩。以此為出發點，他提出了許許多多維護農民利益，保護和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有益措施。

　　（１）在農業稅收方面，他主張要“穩定農業稅負擔，並且適當地提高糧食的收購價格，使農民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改善生活。強調唯有如此，才能“安定農民的情緒，提高他們的生產積極性”15。為幫助經濟貧困的老根據地人民迅速恢復元氣，發展生產，重建家園，他還特別提出，應減免農業稅負擔，“特別困難的老區，可宣布免納一定時間的公糧”１６。

　　（２）他一方面指出：對糧食，油料，棉布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以及對棉花的計劃收購是穩定市場，保障人民的生活和國家的建設特別是保障廣大農業生產者利益的“必要的、適時的措施”17﹔另一方面，更在具體實際工作中強調“對於農副產品和三類物資的收購，要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方面的利益，恰當地規定購留比例，並且努力改進收購辦法”18。“各級政府在安排農產品收購任務的時候，要同時安排好群眾的生活”19。並引用毛澤東“藏富於民觀點”，重申“能少購就少購一點，藏富於民是好事”20。

　　（３）建國之初，他明確指出：我國最需發展的農村供銷合作社和城市消費合作社的主要任務是保護小生產者和消費者少受或免受中間剝削，促進生產的發展，並把這一保護農民和城市居民的措施視為“我國勞動人民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21。

　　（４）重視工農產品比價問題，強調要適時調整差價，保護農民利益不受損害。這一問題早在建國之初他就已經認識到了。他說：“最近農產品和工業品的差價有些增大，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設法調節，以免農民和一部分以糧食計算的工資生活者的生活受到影響。”22

　　（５）為了防止農業自然災害給農民帶來的損失，周恩來還提出了農業儲備觀點。指出：“今后若干年內，我國農業生產受自然災害的影響還會是很大的，為了應付歉收，就必須有糧食和主要經濟作物的儲備。”２３

　　（６）最為重要的是，周恩來還提出了改革人民公社分配制度是充分調動廣大農民生產積極性的重要手段的思想。１９６１年他在河北邯鄲地區農村調查期間，在給毛澤東的電話匯報中說到：“社員群眾迫切要求恢復到高級社時評工記分的辦法，但是已有發展。辦法是：包產到生產隊，以產定分，包活到組。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多勞多得的原則。因此，這個辦法勢在必行。隻有這樣，才能提高群眾的生產積極性。”24

　　生產關系的變革要“根據生產力發展水平和農民的覺悟程度來決定”

　　新中國成立初期，周恩來反復闡述和強調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這個問題，並鮮明提出：“我們必須用全力來實現憲法所規定的我們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而這裡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們人人都要關心提高我們國家的生產力。我們必須了解，增加生產力對於我們全體人民，對於我們國家，是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為，“隻有生產不斷增加，不斷地擴大，才能逐步克服我們人民的貧困，才能鞏固我們革命的勝利，才能有我們將來的幸福”25。這裡用一個“隻有”、三個“才能”，精辟地闡明了提高生產力“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道理。圍繞發展生產力這個根本任務，他提出了“社會改革”這一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根本性措施”，並指出：“社會改革”主要指“經濟改革”。“經濟改革”分兩步：“第一步是民主改革，即土地改革，第二是實行社會主義改造”。而實施土地改革，主要就是要“解放被封建生產關系所束縛的農業生產力，並從而為中國的迅速工業化准備條件”２６。他一再強調“如果不進行經濟改革，生產力就不能解放，農民就不可能有增產的積極性”27，並堅信實行土地改革進而完成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后“就一定會使農民的生產力得到解放，能夠在合作化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基礎上大大增產”28。

　　不容置疑，建國后對農業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對解放農業生產力、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迅速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從１９５５年下半年起，各地在公有制的實現上不同程度地出現了脫離實際、盲目求大求純，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過於簡單劃一等問題。周恩來及時發現了這些情況，並在糾正上述偏差時，提出了生產關系變革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思想觀點。指出：在農村“所有制的改變要根據生產力發展水平和農民的覺悟程度來決定”，他同意毛澤東提出的“對個體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比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更為繁重的工作”的觀點，並進一步指出“個體農業、手工業是兩個大海，要做的工作還很多。因此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完成過渡時期”。因此，農業合作化必須有步驟地進行，“要根據自願兩利的原則逐步由低級到高級，不能性急”２９。他的這些“要有一個相當長時間”、“不能性急”的觀點，歸根到底也是從我國當時農業生產力水平落后的現狀出發的，事實証明：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企圖通過頻繁變革生產關系來提高生產力的作法，無異於拔苗助長。比較而言，周恩來在領導經濟建設過程中，常常側重於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思考問題，解決問題，這也反映了他對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確認和遵循。

　　從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角度，他還提出了“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活一點有好處”的重要觀點。他說：“大概工、農、商、學、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來一點自由，搞一點私營的。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活一點有好處”。“主流是社會主義，小的給些自由，這樣就可以幫助社會主義發展”３０。因此，他不僅反對農業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革中脫離“生產力水平和農民覺悟”的盲目求大，不顧實際搞“窮過渡”，而且反對把農業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搞得純而又純，而主張搞一些個體生產。１９５６年９月在黨的八大會議上，他指出：“凡是不必由合作社統一經營的農家副業，應該由社員單獨經營”。要“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３１”。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有什麼樣的生產力就要求有什麼樣的生產關系與之相適應。落后於生產力的生產關系是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超越生產力的生產關系，同樣是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因此，生產關系的變革必須緊緊圍繞生產力發展實際，圍繞有利於促進生產力發展這個基本准則進行。周恩來所說的：“人人都要關心提高生產力”、“所有制改變要根據生產力水平和農民覺悟程度來決定”、“不能性急”，“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以及“經濟建設中活一點有好處”等重要思想觀點正是馬克思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基本原理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的具體運用。

　　“先抓吃穿用，實現農輕重”，確保國民經濟的健康協調發展

　　周恩來在１９６２年３月陳雲的一次講話時插話說：“可以寫一副對聯，上聯是先抓吃穿用，下聯是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３２生動地表述了他對調整經濟的基本認識，也反映了他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長期堅持的一個指導思想。

　　一方面，周恩來認識到：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農業國面貌必須大力發展工業，推進國家工業化的發展﹔另一方面他也同時認識到農業對工業化的重要支撐和制約作用。為此，他始終強調要處理好工農兩大產業之間的協調發展問題，態度鮮明地反對借工業化之名隻注重發展工業，而丟下農業不管的做法，最早提出了“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先導”的這個被稱為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他說：“我們必須在發展農業的基礎上發展工業，在工業領導下提高農業生產的水平。沒有農業基礎，工業不能前進﹔沒有工業領導，農業就無法發展。這個辯証的正確方針是毛澤東思想在工農關系，城鄉關系上的運用”３３。在分析蘇聯以及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經驗教訓時說：“這個原則是對的”，但如果在發展中忽視農業“就會發生經濟上的嚴重不平衡”，並提醒全黨這是一條值得我們在經濟建設中必須“經常想到的經驗”。從當時我國國民經濟出現不協調的原因主要是農業產量下降這一基本情況出發，他指出農業的恢復發展是國民經濟調整的中心環節，“沒有農業的恢復和發展，就不可能有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３４。為了迅速恢復和發展經濟，他一方面指出：“我們應該繼續努力發展農業，求得農業和工業的發展相互配合35。”另一方面更是強調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發展不能脫離農業發展現狀一味超前。在指導國民經濟計劃時，必須“把農業放在發展國民經濟的首要地位，按照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次序來安排經濟計劃”。他說：“我國有廣大的農業，農業現在的生產水平又是很低的，在這種情況下，工業的發展不能不受農業的限制，也就是說，工業的發展規模，絕不能超過農業提供商品糧食、工業原料和其他農副產品的可能性，也絕不能擠掉農業所需要的勞動力”36。因此，在經濟調整時期，“我們必須放慢重工業的發展速度，有些重工業部門的生產指標，必須大幅度下降。這樣做，是十分必要的”，“是為了使整個國民經濟在長遠時期內能夠更好地前進，使現有的生產能力真正發揮它的作用”３７。此外，還應縮短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的戰線，減少城市人口，以便“集中主要力量，逐步解決人民的吃、穿、用方面最迫切的問題，並且逐步地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建立新的平衡”３８。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來對工農兩大產業之間比例關系的研究，不是從書面的經驗教條出發，而強調實踐的重要性，強調以動態的，發展的眼光分析問題。他曾說過：“農、輕、重的比例究意如何才恰當？現在還不可能回答得很完滿，必須經過多次反復摸索，才能使三者的比例安排得比較恰當。一個時候恰當了，過一個時候還要修改”３９。因而必須根據實際情況，隨時調整各產業間的關系，以達到相對平衡。

　　歷史証明了工農兩大產業相互關系是否合理，農、輕、重比例是否協調，對於宏觀經濟效益和整個國民經濟發展所具有的重大影響。“先抓吃穿用，實現農輕重”，不是簡單應付當時嚴重經濟困難的權宜之計，而是根據中國現實生產力水平以及農業和農村市場佔有極大比重這個客觀情況所提出的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一個長期的根本方針。特別是“先抓吃穿用”具體突出了“實現農輕重”的目標和要求，對於改善人民生活，協調工農業發展，反對重工業孤立發展，促進整個社會再生產的良性循環具有重要指導作用。

　　“增加農業投入，改進農業生產條件”，走科技興農的農業發展之路

　　周恩來認為：我國在人多地少，開墾荒地難度大、時間長，耕地面積一時難以擴大的條件下，應把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作為增加農產品總量的主要途徑。他說：“耕地面積有一定的限度，開墾荒地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因此，增加農產品數量，“首先要在原有基礎上提高單位面積產量”４０。他把水利和化肥視作與提高單產增加總產量密切相關的兩項舉措。對於水利，新中國剛剛成立，周恩來就指出，在我國“農業方面，要水利與農業生產並重”４１。在以后的各個歷史發展時期他都反復強調興修水利對“減輕自然災害，保障農業生產能起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對棉田有很大好處”４２。為了搞好水利建設，他又指出“興修水利，我們不能隻求治標，一定要治本”，“需要有長遠的計劃”43。要增加對農田水利建設的投入，“中央人民政府的經濟投資，應著重用在發展工農業所首先需要的水利事業、鐵道事業和交通事業方面”44，金融機構也應“根據當地條件舉辦養牧畜、修水利，修梯田，購買農具等特殊貸款”，並要“注意適當延長期限，簡化手續，及時放發”45。他在１９５０年的一份中史文件指示中甚至具體指出了搞好農田水利建設的具體內容包括：“修塘、筑壩、開渠、打井，擴大灌溉面積﹔治河，防洪、閘山溝，修水庫，做好水土保持”４６。對於化學肥料的增產作用，是他在對國外農業的發展經驗分析中得出的。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２８日周恩來接見日本社會黨親善使用節團以及１９６２年９月同鬆村謙三會談時都談到，日本農業發展快，主要與使用化肥、使用機械、改良品種、重視水利工作等有關，日本的農業生產有六點經驗值得我們學習，第一是水利化，而第二就是多使用化肥。為了克服當時農業生產的肥料不足，他一方面提倡，農民要多增加耕畜，養豬積肥﹔另一方面更是強調，“我們要大力發展化學肥料工業”４７，要加大對化肥工業的投資力度。

　　從堅持走提高單產進而增加總量的內涵式農業發展道路出發，周恩來還特別強調農業科技進步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除了“增施肥料”外，還應“有系統地推廣新式農具、推廣抽水機和水車、推廣良種，改進農作技術，防治病虫害”48。並要注意培養農業專業技術人員，注意通過舉辦多種形式的業余學校、補習班等提高農民的文化知識水平，提高他們接受和掌握運用新科技的能力。此外，他還大力提倡學習國外先進的農業生產管理經驗，“國外一切好的經驗，好的技術，我們都要吸收過來，為我所用”４９。並在消化、吸收、利用引進的新技術、新品種、新管理經驗上提出了“一學、二用、三改、四創”的完整方針，這些方針對我國的農業乃至整個經濟建設都具有永遠的指導意義。

　　周恩來倡導的中國農業必須走提高單產增加總產道路的思想與毛澤東曾說的“中國就是要靠精耕細作吃飯”和鄧小平講的“農業最終要依靠科學解決問題”之思路是一脈相承的。實踐証明，這是一條唯一正確的道路。

　　因地制宜安排農業生產，妥善處理糧食和多種經營的關系

　　“經濟工作要實事求是”是周恩來經濟思想的原則，從這一基本思想觀點出發，他在指導農業和農村具體工作的實踐中，始終堅持要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地安排農業生產。他說：“應該本著解決群眾當前生活困難與長期建設相結合的方針，因地制宜，有計劃地有重點地恢復與發展農林畜牧與副業生產。一般地區應以農業為主，不宜耕耘的山岳地帶應以林業與畜牧業為主”50。不僅如此，在安排具體的農產品品種方面，同樣主張要遵循因地制宜的方針。如在農業生產方面“在糧食缺乏的地區，應提倡增種多產作物如紅薯、馬鈴薯、南瓜等﹔在不缺糧食的地區應有計劃地提倡栽種經濟作物如棉、麻、煙等，以增加群眾收入。”又如“農村副業和手工業是多種多樣的，必須因地制宜有計劃地加以恢復與發展。有些地區應該特別提倡土特產與農產品的加工，如造紙漿、繅絲、燒酒、打蛋等。”51此外，在農業生產計劃的制定上“也得看各地的條件”要有利於“因地制宜”。與之同時，周恩來又從我國人口眾多，糧食必須立足自給的基本國情出發，強調糧食生產的重要性，提出要妥善處理好糧食生產與發展多種經營的關系。在兩者關系上，他認為糧食是根本，是發展多種經營的基本前提條件，１９６１年他曾明確提出，“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首先必須增產糧食。有了糧食才能比較迅速地恢復經濟作物的生產，才能保護和增殖耕畜，發展家畜和家禽。”另一方面，他又從保障城鄉市場的供給角度出發指出：“在努力增產糧食的同時，要適當安排棉花、油料等經濟作物的播種面積，保証它們逐年有所增加，以便逐步增加城鄉人民的布匹、食油等生活必需品的供應。”他認為妥善處理糧食與多種經營的關系，合理安排種植面積和人力、畜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52。此外，從有利於增加農民收入的角度出發，他還提倡無論在糧產區、畜牧區、林區、水鄉區，在相應安排好適宜當地實際情況的主業生產的同時必須“極力注意利用當地一切條件發展當地有可能發展的手工業和副業”５３。總而言之，“各地方以及每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在規劃自己生產的時候，都應根據當地的歷史情況和當前情況，自然條件和經濟技術條件，農民的生產習慣和生活習慣等等對農業的發展進行全面規劃，以免發生單一化和片面化的傾向”54。

　　為了努力搞好糧食生產及棉花等經濟作物的生產，他還強調：“抓糧食要抓兩頭，一頭是商品糧食基地，一頭是災區”55。並應盡可能地擴大耕地面積﹔另一方面，針對棉花恢復比糧食還要慢的特點以及對工業生產的制約作用，指出必須在穩定糧食生產的同時適當地增加棉花的播種面積，提倡農民在“自留地上種點棉花”，並建議，“自留地種的棉花不要收購。返銷農村的糧食，首先要照顧棉農”，從而最大限度地調動棉農生產積極性，增加棉花生產。

　　“各行各業都應該面向農村，為農業服務”

　　周恩來曾號召：“各行各業都應該面向農村，為農業服務”56。在他的整個農業經濟思想中，面向農村，支援農業的思想觀點是非常鮮明的，而且始終如一。早在１９４９年在對參加全國農業會議、鋼鐵會議、船務會議人員的講話時他就說：“工業生產要照顧到農村的需要，如修鐵路，首先要想到這條鐵路在城鄉交流、工業品與農產品的交換中所能起的作用。”５７ １９５２年為了大力扶持老根據農業生產和經濟建設，他建議增設國家貿易機構與供銷合作社，建立商業網點，促進城鄉物資交流。不僅如此，他還進一步明確指出：“貿易公司，合作社應在對老根據人民不掙錢，甚至採取若干貼補辦法的精神下，收購山貨、土產，並解決油鹽等日用必需品58”。這些建議和指示標志著周恩來面向農村，支援農業思想的初步形成。到了６０年代以后，他的這一思想更為成熟，也更為明確化了。在１９６２年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政府報告》中，周恩來對此問題闡述得十分詳細。他提出，首先，思想上各級政府要端正認識，統一行動，切實組織各方面的力量，加強對農業的支援。“對於農業所急需的生產資料，特別是制造和維修中小型農具、車、船的材料，制造化肥、農藥的原料，要盡可能優先保証供應”。其次，生產上要加強工業對農業的支援。重工業部門的首要任務是保証農業生產資料的生產，“為農業提供越來越多的各種農具，農業機械、化學肥料、木材、燃料等來不斷地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使農業能夠為工業和城市提供越來越多的糧食、原料和其他農副產品”。輕工業部門也“必須盡可能為農村提供越來越多的日用品，以利於發展城鄉交流，逐步改善城鄉人民的生活，增加國家建設資金的積累”。第三，“國營商業部門要盡可能多地組織切合農村需要的工業品下鄉，凡是農村急需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應該優先供應農村，以適當地滿足農民的生產和生活需要，促進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第四，基本建設方面應進一步縮短戰線，“減少一些不是十分必需的基本建設項目”，以“騰出一定數量的材料，設備和人力，用到最急需的方面，特別是農業生產方面。”第五，“壓縮城鎮人口，精簡職工”，認為這不僅有利於減緩農業承受的提供商品糧、及其他農產品來供養城鎮人口的壓力，而且還“可以加強農業生產戰線”，“農村很需要他們”５９。時隔兩年，在１９６４年的三屆全國人大會議《政府報告》中，更進一步簡單明了地概述為“各行各業都應該面向農村，為農業服務”，標志著他的這一思想觀點的最終形成。

　　周恩來的農業經濟思想博大精深，內容十分豐富，決非是在這短短的篇幅中能夠概述得全面的。研究周恩來的農業經濟思想，關鍵要把握“一點”、“一線”、“一原則”。即以中國的基本國情及落后農業生產力水平的實際為基本出發點﹔以發展農業生產力，維護農民整體利益，充分調動廣大農民生產積極性為主線﹔以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為解決農業問題的指導思想和根本原則。把握了這“一點”、“一線”、“一原則”，我們就能比較系統、比較全面地認識和把握周恩來農業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和精髓，就能理解他為什麼如此重視農業的基礎地位和作用，重視農民積極性的發揮﹔為什麼提倡中國農業必須走依靠科學技術的內涵式發展道路﹔為什麼堅持“要以生產力水平與農民覺悟程度”作為變革生產關系的主要依據了。

　　（作者單位：江西省社科院農經所）

　　注 釋：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 12、 13、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5、 56、 57、 58、 59 《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１３７頁、第５頁、第５頁、第１３７頁、第８頁、第５頁、第 ８７頁、第２６４頁、第 ３７１頁、第４３頁、第２２６頁、第１１０頁、第１１０頁、第２３１頁、第２１６頁、第７９頁、第１３９頁、第３８２頁、第３７８頁、第４５９頁、第４５頁、第４４頁、第２２１頁、第３１５頁、第１４４頁、第４１頁、第２６５頁、第２６４頁、第７頁、第１０頁、第３７１頁、第２２６頁、第３７１頁、第３７２頁、第３７５頁、第２３２頁、第１１１頁、第７頁、第２２頁、第２５頁、第４６頁、第７９頁、第７７頁、第７７頁、第 １３８頁、第４４０頁、第７７頁、第７７—７８頁、第３７７頁、第７７頁、第４１０頁、第４４０頁、第９頁、第 ７８頁、第 ３７１—３８２頁。

　　30 31《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３５０頁、第３１２頁。

　　32《陳雲文選》第三卷，第２１０頁。

　　54《人民日報》１９９５年３月３日。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