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創辦覺悟社 啟用“伍豪”這個代號

編者按：周恩來一生至情至性、至高至聖、大智大勇、鞠躬盡瘁。他出身名門，卻是苦難童年﹔從小立志為中華崛起而讀書，求索救國救民真理﹔拒絕蔣介石委任要職，發動組織指揮上海工人運動和南昌起義，實施戰略大轉移，力主毛澤東進黨中央領導核心﹔處置西安事變“逼蔣抗日”，赴國統區與蔣介石斗智斗勇，艱難推進民主進程﹔開國前夜，秉筆起草《共同綱領》，籌備開國大典，組建政務院，運籌抗美援朝，編制“一五”計劃﹔代表新中國走上國際舞台，打開外交局面，實現中法、中日、中美建交﹔“文革”中苦撐危局，殫精竭慮保護干部，千方百計維持經濟運轉，果斷處置林彪事件﹔病魔纏身的晚年歲月，同江青一伙較量，把鄧小平重新推上前台——這些歷史的內情或迷局，生動再現了一代偉人的真情與風採。以下為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魅力周恩來》節選。

創辦覺悟社

9月2日，一列火車風馳電掣地駛出北京站，奔往天津。車裡坐著周恩來、郭隆真和到北京請願的天津男女學生代表們。這些凱旋的戰士們，還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經受了艱難考驗的戰斗友誼和沸騰在他們心裡的愛國熱情，使他們沖破了封建禮教的束縛，打破了當時男女互不接觸的界限，他們無拘無束地交談起來。

大家由進京請願斗爭的勝利談到聯合起來斗爭的必要。率直活躍的姑娘郭隆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女界愛國同志會’應該緊密合作，成為天津愛國運動的核心。”她的話立刻引起了大家熱烈的反響。張若名說：“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最好合並成一個團體，便於統一行動。”

周恩來一直在傾聽著大家的議論，漸漸地，他心裡有了一個明確的主張。他站起來，沉靜地說：“學習北京學生組織進步社團的經驗，從兩個團體中選出經過考驗的骨干分子，組成一個比學聯更嚴密的團體，總結學生運動的經驗，從事新思潮的研究，不斷提高自己的覺悟，還可以出版一種刊物。這樣不是更好嗎？”

周恩來的倡議顯然成熟多了，得到大家的贊同。新成立的團體取什麼名呢？周恩來說：“就叫覺悟社，怎麼樣？”郭隆真等人高興地拍著掌說：“好，事不宜遲，回去就著手辦。”

經過10多天的准備，9月16日，溫暖的秋陽照耀著草廠庵天津學生聯合會的一間辦公室，照耀著神採奕奕、分坐在會議桌兩邊的10位男青年和10位女青年。他們當中有在天安門前指揮請願學生和反動總統當面論戰的勇士，有斷指寫血書贏得群眾支持的英雄，有面對廣大群眾慷慨陳詞的演說家，有在反動軍警的鎮壓下面不改色的巾幗豪杰。他們都是天津學生運動中的領袖人物，都有自己不平凡的經歷和令人激動的事跡。今天他們聚集到一起，將要擔負起重大的歷史責任，像一群勇敢的拓荒者一樣，去開辟革命的前程。

周恩來站起來，眼睛裡放著光，操著濃重的蘇北口音，用壓抑不住的激動聲調說：“大家所殷切盼望的、我們共同的團體，今天就要誕生了！”這時，大家不約而同地以無限敬慕的神情，望著他那清癯的雙頰，因日夜操勞而布著血絲但仍炯炯有神的眼睛。他激動地望了望大家也同樣激動的面容后，繼續說：“今天到會的人，有些彼此還不太熟悉，有人還沒交談過。先請女社員自我介紹一下……”

在庄嚴的氣氛中，社員們彼此互相介紹，郭隆真特別介紹了其中年齡最小卻最活潑、大方的姑娘——女界愛國同志會講演隊長鄧文淑。

鄧文淑乳名玉愛，才華出眾，擅長演說，1904年2月4日出生於廣西南寧。父親鄧庭忠曾是廣西南寧鎮台（武官），1908年在新疆暴病而死。母親楊振德在醫學上的造詣較高，在民眾中享有較高的聲望。母女倆輾轉來到天津，靠行醫維持生活。1913年初，小玉愛隨媽媽來到北京，並進了平民學校，取學名“文淑”。可是，好景不長，學校的校長是社會黨人，學校被查封，母女倆隻得回到天津，鄧文淑進入直隸第一女子師范附屬小學四年級學習。兩年后，鄧文淑跳級報考直隸第一女子師范預科，並以第3名的成績考上預科，獲得學費宿費全免的獎勵。第二年，鄧文淑順利升入本科。由於學習成績優秀，鄧文淑與同班同學張嗣婧、梁岫塵、張若名、劉韻玲等“五朵金花”被稱為女師十學級的“五魁首”。

聽完有關鄧文淑的介紹，周恩來向她投以贊賞、信任的目光。這時，鄧文淑站了起來，說：“自今天起，我自己改名為‘穎超’，開始新的革命人生。”話音剛落，大家不由得齊刷刷地鼓起掌來。

大家介紹完畢，周恩來接著說：“對中國社會，要從根本上解決，也就是要把那不合現代進化的軍國主義、資產階級、黨閥、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頑固思想、舊道德、舊倫常等等，全部加以鏟除，改革。”經過大家討論，一致通過了周恩來提出的方案。覺悟社正式誕生了。

會議決定出版不定期的小冊子《覺悟》，大家一致推舉周恩來起草《“覺悟”的宣言》。根據大家討論的共同看法和志向，結合“覺悟”這一主題詞，周恩來在會后加緊起草《宣言》。《宣言》宣布覺悟社的目標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覺”和“自決”。它要求社員“自己覺悟，自己決定，革新思想，革新世界”﹔要“睜開眼看看是什麼世界，沉下心想想怎樣為人”﹔“先改造自己的思想，進而改造中國”。

9月21日，即覺悟社成立后的第5天，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應邀專程來到覺悟社，他對覺悟社不分男女的組合和出版刊物的做法非常贊成。他一再囑咐他們要好好閱讀《新青年》等刊物上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並提出要分類研究問題，取得真理，貫徹到實際行動中去。以后，覺悟社還請了劉半農講“白話詩”，錢玄同講“白話文學”，周作人講“日本新村的精神”，徐季龍、包世杰暢談救國問題。

9月25日，南開學校大學部開學。周恩來已在這月8日注冊入學，學號是62號，進該校文科學習。不幾日，大學部決定改名南開大學，並在11月25日召開南開大學成立大會。周恩來后來在跟人談起這段歷史時曾說：“我在南開大學念了不到一年的書，我是南大挂了名，因為反動派迫害，未讀多少書。”

10月10日，天津各校學生和各界群眾四五萬人齊集南開大操場舉行共和8周年紀念會。會后游行，鄧穎超、張若名等覺悟社女社員帶領女學生和童子軍走在隊伍的最前面，手持“中華萬歲”、“熱心愛國”等各色小旗高喊著口號。剛剛走上街頭，幾百名保安隊、警察揮舞著槍托野蠻地沖向女學生。面對攔阻和毆擊，鄧穎超一面高喊“警察也要愛國”、“禁止打愛國學生”等，一面勇猛地向外沖。警察動手了，鄧穎超被打得吐血，她的好友王貞儒被槍托擊傷肩膀，覺悟社社員李錫錦被刺傷眼睛……盡管11人被毆傷，大家沒有屈服，在周恩來等的帶領下沖向警察廳。

這時，大家推周恩來、李毅韜等4人為代表，進警察廳提出質問。外號“楊梆子”的直隸省警察廳長楊以德拒絕接見，而是派代表丁振芝會見學生代表。一見面，憤怒的周恩來就質問：“為什麼禁止群眾國慶游行？為什麼縱容軍警打傷學生？”蠻橫的丁振芝根本聽不進這些，他一拍桌子，吼道：“你們向法庭起訴去吧！”說罷，拂袖而去。

群眾更加憤怒了，周恩來等代表又去見省長曹銳，可曹銳溜了，隻有一個參謀長出來敷衍。天色已晚，周恩來等人經過商量決定暫時散去，做好其他斗爭准備。

10月13日，天津學聯和女界愛國同志會宣布罷課4天，《停課宣言》是周恩來起草的。從17日起，又繼續罷課兩天。在這20多天內，覺悟社的社員幾乎全力投入這場群眾斗爭。

11月16日，日本軍國主義者又制造了槍殺中國居民的福州慘案，舉國為之震動。愛國群眾運動繼續向前推動。25日，天津學生1000多人游行講演，散發傳單，聲援福建人民，隨著斗爭的深入，形勢也越來越險惡。周恩來認為覺悟社的活動必須採取公開和秘密相結合的形式。

12月10日，由男女學生合組的天津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立，號召抵制日貨。15日，周恩來作為新學聯的執行科長，到天津總商會討論抵制日貨的具體措施。20日，在南開操場召開有10多萬人參加的國民大會，當場焚燒在街市檢查所得的10多卡車日貨。廣場上烈焰飛騰，火光沖天，堆積如山的日貨頓時付之一炬。會后又舉行浩浩蕩蕩的示威游行。

第二天，覺悟社社員在宙緯路三戒裡4號覺悟社社友李愚如家裡聚會。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會議總結了覺悟社成立以來的工作，認為社員都具有奮斗的精神，但缺乏同一的目標和持久的精神。為更好地發揮作用，主持人周恩來提出一個新鮮有趣的建議：“我們已經決定獻身於革新中國的事業，前途少不了危險艱難。用各人的真姓名發表文章或寫信聯絡，難免不受鷹犬注意。我建議用數字代替各人姓名，大家抓簽決定自己的數字。”

鄧穎超和郭隆真、張若名用白紙條寫好50個號碼，卷成小紙卷，放在一個銅盤裡。大家笑著，嚷著，去取紙卷。

“1號，1號”，鄧穎超高聲叫：“我抓的是1號。”周恩來抓到5號，他笑說：“我可用‘伍豪’這個代號。”這時，頭腦靈敏的鄧穎超馬上說：“我是1號，可用‘逸豪’這個代號。”

這樣，郭隆真抽到13號，代號“石珊”。馬駿抽到29號，代號“念九”，劉清揚抽到25號，代號“念吾”。諶志篤抽到50號，代號“武陵”。張若名抽到36號，代號“衫陸”。張嗣婧抽到37號，代號“衫棄”。李毅韜抽到43號，代號“峙山”。諶小岑抽到41號，代號“施以”……

一時，滿屋“1號”、“5號”、“13”、“50”等嚷成一片。大家覺得自己陡然採取了一個非常革命的行動，連姓名都廢止了，十分興奮。周恩來沉穩地說：“名字本來就是個符號，不必看重。重要的是看我們大家今后的實際行動。”會上決定抓緊出版《覺悟》雜志，雜志上發表文章，一律用代號﹔雜志由周恩來負責編輯。

12月27日，天津各界群眾幾萬人，又在南開操場舉行第二次國民大會，會后舉行了盛大的游行，高呼“救亡！愛國！犧牲！猛進！”等口號。這些規模巨大的集會游行，事先都由周恩來、馬駿、鄧穎超等覺悟社社員和南開學校、直隸女師的進步教師馬千裡、時子周等共同商議，並廣泛爭取了商界、教育界、工務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這時，直隸省警察廳悍然查封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天津各界聯合會等，並張貼布告：“天津學生聯合會、天津各界聯合會、國民大會，均未經呈請令准有案，即屬違犯法令。”今后，“舉凡非法及未經立案各團體，一律解散取消。如有私行集會、結社、屋外集合或粘貼圖畫以及言語形容有擾害煽動之作用者，一律依法究懲，決不姑息！”為此，周恩來主編的《天津學生聯合會會報》也被查封。

周恩來、鄧穎超等學生運動領導人不能公開活動了。他們轉入租界，在同學家裡借了一間小屋辦公，堅持斗爭。小屋受到暗探注意，他們又轉到一所教會女中的地下室工作。

在愛國運動中，鄧穎超等人認識到，要想聯系群眾光靠講演不行，還得演戲，這樣才能吸引群眾。於是，天津一些女校學生投入到演劇宣傳活動中。一次，鄧穎超在新劇《安重根》中扮演朝鮮愛國英雄安重根，想到周恩來擅長演戲，便邀請他來指導排練。周恩來應邀欣然同意擔任舞台監督。排練結束，周恩來走到后台夸獎鄧穎超等人演得不錯：“初次演新劇，你們演得很不錯了。”鄧穎超笑了笑，說：“有什麼不足，還得請伍豪給予指導哩。”

“談不上指導，如果說不足的話，你念的台詞像發表演說一樣，慷慨激昂有余，自然不足。安重根在日常生活中並非時時刻刻發表講演。要掌握劇情和劇中人的身份，平時說話自然平淡些，到了節骨眼上，才需要放開感情，感染觀眾。你說呢？”周恩來說得頭頭是道，鄧穎超等人不住地點頭稱是。

周恩來大步地走舞台，讀起了劇本。他那洪亮的聲音和情節相配合的語調使演員們鼓起掌來。接下來，周恩來告訴她們如何吐詞運氣、如何掌握台詞的節奏、如何控制音量的大小高低等等。演員們跟著念了幾遍，果然大有進步。

在周恩來的輔導下，演員們演技大增。由鄧穎超主演的《安重根》和《花木蘭》等新劇受到歡迎，演出的門票收入可觀，解決了覺悟社不少的活動經費。

覺悟社的會員們當時相約：在愛國運動期間，不戀愛、不結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國社會的斗爭中去，避免結婚受拖累或給后人添麻煩。周恩來大力宣傳獨身主義，並發表相關論文。

周恩來是覺悟社負責人之一，鄧穎超則是骨干成員，在開展政治活動時彼此常常相見，兩人避免不了有往來。當時，男女交往還要“授受不親”。於是，周恩來找鄧穎超談話的次數不多，偶爾談談，時間也不長。

1920年1月20日，《覺悟》創刊號正式出版。大32開本，100余頁，近10萬字，頗引人注目的是封面右上角緊挨“覺悟”刊名處畫有一個五角星，象征著對光明和真理的追求！

這期刊物，集中發表了周恩來3篇文章，即《〈覺悟〉的宣言》、《覺悟》、《有什麼分別？》和他的5首白話詩，即《游日本京都圓山公園》、《雨中嵐山——日本京都》、《雨后嵐山》和《四次游圓山公園》以及《死人的享福》。

鄧穎超也在這期《覺悟》發表了一篇《為什麼》，提出了“為什麼看不起人？”“為什麼不實行？”“為什麼要染惡習慣？”“為什麼嫉妒別人？”等一系列問題，對那些不良的行為習慣做了批評，提倡謙虛態度、民主作風和力行精神。

1月23日，天津學生聯合會調查員在魁發成洋貨庄檢查日貨，竟遭到闖入店鋪的3個日本浪人的毒打，各界代表向省公署請願，當局非但不懲辦店主和日本浪人，反而毆打學生，逮捕代表馬駿、馬千裡、時子周等20人。隨后又查封天津學聯和各界聯合會會所。為此，1月26日至28日，周恩來在法租界維斯理堂地下室主持召開覺悟社秘密會議，研究對策。會議決定舉行更大規模的游行示威，向省公署請願，要求釋放被捕代表，啟封天津學聯和各界聯合會。在險惡的局勢面前，周恩來挺身而出擔任游行請願總指揮。

1月29日，3000多名勇敢的男女學生，由周恩來、郭隆真領導，從東馬路出發，直奔省長公署。群眾推舉周恩來、郭隆真、於方舟、張若名為代表，要求面見省長曹銳。鄧穎超也要求前往，周恩來果斷地說：“萬一我們被捕，外面總需有人接應，繼續斗爭！”於是，這位年僅16歲的小妹妹就這麼留了下來。

省公署大門緊閉，大批軍警荷槍實彈，如臨大敵，不准代表進去。周恩來不顧軍警阻撓，和郭隆真、於方舟、張若名一起強行進入省公署。他們一進去就挨了毒打，20多人被逮捕了。大批武裝軍警沖入學生隊伍，不分男女，刀刺槍打，拳打足踢。50多名學生受重傷，輕傷不計其數，造成天津“一二九”流血慘案。

鄧穎超等人和南開、女師的紅十字會會員把受傷同學抬到南開、女師搶救治療。隨后，鄧穎超帶領一批批學生向社會上有名望的人士發出呼吁，組織慰問團到醫院裡去看望受傷的同學，並散發傳單把事件真相公諸於世。她又和諶志篤等學聯負責人，分頭聯絡紳商各界，積極營救被捕代表。天津學聯上書北洋政府，要求罷免直隸省省長曹銳，嚴辦警察廳廳長楊以德。這時，天津中等以上學校一律罷課……

周恩來等被捕后，他們同原先被捕的代表一起，先被關押在警察廳的營務處。彼此不能見面，不能交談。反動當局採取拖延的辦法，既不轉交法庭公開“訊問”，又不釋放，一直拖了兩個多月。4月2日，周恩來和難友們經過秘密聯絡，發動絕食斗爭。他們分別向警察廳宣告：被拘70多天，沒有受到正式審判，這是違背民國約法和新刑律的規定的。因此，限警察廳在3日內舉行公審，否則就全體絕食。當天，周恩來、馬駿、郭隆真、馬千裡等開始絕食。

周恩來等人絕食的消息通過獄中同情學生的看守很快被透露出來，鄧穎超為他們的斗爭精神所感動，同時也為他們虛弱的身體而擔心。5日，鄧穎超集合24個覺悟社社員和支持者，背著鋪蓋趕往警察廳，要求替代正在絕食的被捕的24人入獄。由於被捕的人中有學生、教員、商人，在社會上有相當大的影響，反動當局不能不有所顧忌。7日，警察廳被迫將被捕代表移送地方檢察廳。

送到檢察廳后，拘留條件得到一些改善。經過被捕代表的堅持斗爭，除女代表兩人外，大家可以同住一處，自由往來，並且能夠閱讀書報。他們共同議定，每天早晨做體操，每晚舉行全體會議，並推舉周恩來、馬千裡、於蘭渚3人主辦讀書團，帶領大家研究社會問題，組織起“獄中大學”。又議決每星期一、三、五開演講會，介紹各種新思潮。

於是，一種特殊條件下的學習活動開始了。當世界工業革命史講完后，周恩來在5月28日、31日，6月2日、4日、7日，分5次做了介紹馬克思學說的講演。所講內容涉及歷史上經濟組織的變遷、馬克思傳記、唯物史觀的總論和階級競爭史、剩余價值學說、《資本論》和資產集中說等。當時，周恩來主持編寫有《檢廳日錄》。

這樣的鐵窗生活，以豐富的精神食糧彌補了極端貧乏的物質條件，革命的友誼把不同經歷的受難者聯結在一起。而作為組織者，周恩來的熱情像通紅的火苗溫暖了每個難友的心，以至於有的人寧願坐牢，也不離開這可愛的堅強的集體。

6月8日，覺悟社社友李愚如到獄中探望周恩來，並向他告別，她即將去歐洲勤工儉學，探求真理。周恩來給她的長詩寫道，我為你高興，去“磨練你的才干，保你的天真爛漫。他日歸來，扯開自由旗，唱起獨立歌”。在這首自由體長詩中，周恩來提到去“馬賽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的確，周恩來在獄中已經在考慮將來到馬克思主義的故鄉去探索中國的道路。

經過監獄內外的斗爭，7月6日，檢察官對周恩來等提起公訴。7月17日下午，開庭審理。法庭上擠滿旁聽的人群。鄧穎超和學聯代表都坐在旁聽席上。地方審判廳外，也站滿等候消息聲援被捕代表的男女學生和各界人士。

主審法官拖著長腔宣布被告人的“罪狀”：“省署請願聚集數千人，有周恩來等4人不聽攔阻，聚眾強行進入省署，當被送警察廳拘留。在警察廳拘留期間，不服約束，凌辱官長，經警察廳轉請省長，送交檢察廳依法懲辦……周恩來，以上起訴是否屬實？”

周恩來輕蔑地一笑，手扶欄杆，大聲地質問法官：學生們本純真愛國之心，抵制日貨，維護民族權益，究竟犯了什麼罪？學生們請願，推舉我們為代表，求見省長，這又犯了哪條王法？當局派軍警，施暴行，對學生棍棒交加，造成血案，這又是哪條法律的規定？無理拘禁代表，不審訊，不釋放，拘押半年之久，又依據了法律的哪一條？

這一連串質問，如利箭，似鋼刀，法官張口結舌：“你，你，是我審問你，還是你審問我？”旁聽席上“嘩”地騰起一陣哄笑。

周恩來侃侃而談，做了長篇發言，把法庭強加在代表身上的“罪名”逐條駁斥。大律師劉崇佑出席為代表辯護時，也將反動當局強加在代表身上的種種誣蔑之詞一一依據法理駁斥。法官無言以對，低頭裝作看桌上的案卷，不敢正視滿庭憤怒的人群。

旁聽的群眾情緒熱烈，一會兒齊聲鼓掌支持周恩來的發言，一會兒又同聲大笑，譏刺反動當局，還不斷發出“噓，噓”之聲，嘲弄法官。法官如坐針氈，狼狽不堪，隻好釋放被拘禁的代表。

“我們勝利啦！”人們立刻歡呼起來，把堅貞不屈的被捕代表們圍住，爭相握手祝賀，勝利歡欣的喜淚流洒在一起。一時間，審判廳外頓時鞭炮齊鳴，鑼鼓喧天。鄧穎超等學聯代表、順直議會議員、商會代表、各界聯合會代表等一起上前，給周恩來、馬駿、郭隆真等20多位代表胸前佩上“為國犧牲”的紀念章和大紅花，大家一起在審判廳前合影留念。

誰料出獄前，周恩來和馬駿已被校長張伯苓開除了南開大學學籍。這一做法，引起了校內外普遍義憤。與周恩來、馬駿同獄的馬千裡，時任南開大學庶務主任，盡管是張伯苓的妹夫，對此亦深感遺憾和不平，遂毅然辭職。張伯苓竭力挽留，並兩次派人送月薪上門，馬千裡堅拒不納。

事實上，盡管周恩來曾注冊入南開大學，但是他幾乎沒有在南開大學上過課，而是開始了一個職業革命家的生涯，對於南開大學的除名，他倒也平靜。在獄中，他即萌發了出國的念頭，南開不能讀，赴歐留學豈不更好。何況，目前，無論是天津學生聯合會或是覺悟社，仍有許多事需要他去做，覺悟社則是重點。

出獄后，周恩來主持了覺悟社在8月初召開的一次年會。他在講話中說：隻有把五四運動以后在全國各地產生的大小進步團體聯合起來，採取共同行動，才能改造舊的中國，挽救中國的危亡。並且指出：當時團體雖多，但思想復雜，必須加以改造，才能真正團結起來，為這個目標而奮斗。他把這一切概括為“改造”和“聯合”4個字。

社刊《覺悟》隻出了1期，由於接連發生北洋政府迫害學生的事件，覺悟社社員和社友都投身到緊迫的斗爭中去了，特別是周恩來、馬駿、郭隆真等隨后被捕入獄，第2期業已搜集的40多篇文章，未及付梓。然而，如同《新青年》、《湘江評論》、《少年中國》等民主革命的啟蒙刊物一樣，《覺悟》在五四時代也留下了自己的足跡。

8月16日，覺悟社邀請少年中國學會等4個進步的青年組織在北京城南的陶然亭公園舉行集會，商討救國運動的發展方向和聯合斗爭的問題。與會代表環亭而坐，品茗暢敘。大家推舉從南洋宣傳救國回來不久的劉清揚主持座談會。開始，即由鄧穎超報告覺悟社的組織經過和一年來的活動，使與會者頗感興趣。接著，周恩來闡述了覺悟社最近提出的“聯合起來，共同行動”的建議，他說：“我們青年不隻要聯合起來，而且要到群眾中去，開展工農運動，這對青年運動的最終成敗，起著關鍵作用。”

鄧中夏介紹了少年中國學會的情況。最后，在眾人矚望下，最早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布爾什維主義介紹到中國的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做了發言。

兩天后，覺悟社、少年中國學會等5個團體的代表在北京大學通訊圖書館召開聯絡籌備會，決定成立一個名為“改造聯合”的組織，並由這些團體共同發表《改造聯合宣言》和《改造聯合約章》，宣布要聯合各地主張革新的團體，分工合作，來實行社會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