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旅歐探求革命真理 介紹朱德入黨

編者按：周恩來一生至情至性、至高至聖、大智大勇、鞠躬盡瘁。他出身名門，卻是苦難童年﹔從小立志為中華崛起而讀書，求索救國救民真理﹔拒絕蔣介石委任要職，發動組織指揮上海工人運動和南昌起義，實施戰略大轉移，力主毛澤東進黨中央領導核心﹔處置西安事變“逼蔣抗日”，赴國統區與蔣介石斗智斗勇，艱難推進民主進程﹔開國前夜，秉筆起草《共同綱領》，籌備開國大典，組建政務院，運籌抗美援朝，編制“一五”計劃﹔代表新中國走上國際舞台，打開外交局面，實現中法、中日、中美建交﹔“文革”中苦撐危局，殫精竭慮保護干部，千方百計維持經濟運轉，果斷處置林彪事件﹔病魔纏身的晚年歲月，同江青一伙較量，把鄧小平重新推上前台——這些歷史的內情或迷局，生動再現了一代偉人的真情與風採。以下為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魅力周恩來》節選。

旅歐探求革命真理

入獄期間，周恩來雖然被校長張伯苓開除了南開大學學籍，但校董嚴修十分器重他，仍然全力推薦他出洋留學，並同替周恩來辯護的大律師劉崇佑各資助500元，供他做赴歐的費用。為了補貼旅歐期間的生活費用，周恩來還與天津《益世報》商定，做該報的旅歐記者，為報紙撰寫通訊。准備工作做好后，1920年10月8日，周恩來與南開同學李福景同到華法教育會辦理了赴法証明。10月中旬，他們離開天津，到上海候船赴法。

看到覺悟社的大哥大姐們去異國他鄉尋求救國救民的金鑰匙了，鄧穎超不由得心中一陣悵然。她是多麼向往和周恩來、郭隆真、劉清揚等一塊去法國勤工儉學啊！只是她家境清貧，根本籌措不到旅費，她是用羨慕的眼神和遺憾的心情告別周恩來、郭隆真等人，祝他們旅途平安，一路順風。

告別時，鄧穎超想到歐洲天氣寒冷，怕周恩來不適應，特地趕織了一件毛衣送他，在毛衣領子內側繡了一行娟秀的字：“給你溫暖——小超。”摸著軟茸茸的毛衣，周恩來分明感到了同志間純潔真摯的友誼。他安慰鄧穎超說：“小超，別灰心，你年齡還小，以后還有學習機會。我到歐洲后，一定給你寫信……”剛強的鄧穎超點了點頭……

11月7日，一艘兩萬噸級的法國巨型郵船“波爾多斯”號長鳴汽笛，在迷離的晨霧中沿黃浦江順流而下，駛向大海。周恩來、李福景、郭隆真、張若名等197人作為由華法教育會組織的第15批赴法勤工儉學生，就乘坐在這艘郵船上。“波爾多斯”號是一艘巨型郵輪，載重2萬噸，上下共分10層。周恩來一行乘坐的是特設艙位——統艙，在船頭下層，系貨艙所改。這裡光線昏暗，空氣污濁，堆放著各種貨物，上下鋪位的簡易床，像沙丁魚罐頭似的塞滿了這群赴歐的中國勤工儉學學生。

郵輪抵香港停泊一日，對這塊屈辱的土地，周恩來想看個究竟。原來這是一個華洋雜處的社會，盡管樹木蔭翳，商旅雲集，可高樓大廈與貧民窟卻形成鮮明對照，持槍的廓爾喀雇佣兵四處游蕩，大公司屋檐下，蜷縮著貧病交加的黎民……

幾天后，郵輪抵達安南（今越南）西貢，港口停泊著許多華人船隻，奇怪的是竟一律不挂中國旗，一打聽才知道，中國國際地位太低，遭西方列強蔑視，倘若挂中國國旗，非但得不到應有的保護，反而會招致種種意想不到的麻煩。

波爾多斯號的航程長達36天，經西貢、新加坡，穿過馬六甲海峽，橫渡印度洋，再經紅海和蘇伊士運河，進入地中海。旅途中，周恩來撰寫了《〈檢廳日錄〉的例言》。到法國后不久，以“飛飛”署名的《檢廳日錄》全部脫稿，周恩來將書稿寄回天津，托馬千裡修正和補充，於次年春連載於天津《新民意報》。

旅途的遙遠和勞頓，使周恩來非常思念故鄉的親人。在西貢停留期間，他給弟弟周恩壽（同宇）寫了一封信，講了途中的一些見聞，並表示了對家中的挂念。

12月中旬，波爾多斯號到達法國南部的馬賽港。登岸時，周恩來等赴法勤工儉學學生受到了留法法華教育會學生部干事的迎接，並幫他們換乘火車。

周恩來原本打算隻在法國做短暫停留，他要轉赴英國倫敦，准備在英國求學，並考察英國社會生活。因為生了一場小病，他就在巴黎住了半個來月。

1921年1月5日，周恩來乘船渡過英吉利海峽到了英國首都倫敦。他之所以選擇在英國倫敦就學，是有其考慮的。他在給表兄陳式周的一封信中說：“主要意旨，惟在求實學以謀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會真相暨解決諸道，而思所以應用之於吾民族間者。”而英國是最古老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是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正如周恩來在給他的堂伯父周貽鼎信中所說：“倫敦為世界最大都城。”“舉凡世界之大觀，殆無不具備，而世界之政治商業中心，亦惟此地是賴。”“故倫敦為世界之縮影。在倫敦念書，非僅入課堂聽講而已，市中凡百現象固皆為所應研究之科目。”

周恩來和李福景曾住在羅素廣場附近的伯納德35號，這是一所學生寄宿的房子。這期間，他不顧倫敦的嚴寒和濃霧，頻繁深入工礦和碼頭，廣泛搜集各種資料，為《益世報》撰寫長篇通訊。在這些通訊中，他詳述了一戰后英國的失業狀況，評論英國的機構和議會民主。不久，兩人一起報考了曼徹斯特大學，周恩來還報考了愛丁堡大學——因為倫敦的生活費用太高，居大不易，而愛丁堡的生活費用則相對低些。周恩來曾有過一個美好的設想，他在給表哥陳式周的信中說：“弟在此計劃擬入大學學習讀書三四年，然后再往美讀書一年，而以暑中之暇至大陸游覽。今方起首於此邦社會實況之考查，而民族心理尤為弟所注意者也。”

周恩來多次給陳式周寫信，訴說襟懷，他說：“來書語重心長，讀之數遍，思潮起伏，恨不與兄作數日談，一傾所懷。”他敬重這位表哥，在信中袒露了自己的種種想法：“……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來歐洲獵取學術，初入異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倫理。主要意旨，惟在求實學以謀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會真相暨解決諸道，而思所以應用於吾民族間者﹔至若一定主義，固非今日以弟之淺學所敢認定者也。”

他的筆觸及了對社會革命的分析：“……穩之極，為保守﹔躁之極，為暴動。然此亦有以保守成功者，如今日之英也﹔亦有以暴動成功者，如今日之蘇維埃俄羅斯也。”

他比較兩者之區別：“英之成功，在能以保守而整其步伐，不改常態，而求漸近的改革﹔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動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舊弊之效。”可是，這兩種方式哪一種適用於中國呢？周恩來尚捉摸不定：“若在吾國，則積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強鄰環處，動輒受制，暴動尤貽其口實，則又以穩進之說為有力矣。執此二者，取採取英，弟原無成見，但以為與其各走極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導國人。至實行之時，奮進之力，則弟終以為勇宜先也。”

在這裡，周恩來傾向於“取採取英”、“得其中和”，吸收適用於中國的實行之。當然，他仍在思考之中，並未形成堅定而明確的觀念和主張。

當時，愛丁堡大學雖已同意他免去入學考試，隻試英文，但考期在這年9月，開學在10月間，還要等待半年多時間，申請官費的事還沒有頭緒，而那時英國的生活費用在歐洲是最高的。愛丁堡的生活費用雖稍便宜，也不低於千元。居留法國的生活費用就低得多，每月隻要中國貨幣40元就可以了。於是，2月上旬，周恩來由英國返回法國，入巴黎郊區的阿利昂法語學校補習法文。他先居住在巴黎市郊格隆貝，后遷至離巴黎約50公裡遠的布魯瓦，以John Knight（音譯喬.耐特或約翰.奈特）的英文名寄宿於這裡的一戶人家。房東是一位寡婦，名叫瑪達姆.勒伯夫。老太太對這位彬彬有禮的東方青年十分喜歡，經常對人夸獎住在她家中的這位中國小伙子勤奮、刻苦、聰明、能干。房東和鄰居都親切地叫他“騎士先生”。他白天補習法文，進行社會考察，夜晚則翻譯小冊子，給《益世報》寫通訊。因時常熬夜而顯得睡眠嚴重不足，精神疲憊，只是他似乎在強制自己適應這種生活。

周恩來和一般旅歐勤工儉學的同學情況稍有不同。他沒有做過工，主要靠稿費生活，從而騰出時間和精力來考察歐洲各國的社會綜合情況，考察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周恩來到法國后，嚴修按期給他寄錢。由於周恩來的地址經常變動，嚴修就將錢交給李福景的父親李琴湘，由他寄給李福景轉給周恩來。周恩來還擠出時間多次給在天津達仁女子學校教書的鄧穎超寫信，托負責這所學校行政的馬千裡轉交鄧穎超。然而，馬千裡粗心大意，把周恩來的書信扔在抽屜裡，沒有及時轉交給鄧穎超，害得周恩來一直沒收到回音，心裡十分著急，托一位好友找到馬千裡問起此事，馬千裡才說：“可能在這裡吧。”到抽屜裡一翻，找出10多封沒有啟封的信。后來，周恩來與鄧穎超便直接通信往來。信中更多的是討論新思想、政治動向，看不到多少春花秋月、離愁別恨。

當時，由於經濟蕭條，失業風潮遍及整個法國，留法勤工儉學生陷入了求工不得，欲學不能，生活無靠的困境。無工可做的勤工儉學生們聚集在巴黎華僑協社，每天靠華法教育會借貸的5法郎維持生活。因長期營養不良又無錢看病，不少留學生病死。這時，華法教育會突然宣布同勤工儉學生脫離經濟關系，對沒有找到工作的學生停發維持費。留法中國學生三分之二以上都沒有找到工作，維持費的停發，無異於將這些生活本已十分窘困的學生推入絕境。在這危機關頭，蔡和森、向警予、李維漢、王若飛、蔡暢等人組織了400多名骨干於2月28日向中國駐法公使館發起了一場爭取“生存權”和“求學權”的斗爭。這次斗爭雖遭到法國警察的阻攔沒能達到預期的目的，但也引起法國政府的重視，答應給勤工儉學生繼續發放每人每月150法郎生活維持費。這就是有名的“二二八”運動。周恩來對事件的原委進行詳細調查了解后，為天津《益世報》撰寫了長篇通訊《留法勤工儉學生之大波瀾》，報道了這場斗爭的始末。

這次事件后，幾支革命力量都深感有消除隔閡、團結起來的必要。趙世炎、李立三等發起成立勤工儉學會，填表參加的有七八十人，王若飛、陳延年、陳喬年等都參加了。接著，趙世炎給蔡和森、李維漢等去信，又趕到蒙達尼同他們面談了兩三天。雙方一致表示：今后要共同研究問題，共同革命。不久，趙世炎又從克魯鄒給蔡和森去信，主張成立一個包括留法學生和華工中優秀分子的共產主義組織。蔡和森回信表示同意，並且主張採用“少年共產黨”的名稱。

5月9日，蔡和森給遠在國內的毛澤東接連寫了3封長信，其中信中提到最多的是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主張和辦法，他認為在中國必須成立主義明確、方法得當、和俄保持一致的黨。

6月初，北洋軍閥政府派朱啟鈐為專使，和財政次長吳鼎昌一起到巴黎，秘密與法國政府商談借款和購買軍火事宜。由於法國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事情在當月16日的巴黎各大報上報道出來。周恩來看到消息后，立即和趙世炎、蔡和森等聯絡旅法華人各團體負責人共商對策。周恩來還同旅法華工中的工學世界社社員袁子貞等聯絡旅法華工會、中國留法學生聯合會、國際和平促進會、亞東問題研究會、巴黎通信社、旅歐周刊社6個團體，組成反對借款委員會，發表《拒款通告》，揭露借款內幕，譴責軍閥丑行，呼吁“同胞一致進行”，“以與抗爭”。並將拒款決議案用法文印刷了千余份，分送法國各界，以爭取輿論。

6月30日，周恩來、趙世炎、李立三、陳毅、徐特立、劉清揚、袁子貞等300多人在巴黎哲人廳召集拒款大會，宣讀了旅法各地華人團體的來函來電，並通過宣言書，號召國內同胞和各國華僑“聯名一致以反對非意之借款”，並請法人“贊助”。同一天，周恩來撰寫了通訊《旅法華人拒絕借款之運動》。文章指出這次借款“是直一分贓之借款也。而擔保品之重，又關系全國命脈。嗚呼國人，尚在睡夢中耶？”“若是之借款，而欲吾國民之承認，吾國民苟非禁死斷無予以‘可’字者。”文章認為，這次斗爭與“二二八”斗爭相比，“兩者均為對付官僚，而其性質則大異：一為生活問題，一為國家問題也。”

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吳鼎昌避居英國，中法之間被迫暫時中止了對借款問題的討論。到7月25日，《巴黎時報》又透露出中法借款合同已經秘密商妥草簽的消息，旅法華人頓時群情激憤，於25日和29日兩次集會，發表宣言通告，呼吁國人速起斗爭，堅決反對這一賣國借款。30日，周恩來撰寫《中法大借款竟實行簽字矣》一文，詳細報道旅法華人的斗爭情況，揭露北洋軍閥政府暗中勾結法國政府，出賣民族利益的行徑。

8月13日，周恩來、趙世炎等領導旅法華人各團體舉行的第二次拒款大會在巴黎哲人廳召開。會議要求駐法公使陳箓當眾說明借款真相。陳箓本人不敢到會，派秘書長王曾思到會。王曾思態度蠻橫，遭到憤怒學生的痛毆，被迫代表陳箓簽署了反對中法借款的聲明。法國政府害怕事情鬧大，隻得宣布暫緩借款。延續兩個多月的拒款斗爭，至此宣告勝利結束。周恩來於16日撰寫的《中法大借款案之迫訊》向國內報道了這一情況。

當月20日，駐法使館因對勤工儉學生發動的拒款事件不滿，布告停發在“二二八”運動后改由使館發放的勤工儉學生生活維持費。這年9月，華法教育會創辦的裡昂中法大學尋找借口不接受留法勤工儉學生入校學習，且校長吳稚暉公然宣布要在國內另行招生。於是，很多勤工儉學學生感到求生和求學都看不到希望，實際上把他們逼上了一條絕路。

9月17日至19日，留法勤工儉學生聯合會連日召開會議，討論對策，最后一致決定派學生去爭回裡昂大學。在討論過程中，周恩來特別提出，對方逼我們陷入絕境，斗爭是復雜的，要講究策略，要做兩手准備。他建議留下部分骨干負責后方工作和以后的斗爭。

21日清晨，趙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陳毅等100余人組成的“先發隊”，分別從巴黎、克魯鄒、蒙達尼等地到達裡昂，沖進中法大學。但由於學校早有防備，將所有教室和宿舍的門都上了鎖，無法進入。“先發隊”的學生們隻好在校內的草地上休息，並推選趙世炎為總代表同校方進行交涉。校方不僅拒絕與學生代表交涉，而且要求裡昂市長以“逮捕匪類”的名義派警察前來鎮壓。第二天，法國政府派出大隊武裝警察，包圍和拘捕了全部“先發隊”的學生，押送他們到一座法國兵營囚禁。周恩來等人得知消息后，和聶榮臻、王若飛、徐特立一起，立即四處奔走，展開了營救活動，但未能奏效。

在兵營中囚禁20多天之后，到10月13日，法國當局又派出200多名武裝警察，將這批學生押送到馬賽。中法兩國政府相互勾結，決意驅逐被捕學生104人，強令他們登船回國。趙世炎在他人幫助下借機逃了出來。

“先發隊”被強行遣送回國后，周恩來很快含憤撰寫出長篇通訊《勤工儉學生在法最后之命運》，向國內詳細報道了中法反動政府對留法勤工儉學生的迫害經過。文中疾呼：“途窮了，終須改換方向。勢單了，力薄了，更需聯合起來。馬克思和昂格斯合聲嚷道：‘世界的工人們，聯合起來啊！’他們如今也覺悟了：‘全體勤工儉學的同志們，趕快團結起來啊！’”

為了團結留在法國的勤工儉學學生中的骨干，周恩來、趙世炎於這一年年底，托人帶信約在蒙達尼的李維漢到巴黎的一家旅館會面，商議成立旅歐青年中的共產主義組織，議定幾方面分頭做籌備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法國的社會矛盾相當尖銳，共產主義運動日益高漲，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和報刊十分流行。周恩來如飢似渴地閱讀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法蘭西內戰》、《國家與革命》等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法國、英國共產黨的報刊。他在閱讀的時候，認真地畫重線，寫眉批，記筆記。周恩來還對當時歐洲流行的各種思潮進行了研究，並與覺悟社社員以通信形式多次探討。

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最早的成員之一張申府1920年12月27日和劉清揚一起到達法國。這年5月起，陳獨秀等在上海籌備建黨的時候，考慮到黨的名稱叫什麼好，拿不定主意，便寫信問北京的李大釗。李大釗回答說：“叫共產黨。”於是，上海黨組織一成立就叫共產黨，隨后創辦的秘書刊物也叫《共產黨》。上海黨組織成立后，北京以李大釗為首也建立了共產黨的組織，張申府是成員之一。12月，張申府應法國裡昂中法大學的聘請到法國，行前受陳獨秀、李大釗委托，負有旅法華人中發展組織的任務。

張申府同周恩來在北京陶然亭聚會時見過面，他原是北京大學的哲學講師。劉清揚是覺悟社社員，擔任過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會長，同周恩來很熟悉。劉清揚、張申府結婚后一同赴法。臨行前，陳獨秀和李大釗委托張申府建立海外組織，即巴黎共產主義小組。到法后，張申府首先介紹劉清揚加入小組。周恩來在巴黎與劉、張相遇，心裡十分高興，時常與他們往來，一起探討問題。當周恩來了解到國內籌建共產黨和張申府受托建立巴黎共產主義小組的情況后，立即表示了加入共產主義小組的要求。1921年春，經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周恩來加入了巴黎共產主義小組。

選定主義和加入共產主義小組，使周恩來的心情格外喜悅。在給天津覺悟社朋友的信中，他興奮地寫道：“覺悟社的信條自然是不夠用、欠明了，但老實說來，用一個Communism（共產主義）也就夠了。”“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而實行的手段則當因時制宜！”“我從前所謂‘談主義，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歐洲后對於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時的心理，而現在我已得有堅決的信心了。”

后來，周恩來擔任總理時，當法國的客人談起他曾是否在雷諾汽車廠工作過時，他開懷大笑，沒有正面回答。但是，在后來與中國大學生的講話中，他很坦率：“我從未當過大學生，也未當過工人。”他只是偶爾地當當工人，穿上工裝褲在這個或那個工廠做做臨時工，目的是與那裡的中國工人接觸，尋找對象，發展他們入黨。

1922年3月初，周恩來與張申府、劉清揚由巴黎遷居德國柏林，住柏林郊區瓦爾姆村皇家林蔭路54號。旅德期間，周恩來和張申府、劉清揚以及原在柏林的中共黨員張伯簡組成旅德中共黨組織，積極開展黨的活動，經常往來於柏林、巴黎之間，聯絡勤工儉學學生和進步華工，舉行報告會，做演講，宣傳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推動旅歐共產主義組織的籌備工作。

6月，在巴黎西郊布倫森林中的一塊小空場失去了平日的寂寥，一群中國青年懷著神秘而昂奮的心情在此集會——旅歐共產主義組織在這裡召開第一次代表會議。來自法國、德國、比利時的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王若飛、陳延年、陳喬年等18名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一個經營露天咖啡茶座的法國老太太租給他們18把椅子。周恩來對這個地點和環境很滿意，說：“這樣的布置倒好，有人來了，我們不說話，誰也不知道我們在干什麼。”他們熱情地交談著，看起來好像是一次普通的朋友間的聚會。

會議主持人為趙世炎，他首先向代表們報告了組織籌備經過。接著，由周恩來報告了他起草的組織章程草案。最初，周恩來提議的組織名稱為共產主義青年團，但與會多數代表不贊成，主張叫少年共產黨。周恩來的提議是切合實際的，可“共產黨”這一稱謂或許更具吸引力和感召力，周恩來服從了多數人的意見。周恩來還提議新成員加入組織時應當宣誓，也有些代表不贊成，認為宣誓帶有宗教色彩儀式。對此，他解釋說：我們宣誓不是宗教信仰，是帶有政治約束的。他舉了袁世凱的例子，袁曾宣誓忠於民國，但他以后做了皇帝，人民就說他叛誓而討伐他。

會議共開了3天，通過了組織章程，確定組織名稱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選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3人，即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趙為書記，周負責宣傳，李負責組織。會議還決定出版機關刊物《少年》，由周恩來負責籌辦。為了便於在法國警探偵察下秘密工作，各用一個代號，周恩來的代號就用“伍豪”，趙世炎叫“樂生”，李維漢叫“羅邁”。

8月1日，《少年》創刊，編輯部設在旅歐少共中央執委會辦公處巴黎戈德弗瓦街17號的小旅館內。這個房間的面積隻有5平方米，除了一張單人床和一張小木桌外，容不下多少別的東西，真可以說是“身居斗室”。旅歐黨團組織的事情都在這裡辦理。來的人多了，房間裡容納不下，就到附近一家咖啡館裡活動。周恩來是《少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先后在該刊發表了《共產主義與中國》、《宗教精神與共產主義》、《告工友》、《十月革命》、《論工會運動》、《俄國革命失敗了麼》等文章。

10月上旬，尋求救國救民之路的朱德和孫炳文乘郵輪來到法國。在巴黎停留期間，朱德和孫炳文住在一個中國商人的家中。房主青年時就漂洋過海，來到法國謀生，但他依然眷戀著自己的故土。因此一有空就請朱德他們介紹國內發生的事情。有時，房主也將一些巴黎的見聞說給朱德他們聽。一天，房主告訴朱德，聽說一些到法國留學的青年學生們組織了一個叫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團體，鬧起了革命。

房主告訴朱德有一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團體后，朱德連忙追問這些人現在哪裡，房主無法向他提供更多的情況，但答應幫助他們繼續打聽。第二天，房主就把朱德和孫炳文帶到他的一位朋友那裡。那人告訴朱德，這個組織的負責人之一叫周恩來，他已經去了德國柏林，恐怕一時還不能回來。同時，那人還把周恩來在柏林的住址寫給朱德。

10月22日，朱德和孫炳文在柏林瓦爾姆村皇家林蔭路找到周恩來的住址，心情十分興奮。周恩來會不會也像陳獨秀那樣，把自己拒絕在革命的大門之外呢？一個多月過去了，與陳獨秀見面的陰影還沒有在朱德心中消散。遲疑之中，朱德叩開了房門，一個中等身材、面容清秀的年輕人出現在面前。“我找周恩來先生？”朱德說明了來意，年輕人熱情地把他們引進房間。

“我就是周恩來，有什麼事情需要我的幫助嗎？”周恩來邊做自我介紹，邊沏茶：“坐，快坐下來呀。慢慢說吧！”

朱德簡直不敢相信，他眼前的這位年輕人就是周恩來。見周恩來熱情而又誠懇，心中的疑雲立刻消散了。他喝了一口茶，介紹說：“我叫朱德，字玉階。他叫孫炳文，字濬明。”

朱德！周恩來的心怦然而動。他聽說過這個名字，討袁時，他是蔡鍔麾下一員虎將。周恩來大喜過望，愣怔了一下，趕忙站起來同他們握手。

談話中，朱德了解到周恩來才24歲，比自己小12歲，心底由衷地感到佩服——原來，在他心目中，共產黨的負責人都是像陳獨秀那般年齡的。很快，談話轉入正題。朱德把自己為了尋找救國救民的道路，從雲南找到上海、再找到歐洲的經歷一股腦兒地說了出來。他傳奇般的經歷和堅強的意志深深打動了周恩來的心。周恩來細心地傾聽，不時地在本子上記著。期間，孫炳文也表示想加入共產黨。

朱德全部講完后，周恩來沉默了一會兒，略加思忖，抬起頭來，兩道濃眉一挑，說：“大哥，你們還沒有吃飯吧？如果沒有，我們先一起吃飯再說。”

吃過飯，周恩來問清朱德、孫炳文他們居住的地方，表示有關入黨的事，還要繼續交流，並最終要征得張申府的同意。在接下來的6天中，周恩來天天與朱德接觸、交談，終於摸清了朱德的真實想法，知道他是舍棄了所有，一門心思要投入先進政黨的懷抱。通過交流，周恩來發現自己與朱德情趣相投，都喜歡蘭花和音樂，他們也交流對貝多芬音樂的感悟。

周恩來對朱德、孫炳文說，我們同意你們的入黨要求，由我做你們的入黨介紹人。朱德和孫炳文喜出望外，幾乎都熱淚盈眶：“真的嗎？”

但周恩來馬上對他們叮囑道：“在沒有正式批准之前，我們可以接收你們為候補黨員。根據目前的形勢，你們不能對任何人說自己的中共黨員身份，這事必須保密，不能公開……”

說完，朱德伸出自己的手與周恩來相握。這次歷史性的會見，成為兩位偉人半個多世紀風雨同舟、並肩戰斗的起點。

很快，周恩來就朱德、孫炳文入黨之事請示張申府，張申府一聽就同意了。張申府與陳獨秀不同，他認為隻要要求入黨，就要批准，沒有什麼“純”不“純”的問題，英雄不問來路，不搞出身論，共產黨組織正是需要大量新鮮力量的時候。同時，朱德按照黨的指示，仍以國民黨的身份進行社會活動。朱德后來回憶說：“從那以后，黨就是生命，一切依附於黨。”的確，在經歷了一番挫折后，他終於實現了自己夢寐以求的願望。從此，在中國共產黨員的名冊上，又增添了一個光輝的名字——朱德。此后，在漫長的革命征程中，周恩來和朱德風風雨雨在一起，互相關心，彼此信賴，肩並肩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貢獻了畢生的精力。

不久，從國內傳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已於當年5月在廣州召開的消息。這次大會通過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章程和綱領，選舉產生了中央執行委員會。10月間，周恩來赴巴黎參加旅歐少年共產黨召開的會議。會上舉行了總投票，決議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改選了中央執行委員會，趙世炎、王若飛、周恩來、尹寬、陳延年5人當選為委員。

11月20日，周恩來和趙世炎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名義寫信給國內的青年團中央，要求“附屬於國內青年團為其旅歐之部”。他們籌集了一年路費，派李維漢為代表攜信回國，與團中央接洽。正當他們等待答復的時候，又得到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和少共國際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已抵達莫斯科的消息。他們立刻去信表示敬意，並說明已向國內團組織提出了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請求。

1923年1月，正在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四大代表團的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復信給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建議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更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之部”，中央執行委員會改為執行委員會，還對青年團組織在歐洲的行動方略做出了指示。

2月17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在巴黎召開臨時代表大會，到會代表共42人，代表著在法、德、比3國留學的72名少共黨員。會議正式決定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為其“旅歐之部”，在歐名稱定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會議通過了由周恩來起草的《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章程》。這時，中共中央決定調趙世炎、王若飛、陳延年、陳喬年、余立亞等12人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

會議選出了新的執行委員會，委員為周恩來、任卓宣、尹寬、江澤楷、肖朴生5人，候補委員為劉伯堅、王凌漢、袁子貞3人，周恩來任執委會書記。聶榮臻當時是留學比利時的學生，在這次會上第一次見到周恩來。他后來回憶這次見面，寫道：“他待人親切，講話精辟，思路敏捷，朝氣蓬勃，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會后不久，正式收到了團中央1月29日同意他們加入組織的公函。

3月18日，周恩來陪送趙世炎、王若飛等人到柏林，設法為他們辦理去蘇聯的入境手續，與他們依依惜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