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期間參與愛國運動

編者按：周恩來一生至情至性、至高至聖、大智大勇、鞠躬盡瘁。他出身名門，卻是苦難童年﹔從小立志為中華崛起而讀書，求索救國救民真理﹔拒絕蔣介石委任要職，發動組織指揮上海工人運動和南昌起義，實施戰略大轉移，力主毛澤東進黨中央領導核心﹔處置西安事變“逼蔣抗日”，赴國統區與蔣介石斗智斗勇，艱難推進民主進程﹔開國前夜，秉筆起草《共同綱領》，籌備開國大典，組建政務院，運籌抗美援朝，編制“一五”計劃﹔代表新中國走上國際舞台，打開外交局面，實現中法、中日、中美建交﹔“文革”中苦撐危局，殫精竭慮保護干部，千方百計維持經濟運轉，果斷處置林彪事件﹔病魔纏身的晚年歲月，同江青一伙較量，把鄧小平重新推上前台——這些歷史的內情或迷局，生動再現了一代偉人的真情與風採。以下為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魅力周恩來》節選。

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

返回祖國后，南開的《校風》特作報道：“畢業同學周恩來君前由日本回津。”

“周恩來回來了！”“周恩來回來了！”校刊披露的消息不脛而走，母校歡迎游子的歸來。於是，周恩來忙得不亦樂乎，被拜訪、作報告，一個個活動接踵而來。師生、同窗情誼如陳酒味醇，別后再聚，話說不完道不盡，但他沒有放鬆對時局變化的觀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借口對德宣戰，攻佔青島和膠濟鐵路全線，控制了山東省，奪去德國在山東強佔的各種權益。1918年大戰結束，德國戰敗。1919年1月18日，戰勝國在巴黎召開 “和平會議”。北京政府和廣州軍政府聯合組成中國代表團，以戰勝國身份參加和會，提出取消列強在華的各項特權，取消日本帝國主義與袁世凱訂立的 “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歸還大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去的山東各項權利等要求。巴黎和會在帝國主義列強操縱下，不但拒絕中國的要求，而且在對德和約上，明文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備在 “和約”上簽字，從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學等13所學校的3000多名學生，沖破軍警的阻撓到天安門前集會演講，后舉行游行示威，提出 “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和約簽字”等口號，同時要求懲辦親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游行隊伍向東交民巷進發，遭到使館巡捕的阻攔，轉而來到趙家樓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學生沖入曹宅，曹汝霖急忙躲藏起來，正在該處的章宗祥受到學生痛打，曹宅也被焚燒，軍警當場逮捕了30多名學生。北京學生實行罷課，通電全國表示抗議。

北京學生愛國運動的影響迅速擴大。上海、長沙、廣州等城市和全國各地紛紛舉行游行示威。5月7日，天津各校學生舉行示威游行。14日，天津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成立，諶志篤、馬駿當選為正副會長。17日，周恩來到南開學校參加了敬業樂群會的茶話會。他這時還沒有入學，隻有一個校友的身份﹔但對這樣一場熱烈的愛國學生運動，他難以置身事外。他在給留日南開同學的信中說：“我是現在天天到南開去的。”

5月23日，天津15所大中學校的1萬多名學生罷課。25日，以女校學生為主體的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成立，選出劉清揚、李毅韜為正副會長，郭隆真、張若名、鄧文淑為評議委員。鄧文淑還擔任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的講演隊長。在兩會的領導下，熱血沸騰的男女學生分別組織講演隊，到公共場所做宣傳，沉痛訴說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經過，揭露政府的賣國罪行，要求各界奮起救國，在社會上產生巨大的影響。

當時，南開學校准備接受曹汝霖的捐款，並讓曹擔任校董。聽到這個消息，周恩來立刻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為了揭露曹汝霖的陰謀，維護母校的聲譽，周恩來參與發動和領導了南開同學掀起拒絕曹汝霖捐款、反對讓曹汝霖當校董的運動。他還廣泛聯絡已經畢業的南開同學，包括出國留學的南開畢業生參加斗爭。周恩來被選作代表去向校長張伯苓表達學生們的反對意見。張伯苓氣憤地對他說：“學生就應當學習，不要沉迷於極端的政治。”

周恩來在給“留日南開同學會”的信中寫道：“南開的事體，我是不願意冒昧說，冒昧管。現在我從各方面看，我說一句，實在是危險的很。校長也許別有肺腑，不過我總看不出，不止我，所有知道校長的人，都這樣說。”“你們諸位離天津遠，還不知道內情。我是現在天天到南開去的，我是愛南開的，可是我看現在的南開趨向，是非要自絕於社會不可了。人要為社會所不容，而做的是為社會開路的事情，那還可以，若是反過臉來，去接近十七八世紀，甚至十三四世紀的思想，這個人已一無可取，何況南開是個團體。團體要做的事情，是為‘新’，倘要接近賣國賊，從著他搶政府裡的錢，人民的錢，實在是羞恥極了，那能談到為社會的事。”“南開校內的學生都可造就，並且極有熱心毅力，校中卻不拿真學問教他，弄的一個個都是空的。並且校長近來人心大變，總是拿中國式的政治手腕辦教育。‘新’的一線生機僅僅在於學生。校長方面是天天講Democracy（民主），可是樣樣事武斷，鬧的人心都離體了。”

留日南開同學會接到周恩來的來信后，於5月21日將信節錄稿寄“留美南開同學會”，並雲：“頃得同學周恩來自津來信，節錄於后，亦可見南開現狀的一斑了……”

在周恩來等人的組織下，南開學校的畢業同學一致議決，如果張伯苓執迷不悟，就全體宣布與南開學校、與校長斷絕關系。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經過愛國師生的斗爭，最后，張伯苓宣布拒絕接受曹汝霖的捐款。因為周恩來聯絡南開校友共同反對學校接受曹汝霖的捐款和讓曹擔任校董，張伯苓怒不可遏，想把有關周恩來於1917年從該校畢業的記載從校友冊內刪掉，但最終他並沒有採取這一行動。

6月18日，天津各界聯合會成立。27日，馬駿、劉清揚等10名天津代表在北京參加向總統府的請願，要求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6月下旬，馬駿、劉清揚等代表赴京時，周恩來也趕到車站送行。天津代表和各地代表一起，堅持斗爭到第二天晚上。后來，中國參加巴黎和會的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6月下旬，天津學聯決定創辦《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周恩來雖然仍沒有入學，但他在南開學校曾先后主辦《敬業》和《校風》，他的才能為許多人所熟知。於是，諶志篤、馬駿邀請他出來主辦這份報紙。周恩來答應得很爽快，說：“《學生聯合會報》是非常必要的，要想學生愛國運動能堅持下去，必須注意愛國教育。同學們既然需要我編輯學生會報，我願與大家共同努力，負些責任是義不容辭的。”隨后，他也搬進南開學校和學生運動中許多骨干分子一起居住，還勸說已在南京金陵大學讀書、回天津度假的南開學校老同學潘世綸留下來，幫自己一起辦報。

辦報紙是個苦差事，一無經費，二無紙張，三沒有印刷廠，四要向警察廳立案，這些都是難題。可是，在周恩來等人的精心籌劃和奔走下，問題一一得到了解決。在辦報中，編排、撰寫、校對、印刷、出售等雜七雜八的事，周恩來無不細心主管。

在排字房排版，周恩來一字字校對清樣，又親自上機印刷。工人們看見這個“洋學生”模樣的年輕人吃苦耐勞、熱情謙遜，非常喜愛他。一到休息時間，工人們就圍在他身邊，提出各種問題向他求教。他耐心地回答他們的問題，宣傳反帝反封建的道理，詢問工人們的生活狀況和他們的願望。

一天夜裡，勞動了一天的工人們圍在周恩來身邊，在昏黃的燈下聽他講述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為什麼做衣服的沒有衣穿，蓋房的沒有屋住，磨面的沒有飯吃？”周恩來問大家，炯炯有神的眼睛裡放著光。有人嘆息：“唉，咱們工人命苦哇！”周恩來一聽，搖搖頭：“不，不是命苦，世界上也沒有命運這個東西。是資本家的剝削，把工人兄弟們逼到了窮困的地步。”

“剝削？”工人們睜大了眼睛，第一次聽說這個名詞。“對，是剝削，資本家剝削了大家。”周恩來用各種生動的比喻，解釋資本家如何剝削工人。工人們聽著，眼睛裡閃耀出覺悟的光芒，眼前現出一片光明，好像昏黃的燈也亮起來了。他們看到了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他們不再認命了。周恩來用真理啟發了工人，他們的心緊緊地貼在一起。

作為《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主編，周恩來往往從深夜趕到清晨，餓了就吃個燒餅、烤山芋，從沒有下過小館吃飯。他寫文章又快又好。當大家沒有主意時，他會想出新主意。所以，許多人尊重他，有事願找他。

《會報》發刊前，為擴大宣傳，7月12日的《南開日刊》上發表了周恩來起草的《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發刊旨趣》。《發刊旨趣》宣示：《會報》將“本民主主義的精神發表一切主張”，“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為主旨。”什麼是“革新”？就是要改造社會。什麼是“革心”？就是要從改造學生自身的思想著手。

周恩來這時的生活依然十分儉朴。他經常穿一件白布衣，著一雙干淨的舊皮鞋。平時出門，總是步行。他說：“這樣做，既節省經濟，對鍛煉身體也有好處。人既生了一雙腳，就是要用來走路的，‘用進廢退’，不肯走路就要退化。”他的宿舍十分簡單，一張單人床，一張書桌，一條凳子，桌上的書籍和文具都放得整整齊齊。他常對周圍的朋友說：“一個青年，不以國家民族的存亡為念，隻追求個人享受，是不對的。”

7月21日，《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創刊號出現在天津大街小巷的報攤上。報頭印有一句英文名言作為點綴：“Democracy of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is our motto（民主：一個民享、民治、民有的政府——我們的座右銘）。”創刊號上發表了周恩來撰寫的以《革心！革新！》為題的發刊詞。馬駿看后，興奮地說：這篇社論真帶勁！這比我們站在幾千人面前大喊一陣，可有用得多！

8月初，山東戒嚴司令、濟南鎮守使馬良悍然宣布全省戒嚴，殘酷鎮壓當地的愛國運動，並且捕殺了回教救國后援會會長馬雲亭等3人。消息傳到天津，愛國群眾人人義憤填膺，學生運動重新高漲起來。6日，周恩來在《會報》上發表《黑暗勢力》一文，大聲疾呼：“國民啊！國民啊！黑暗勢力‘排山倒海’的來了。”“我們應當怎樣防御啊？要有預備！要有辦法！要有犧牲！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倚仗首領，推倒安福派所憑借的軍閥，推倒安福派所請來的外力。國民自覺！國民自覺！現在就是時候了。”

天津學聯和女界愛國同志會共同商定，再次派出劉清揚、郭隆真等10人赴京請願。她們和北京代表15人一起，於8月23日到總統府遞送請願書，要求嚴懲馬良以平民憤。代表們在總統府守候了一天，北洋政府卻出動軍警，將代表全部逮捕。

消息傳到天津，各校代表都異常激動，周恩來鎮靜地說：“這正是掀起繼續加強愛國運動的時機，用不著驚慌緊張，依照計劃進行就是了。被捕，隻要經得起考驗，不算什麼！但營救他們是我們的責任。”周恩來連夜趕編了《學生聯合會報》的號外。

第二天，天津街頭處處響起叫賣聲：“學生會報號外！號外！”“同胞們！京津的請願代表被捕了！我們要起來反對，要搭救代表哇！號外，號外！”

天津憤怒了！到處是抗議的怒吼，一批一批群眾要求進京請願。

25日，天津組成幾百人的請願隊伍奔赴北京。26日，京津學生2000多人推馬駿為總指揮，在北京包圍總統府、國會和國務院。斗爭堅持了3天，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調動數千名全副武裝的軍、警、保安隊，再加派騎兵，把請願群眾驅趕到天安門前，用木棍和槍托打傷學生100多人，強行逮捕馬駿等代表，馬駿因此得到一個“馬天安”的響亮的外號。為了救援這些代表，天津學生五六百人再次趕往北京。這一次。周恩來也去了，他們同北京各界代表一起，連日在總統府門外露宿請願，要求釋放被捕代表。

在周恩來等人機智周密的部署、指揮下，四面八方的進攻，全國輿論一致譴責，各地紛紛聲援。30日，兩次被捕的代表終於都得到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