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生日這天忘我工作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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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3月5日，是周恩來誕生日。他出生於江蘇淮安一個破落的封建官宦家庭，9歲喪生母，10歲時嗣母又逝去。家庭的重擔過早壓在他稚嫩的肩上。家道衰敗、世態炎涼，使他深感家與國的苦痛。在伯父資助下他得以到東北求學並升學到天津，開始尋找救國救民之路﹔他負笈東瀛，旅居歐洲，孜孜以求比較各種學說，確立了共產主義的終生信仰，成為中共創始人之一﹔一馬當先參與創建黃埔軍校、參加北伐東征、領導上海工人武裝起義，舉旗統帥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中國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第一槍﹔他與毛澤東等數次謀劃反“圍剿”、英勇率領紅軍勝利走長征，機智斡旋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竭心盡力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運籌帷幄解放戰爭的三大戰役??他的經歷幾乎是血雨腥風、刀光劍影的中國革命之縮影。在毛澤東號召全黨“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燥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七屆二中全會規定“一不祝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並列”之后，周恩來在建設新中國的各項事業中一向嚴格踐行以上黨紀嚴規，一心為公，日理萬機，“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總理任上27個春夏秋冬，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享譽中外，世人敬仰！

那麼，寫就了輝煌人生的周恩來，究竟是怎樣度過他眾多生日的呢？他對很多黨內外同志的生日等事熟稔於胸、了如指掌，細致安排一切交往事項，以示人溫暖、增進友誼而利於開展工作。對自己的生日卻保密、淡化處之，從不允許破費為他祝壽，甚至常因忙於公事而忘記。

青春歲月：“為中華之崛起”而求索於海內外

在舊社會，家與國的雙重衰落尤其是目睹過中華民族的屈辱，給了青少年時代的周恩來以深刻的生命感受和歷史記憶。他曾說：“我小的時候讀章太炎先生發表在《國粹學報》上的文章，當時雖然讀不大懂，卻啟發了我的愛國的民族思想。”東渡日本前，他回到沈陽母校看望同學，相約“願相會於中華騰飛世界時”，又寫下“大江歌罷掉頭東”的詩篇。一句贈言與一首詩篇，表明了他有多麼遠大的抱負啊！

早熟的他在關東模范學校和天津南開中學求學時就立下“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鴻鵠大志，表現了為國家民族奮斗終生的責任感使命感。1910年春他離鄉背井隨伯父到沈陽讀書。他對老師提問的精彩回答至今仍是世間流傳的一段美談、青少年勵志的經典——老師問：“讀書是為了什麼？”學生中有的說是為幫父母記賬，有的說為謀個人前途??他則出人意料地回答：“為中華之崛起。”1913年他入天津南開學校讀書。這所新式學校在嚴修和張伯苓教育救國思想的指導下人才輩出，志向不凡、聰穎好學的周恩來便是杰出代表。

1914年3月5日，他把發起成立學生團體的活動內容和人事組織事項，向校長張伯苓匯報，得到首肯、支持及經濟上的資助，為其開展活動提供了較好條件。此前他偕同好友張瑞峰、常策歐等同學發起組織“敬業樂群會”（即敬重學業，聯絡感情），定辦會宗旨為：“以智育為主體，而歸宿於道德，聯同學之感情，輔教科之不及。”會員最初為20多人，后來逐漸發展到280多人，佔全校學生總數的1/3。不僅有低年級也有許多高年級同學，甚至校外也有會員，一些老師也成了會友。該會建智育部、稽古部、演說部和俱樂部，下設詩團、國文研究團、辯論團、軍事研究團、演劇團、音樂團等，還創辦會刊《敬業》。在3月10日的全體會員會上，張瑞峰被推舉為會長，周恩來被推舉為智育部部長（后還任過稽古部部長，1915年9月、12月當選為副會長、會長）。這段經歷，使他的組織才能得到全面鍛煉和初步展示，為他日后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打下良好基礎。這是他參加社會進步活動的開端。

1919年3月，畢業於南開學校且於1917年9月赴日本求學約一年半的周恩來，得知南開學校即將創辦大學部的消息后，毅然決定，回國投考，尋求真理，探索中國新的革命道路。臨行前，他將自己十分喜愛的梁啟超《自勵》一詩，書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南開同學王朴山：“獻身甘作萬失的，著論求為百世師。誓起民權移舊俗，更揅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並以《大江歌罷掉頭東》一詩，書贈為他餞行的南開同學張鴻誥，在附言中表示：“返國圖他興。”寫給友人的信中他激憤道：“家國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極目神州，愴懷已達極點！”“苦吾民矣，為之奈何！”4月1日，在櫻花盛開的時節，他到京都逗留10天，飽覽了其旖旎風光，寫出《雨中嵐山》《雨后嵐山》《游日本京都圓山公園》《四次游圓山公園》等一系列優美的詩歌，抒發了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堅定信心，以及對即將踏上的革命道路的憧憬和期待。這幾首詩採用的都是新體詩的寫法，且每首都提到櫻花，通過櫻花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詩中寫道：“瀟瀟雨，霧蒙濃﹔一線陽光穿雲出，愈見姣妍。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見著一點光明，真愈覺姣妍。”在日本期間，他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發生重要轉折。4月中旬，他由神戶乘船離日，在大連上岸。隨即投入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開始了一個偉大馬克思主義者的革命征程。9月入南開大學，在五四運動中成為天津愛國學生運動的領袖，並與運動中的其他活動分子共同組織了進步團體“覺悟社”。

1921年3月至5月，早先於1920年赴歐洲勤工儉學的周恩來採訪了大量國際新聞，為《益世報》撰寫通訊，評述國際間大事，其中有《德國賠款問題之決裂》《西歐對俄對德之方略》《一周間西歐政象之撮要》《歐戰后賠償問題之近訊》《倫敦會議再開幕之經過》《萬目睽睽之日皇儲來英記》《英法最近之意見齟齬》《協約國最高會議之延期》《上西裡西亞問題之近訊》等。1921年2月28日，華法教育會決定不再資助留法勤工儉學生、北洋軍閥政府也回電拒絕給予救濟，激起廣大勤工儉學生的不滿。並有400余人在蔡和森、向警予、李維漢、王若飛、蔡暢等領導下，到中國駐法公使館請願，要求解決求學和發放救濟金等問題。法國當局派出上百名警察與馬隊驅趕請願學生，並逮捕了學生代表。3月21日，周恩來挺身而出，在對“二·二八”運動原委詳細調查后，奮筆疾書撰寫長篇通訊《留法勤工儉學生之大波瀾》，報道其斗爭始末，對處於飢寒困窘境中的勤工儉學生深表同情。這年春他經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加入中共8個發起組之一的巴黎共產主義小組（根據中共中央1985年批准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關於重新確定周恩來同志入黨時間的報告》確認，他參加共產主義小組的時間，即為入黨時間），即旅法的共產黨早期組織﹔1921年7月，旅歐共產黨早期組織與國內北京、上海等共產黨早期組織一道，共同發起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值得一提的是，在確立信仰的過程中，風華正茂的他還喜獲愛情。鄧穎超晚年回憶說：“有一次，我突然接到你（指周恩來）寄給我的印有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像的明信片，你在明信片上寫了‘希望我們兩個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那樣，一同上斷頭台。’”這段有關愛情和斷頭台的回憶，是二人生死與共、風雨同舟的愛情盟誓。甜美的革命愛情和堅定的初心使命，伴隨著這對模范夫妻相濡以沫一起走過了半個多世紀，傳為佳話。

革命烽煙：為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馳騁南北

硝煙彌漫、險象環生的南征北戰中，周恩來始終以革命大無畏精神和必勝信念勇往直前，與毛澤東等嘔心瀝血、披荊斬棘，並肩作戰於血與火洗禮的戰爭中，帶領中國軍民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為此，在延安整風中他曾深情地自我總結說：“經過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鍛煉，堅定了我對革命的信心和決心。我做工作沒灰心過，在敵人公開壓迫下沒膽怯過。”可見，他抱定了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斗終生，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了！

1925年3月5日，東江各地黨務組織主任周恩來，由海豐隨農民自衛軍赴揭陽。翌日進駐揭陽。在群眾大會上，他作題為《國民革命的宗旨和三民主義的真諦》的報告，提出打倒列強、打倒軍閥、打倒土豪劣紳等才能救中國，隻有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國民革命才能勝利。

1927年3月5日，他出席特別委員會會議並就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准備事宜宣布：“各方面動作已預備好，集中力量在閘北。”會議同意他提出的暴動時機並討論了起義領導機構的名單。半月后，武裝起義工人經30余小時的戰斗佔領了上海。這是大革命時期中國工人階級的一次壯舉。

1928年3月5日，他出席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土地問題時說：沒收一切土地的口號是有礙的。沒收自耕農土地重新分配，至少要在奪取一省政權后才能提出並實行。現在有許多地方不可能做到。

1936年3月5日，周恩來同洛甫（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博古一道致電紅一方面軍各軍、中共陝北、陝甘各省委負責人：李克農和王以哲訂立的口頭協定今日開始實行。協定如下：1、確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則。2、紅軍同意恢復六十七軍在富縣、甘泉、膚施（今延安）公路上的交通運輸和經濟通商。3、膚施、甘泉兩城現駐六十七軍部隊所需糧秣等物，可向當地蘇區群眾購買。4、恢復紅區白區之間通商。電文中要求陝北、陝甘省蘇維埃政府、省委、軍區口頭傳達協定，“務使我方軍民與六十七軍官兵結成親密之關系，以達到進一步與整個東北軍討論抗日討伐賣國賊之目的”。

1941年3月5日前夕，周恩來在寫給蔣介石的《臨時解決辦法十二條》中，再次強烈要求“釋放葉挺，回任軍職”。早在北伐戰爭前他同葉挺就在黨內一起共事且志同道合，相知相交數十年，相互敬重支持，肝膽相照，情同手足。1939年2月23日，他和葉挺到達新四軍軍部雲嶺並逗留20多天，在軍部及其所屬機關、部隊中進行了許多重要活動。他與葉挺、項英等軍部領導人以及陳毅、粟裕等支隊指揮員親切交談，聽取他們的匯報，廣泛走訪與雲嶺地區的廣大基層人員促膝談心。心細如絲的他常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提醒人們，要尊重葉挺的革命歷史及其在新四軍的地位。為調解項英和葉挺間關系，他還向新四軍高級干部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葉挺工作安排的重要指示。3月15日他離開雲嶺時葉挺親自送行並在麻川河竹筏上與周恩來拍了合影。1941年1月初皖南事變發生后，國民黨大肆反誣新四軍“叛變”，悍然宣布撤銷新四軍番號，聲稱要把新四軍軍長葉挺交付軍事法庭審判。周恩來得知后義憤填膺，立即打電話痛斥何應欽：“你們的行為，使親者痛，仇者快。你們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應欽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隨即驅車到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沖處當面質問抗議，當夜憤然奮筆題寫：“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他所作這一切頓生震撼人心的強大力量，既強烈抗議了國民黨頑固派、及時揭穿了事變實質，也是對葉挺最有力的聲援。葉挺被扣后，周恩來代表中共多次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抗議，索要葉挺，並通過種種途徑給囚禁中的葉挺及其家屬提供盡可能的經濟幫助和政治關懷。曾托人捎去2000元錢，葉挺則用這筆錢買了些內衣和蚊帳分給獄中戰友。1943年5月間，他派《新華日報》社記者陸詒參加慰問反擊日軍進攻鄂西山區戰斗勝利的國民黨前線將士時，特別交代：除採訪報道外主要任務是設法代表黨去看望慰問葉挺：“據我們最近了解到的情況，葉挺同志和他的夫人、女兒現在押在第六戰區，你可以拿著我的親筆信去訪問陳誠，直截了當向他要求單獨見一次葉挺，我想他是不能拒絕的。”出發前又約見請陸向葉挺轉達：黨中央和毛澤東非常關心其處境贊賞其氣節，切望其保重身體，耐心等待，要相信黨一定能為其爭得自由營救出去。陸詒對此如實轉達后，葉挺激動地說：“我也深知我的自由問題決定於談判結果。我深信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必能獲致勝利。這一堅定不移的信念，在幾年囚禁中也未動搖過。你回去請向恩來同志並經他向黨中央、毛主席匯報，請他們放心。”可謂：患難之中見真情。

1943年3月5日，在重慶開展工作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迎來45歲壽辰。不料，一位老同志泄漏了他生日的“秘密”。同志們獲悉這一“秘密”后暗暗商量要為他慶祝一番。當時，他組織領導南方局機關干部，正根據黨中央的統一部署開展整風學習活動。生日那天，他給一群青年作了一場自我反省報告，簡要回顧了自己的身世和參加革命的經歷，剖析了自己的性格弱點，以反躬自省的精神總結自我經歷，並檢討“理論修養不夠，有些事務主義的作風”。他坦誠地說：“我參加革命迄今廿余年，經實際斗爭的鍛煉，培養了一些工作能力。但由於母教的過分仁慈禮讓，使自己也帶有幾分女性仁慈，如看見殺狗或殺其他生物總覺難過，缺乏一種頑強和野性，故對於黨內錯誤路線的斗爭，往往走向調和主義??”他作的這番深刻甚至有些過分的自我反省，這種直視自己弱點的胸懷，深深感動了在場的青年。裊裊炊煙升起，圍坐在草地上的青年們興奮地簇擁著他走向辦事處大樓的救亡室。他們那個心照不宣的秘密——要給他45歲生日慶賀一番的心願即將實施。“八辦”的同志來了，周公館的同志來了，《新華日報》的同志也來了，桌上幾道簡單不過的飯菜都已准備齊當。大家期待著壽星的到來。事先一無所知的他跨進救亡室時，被同志們濃濃的情誼感動了。但是當即正言表示：不需要以這種形式過生日。並說：“抗戰建國大業尚未成功，唯有加倍努力才是。”又指著那時較為奢侈的桌上一道主食——面條，以不容爭辯的口吻說：“好吧，你們當然可以吃面條，哪一天都可以，就是3月5日不行。”大家馬上向他懇求說，不是真的要辦一次祝壽宴會，不過是想讓伙房煮一些面條換換口味罷了。最后，拗不過同志們的盛情，他隻好勉強同意，但卻嚴肅認真地強調：“你們一定要切記：下不為例啊！”那桌菜卻成了同志們“打牙祭”的佳宴。就在這天晚上，他在辦公室以一個共產黨人特有的襟懷深刻剖析反省自己，寫下著名的《我的修養要則》：一、加緊學習，抓住中心，寧精勿雜，寧專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計劃，有重點，有條理﹔三、習作合一，要注意時間、空間和條件，使之配合適當，要注意檢討和整理，要有發現和創造﹔四、要與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作原則上堅決的斗爭﹔五、適當地發揚自己的長處，具體地糾正自己的短處﹔六、永遠不與群眾隔離，向群眾學習，並幫助他們。過集體生活，注意調研，遵守紀律﹔七、健全自己身體，保持合理的規律生活，這是自我修養的物質基礎。他以這種最有意義的方式，度過45歲生日。他嚴於律己的作風為人們樹立了一面鏡子。

1944年3月5日，周恩來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會上談關於憲政運動，說：抗戰以來有過3次，第一次是抗戰初期，以“五五”憲草為基礎，我們黨是參加和批評的方針﹔第二次是1940、1941年，黨也是參加的方針。批評得更尖銳，有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憲政促進會的演說﹔第三次是三次反共高潮后，國民黨十一中全會決定政治解決。這個運動開端於中間黨派，后來有地方實力派參加，如黃炎培很積極。其次是教授派，如林語堂大講民主，地方派的潘文華也宣傳。國民黨現又提出憲政運動，是為了取得民主的政治資本來掩護黨治，對付我們，束縛我們。我們的態度是堅持新民主主義原則，參加憲政運動，表示我們要從政治上解決問題，另一方面也影響中間黨派。在大后方，要利用舊民主，強調國會制度，強調分權，主張民權自由、開放黨禁和人民自治。

1945年3月5日，周恩來同董必武電復在雲南做統戰工作的華崗，闡釋黨派會議是成立聯合政府的一個實際步驟，用以堅決反對蔣介石包辦的御用國會。電文還詢問龍雲對中共最近主張和做法的意見。早在月初，為對抗中共和民主黨派關於召集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的要求，蔣介石在重慶的憲政實施協進會上發表演說，提出將在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為此，周恩來於3月2日為中共中央起草致王若飛電：蔣介石的演說証明王世杰所說接受黨派會議、“結束黨治可以討論”“可以改組政府”等，“都是哄騙”，望告民主同盟，孫科、黃炎培和李璜﹔蔣黨御用“國民大會”必須堅決反對，我們和民盟意見相同，主張先建立臨時的聯合政府，等到國土恢復、人民解放條件具備時，再開全民普選的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民主政府。接著，周恩來於3月6日起草《中共中央對華南工作的指示》。主要內容有：1、目前華南抗日武裝斗爭，“應由小北江入手，以湘粵桂邊區為主要發展方向，方能向北有所依靠，並便於造成更大的根據地，進行持久的斗爭”﹔2、東江沿海和珠江三角洲也有必要注意山地的發展﹔3、淪陷區要積極發動和組織群眾的抗日武裝斗爭﹔4、對國統區，要“盡力勸導一部分城市黨員轉入鄉村工作，在農民中建立黨的秘密基礎”﹔5、上層統戰關系及外交工作在華南特別重要，應力求打通南路，與李濟深等聯系。中央決定將臨委和軍政委合並成為區黨委，實行一元化領導。

1946年3月5日，周恩來同張治中、馬歇爾組成的三人小組，離開延安飛抵武漢。聽取武漢執行小組的匯報。他提出：新四軍第五師駐地糧食不足，要求將全師4萬人調駐安徽五河。張治中說回渝再謀解決。后來在重慶他再次提出，張治中答復執行整軍計劃時再解決。三人小組發表書面談話，說“各地的軍隊，在精神上現已有准備以從事整編及統編之艱巨工作”。次日，他飛返重慶，見到於4日出獄的葉挺。

1949年3月5日，周恩來出席在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會議討論徹底摧毀國民黨統治、奪取全國勝利、把黨的工作重心從鄉村轉到城市、以生產建設為中心任務等問題。他在會上提出“在分區經營的基礎之上，有步驟有重點地走向全國統一”的主張。會完10天后與毛澤東等隨同中共中央告別中國革命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西柏坡，踏上進京征程。即將登車時毛澤東興奮地說：“恩來，我們進京趕考去。”周恩來會意一笑：“我們都應當考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堅定地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周恩來同毛澤東等在建立新中國政權的考卷上交出好成績。但如何鞏固這一偉大勝利，永葆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治本色，牢記“兩個務必”，這將是共產黨人的永恆課題。周恩來接著又給出了怎樣的答案呢？

和平年代：為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殫精竭慮

面對歷經千難萬險得來不易的新中國江山，周恩來欣慰之余更多的是全心全意籌劃怎麼建設美化，使之蓬勃發展欣欣向榮並巍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為此，他曾經說過：“人民的世紀到了，所以應該像條牛一樣努力奮斗，團結一致，為人民服務而死。”信仰的力量，激勵著他夜以繼日、快馬加鞭、忘我投入到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當中，更支撐他廢寢忘食、公而忘私、帶病奉獻，度過了生命的最后歲月。

1950年3月5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富春、王稼祥電，告知對蘇聯提出的中蘇關於在新疆創辦有色金屬、石油兩公司協定草案“大體均可同意”，並對兩協定的名稱和有關條款提出修改意見。這是新中國中外合作經濟的開端。

1952年3月5日，他召集北京、天津市人民政府有關負責人，一起討論《北京市人民政府“五反”運動中關於工商戶分類處理的標准和辦法》，提出了增加違法行為的追算期限等補充條款。這表明他在共和國成立之初就已有了以法治國的法制理念。

1954年3月5日，他分別和有關部門負責人商談日內瓦會議期間加強外交活動的計劃及國際宣傳問題。標志著周恩來代表新中國即將正式登上國際外交舞台。此前為開好日內瓦會議他就已進行了精心准備：一是閱讀有關召開日內瓦會議的大量文件、電報、資料和情報，以及美國政府致蘇聯政府的備忘錄和蘇聯政府的復文等﹔二是經常約李克農等商談出席會議的准備工作和中國代表團人選等問題，提出對每個環節都要認真准備，並組織模擬會議，搞翻譯練兵﹔三是主持擬定出席該會議的方針、原則等問題的各項文件﹔四是參加中共中央會議，匯報准備工作情況，參與研究出席會議的原則、方針等。3月6日、10日，他還接見朝鮮南日外相，商談中朝雙方出席該會討論朝鮮問題的准備工作事宜。3月上旬，他致電越南中國軍事顧問團：在該會討論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前，“為了爭取外交上的主動，能否與朝鮮停戰前一樣，在越南組織打幾個漂亮的勝仗”。3月中旬初，致電胡志明並越南勞動黨中央：目前國際形勢與越南的軍事情況，對越南進行外交斗爭是有利的。不論日內瓦會議結果如何，我們均應積極參加。因此，希望你們立即進行准備工作：組織出席會議的代表團，搜集有關的資料，擬定談判的各種方案。若要停戰，最好有條較固定的界限，能保持一塊較完整的地區。事實上今天的停戰線，也很可能成為將來的分界線，所以這是一個較重大的問題，而且還要看今后戰局的發展。到底這條線劃在什麼地方，劃在哪一緯線，可從兩方面考慮：一是要對越南有利，二是要看敵方能否接受。這條線最好能越往南越好，北緯16度的問題，似可作為方案之一來考慮。電文還請胡在3月底或4月初來京一談，並赴莫斯科與蘇共中央交換意見。18日，接胡復電后再去電告以已派人去憑祥接胡。

1955年3月5日，周恩來同有關人員討論修改將以他名義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全國黨代表會議上所作的《關於高饒反黨聯盟的報告（第三次修正稿）》。因12日做闌尾炎手術，到下旬改由鄧小平代表中央委員會作報告。召集國務院匯報會議，聽取陳毅談中國科學院問題和援助越南問題、習仲勛談西藏等問題。

1958年3月5日，適逢周恩來60歲生日。這天晨，天氣晴朗，陽光燦爛，春風送暖，周總理和李富春、李先念副總理等赴重慶興致勃勃地視察長壽湖攔河大壩和獅子灘水電站。他在聆聽完著名小說《紅岩》作者之一、長壽湖農場負責人羅廣斌和獅子灘發電站負責人有關農場和發電站建設情況匯報及發展規劃的介紹時，不住贊許地點點頭，並恰到好處地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指導意見，作出了要綜合開發龍溪河水利工程的重要指示。還深入基層干部群眾中,看望了下放勞動鍛煉的干部。有趣的是，他在視察與游覽這裡秀美如畫的風景后還情不自禁發出“將來我老了，也要到這裡來落戶”的遐想和慨嘆。他專門一再叮囑當地相關領導同志：“不要虛張聲勢、鋪張浪費、大操大辦，吃飯要簡單，隻吃工作餐。”並強調要堅持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精神。因此，當視察完畢來到當時的外賓招待所（今獅子山庄）吃午飯時，餐桌上准備的“好菜”，也只是工作人員在長壽湖上游打撈上來的鯽魚。飯后，他應盛情之邀欣然命筆，題寫了“為綜合利用四川水力資源樹立榜樣，為全面發展四川經濟開辟道路”。李富春、李先念也聯名題了詞。這樣，他60大壽在一頓平淡無奇、簡單不過的工作餐中悄然度過。當他離開長壽湖后，大家才知道那天是他的生日，很多人都后悔錯過了為敬愛的周總理祝賀生日的寶貴機會。但人們仍然沉浸在幸福之中，他們銘記下周總理那嚴以律己、大公無私，熱情洋溢、談笑風生的光輝形象和平易近人的偉大人格。

1960年3月5日，此前一天飛抵南寧的周恩來召集有關人員研究廣西水利建設和發展農業的問題，隨后乘船視察邕江。這表明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他仍密切關注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水利建設和農業等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與此同時，接見中國赴越計劃專家代表團，在詳細詢問越南發展農業、工業等情況后指出：商業問題是改造問題，可以參照朝鮮的辦法，把小商販、手工業者組織在一起，將生產和銷售結合起來，國家統一對他們進行教育和管理。關於五年經濟建設計劃問題，可以介紹我們的經驗，不要說得過分，不成熟的不要說。多說他們能做到的，要實事求是。到底搞些什麼？計劃如何發展？發展什麼？自己有材料、原料的，可以多搞，用不完可以出口，自己總要搞一點鋼鐵、機械、燃料、動力、水電。一個國家總要有個體系，發展生產要合乎政治、人力與自然條件情況。幫助越南就同幫助我們一樣，經濟上要幫助他們建設一個相當的工業體系。此外，與蘇聯的關系一定要搞好，要避免同蘇聯同志爭論。

1962年3月5日，周恩來接見出席擴大的日內瓦會議的老撾王國政府代表團團長貴寧·奔舍那和老撾愛國戰線黨代表團團長富米·馮維希。在談到談判問題時他說：我們從未關死過談判大門，同美國我們都談判，何況印度﹔願意談判是一件事，談成是另一件事。並介紹了中國外交和談判的一些經驗。3月7日，出席中央財經小組會議。在聽取陳雲講“今年的年度計劃要做相當大的調整。要准備對重工業、基本建設的指標‘傷筋動骨’”時，插話說：“可以寫一副對聯，上聯是先抓吃穿用，下聯是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隨后，多次出席中央財經小組會議。還約有關部門負責人談救災問題。8日，他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講話時指出：講總的形勢，包括政治、經濟，包括方針、政策、干部經驗等，從這些方面看，最困難的時期已過去了。講到經濟形勢，就應該說目前財政經濟的困難是相當嚴重的，而且有些困難我們可能還未看到、預計到。從各種情況看，農業的全部恢復，可能5年還不行。我們要爭取快，但要准備慢。認為：這幾年由於瞎指揮和技術革命中的缺點、錯誤，使工業生產力遭到了一些破壞。強調：今年計劃還需要大調整，是我向中央提出的。原來還想慢慢轉彎，現在看來不行，要有個180度的大轉彎。如果說過去是改良的辦法，那麼現在就要採取革命的辦法。當然，步子一定要踩穩。還提出8條轉彎的辦法：經濟計劃工作要從以工業、交通為重點，轉到以農業、市場為重點﹔按照當前最急需的安排生產﹔從現在起就要搞綜合平衡﹔基本建設規模還要縮，投資還要削等。為加強國家計委的工作，提議李先念兼任計委副主任。在接見巴基斯坦駐華大使畢爾·阿裡·穆罕默德·拉希迪時說：“國家無論大小都要友好，中巴友好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長期的。”並表示：“巴基斯坦同鄰國的糾紛要直接解決，無須第三國介入和干涉﹔如果巴基斯坦能減低同周圍國家的緊張氣氛，騰出手來搞建設，這有利於國家的獨立、人民的幸福。”3月9日、10日，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會議同意周恩來的提議：派譚震林到鄭州，協同陶鑄研究解決河南省的土地鹼化、水利糾紛及黃河防汛等問題。

1963年3月5日，周恩來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對蘇共中央2月21日來信和意共中央1月11日來信的復信等問題。出席北京周報社舉行的慶祝創刊5周年酒會，並同該報工作人員和參加該報及外文出版社工作的外國專家們交談，傾聽他們的意見。3月5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發表周恩來的題詞：“雷鋒同志是勞動人民的好兒子，毛主席的好戰士。”不久，他又對身邊工作人員說：“你們年輕人要向雷鋒學習，我同樣要向雷鋒學習??向雷鋒學習，就是要為人民而加倍地工作。這就是我的理解。”翌日，《解放軍報》刊登他第二次為全軍乃至全國開展學習雷鋒活動的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斗志。”這是他重視社會主義政治建設和精神建設的突出例証。

1964年3月5日，周恩來就訪問錫蘭期間與錫方領導人會談中有關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第二次不結盟國家會議和中印邊界問題等內容，和陳毅聯名給中共中央、毛澤東寫報告。原來，為了增進中國與非洲國家的相互了解，尋求和平友誼，1963年至1965年期間，周恩來不辭辛苦遠涉重洋，先后3次訪問非洲國家。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他訪問亞非14國。陪同出訪的有陳毅、孔原、黃鎮、童小鵬、喬冠華等。先后訪問了埃及、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加納、馬裡、幾內亞、蘇丹、埃塞俄比亞、索馬裡等10個非洲國家和阿爾巴尼亞，以及緬甸、巴基斯坦、錫蘭（今斯裡蘭卡）3個亞洲國家，共歷時72天行程10.8萬裡。此行是中國國家領導人第一次對非洲國家正式友好訪問。在訪問埃及期間，他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萬隆會議十項原則提出了中國政府同阿拉伯國家和非洲國家相互關系的五項原則。這些原則的提出，是中國在外交上頗具重大意義的偉大創舉。在訪問馬裡時，他提出了中國對外援助的八項原則，充分體現了中國同廣大亞非國家進行經濟、文化合作的真誠願望。在訪問索馬裡時，他提出了“整個非洲大陸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勢，”非洲“已經成為一個覺醒的、戰斗的、先進的大陸”，“一個獨立自主、繁榮富強的新非洲一定要出現”等著名論斷。他同所到國家的政府領導人分別舉行了坦率友好的會談，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形勢問題交換了意見，增進了相互了解和友好關系，並分別發表了會談聯合公報。這次訪問對增強中國同亞非國家人民的團結與合作、提高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聲望、維護世界和平產生了重大深遠的影響，為新中國的外交活動開創了新局面??他結束對錫蘭的訪問離開科倫坡回國，於3月1日飛抵昆明參觀視察，3月初又到成都。6日，參觀成都市輕化工業展覽館，並聯名為輕化工業品展覽題詞：“精益求精，力爭上游。”

1965年3月5日，周恩來接見出席九省一市農業生產工作座談會的各省負責人，指出：抓九省的農業，要抓重點。華東搞好了，可以供應上海﹔中南主要是河南問題，把河南搞好，中南就可以做到糧食自足，還可以外調一些﹔西南一直是外調的，現在搞三線，要搞儲備﹔西北分兩步走，第一步實現自給，第二步達到有余糧﹔東北有余糧，如搞好機耕、肥料等，能大面積地高產就更好﹔華北問題較大，又旱又澇，澇必帶鹼，這個地區是重點，根據人口、耕地相適應的要求，要抓好這個地區。他還強調：從戰略上講，一旦有事，各省都要有余糧。我們要爭取較長的和平時間，能爭取10年到15年更好，但必須要5年一打算，糧食是首要問題。並提出面上工作有3個主要問題：面上工作安排，要以生產為中心﹔防治病虫害﹔春耕春播。目前主要的是防治病虫害。同日，他在人民大會堂審看《東方紅》的修改排練。在座談中進一步提出修改意見，如：要反映出毛澤東的思想有深厚的群眾基礎，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定正是群眾意志的集中反映﹔南昌起義部隊的旗幟可以不要，改用中國工農紅軍軍旗﹔把彝族、藏族的頭人改成老人不好，少數民族頭人在當時也是受國民黨壓迫的，當時不團結頭人，你就過不去。2日至5日，他和劉少奇與來訪的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會談，指出：在我們兩國的第3個五年計劃期間，除已提供的6千萬美元外，我們將繼續向你們提供援助。這些援助仍是無息的，償還期限可以無限期延長。有些可以肯定是無償援助，也就是贈送，沒有任何條件。還說：這是我們的國際義務，我們要建立新的國際原則。不能剝削別人，不能去搶劫。7日至9日，他又陪同阿尤布·汗乘專機離京到杭、滬兩地訪問。在上海期間，他陪同宋慶齡會見阿尤布·汗﹔接受巴基斯坦廣播電台新聞編輯的採訪，發表廣播錄音講話。

1966年3月5日，周恩來在全國工交工作會議、全國工交政治工作會議上作國際國內形勢報告。他在報告中強調：“要認真地抓農業這個基礎﹔工業生產、交通運輸要支援基礎工業等國民經濟的主要問題。”這體現了周恩來發展國民經濟的一貫的指導思想。在講到北方的抗旱工作時說：“北方八省、市、自治區長期南糧北調，吃‘進口糧’。我國的農業並沒有過關。這不僅對農業，對工業也有影響，對備戰和國家整個建設都不利。工交系統要支援農業。但農業不能躺倒在工業上，否則搞不好。農業還是要自力更生為主，國家和地方的支援為輔。工業支援農業要支援用在刀刃上的東西，要一竿子到底。各省、市、自治區都要認真地抓農業這個基礎。”針對我國基礎工業弱的缺點，他指出：“工業生產、交通運輸要支援基礎工業，特別是各種礦山。基礎工業上不去，我們的屁股坐不穩，即使設備搞起來，也吃不飽。過去我們吃過這個虧，現在再也不能這樣了。”沒過幾天，河北邢台發生強烈地震，房倒屋塌，田地裂縫翻砂。嚴重的災情牽動著周恩來的心，一向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的他次日便火速乘直升飛機赴地震災區視察與慰問。他一到就對干部群眾說：“你們受災了，毛主席派我來看望你們！”當晚，他在隆堯縣抗震救災指揮部了解災情后部署工作說：“一是當前的工作主要是怎樣領導群眾克服災害。我們下一步的工作方針是這樣：自力更生，奮發圖強，重建家園，發展生產。二是每個大隊要有3至4名干部組成新的領導核心，最好是從附近輕災區和非災區抽調干部支援，把當地群眾組織起來。三是由六十三軍統一領導，除組成指揮部外，下設若干分指揮部。四是組成流動組織。一個縣委委員管一兩個公社，每天深入各公社指揮。五是通過實踐總結經驗，傳給下一代。地震規律的問題在世界上還沒有解決，我們要解決。六是做飯用鍋達到三戶一口，要在兩天內落實。”突然，房屋劇烈地搖晃，泥土刷刷直落，這是5級以上的余震。同志們急切地說：“總理，離開這裡吧！”他看看牆壁見余震已過去便說：“沒有什麼，繼續談吧。”就在這震裂了牆壁的樓房裡他一直工作到深夜兩點鐘才離去。次日一早，他又趕到受災最重的白家寨去慰問群眾。他挨家挨戶慰問，在斷牆殘壁中，冒著余震的危險一個窩棚一個窩棚地查看、詢問。在一堆碎磚爛瓦前他抱起一個小女孩對村干部說：“孩子是革命的接班人，要好好地照顧，一定要帶好娃娃。”接著又趕到何家寨。這裡正刮著六七級大風，田野上黃塵滾滾。人們朝他身邊涌過來激動地說：“俺們受了災，把您老人家驚動來了。”他說：“為人民服務嘛，應該。”看到群眾從四面八方涌來便建議就地開個大會。他親自布置會場，體貼入微地讓群眾坐在背風處，自己卻頂著大冷風站在裝救濟物資的木箱上講話，鼓勵大家團結起來戰勝災荒，領著群眾高呼：“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發展生產，重建家園！”口干了就端起粗瓷大碗，吹開漂在水面上的灰塵喝幾口。他從早忙到晚，人們勸了多少次：“該吃飯了，總理！”他說：“不忙！不忙。”從早晨5點到晚上9點一口飯沒吃、一分鐘沒停連續工作16個小時。晚上，他到一個駐軍營房才和戰士們一起吃了他全天惟一的一頓飯“烙餅炒白菜”。

1971年3月5日，周恩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越南。同越南黨政領導人就越南人民抗美救國戰爭及印度支那局勢等問題多次會談，並於8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簽署中越兩國聯合公報。他高度贊揚越南人民取得的勝利，表示：中國政府和人民將一如既往，堅決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國的正義斗爭。在談到同蘇聯搞所謂“聯合行動”的問題時說：“我們不贊成把別的國家的問題服從於自己國家的外交政策。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是歷史形成的，同某個國家早一點接近或晚一點接近都是歷史形成的。要支持人民革命，這是一個共同的原則??”鮮明體現了他支持亞非拉國家獨立解放運動的一貫立場。

1973年3月5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關於湖南批林整風情況的報告，並通過中共中央轉發湖南報告的批示。至此，他成功協助毛澤東粉碎了驚世駭俗、禍國殃民的林彪反革命集團，不失時機地促成時局轉換。早在2月他就已安排專人發給鄧小平中央要其近期返京的通知，幾天后鄧一家回京。從2月下旬到3月初，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恢復鄧工作的問題。3月9日，他致信毛澤東，匯報討論情況，提出政治局認為需要中央作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發到縣、團級黨委，向全黨及全國人民通報此事。10日，毛澤東批示“同意”，這個決定遂於當天發出。這一系列行動，有效推動了中國政治局勢的歷史大轉折，意義非同凡響。

1975年3月5日，這是周恩來一生中最后一個生日。這天傍晚，當得知北京通縣發現地裂后，立即通知國家地震局，連夜派人赴當地調查，弄清了該地裂縫出現的具體時間等相關情況。並為此事批評有關人員：這麼緊急的事，為什麼非等到明天？夜間看不清，可以設法解決照明問題。這時，他的病情已較嚴重，體內已發現有核桃大的腫瘤。盡管如此，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還總是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危，時刻放在心上。即便是每年唯一的一天生日，周恩來都像以上所述在繁忙傾心忘我理政中度過，那麼其他364天日日夜夜裡就更是在夙夜匪懈為民勤政中嘔心瀝血度過了。這一點，他晚年帶病苦撐危局中的擔當與奉獻即是最具說服力的例証。據周恩來秘書紀東回憶：“文革”中，“凌晨或深夜他回來，有時候累得不成樣子，看他走的步履非常地艱難，拖著兩個腿，非常地疲勞。我在給他開車門的同時，他就把整個身體，趴在了我的身上，我右手攬著他的腰，左手牽著他的左手，那麼一步一步地把他拖回到辦公室裡，還得坐下來，在那裡繼續，批我們給他放下來的那麼厚厚的一大摞的文件”。而從周恩來自己所言中最能觸摸到他那顆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甘願臥薪嘗膽、大公無私、宵衣旰食的赤誠心靈和初心使命，他說：“在漫長的中國革命戰爭中，有許多同志都犧牲了，為了把犧牲了的同志的工作承擔起來，我們活著的人更要加倍地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勵自己。”“我都快70歲了，多給我點時間，多為人民干些工作不好嗎？”以身許黨許國，周恩來用畢生完全做到了！

來源：《黨史文匯》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