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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總理提出把豬鬃事業全權交我負責

古耕虞

2020年09月24日15:36    來源:人民網

  (一)

  我與周恩來同志交往,始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后。當時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駐在重慶,常常邀請一些愛國民主人士在四川著名的民主人士鮮特生的公館“特園”聚會,有時也邀請一些民族工商業家談話。我是豬鬃出口商,又是全國進出口貿易協會的總干事。當時在《新華日報》工作的許滌新,常到我經營的四川畜產公司向我了解抗戰期間出口方面的情況,有時交換一些有關戰時經濟問題的意見。我與周恩來第一次見面,是由許滌新代為邀請的。會見的地點就在“特園”。

  豬鬃與蠶絲、茶葉、桐油等都是我國傳統的、重要的出口物資。豬鬃的主要用途是制刷。除了制作牙刷、衣刷、須刷等生活用刷外,三英寸以上的長鬃,一般都用以制作工業用刷。抗戰以前,西方工業國家所需要的豬鬃,幾乎全部由中國供應。美國歷來是銷售中國豬鬃的最大市場。戰前,銷售到美國市場去的豬鬃佔中國出口總金額約百分之八十,其余百分之二十銷售到西歐市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由於軍需,美國政府把豬鬃列入戰略物資A類,與軍火等同,並頒布“M51號豬鬃限制法令”,規定三英寸以上的長鬃,全部供應海陸空軍所需,嚴格限制民需消費。美、英、蘇三國還在華盛頓成立機構,負責協商如何向中國取得豬鬃、如何分配。當時美國政府還曾派一位“特使”到重慶,表示事關戰爭勝負,要求中國政府保証供應。

  抗戰初期,中國大陸沿海港口相繼淪陷敵手﹔內地對外的陸路交通,包括滇緬路、滇越路等也相繼斷絕。美國為此開辟了中印航線,把駐華美軍的軍需,從印度的加爾各答空運到昆明或宜賓,然后又利用回航的飛機運輸豬鬃回國。這條航線要飛越海拔一萬五千多英尺的喜馬拉雅駝峰,其高度要比當時飛機通常飛行的高一倍,而且往往會碰到狂暴的氣流,使飛機破裂,常常有百分之四五的飛機會出毛病。這些都說明美國不惜用航空員的生命來換取中國的豬鬃。

  對中國來說,豬鬃出口不僅是中國戰時外匯收入的重要來源,而且是用以抵償蘇聯和英美等國援華貸款或易貨的物資。(當時稱為易貨償債)。周恩來同志一度關心桐油,后來因內地對外陸路交通斷絕,桐油體積大,無法外運,所以他轉而關心豬鬃。我就是在這個情況下,與周恩志同志相識的。

  (二)

  抗戰時期,周恩來給我的最深的印象是他堅持民族團結,一致抗日。當時國民黨官僚資本借抗戰名義,對13種傳統出口物資進行壟斷,實行所謂統購統銷。其中特別是豬鬃,因系戰略物資,出口利潤大得驚人,以1944年價格為例,官僚資本企業向民營企業收購的豬鬃,按牌價每箱隻有法幣5萬元,而在昆明或宜賓一裝上飛機,出口到美國的價格竟高達67萬元(折合黃金官價計算)相差達十多倍之巨。這實際上是官僚資本憑政治特權殘酷剝削工人、農民所創造的財富,同時也是與民營企業爭奪暴利。這些情況,周恩來是了解的,同時也是十分憤慨的。因而他每次與我談話時,總是一方面傾聽我的意見,指出國民黨的腐敗與官僚資本掠奪人民的真相﹔同時指出這種掠奪嚴重地破壞了生產力的發展。譬如桐油,早已不能出口,而國民黨還在實施“統購統銷”,實際上是統而不購,結果不僅使桐油商無法生存,而且摧殘了桐油生產,大批桐樹被砍伐了,輿論為之嘩然。但是另一方面,周恩來又指出,豬鬃是美、英、蘇等盟國急需的戰略物資,美國人甚至認為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負有關,為了促使國民黨能繼續抗戰,應當保持政府必要的外匯收入。因此,他與我談話時,強調對於國民黨種種不合理的、阻礙生產發展的措施,必須改進,使鬃商有一定的利潤,但又不應要求過高的利潤,要支援抗戰。他還說,抗戰勝利后,國家要建設,還要發展豬鬃的生產和出口。他勉勵工商業家要有遠見。他的這些開導給了我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早在30年代初期,我就壟斷了以重慶為集散中心的西南諸省豬鬃的出口。即使在抗戰中間,國民黨對豬鬃實行統購統銷,我的公司供應給官僚資本企業的豬鬃,仍佔其全部收購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我當然反對這種不顧民間疾苦的官方壟斷,尤其是因為它限制了我的發展。盡管抗戰期中我與官僚資本作過各種各樣的斗爭,但這是為了防止官僚資本吞噬我這個賺大錢的企業,不是為了其他。我的基本態度是遵守國民黨在出口貿易上的法令和措施。這也就是說,我是支援抗戰的。

  我的這個態度與周恩來對我的開導有關。

  (三)

  抗戰勝利以后,國民黨借助美國的軍事力量發動內戰,這個情況就改變了。

  我對同國民黨、共產黨關系態度的演變,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一)不偏不倚﹔(二)“一推一拉”,即國民黨把我向外推,共產黨把我向裡拉﹔(三)拿定主意投向共產黨。

  作為一個民族資本家,在國共斗爭勝負未分之前,我是走中間路線的。但這並不是說我不關心政治,也不是說我不認識誰得民心,誰失民心。我是個實業家,我不關心政治,就不能作出經營決策,這個道理淺而易見。抗戰以前,我就開始覺察到民族資本要生存、發展,必須反帝愛國。

  中國資本家不會喜歡“共產”,但卻喜歡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反帝愛國運動。資本家是要剝削勞動人民的,但在反帝愛國上,卻與無產階級有共同的語言,也有共同的要求,因為兩者在這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國共產黨所以斷定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可以與之合作,共同組成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統一戰線,我想根本原因就在這裡。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資本,反對官僚資本,保護和發展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民族資本的政策已經十分明確了,不論周恩來同我的談話,或《新華日報》上發表的文章,都一再闡述這個政策。同時也由於上述我的一些認識,因而對中國共產黨既不陌生,也不害怕。所謂“不偏不倚”,對我來說,實際上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生意人做生意的手段。尤其象我這樣一個壟斷了西南諸省廣大地區的豬鬃出口商,更是一種必要的手段,否則我就不能在國民黨統治下經營企業。然而我心中是有數的,中國民族資本要生存,要發展,真正的出路,是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反帝愛國運動和民主革命的勝利,第二條道路是沒有的。因此,我每次與周恩來見面,聽他談話,都倍感親切。

  (四)

  作為一個民族資本家,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是逐步提高的,其間經過的歷程是十分曲折的。所謂“一推一拉”,就是這個曲折歷程的反映。具體到我來說,國民黨把我向外“推”,是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先后動手的﹔而共產黨把我向裡“拉”,其代表人就是周恩來。

  太平洋戰爭勝利前夕,各盟國的工商界、商會,實際上也是政府,准備舉行一次世界經濟會議,討論戰后經濟和國際貿易等問題,邀請有關各國商會派代表參加。由於我是進出口貿易協會的總干事,王曉籟主持的全國總商會選上了我,而且是選出的10個代表中得票最多的,貿易委員會和國民黨的宣傳部長彭學沛也都支持我,要我當代表團的團長。

  恰巧,當時的中國經濟學會也在開始研究戰后中國的經濟建設問題。這個學會的總干事是冀朝鼎,我們成了朋友,那時候我隻知道他是孔祥熙的紅人,是代表孔祥熙的,解放以后,我才知道冀朝鼎是共產黨員。

  戰后中國究竟應該如何建設,事關國策,討論時分成兩派,爭論得相當激烈。其中有一派是多數(我稱之為主流),主張戰后建設要靠美國貸款,美元對法幣的匯率宜低不宜高。這在我看來,實際上是反映著孔祥熙和宋子文等買辦資產階級的意見。我是屬於少數派的,代表進出口商反對這個意見。我說,把美元的匯價作低了,就會沖擊民族工商業,同時也會影響中國商品在國外市場的競爭能力。戰后建設,絕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美國的貸款上,那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依靠自己的經濟力量,擴大出口。

  那次與會的大多是經濟學家,有國民黨的,也有共產黨的。我的這番話,共產黨人聽了替我鼓掌,國民黨人聽了就很不高興了。

  這件事情給蔣介石知道了。當出席世界經濟會議的代表團名單報到委員長侍從室時,蔣委員長看到代表中有古耕虞,在我的名字下批了四個字:“寧缺勿濫”。於是我的代表資格就被取消了,還迫使我辭去了進出口貿易協會總干事和其他團體的職務。甚至當時四川畜產公司的董事長吳晉航正被選為重慶市參議員,也因此被迫辭職。

  日本投降僅僅幾天,重慶就傳出內戰即將爆發的消息。當時,《商務日報》和《新華日報》的記者來訪問我,要我對時局發表談話。我隨即表示,抗戰8年,人民已經受夠了痛苦,今天他們一致要求安定,決不許打內戰。就在那次談話以后一兩天,《新華日報》的負責人潘梓年約我在特國吃飯。我應約而去,在座的有周恩來、許滌新、潘梓年和中共代表團的其他幾位負責人。客人隻有我一個。那次周恩來與我談話的時間較長,首先問我對時局怎樣看。我對他說:“我對政治興趣不大。我認為內戰不能打,建國要靠自己。從我內心說,大哥不能打小兄弟,你們打起仗來,我們的生意就做不成了,所以我堅決反對內戰。”

  周恩來聽了后對我說:“和平與民主,是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和共同要求。中國共產黨是主張和平建國,反對內戰的。抗戰勝利后,首先要有安定的政治環境,才能建國。為了求得和平,中國共產黨願意逐步撤退在一些地區的抗日軍隊,但國民黨軍隊要停止向解放區前進。希望民間團體和民族工商界人士都團結起來,制止內戰,共同建國。”

  1945年10月19日,周恩來應西南實業協會的邀請,出席星五聚餐會,作了一次歷史性的、與民族工商業者的命運息息相關的演講,題為《當前經濟大勢》。他說,中國不但要政治民主,經濟上也要民主,工業界應推派代表參加討論和平建國方案,決定施政綱領和修改憲草﹔我們主張國家資本、私人資本、合作資本應該在節制資本的原則下互相配合﹔我們反對官僚資本、壟斷資本和侵略資本﹔共產黨是實事求是的,隻有忠實於事實,才是忠實於真理,等等,都是在那次演講中提出來的。

  周恩來那次演講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至今難忘。在1945年11月4日我向《商務日報》記者談話時,強烈要求停止內戰,和平建國,並盼美國不干涉中國內政。我說:“我是一個無黨無派的人,站在老百姓的立場,看中國今天內戰的情形,不是你說我打你,或者說你打我的問題,打架單是一方面是打不起來的,要說不對,雙方都不對,責任雙方都要負的。今天本是國家新生的機會,國家光明的前途,人民生存的幸福,不能給兩黨這樣毀滅。政黨既是代表人民,不管國民黨代表各階層也好,共產黨代表農人、工人也好,今天中國人民所一致要求的是安定。隻有安定,商人才能做生意,農人才能種田,工人才有工做。因此今天要尊重人民的意志,無論哪個政黨,違背工商界的要求,都要失敗的。”

  我的那次談話當然考慮到了當時的政治形勢與自己的利益和處境。從表面上看,我的談話還是“不偏不倚”的。所謂“老百姓的立場”,實際上是生意人的立場。我要求和平建國,反對內戰,無非是為了要做生意。然而正是這個立場,使我在客觀上與共產黨保持了政治上的一致。而正由於這個一致,共產黨看我是好人,蔣介石看我是壞透了。

  這是抗戰勝利前后的“推”和“拉”。到了1948年秋,由於人民解放戰爭節節勝利,國民黨在大陸上的統治,已如“西風殘照,漢家陵闕”,面臨徹底崩潰的局面,其倒行逆施變本加厲。當時,在我看來,國民黨的“推”,不只是對我一個人,而是對整個民族資產階級了。

  1948年,中國出口的豬鬃供應著世界市場需要量的百分之九十七到九十八。這也就是說,已經恢復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出口水平。濟南解放后兩個月,遼沈戰役結束,東北全境解放﹔再過一個月,即1949年1月,天津完全解放,北平也隨之停止抵抗。天津解放之后,海口一度封閉,國際市場鬃價頓時暴漲了百分之五十。我作為豬鬃出口商,離不開豬鬃,也就離不開我的故國。豬鬃既象征我的財富,又象征我的事業。我熱愛自己的事業,就必須熱愛自己的祖國。失去祖國也就是失去了我的一切。濟南解放時,有一位叫蔣漢杰的登門來訪。我們是在抗戰以前就認識的。他告訴我,他開設的合中公司是共產黨領導的地下企業,現在解放戰爭正在進行,蘇北的豬鬃不能運到上海出口,東北解放區和山東解放區的大批豬鬃也隻能運到香港。而香港的洋行不經營豬鬃,賣不出去,他希望我在香港設公司,既可幫助共產黨,又可做一筆大生意。我欣然同意,撤銷總經理駐滬辦事處,把業務指揮機構移至香港,並指令其他各地分公司的人員、貨物一律暫時不動,等候解放﹔如果同重慶總公司失去聯系,就同香港公司聯系。

  1948年冬,我到香港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共產黨。到香港的第二天,我碰到了夏衍和陽翰笙。夏衍拉我到一家俄國小飯店裡吃便宜的羅宋大菜,我問到在港的中共組織,知道當時聯系政治方面的是潘漢年,聯系文化界的是他們,聯系經濟界的是許滌新。隔一天,許滌新就親自來找我談豬鬃問題。我表示天津眼看就要解放,四川畜產公司在天津有一大批人,我來香港是為了准備恢復東北和華北的豬鬃出口業務的。

  會見了許滌新之后,我把與共產黨接頭的經過秘密地報告了董事會,並通知各地分公司的職員不得擅離職守,等候解放。香港的公司很快成立了。我立即著手解決運輸問題,貸了一筆款項給一家公司,先后租了10艘1萬噸級的外國輪船,突破蔣介石的海上封鎖線,把東北、華北解放區的豬鬃和其他出口物資運到香港來。從1948年底到1950年,各解放區輸出的豬鬃,都是由我先付錢、后來貨。解放戰爭還沒有完全結束,新成立的人民政府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貿易還沒有開展,國內需要的進口物資沒有外匯支付。特別是后來發生了抗美援朝戰爭,帝國主義封鎖中國海岸,實行禁運,當時我在香港,一方面把解放區的豬鬃輸向美國和西歐,一方面為新中國的政府在國外購進所需要的戰略物資,為新中國作了些貢獻。

  (五)

  1949年9月,幾乎是在人民政協會議舉行的同時,我在香港接到了中央財經委員會的通知,邀請我出席一次全國性的豬鬃會議。當時我已經與新中國的東北豬鬃公司簽了合約,作為該公司在香港的總代理。東北人民政府貿易部長葉季壯想請我赴東北整理當地的豬鬃工廠。接到通知后我決定啟程到京赴會,但抵達時已在開國大典之后了。到京后,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通知我說,周總理在一二天內接見你。10月4日,即新中國開國之后三天,徐冰陪我到中南海周總理的家。在解放戰爭時期,我沒有見過周總理。闊別四載,總理很親切地接待我。在座的隻有三個人,總理、喬冠華和我。敘舊以后,總理用商量的口氣對我說:“今天時間不多,不能暢談。請你先考慮一個問題,我們准備把豬鬃公司交給你全權負責,你的意見怎麼樣?不要急於表態,你可以先考慮。”總理還說,抗戰時,我們同你多次談過桐油、豬鬃生意問題。那時,我們共產黨不是執政黨,所以隻能空口支持你,現在我們執政了,相信你一定能夠把這件事情辦好。”我當時表示可以接受這個任務,但希望總理給我一些條件,我參加中國豬鬃公司工作之后,現在的四川畜產公司和公司的一批人怎麼辦?總理問我,你說怎麼辦?我回答說,“我想把四川畜產公司全部交給國家。”總理聽了,對我說,這事要從長計議,我還沒有考慮這麼多,以后由主管部門具體研究再定。但我還是想請你先把豬鬃公司的事情定下來,以便我通知中央貿易部長葉季壯。

  傍晚時,總理請我和幾位別的客人一起吃晚飯,飯后又請喬冠華通知我留下,總理還要同我談話。等到別的客人離開,已經夜深了。繼續談話時,周總理又一次向我提出全權負責豬鬃公司的事。從內心講,我還是有顧慮,主要是對共產黨還不十分了解,一個資本家怎麼能領導同業的共產黨人?我雖是按周總理講的,可以做主,但這樣的大事還是要通過股東大會和董事長會才能定下來。所以我向總理表態說,我是願為人民服務的,但由於我經營的不僅是豬鬃,還有土畜產,品種多,銷路廣,需要先到各地看看再定下來。總理勉勵我要把這事情辦好。我最后回答總理:“我一定努力辦好。但你要答應我先出去看一看,了解各方面的情況,然后向你匯報后再定。至於我個人,政府要怎樣用我就怎樣用好了,請總理先轉告葉季壯部長。”

  我向總理告辭時,已是第二天清晨四時了。

  以后幾十年,我經常回憶起當時的情景。當周總理提出要把豬鬃事業全權交我負責時,我簡直像四川人說的“小孩放火炮--又愛又怕”!過去,我雖然壟斷了全國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豬鬃出口,但現在周總理說的是“全權”,這意味著百分之百。盡管這百分之百,不再是我個人壟斷,也不再是為我個人發財,但多少年來,我想在豬鬃行業上“執牛耳”的願望卻完全實現了。周總理親自把這麼大的事情交給我,我怎麼能不歡喜!士為知己者用,我感到我這一輩子沒有白活!

  在談話時,我思想上非常清楚,共產黨是一定要搞社會主義的。就象春天一定要生發花木,天空一定會升起太陽一樣。解放以后,新中國決不會再存在壟斷資本家,何況,對外貿易事關國家的經濟命脈。因而,當周總理與我談話時,擺在我面前的,實際上隻有兩條路可走。1949年結賬時,公司有900萬美元資金,2700萬美元銀行往來。國內資產,除廠房、辦公樓、汽車等外,尚有大批豬鬃和各種畜產品,值很多錢。這樣,除了公司的財產不計,我個人擁有的財富,足足有100萬美元,一個地道的百萬富翁。我可以到紐約去當寓公,過優裕安樂的生活,即使我今后什麼生意都不做,這筆錢也足夠我一輩子花費而綽綽有余。如果我暫時還不想當寓公,也可以繼續留在香港,象前兩年那樣,做共產黨的往來戶,為共產黨在國外推銷豬鬃,與共產黨平分秋色。但是,這條路我不想走。我知道我的根子在祖國。遠適異國,昔人所悲。我為什麼放著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不做,卻去仰外國人的鼻息?!至於當“往來戶”那是權宜之計,不是根本辦法。新中國亟待建設,周恩來總理這樣器重我,委之以全國豬鬃經營的全權,我為什麼不接受?!我想到了周總理在抗戰時期開導過我的民族資本家要有遠見。唐人張九齡有詩雲:“一枝何足貴,憐是故園春”。應該愛憐的是祖國的春天。誠然,我手中有條柳枝,但這條柳枝比起新中國錦繡江山,滿園春色來,又算得了什麼呢?於是,我選擇了另一條路,那就是與共產黨合作,為共產黨所用。我的企業機構、資金是現成的,人才是現成的,外銷關系是現成的,“虎牌”商標在歐美市場是有競爭力的,企業在銀行和同業之間信譽很好,如果我主動拋出去,人民政府一定會歡迎,會接受,會利用。因此,當我向周總理表示“政府要怎樣用我就怎樣用好”時,事先是經過長時間深思熟慮的。那年我45歲。我不是輕率作出這個抉擇的。從根本的長遠的利益出發,這樣做,對國家、對企業、對股東、對職工,以及對我自己都有利。

  (六)

  不過,當時我只是同人民政府簽訂了協議,把四川畜產公司改為國營公司的組成部分,受國營公司領導,並接受委托在香港擔任外銷業務。這也就是說,四川畜產公司與國營豬鬃公司(后改為中國畜產公司)已經由過去的往來戶關系,變為組織關系。我也沒有立即就任國營公司的總經理,而是奉命到美國去推銷豬鬃,同時從美國進口我國所需要的物資,如重型卡車輪胎、五金機械、橡膠等。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開國,豬鬃出口就直線上升,超過了舊中國出口的任何一年。它使我看到了,統一的新中國,在經濟上有多麼大的潛力!

  中國人民志願軍渡江后,杜魯門下令凍結中國大陸在美資金。當時,四川畜產公司在美資金達500多萬美元,如果加上國內其他公司委托的輸美物資,合資達700多萬美元,比上海儲蓄銀行在美的資金還多,約佔當時中國大陸全部在美資金總額的十分之一弱。這筆資金也被凍結了,而且被指定為“特別凍結戶”,非經美國總統批准,不准解凍。所謂“特別凍結”,是因為四川畜產公司有“特殊嫌疑”。美國的豬鬃進口商和香港的美國大通銀行,不相信一家私營公司能從中共手中搞到這麼大量的豬鬃。他們估計香港的四川畜產公司是與中共合作的。

  幸而我事先向有關同志請教,未雨綢繆,以防萬一。當時我的直系親屬都在香港或美國,沒有一個在大陸﹔香港公司的股份,百分之八十歸在我名下,其余股東(實際上是公司職工)也都在香港,內地的機構,已經全部轉讓給國營企業,由英國駐上海、重慶總領事館作了公証(當時英國已與我國建交,並且是美國在華權益的代理國)﹔加上公司內一些深惜美國法律、財政、金融的高級職員共同努力,通過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反復交涉,終於使美國政府同意解凍了。

  解凍那筆資金,開始許多人都認為可能性很小。有的領導同志勸我,所謂“特殊嫌疑”是講不清楚的,“人比錢重要,不要勉強再辦”。但后來畢竟解凍了,於是有人說這是“古耕虞生平奇跡”。其實,發生這個“奇跡”的真正原因,是由於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急需軍用豬鬃。美國商務處對敵貿易處在市場上來回調查,了解到世界上能供應如此大量軍用豬鬃的隻有古耕虞,其他任何鬃商都沒有這個能力。而我的在美資金被凍結著,活動不了。因此,美國政府同意解凍我的在美資金,說穿了是為了他要從中共手中搞到豬鬃。

  當時,豬鬃輸美,為的是換回我國所需要的重要物資。這是交戰雙方各取所需的公平交易。同“難忘的1950年”一樣,是戰爭湊成的,並非什麼“奇跡”。

  解凍以后,我把款項全部匯回國內,並把在香港的子女也送回北京來上學,讓他們可以親身體驗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是怎樣建設起來的。后來,有關部門來向我了解在美資金解凍經過,我寫了一封信,報告我在港、在美的工作情況,並闡述了我與周總理交往的經過,尤其是周總理對我的關懷與信任。我以深切的感激之情,在信上說:“周總理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

  1955年,我國政府逐步把豬鬃出口的重心由香港移到北京,並把我調回北京擔任中國畜產公司經理,主持業務。我成為一個新中國的為人民服務的國家干部,不再是一個資本家了,這是黨的統戰工作和社會主義改造的成果,同周恩來對我的引導和啟發是分不開的。

  (王慧章整理)

  《不盡的思念》

(責編:唐璐、張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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