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言行一致的務實主義者

　　周恩來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杰出領導人，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和建設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之所以是杰出的領導人，這是與他具有良好的哲學素養分不開的。盡管由於繁重的實際工作需要，使他無暇專門從事哲學研究，然而，他畢生的革命實踐活動以及卓越的領導才能，都充分地顯示了他是具有深湛哲學思維方法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經常強調：我們黨的各級領導干部，“要有確定的馬列主義的世界觀和革命的人生觀”，①“我們要有辯証唯物主義思想作指導。我們不是以主觀唯心主義作指導，也不是以機械唯物主義作指導，而是以辯証唯物主義思想作指導。辯証唯物主義思想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客觀規律，更好地發揮主觀能動性。”②由此可見，唯物辯証的哲學思維方法是周恩來思維方法的核心。我們紀念周恩來，研究和弘揚他的唯物辯証的哲學思維方法，對於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其意義是重大而深遠的。

　　求真務實，言行一致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周恩來把毛澤東思想這一活的靈魂，運用到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社會實踐活動中，並認為，一個領導者能否實施正確的領導，具有高超的領導藝術，關鍵在於能否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貫串於他一生的社會實踐活動中。早在青年時代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時，他就立志培養“哲學的思想，科學的能力”③，並表明“我求真的心又極盛”，並主張糾正“物質與精神的關系沒有分得清楚”的病根，以求“實際運動”④。他十分注意把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強調“要能把黨的政策正確地運用，首先要了解實際的情形。”隻有這樣，黨“才能成為群眾的核心，黨員才能成為群眾的領導者。”⑤后來，在《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中，他又詳細地闡述了領導者要“正確地決定問題”，就“必須經過最實際的調查研究”⑥，並把理論與實際密切地聯系起來。建國后，他還多次強調“我們不能把理論當作教條，如果不顧實際情況，把理論拿來亂套一陣，總是要失敗的。”⑦１９６１年３月，我們黨重新印發毛澤東在１９３０年５月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時，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又講：“毛澤東同志這篇關於調查工作的文章，講的是世界觀，也是方法論。我們要以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讀它。”我們“要從客觀存在出發，不能從主觀想象出發。進行調查研究，必須實事求是。”⑧他在政府的各項工作中都是倡導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辯証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１９６１年２月在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上，他把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創造性地概括為：“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 實效。這四句話歸納起來就是：實事求是。”⑨在這裡，他把“真” 和“實”有機的統一起來，並強調，做到實事求是必須調查研究， 必須密切聯系群眾，必須發揚民主。這是他求真務實思維方法的 集中體現。

　　求真務實，必須掌握和遵循客觀規律。周恩來無論是在民主革命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都強調要認清中國的實際國情，要認真研究和掌握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客觀規律，否則，工作中就勢必走彎路、碰釘子，甚至失敗。早在 １９４４年 ３月，他在《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報告中，總結民主革命的經驗教訓時指出，中國的基本國情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上農業佔主要地位，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社會是兩頭小中間大，政治上是軍閥戰爭，國家的不統一，歷史上有不斷的農民戰爭，如太平天國等。他強調，如果分析了這些問題就可得出中國革命的主要特點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的結論。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都是這種思想，認為殖民地問題就是農民戰爭問題。在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條件下，農民革命戰爭是可以長期存在的。然而，“當時我們不理解這個問題，沒有把不平衡的問題同農民戰爭聯系起來，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估計不足。”⑩其教訓是深刻的。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更加強調從客觀實際出發，按照中國國情建設社會主義。在編制“一五”計劃時，他反復強調計劃任務一定要實事求是，“經濟工作要實事求是”。“各部門訂計劃，不管是十二年遠景計劃，還是今明兩年的年度計劃，都要實事求是。”他還說：“對群眾的積極性不能潑冷水，但領導者的頭腦發了熱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各部專業會議提的計劃數字都很大，請大家注意實事求是。”１１這些話是針對當時在經濟建設順利的形勢下，有些部門和省市的領導人要求加快發展速度，出現了急躁冒進情緒而提出的忠告。在編制第二個五年計劃時，周恩來堅持反冒進，仍強調以實事求是為原則，從自己的國力出發。他主持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是一個積極而又實事求是的好計劃。后來，雖受到批評，但在經歷“大躍進”的嚴重挫折之后，終於得到了毛澤東的贊許。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８日，毛澤東在《十年總結》中談到高指標的教訓時，深有感慨地說：“一九五六年周恩來同志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麼好啊！”１２

　　在周恩來看來，搞經濟建設，如同搞民主革命一樣，既要強調發揮主觀能動性，又要反對從主觀想象出發。辯証唯物主義者提倡發揮主觀能動性，但是，這不等於說可以不尊重客觀規律，不從客觀的需要和可能出發，單憑主觀熱情蠻干一氣。周恩來的一個重要經濟思想，就是要求把尊重客觀規律和發揮主觀能動性辯証的統一起來，強調經濟建設要根據客觀的需要和可能，循序漸進，穩步發展，既反對右傾保守，又反對急躁冒進。這正如他在１９５６年１月所講：“我們應該努力去做那些客觀上經過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這樣做，就要犯右傾保守的錯誤﹔我們也應該注意避免超越現實條件所許可的范圍，不勉強去做那些客觀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則就要犯盲目冒進的錯誤。”１３他還說：“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14這充分體現了周恩來領導社會主義建設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

　　凡是與周恩來接觸過的人，都感到他是“言行一致的務實主義者”。１９６３年，在《學習雷鋒》的題詞中，他特別強調了“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這是周恩來求真務實的科學態度和革命精神的光輝寫照。可以說，周恩來是一位既有革命膽略又有求真務實精神的共產主義者。他在每一重大斗爭中，善於把兩者結合起來，他是非常務實的人，時刻不忘實事求是這一原則。

　　顧全大局 忍辱負重

　　關於物質世界普遍聯系的觀點，是唯物辯証法的根本觀點。唯 物辯証法所說的聯系，是指整體性聯系，它包括整體內部的聯系 和整體與整體之間的聯系。因此，整體性原則是運用唯物辯証法 分析問題的基本方法論原則。它要求人們在認識和處理各種復雜 的關系時，從全局出發，看到整體內部各部分之間的有機關聯和相互作用，看到“整體大於其孤立部分之總和”的統領作用。周恩來在一生的社會實踐活動中高度重視和極其准確地運用了這一科學的方法論原則。他反復強調：我們“觀察問題總要和全局聯系起來，要有全局觀點。”15

　　周恩來的全局觀念突出地體現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他認為，我國的建設事業和國民經濟的發展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工程，因此，他一貫主張從全局角度去考慮問題，始終強調各方面必須協調發展，綜合平衡。在５０年代編制經濟建設計劃時，他針對我國經濟發展的落后性、差異性、零散性和不平衡性的特點，反復講，國民經濟發展的計劃必須是完整的和全面的，必須保証國民經濟比較均衡的發展。因此，“我們全國人民都必須把注意的重點放在長遠利益上面。”“為著我們子子孫孫的幸福，我們不能不暫時把許多困難擔當起來。”１６到了６０年代初，他又針對“大躍進”時期，全國出現的主觀片面、盲目臆斷、違背整體性思維規律的錯誤，使國民經濟嚴重失調的狀況，及時提出了以調整為中心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主張“必須用一個較長的時間，即用幾年的時間，通過綜合平衡、全面安排，進行較大幅度的調整。”１７以保証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這種全面分析、統一安排、互相銜接、綜合平衡、協調發展的思想，都體現了周恩來在領導和組織實施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全局觀念，並對國民經濟的穩定和發展，起了指導性的作用。

　　周恩來推崇整體性思維，顧全大局，強調綜合平衡，全面安排，協調發展，但決不是不要重點。全面安排本身內涵著重點，重點和全局是有機統一體。他在黨的“八大”會議上總結“一五”計劃的經驗時明確指出：“我們強調重點建設，並不是孤立地發展重點，而不要全面安排﹔我們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說可以齊頭並進，而不要保証重點建設。我們在制定計劃和安排工作的時候，必須把重點和全面很好的結合起來。”１８這樣才能切實避免和克服形而上學片面性。

　　周恩來在其一生中總是站在整體、全局的角度來考慮和處理問題。他認為“一切必須從集體出發，倘若從個人出發，就一定很危險”１９。可以說，他為了全局的利益、黨和國家的利益，忍辱負重，不怕犧牲個人的一切。

　　周恩來從青年時代起，就是我們黨的重要領導人。他在尖銳復雜的斗爭中，有過順利發展，但也經常處於受壓制的逆境中生活。而他為了黨和國家的整體利益，總是忍辱負重。早在３０年代初期，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路線在黨內佔據統治地位，反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給黨的事業造成災難性的損失。周恩來是當時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而被王明等人斥責為“右傾保守”、“調和路線”。在黨的一些重要會議上，周恩來為了黨的團結和統一，為了黨的整體事業，對３０年代初期的這段歷史，總是真誠地作自我批評，並主動承擔責任。建國后，我們黨在舊中國留下的經濟廢墟上進行經濟建設，注重從實際出發，在短短的幾年內取得了巨大成績。然而，在成績面前，黨內一些同志自５０年代中后期起，開始頭腦發熱，產生和形成一股急躁冒進的思潮，並在經濟建設上造成了嚴重后果。針對這種情況，作為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明確提出反對“盲目冒進的錯誤”，並切切實實地在工作中糾正急躁冒進的錯誤。但是，時隔不久，他被批評為“右傾保守”。在黨的一些重要會議上，周恩來為了黨的團結和統一，為了黨的整體事業，對“左”的錯誤所造成的損失，仍然真誠地作自我批評，並主動承擔責任。

　　特別應當指出的是，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對我們黨和國家來說是一場大災難。在這場“大災難”中，周恩來的處境是非常困難的。眾所周知，毛澤東錯誤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后來又被林彪、“四人幫”等野心家所利用。林彪、“四人幫”為了篡黨奪權，實行“打倒一切”，一個一個的副總理、部長、局長、司長等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被沖擊，或被拉出去“批斗”。這使得周恩來主管的政府事務異常困難，他內心十分痛苦。怎麼辦呢？他站出來反對“文化大革命”行嗎？如果那樣會是什麼樣的后果？那他定會是很快被攆下台，中國就會被林彪、“四人幫”所控制，會有更多的好黨員、好干部、知識分子遭殃。他沒有選擇這種方法，而是忍辱負重，利用自己一定的職權，用高超的斗爭藝術，搶救和保護黨的干部和大批知識分子，用一切力量維護社會的穩定和保障經濟的發展。宋慶齡、郭沫若、張治中、蔡廷錯、華羅庚等知名人士和科學家被他保護了下來。社會實踐已証明，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頑強地忍受著痛苦。陳雲講：“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沒有他，局勢將會變得更加無法收拾”20。鄧小平在談到周恩來時，也明確說：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鄧小平和許多老同志也都認為，周恩來這樣做，這不僅僅是保存自己，也是為了保存別人。“他忍辱負重，忍氣吞聲。他沒有陷於絕望，也沒有因而精神崩潰”21。周恩來在１９２８年就說過：“為了革命我們可忍辱負重”２２。周恩來風風雨雨革命的一生，實現了自己的諾言。這不僅表現了他那高超的斗爭藝術，而且體現了他的偉大人格。

　　求同存異 努力尋找共同點

　　周恩來作為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經常處理國內各個社會集團之間，以及國與國之間重大的矛盾關系，並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功。他在處理這些重大的矛盾關系中，依據唯物辯証法的基本原理，明確提出了“求同存異”23，“努力尋找共同點”２１的求同性思維方法。這不僅是對馬克思主義矛盾法則的創造性運用和發揮，而且對於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進行改造社會和自然界的斗爭，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唯物辯証法認為，矛盾是對立面的統一，即任何對立的兩個方面，既有差別性、相互排斥性、反對性、否定性﹔又有相互依存性、包含性、一致性、合作性、相互轉化性，就是都有共同點。周恩來的求同性思維方法，就是對馬克思主義這一矛盾法則的創造運用和發揮。

　　周恩來的求同性思維方法，突出地表現在正確處理國內各個社會集團之間的矛盾關系，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斗爭上。在抗日戰爭時期，他把毛澤東的“領導藝術”概括為“要照顧全局，照顧多數，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25他希望領導干部要善於團結各方面人士。１９４９年４月，他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又提出，我們黨委在觀念上，把黨外凡是能夠爭取的、能夠和我們合作的人士，當成黨內干部一樣來看待。我們要劃一個最大的圈子，把億萬人民群眾團結在一起。人民內部，應有不同的階級和階層，我們要團結所有能夠爭取的人。在建國初期，他精辟地闡述了“建設與團結”的辯証法，希望科學家為了同自然界作斗爭必須團結。由於與自然界的斗爭是無限的，所以團結也是長久的。他還明確指出：“團結是在矛盾中形成和發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們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間有時是有矛盾的。團結就是在共同點上把矛盾的各方統一起來。善於團結的人，就是善於在共同點上統一矛盾的人。”２６鋼鐵和水泥是性質不同的物質，把它們結合起來，就變成鋼筋水泥那樣堅固的東西。可見，他所強調的團結，就是在不同中尋求共同點，在矛盾中求統一。在人民內部，盡管“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性格不同，脾氣不一樣，為了共同的奮斗目標，建設新中國，都應該團結起來。即使尖銳對立的雙方，在發展變化中也有可能走到共同的基礎上來。國共兩黨在十年內戰之后，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人根據客觀形勢的變化，做了大量的爭取團結的工作，再次走到合作抗日的統一戰線上來，就是矛盾轉化達到團結的典型例子。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周恩來運用求同性的辯証思維方法，為我黨的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付出了艱苦不懈的努力，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周恩來把求同性哲學思維方法運用到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問題上，開創我國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建立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國際統一戰線，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１９５３年１２月，他在處理中國和印度關系問題上，倡導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國與國之間尋求共同點的基礎。他認為，國與國之間，特別是像中印這樣兩個接壤的大國之間，一定會有某些問題。但是隻要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任何業已成熟的懸而未決的問題都可以拿出來談。１９５５年４月，他在亞非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求同而存異”的著名講話，正式提出把“求同存異”作為解決復雜的國際矛盾的思維方法。他所說的“求同而存異”，是指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的國家都可以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找到共同的出發點。他明確講：“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27為了在地球上一起生存，我們應該在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制度，以及國與國之間的各種差異中去“尋找共同點”。雖然這種共同點是相對的、有條件的，甚至是滲透著尖銳復雜的矛盾斗爭，但是，國與國之間的矛盾可以通過“求同而存異”的途徑得到妥善解決。１９６０年７月，他在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革命的經驗時，又一次強調了求同性哲學思維方法的重要性。他說：“團結高於一切，國際主義萬歲。這些原則，過去如此，現在也應該如此。”28他認為，所謂團結，是在原則基礎上的團結。有分歧，我們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適當的批評或斗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團結。當然，批評要注意場合，要心平氣和，擺事實，講道理。如果批評或斗爭都不生效，也需要等待，需要時間。一個黨如此，解決國際問題更應如此。１９７２年２月，他在歡迎美國總統尼克鬆的宴會上又說：“中美兩國的社會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兩國政府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分歧。但是，這些分歧不應當妨礙中美兩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建立正常的國家關系，更不應該導致戰爭。他並說：“我們希望，通過雙方坦率地交換意見，弄清楚彼此之間的分歧，努力尋找共同點，使我們兩國的關系能夠有一個新的開始。”２９遵照周恩來求同性的哲學思維方法，經過中美雙方的共同努力，終於打開了友好往來的大門，使中美之間的關系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周恩來在各種外交實踐中，提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求同存異”的原則：在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國家之間，要從“異中求同”﹔對社會制度或歷史遭遇大體相同的國家之間，應“求大同、存小異”﹔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違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行為，則是“求同抑異”﹔而在中美建交中則採取了“求同立異”的做法。這種多方面、多角度、多層次、多渠道的求同性哲學思維方法，表現了周恩來在解決國際關系問題上“尋求共同的立場和結合的紐帶”的思想是非常精湛的，其實踐活動是非常豐富的，不愧為中國人民和國際朋友共認的解決國際難題的大師。

　　需要說明的是，周恩來所強調的求同性哲學思維方法，並不是調和、折衷，不講原則立場，也就是說，隻強調矛盾的同一性，不講斗爭性。從他幾十年的理論活動和社會實踐來看，求同性哲學思維方法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的有機統一。他講的“求同”、“團結”，是在對立統一的矛盾關系中解決矛盾雙方“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的問題的辯証方法。他是承認矛盾，看到斗爭的，並強調通過斗爭求得團結。１９４５年４月，他在黨的“七大”上作的《論統一戰線》的報告，總結了建黨以來統一戰線工作的經驗及教訓。他認為，我黨的統一戰線，必須保持無產階級的獨立性，要有自己獨立的政策、獨立的思想。去聯合人家，而不是同化於人家。有了區別，就有斗爭。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團結，是堅持獨立自主的條件下同人家講團結，而不是受其他階級的影響。他強調，不主張區別是不對的。右的觀點就是不主張區別。抗戰的武漢時期，有人主張我們是“求同而非異”，這是不知道我們無產階級和別的階級不同，他們不懂得這個統一性和區別性的道理。他還明確說：“右的不區別，‘左’的強調區別而不去求得今天統一的方法，都是不正確的，都是受了別的階級的影響。”30１９５０年９月３０日，在全國政協會議上，他又提出，為了鞏固和發展人民的勝利成果，必須繼續鞏固和發展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團結。“同時對違反原則的遷就傾向也必須防止”。31他在領導新中國的外交工作中，又一再申明：“外交工作有兩個方面：一面是聯合，一面是斗爭。”“對兄弟國家戰略上是聯合，但戰術上不能沒有批評。對帝國主義國家戰略是反對的，但戰術上有時在個別問題上是可以聯合的。”32可見，周恩來在運用求同性哲學思維方法時，既反對絕對對立，不講同一的“左”傾觀點﹔又反對絕對同一，不講區別，無原則的求同的右的觀點。他主張又團結又斗爭，既不贊成事事斗爭，又不容忍喪失原則立場的作法。他的求同性的哲學思維方法體現了不走極端的辯証思維的特點。

　　面向群眾，永遠不與群眾隔離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這一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運用到中國革命的社會實踐活動中，形成了以“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為中心內容的群眾路線。群眾路線既是我們黨一切工作的生命線，是毛澤東方法論的一個根本內容，也是周恩來思維方法的出發點和根基。

　　周恩來在一生的社會實踐活動中，始終堅持密切聯系人民群眾、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早在五四運動時期，他就十分推崇反帝愛國的群眾運動。１９１８年８月９日在《討安福派的辦法》一文中指出：“我們當知道，我們所恃的是群眾運動”，並號召人們起來做“種子散在人間，血兒滴在地上”33的實際運動。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從思想政治工作的角度大力向群眾展開政治宣傳，闡明革命軍隊隻有與人民群眾通力合作國民革命才能成功的道理。明確提出：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勢力、封建軍閥和官僚買辦階級，實現民主政治，共產黨要站在工農方面。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在給紅四軍的指示信中要求紅軍做“切實的群眾 日常斗爭工作”，“尤要加緊幫助發動群眾斗爭以取得廣大群眾擁護。有了廣大群眾在紅軍的周圍，紅軍的一切困難及本身發展便將較順利地得以解決。”並指出：如果“把群眾與紅軍分為兩個東西，有根本不相信群眾的危險。須知紅軍與工農的武裝力量是相成的而不是相消的。”34他較早地看到了黨和軍隊與群眾合為一體、不可分割的血肉關系。抗日戰爭時期，他又提出，要在某一地區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就要依靠這個地方的廣大群眾，深入到群眾中去。深入群眾才能夠保障我們的發展。”35這一時期，隨著周恩來思想方法的成熟，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點的運用也更加深刻和廣泛。１９４３年３月，他在《我的修養要則》中，把群眾觀點的修養，作為個人的重要修養提出來，要求自己“永遠不與群眾隔離，向群眾學習，並幫助他們。”３６到了４月，他又在《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中，明確規定：領導者的立場觀，必須具有“要相信群眾力量”這一條。並指出：正確的領導，“必須與群眾取得聯系，必須把領導者與群眾兩方面的經驗結合起來。”並進而提出：“面向群眾”是領導者的一項重要任務。延安整風以后，隨著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化為黨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黨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進一步密切地統一起來。周恩來與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一道，進一步把“面向群眾，永遠不與群眾隔離”的思想方法向全黨更加廣泛地倡導和推廣。建國之后，他身為國家總理，國事纏身，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他總是接觸實際，深入群眾，調查研究。全黨贊譽他是深入群眾、調查研究的楷模。

　　周恩來之所以下定決心“永遠不與群眾隔離”，是因為在他思想深處相信人民大眾是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偉大力量。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無論在多麼困難的條件下，無論面對多麼強大的敵人，他都表現了毫不畏懼，英勇奮斗的精神。因為他堅信“中國人民的人心向背是決定一切的。”“隻要不背叛人民，依靠人民，我們在中國的土地上一定有出路的。”37因此，他總是要求共產黨員，要相信人民的力量，要盡心盡力地為人民干事業。為了人民的利益，要有不怕困難和不怕犧牲的精神。他希望黨的干部，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保持共產黨的氣節。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２９日，他乘飛機從延安趕往重慶出席政協閉幕會議。由於途中氣候惡劣，使飛機突然向下墜落。於是機長命令機械師打開艙門，向下扔行李，以減輕飛機的重量，並要求乘客背好降落傘。這時，周恩來發現葉挺的女兒揚眉，由於無傘包而驚慌和哭涕，立刻從搖擺的機身中幾步跨到她的面前，迅速解下自己背著的傘包，給揚眉背上。並鼓勵她說：“小揚眉不要哭，你要像你爸爸那樣勇敢、堅強，要與困難和危險作斗爭。”當年的隨行者回憶這件事時感嘆地說：“他給揚眉的何止是一個普通的傘包啊！他是把生的希望給了揚眉，而把死的威脅留給了自己。”３８可以說，周恩來的一生都是把黨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全黨和全國人民贊譽他“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周恩來歷來把自己當作群眾中的一員。他認為，隻有把自己置身於群眾之中，才能體現存在的價值。因此，作為領導者不能高高在上，對群眾隨意發號施令。１９４３年４月，他在《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中曾明確指出：“領導黨的方式和領導群眾的方式是不同的。領導群眾的方式和態度要使他們不感覺我們是在領導。”並說：“領導群眾的基本方法是說服，決不是命令”３９。就是群眾中發生不正確的意見，也必須做很細致的工作，耐心的等待。１９４９年５月，他在《學習毛澤東》一文中，要求青年們學習毛澤東把自己當作群眾一員的思想，對群眾不要實行強制主義。他忠告領導同志要自覺，不要把自己置於群眾之外，不要被封鎖起來。他還在１９６３年５月寫的《反對官僚主義》一文中，例舉了官僚主義的１９種表現，並警告那些有官僚主義思想的人：“我們國家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應該和群眾同甘苦，共命運。如果圖享受，怕艱苦，甚至走后門，特殊化，那是會引起群眾公憤的。”40

　　正因為周恩來具有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點，心裡每時每刻都想著人民群眾，“和人民群眾心連心”，人民群眾才發自內心地呼喊：“人民的好總理，我們熱愛您”，“敬愛的周總理，我們永遠懷念您”，“人民的總理人民愛，總理和人民心連心”。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

　　注 釋：

　　①、⑤、⑥、10、25、30、34、35、36、39《周恩來選集》上卷，第１２８頁、第１３頁、第１２９頁、第１６２頁、第１３２頁、第２１５頁、第３１、３２、３３、３７頁、第１０３頁、第１２５頁、第１３１頁。

　　②、⑦、⑧、⑨、11、14、15、16、17、18、19、２３、24《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４１３頁、第 １７頁、第３１３頁、第 ３５０頁、第 １９１頁、第 １９０頁、第４３５頁、第１４４頁、第３７０—３７１頁、第２２１頁、第91頁、第１５４頁、第４７６頁。

　　③、37、38《周恩來傳》上，第３９頁、第８１２頁、第７５７頁。

　　④、３３《周恩來書信選集》第３７—４１頁、第４８頁。

　　12、13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５４７頁、第５３２頁。

　　20、２１、22 韓素音（英）：《周恩來與他的世紀》（１８９８—１９９８），第４４０頁。

　　32《周恩來外交文選》第２—３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