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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爭取李宗仁歸國 周總理做了大量的工作

程思遠

2020年09月21日15:15    來源:人民網

  1956年4月至1965年6月的10年間,我5次上北京,為李宗仁回歸祖國做准備。每次到京,都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會見。為爭取李宗仁歸國,周總理做了大量的工作,給我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

  (一)我一上北京,總理高度評價李宗仁先生《對台灣問題的建議》

  1949年12月5日李宗仁赴美,行前他先到香港,在香港的一切是我替他安排的。

  李宗仁於11月20日上午到香港,蔣介石先后派居正、朱家驊、洪蘭友、鄭彥棻等兩次來港挽留李宗仁,李未表示什麼。我替李宗仁辦完一切手續后,他決定把我留在香港。我估計他此次赴美治病是一時權宜之計,最后一定要回到祖國來,可能讓我在香港起橋梁作用。

  1955年秋李宗仁發表《對台灣問題的建議》,事前他的思想轉變有其發展的過程,主要是下面幾種因素:

  一、50年代初,中國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取得偉大的勝利。在戰史上,美國從沒有被別的國家打敗過,可是卻敗於建國未久的新中國,此一事件深深地感動了李宗仁,認為中國人民真的站起來了。

  二、1955年初,美國當局公布了與台灣當局簽訂的《共同防御條約》,1月29日,美參議院還通過了《授權艾森豪威爾總統協防台澎地區案》。對此,李宗仁認為,這是美國干涉中國內政,阻礙中國統一,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他作為一個中國人,不能默爾而息,而必須有所主張。

  三、1955年4月,周總理在萬隆亞非會議上公開宣布,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這也給李宗仁一個很大的啟發。

  李宗仁《對台灣問題的建議》發表后,引起北京的注意。因為從此時起,我在九龍荔枝角靠山面海的寓所,就經常有進步人士登門拜訪了。

  1956年1月中,在《大公報》工作的一位同鄉陪同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金堯如來看我,手中拿著一份刊載周總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的《大公報》給我看,希望我對這篇報告發表一些意見。我對國內知識分子所處的境地一無所知,能夠說些什麼話呢?所以我就顧左右而言他,使訪客悵悵而歸。

  三個月后,也就是1956年4月下旬,上面那兩位朋友又兩顧茅廬,金堯如一會面就開門見山地說:“我們接到北京長途電話:李濟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談,來去自由,並且保密。”還要我提出條件。我說:“我去北京,沒有什麼前提條件,但此問題大,容我考慮一天如何?”當即約定第二天下午3時在九龍太子道一家咖啡館會晤,作出答復。

  當晚,我同妻子商量后,我就下定了去北京一行的決心。我說,建國以來,國內先后經過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運動頻繁,海外一些知識界對大陸觸目驚心,不敢跨入深圳河橋頭半步,但我自己卻有獨特的懷抱:第一,我對台灣所提“光復大陸”,認為是扯淡,不值一顧﹔第二,我對共產黨素無成見﹔第三、共產黨向來講話算數,此行可能走出一條新的道路來。我毅然北上了。

  1956年4月底我到北京,方知道此事不是出自李濟深的策動,而是周總理決定的。黃紹竑曾對我說:我到北京的那一天下午,他正參加周總理召集的一個會議,在散會時,總理對他說:程思遠今天到了北京。十分明顯,我之來京是出自總理的決定。

  5月6日晚,張治中先生請我吃飯,他對我說,明天下午,政協禮堂三樓舉行酒會,招待海外歸僑,周總理為要見你,也來參加,你最好寫一些材料事前由我交給總理。翌日上午,我就寫了一份題為《從美、日、港三方面來觀察台灣問題》的報告交給張治中先生。

  5月7日下午3時,我到政協禮堂參加酒會,不久,周總理來了,他對周圍的人群打了一個招呼,就徑直走到我同張治中站的地方來。文白先生正想給我介紹,總理已向我伸出手來,他握住我的手,熱情地說:“思遠先生,久違了,我們 1938年曾在武漢見過面。”

  我們站著談了一會兒,總理隨即對站在周圍的劉斐、余心清、劉仲容、劉仲華說,你們陪陪思遠看一看北京的名勝古跡。又對我說:我們過幾天還要會面。

  5月12日中午,總理在中南海宴請我。劉仲容陪我從西北門進中南海,先在李克農副部長辦公室談了一會兒,然后由李陪同到紫光閣去,在那裡受到總理熱情的接待。在座的還有李濟深、張治中、蔡廷鍇、邵力子、黃紹竑、劉斐、陳銘樞、屈武、余心清、劉仲容、劉仲華以及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彼此都一一握手致候。

  宴會廳在紫光閣客廳后面,總理舉起手中的酒杯向我祝酒。在宴會中,周總理高度評價李宗仁的對台灣問題的建議。他說:李德鄰的意見很好,隻有一條我不同意,他主張台灣非軍事化,這怎麼可能呢?就是台灣回歸祖國以后,還是需要軍隊保衛嘛!總理提到白崇禧時說,白健生頗自負,其實他政治上沒有遠見,竟聽信蔣介石的話,把他騙到台灣去了!

  總理花了相當長的時間來闡述人民解放軍戰略方針發展的進程。他說,在濟南解放后,我們知道人民解放軍可以攻堅了,立即發動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終於打敗蔣介石,統一了全中國。他繼續說,當1949年和談時,我曾告訴劉仲容,要他對李德鄰先生說,把廣西在安徽的46軍調到南京來,這樣李先生就可以行使他的權力簽署和平協議,他也可以留在南京等待解放軍的到來。可惜他沒有做到這一點,一錯再誤。

  談到台灣問題時,總理說:我們一貫主張全民族團結,一致對外。為了我們偉大祖國和人民的利益,我們共產黨和國民黨在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中有過兩次合作,並肩作戰,反對帝國主義。到了今天,彼此處境不同,隻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國的利益為重,國共兩黨仍然可以重新攜手團結起來,爭取第三次合作,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

  總理說,從現在起,我們不派人去台灣工作,我們不在台灣內部制造分裂,我們希望台灣全部過來。台灣當局如要了解國內情況,盡可以派人來大陸考察,我們將提供一切幫助,他們不必派特務來進行破壞活動。國民黨軍政負責人員來大陸探親、訪友、觀光,我們將給以各種方便和協助,並保証他們來去自由。總理還提到請李宗仁先生回國看看。

  總理在談話中著重指出:“和為貴”,“愛國一家”,既往不咎,立功受賞,希望國民黨人對祖國統一大業貢獻力量。

  總理日理萬機,這一天的接見、宴會和談話竟花了三個鐘頭。我真不勝榮幸之至。當然總理的話不光是對我個人說的,而是對海外愛國人士的一次真誠的召喚。

  我回到香港,將此行經過函告李宗仁,他來信表示不快,謂此行關系重大,事前何不相商?並申明他雖提出對台建議,但其中間立場迄未有任何變化。

  (二)我二上北京,總理說李宗仁先生目前回國定居時機還不成熟

  1959年,我回來參加建國10周年慶祝活動。接到通知說,先去東北參觀,然后回京聽候周總理接見。

  9月24日,周總理在紫光閣召見,在座的僅張治中、邵力子和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副主任羅青長。

  總理首先問東北之行的觀感,我說建國僅10周年,但東北重工業建設已門類齊全,初具規模,發展是迅速的。

  總理說,你轉來李德鄰先生信,他自願將他收藏的歷史名畫獻給國家,這是他愛國主義精神的表現,政府考慮接受。

  總理又說,德鄰另有信給李濟深先生(注:此信系由費彝民轉來的),表示將回國定居,我以為他回國的時機還不成熟,將來我請你到歐洲去同他談談再說。這是總理第一次表示要我赴歐同李宗仁會晤。

  總理接著說:“你有一個女兒,叫林黛,在亞洲影展得到兩次女主角獎。”我插口說:“1957年是《金蓮花》,1958年是《千嬌百媚》。”總理說:“這個問題是章士釗先生提出來的,他每年去香港一次,他以為應該爭取你的女兒林黛歸來。”總理還沒有說完,張治中插嘴說:“總理,你不知道,思遠已經同林黛的母親離婚了,女兒通常總是聽媽媽的話,思遠怎麼可能對林黛施加影響呢?”

  總理看著張治中說:“文白先生,原來你同思遠都是三青團的,所以你幫著他呀!”說罷哈哈大笑,這個問題就沒有談下去了。

  25日總理邀我乘坐他的專列同去參觀密雲水庫,同行的有廖承志、羅青長等。

  這次回港以后,著手把李宗仁存在紐約的字畫運到香港來,然后又送到北京去,不久得總理寄語:這些字畫,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贗品,但政府體念李先生的愛國熱忱,將助他一筆赴歐的旅費,以壯行色。1960年春,李宗仁派他的夫人郭德潔到香港,收受了這一筆外匯。

  (三)我三上北京,總理要我轉告李宗仁不要對美國抱有幻想

  1960年美國大選,年齡剛過40歲的約翰·肯尼迪入主白宮。美國人普遍對他寄以期望,認為這位哈佛大學出身又當過參議員的年輕總統,將對杜勒斯制訂的僵硬的對外政策,來一個根本性的改變。李宗仁也覺得肯尼迪對新中國的態度比較緩和。於是在張欲海教授幫助下,寫給肯尼迪一封信,賀他當選總統,並望他就職以后,調整對華政策,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肯尼迪復了李宗仁一函,說此事關系重大,將予慎重研究。其實這是不著邊際的官樣文章。李將來去函件都寄給我,囑送周總理核閱。

  1961年6月上旬,總理要我返國一行。在接見時對我說,李德鄰不要對美抱有過高的幻想。肯尼迪年輕氣盛,想干出一番事業,但擺在他眼前的問題太多,改變對華政策,一時還不會列到他的議事日程上來。總理重申派我到歐洲去同李先生談談,希望李先生對美國不要抱有幻想。

  (四)我四上北京,總理讓我向李宗仁轉達三件事

  1963年7月14日出版的《歐洲周報》,刊有意大利女記者瑪賽麗寫的一篇《李宗仁先生訪問記》。李宗仁對該記者說:“我由於自己的失敗而感到高興,因為從我的錯誤中一個新中國正在誕生。”全篇談話洋溢著李氏向往祖國的熱烈心情。

  我同李宗仁先生約好,12月在瑞士蘇黎世會晤。11月中我先返國向總理請示。那時正值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分別舉行第三屆第四次會議,總理忙得很。一天晚上,我在西總布胡同一個特設的招待所被叩門聲吵醒。開門一看,原來是國務院副秘書長羅青長,他說,快穿衣服,總理在西華廳等你。

  那是晚上7時許,總理處理了一天的政務,還是神採奕奕,笑容可掬。總理要我向李宗仁轉達三件事:

  一是“四可”,那就是李先生可以回國定居,他決心回來,我們表示歡迎﹔可以回國后再去美國﹔可以在方便的時候再回來﹔可以在歐洲暫住一個時期再定行止。總之,我們欣賞德鄰先生的向往祖國之心,但一切不強加於人,由他自己決定。

  二是“四不可”,李先生不要介入中美關系﹔不要介入美台關系﹔不要介入國共關系﹔不要介入第三勢力。

  三是要過“五關”,五關是政治關、思想關、社會關、家族關、親友關。

  總理要我把上述各項內容背熟。然后親送我到門外上車,殷殷囑咐,使我深為感動。

  1963年12月 19日我飛抵蘇黎世,在某飯店同李先生會晤,轉達了總理對李先生的期待,完成了我的特殊使命。由於我校原定時間遲到幾天,避開了聯邦調查局特務的跟蹤,從而使李先生第二次離開美國時不致受人注意,終於順利地從海外回到祖國懷抱。

  (五)我五上北京,總理讓我去瑞士親自接李宗仁回國

  1965年 6月 13日,我接紐約電,知李宗仁已於13日離美飛瑞士,即於14日派石泓持電赴廣州用電話向北京請示。15日石謝返抵香港,謂總理要我去北京一行。

  6月 18日中午11時我飛抵北京,國務院“外辦”的同志把我送到中央統戰部禮堂,在那裡見到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中央統戰部長徐冰、全國政協秘書長乎杰三、國務院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以及馮錫同志。

  周榮鑫同志說,總理今早離開北京,出訪非洲各國,臨行他委托我們把下面幾件事向你傳達:

  一、政府發給李先生一筆回國旅費,由你帶往瑞士面交。

  二、同時發給你一筆旅費,請你去瑞士把李先生接回來。

  三、你到蘇黎世時,將有負責同志同你聯系,有問題同他商量解決,他將給你以必要的幫助。

  談話過后,周榮鑫等同志在統戰部禮堂設便宴招待我。那時統戰部的廚師以燒方塊磚肉出名,我無例外地在那天中午享受了這味佳肴。次日我即離京南飛,准備赴歐。

  我因簽証延誤,直到6月28日才飛抵蘇黎世,那時李夫人郭德潔也飛抵瑞士了。

  李宗仁想邀前國民黨政府原地政部長吳尚鷹及其次子李志聖同行,他們久久未到,有關方面正准備安排我們去洛桑小住。7月12日卻突然接到通知,必須在13日下午2時離開蘇黎世。我們及時啟程。在我們起飛不到兩小時,台灣人馬就帶著白崇禧的親筆函來找李宗仁了。

  由於香港《快報》 7月 14日報道李宗仁的行蹤,引起了各方面的注視,為了安全起見,所以我們在卡拉奇休息幾天。

  (六)周總理熱情歡迎李宗仁歸來,待以上賓之禮

  1965年7月18日上午8時許,我同李宗仁夫婦飛抵廣州白雲機場,受到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和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的熱烈歡迎。同他們在機場吃粵式早餐后,繼續起飛,11時抵上海。萬萬料想不到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偕上海市委陳丕顯等領導人到機場迎接我們。李宗仁受到如此禮遇,感動極了。

  當晚陳丕顯同志在上海文化俱樂部(即前法國總會)設宴招待李宗仁夫婦及我本人,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均參加了。羅青長副秘書長告訴我,總理昨晚通宵未眠,一直等到接獲李先生座機進入我國境內的訊息,他才安然上床休息。

  7月19日上午,總理在文化俱樂部與李先生會晤,我與羅青長、劉述周、姚仲康參加。

  總理說,李先生萬裡歸來,我們很為你的安全擔心。台灣方面到處打聽李先生的消息,但所得消息都是不准確的,証明他們情報落后了。

  在談到台灣前途時,總理說,台灣問題的解決,待將來時機成熟,自有人挺身而出,通過政治途徑,將台灣重新歸回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總理講這些話時,滿懷信心,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總理對李先生重申“四可”精神,他說:李先生說過,一回來就再不出去了。但是“四大自由”還是要講的。1963年11月,我曾請程思遠先生轉達了“四可”的內容。現在,我們還要重申來去自由。來去自由,不單是李先生的問題,還有你太太。你太太還可以去香港。

  7月20日上午,周總理的專機先起飛20分鐘。等到李宗仁夫婦飛抵首都機場時,又受到周總理、彭真副委員長等領導人的熱烈歡迎。當晚,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設宴歡迎李宗仁夫婦,待以上賓之禮。

  總理對接待李宗仁返國異常重視,指定中央統戰部成立接待辦公室,整個接待工作是在總理直接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的。

  1965年9月26日李宗仁在北京招待中外記者。這是建國以來首次舉行這樣大規模的記者招待會,是李宗仁在上海時提出要求而得到總理當面答應的。9月24日,總理親自指定吳冷西、龔澎、姚溱、張彥等四同志當招待會的顧問,指示周詳,具體而微。

  (七)總理對我和石泓的照顧與關懷

  總理布置工作,非常細致。1965年8月16日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傅作義和夫人舉行家宴招待李宗仁夫婦。參加者有彭真、陳毅、羅瑞卿、蔡廷銷和夫人羅西歐、徐冰和夫人張曉梅、董其武、王克俊、黃琪翔和夫人郭秀儀、劉仲容和夫人張敏華、衛立煌和夫人韓權華,還有平杰三、劉述周、羅青長、李金德。周總理進來時對大家說,今天請客的名單是我圈定的。

  及散席,客人先后辭出,我看到總理站在他的汽車后門,向我招手。我走過去,總理問:“石泓同志什麼時候到北京?”我說:“18日。”總理又說:“石泓同志替國家做了許多工作,她到后我們要宴請她。”總理想得多周到啊!

  “文化大革命”爆發后,我們始終沒有受到任何干擾,歸根究底,是總理保護之功。每逢過年過節,總理總派人來看我們,問生活上有無困難。那時我們從海外帶回來的錢還可以維持生活,所以總不願意以個人小事麻煩總理,實際上他忙得連睡覺時間都沒有了。

  1972年 2月22日,周總理設宴歡迎尼克鬆總統和夫人,他過來向我祝酒,沒有說什麼。但在9月25日晚歡宴田中首相的宴會上,總理特地到我的面前來,意味深長地說:“我們兩人很久沒有見面了,讓我們舉起杯來互祝健康吧!”這是我所聽到總理的最后的話。

  1972年8月,總理關照統戰部寫一報告,每月發給我生活費。出乎意外的是,總理除在報告上批照辦外,還另外寫一張條子,特支我一筆生活補助費,總理想得多麼深遠,多麼周到啊!這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件事。

  從1972年8月起,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還遵照總理的指示,把過去我所坐的汽車重新開回我的寓所(“文化大革命”后,我曾要求將汽車開回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集中管理)。從此時起,我雖沒有走上工作崗位,但生活卻得到殷切的照顧,此皆拜總理之賜也。

  1974年9月30晚,我應邀參加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慶祝建國25周年招待會。總理以抱病之身,蒞臨主持。當他步入宴會廳時,立刻出現了令人十分激動的場面,全場沸騰起來,掌聲雷動,經久不息,在他致祝酒詞短短的幾分鐘內,座上響起掌聲有10余次之多。總理感人之深,在這裡充分顯示出來,這是發自每個人內心深處的聲音,我當時就是這樣想的。

  我素來意志堅強,很少落淚。1976年1月上旬在北京醫院向總理遺體告別時,看到總理慈祥的遺容宛然如生,一樁樁往事霎那間浮上心頭,不禁悲極而哭,蓋情之所至,實難自己。

  《不盡的思念》

(責編:唐璐、張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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