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有關人才和教育的思想與實踐

　　周恩來從新中國建設需要的全局出發，從國家長遠發展的戰略高度，極其關心和重視我國的教育事業，對教育工作發表過許多重要而精辟的見解，形成了系統的教育思想。他還親自指導我國教育的改革和建設，對新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極其寶貴的貢獻。這些教育思想和實踐，對當前和今后我國的教育工作，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是我國人民特別是教育工作者應當努力繼承和發揚的寶貴精神財富。

　　周恩來教育思想、實踐的內容極其豐富，這裡僅就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才和教育地位、作用的論述和相關的實踐及其形成的基礎作一些探討。

　　周恩來在人才和教育地位作用問題上的主要思想主張

　　（一）人才是國家建設的決定性因素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百廢待興，面臨著恢復經濟，改善人民生活，開展有計劃經濟建設等十分艱巨的任務。作為主管國家建設全局的周恩來，深切感到要把一個經濟十分落后，人民文化科學水平很低，專門人才奇缺的國家逐步建設成為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強國，最重要的條件就是要有高素質的勞動者，要有各級各類專門人才。盡管建國之初我國財力、物力都很薄弱，但周恩來認為，隻要有了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就能恢復和發展生產，創造物質財富，增強國力。因此，開展建設，起決定作用的是干部，是人才，所以他說：國家要建設，即使“其它條件都具備，缺乏干部、人才也是不行的。”①

　　新中國建立后，他就在各種會議上反復強調：“我們今天最大的不足是知識分子不足”②“我國的科學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現在愈接觸各種事實，愈使我們感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③，“人才缺乏，已成為我們各項建設的一個最困難的問題”④，“現在我們國家最需要的是建設人才”⑤。因此，他明確提出“我們要建設，干部人才就成為一個決定性因素”⑥的科學論斷。

　　（二）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要尊重知識分子，最充分地發揮他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

　　周恩來高度重視知識分子（也就是人才）的作用，一方面是從國家建設需要的現實出發，深刻認識到在一個文化落后、專門人才奇缺的國家裡，要開展社會主義建設，一刻也離不開掌握文化科學知識的知識分子，他說：“我們現在所進行的各項建設，正在愈來愈多地需要知識分子的參加”⑦知識分子“是國家的寶貝”⑧必須倍加珍惜。同時從根本上說，周恩來認為，我國的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他們熱愛祖國，新中國成立后又願意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已成為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因此，他特別強調要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並且率先垂范。

　　１９５５年１１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會議上強調：要充分信任和依靠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信任的中心問題是尊重他們。光是口頭上尊重不行，還要讓他們心情舒暢地運用知識，哪怕是一技之長﹔並且要注意改善他們的待遇，有特殊貢獻的專家，工資甚至可以超過國家副主席、主席⑨。兩個月后，他在黨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第一次明確提出：“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⑩的著名論斷。並且對如何正確認識知識分子的地位作用，如何“最充分地動員和發揮知識分子的力量”等問題作了最為深刻的闡述，提出了一系列有力的政策、措施。周恩來不僅關心發揮現有知識分子的作用，關心他們政治上、業務上的提高，而且特別強調要在普遍提高工農勞動人民文化科學水平的同時，培養大批新型人才，即新中國的知識分子。

　　（三）應當把培養人才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教育事業放在“當先”、“中心”和“關鍵”的戰略地位

　　在強調知識分子、專門人才作用的時候，周恩來也十分重視提高生產第一線的工農勞動人民的文化科學水平的極端重要性。他說，新中國建立后，“人們的文化水平普遍需要提高，而首先需要提高的是工人和農民”11。

　　無論是從下一代中培養人才還是普遍提高工農勞動者的文化科學素質，都隻能依靠教育來實現，為此，周恩來總是不斷強調要把辦好教育、發展教育事業置於國家建設的“當先”、“中心”和“關鍵”的地位加以特別重視。他提出，在經濟建設高潮到來的時候，要把教育放在“當先”發展的地位12並提出“培養訓練知識分子已經成為我們國家建設的一個中心問題”１３，“培養技術人才是我們國家建設的關鍵”14。

　　（四）發展教育事業要有緊迫感，要有超前意識

　　面對恢復經濟和開展大規模、有計劃經濟建設的形勢，周恩來特別強調發展教育要有緊迫感，要有超前意識，要為中國空前規模的經濟建設預作人才准備。他在１９５０年秋和１９５３年秋兩次提到：蘇聯在十月革命勝利后１０年才提出干部決定一切，我們則應從新中國建立起就提出這個問題，不應該把發展教育看作是將來的事，不能等待，現在就應著手15。

　　（五）科學地認識發展經濟和發展教育的辯証關系，強調經濟與教育必須同步發展

　　周恩來在談到經濟和教育的關系時，總是辯証地分析它們之間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相互推動甚至相互決定的關系。固然，經濟是基礎，教育要靠經濟為其發展提供物質條件，才能培養出高素質的勞動者和專門人才，為經濟基礎服務，因此，教育的發展要受經濟發展的制約。但也應看到，隻有依靠教育，才能為發展經濟提供高素質的勞動者。離開高素質的勞動力資源，發展經濟就是一句空話。因此，要發展經濟必須同時發展教育﹔在一定時期，甚至還要優先發展，預作經濟大發展的人才准備。１９５２年，周恩來在政務院討論文教工作時就提出：“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好像一輛車子的兩個輪子，相輔而行”１６（參照此前在１４６次政務會議的講話，這裡所指的“文化建設”主要指教育——本文筆者注）。這就是說，在抓經濟的同時，必須抓好教育，使之像一輛車子的兩個輪子一樣，相互促進，相互推動，同步前進，兩者缺一不可。

　　通常認為，經濟與教育是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教育隻能由經濟來決定。其實，教育固然有上層建筑的屬性，但根本的作用是造就發展生產力的最重要要素——高素質的勞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教育也具有間接生產力的屬性，不同於其它上層建筑，它是經濟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教育不僅對經濟發展有制約作用，甚至也起決定性作用。周恩來的上述譬喻相當深刻，不僅在理論上可以糾正經濟與教育關系的機械論，而且在實踐上也向我們明確指出：發展教育是發展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對兩者必須同等重視，同時抓好。

　　（六）把教育提到“救國”的高度，同當今的“科教興國”戰略決策有一脈相承的關系

　　周恩來高度重視教育的“救國”“興國”作用。１９５２年 ７月 ２５日在１４６次政務會議上討論勞動就業問題時，他聯系到二三十年代以什麼來救國的爭論時特別指出：過去，到底是工業救國還是教育救國，爭論不休，我們先來個政治救國，現在，卻要把兩者結合起來。這就是說，在推翻三座大山、人民取得政權之后，就要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辦好教育都放在能使國家徹底擺脫貧困、落后的具有“救國”（即振興中華）意義的突出地位。這一思想，同我們今天黨中央提出的“科教興國”的戰略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可見周恩來的遠見卓識。

　　周恩來尊重人才和重視教育的模范實踐，為各級領導於部作出了表率

　　（一）不僅反復講解自己的思想主張，而且躬身踐履，以實際行動關心和支持教育事業。

　　周恩來從國家建設的全局需要出發，總是利用一切機會反復向各級干部宣傳人才和教育在國家建設中的重大作用，同時，他又身體力行，躬身踐履，親自督促有關部門切實從各個方面支持教育的發展和建設。

　　——發展教育首先要有必要的經濟投入。解放初期，我國經濟尚待恢復，國家財力仍很拮據，但迅速發展的教育事業又急要大量經費，教育部深感困難，不得不要求增加教育經費。周恩來知道這一情況后，立即親自給毛澤東、劉少奇和分管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中央領導人寫信，要求他們批准教育部追加經費的申請。１９５２年７月，我國即將實施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那時，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工業是國家建設的重點。盡管如此，周恩來在主持１４６次政務會議時仍然提出：“今后教育事業要有很大發展，我們對教育的投資要超過任何一個工業部門”18，並要求有關部門認真落實，從各方面擠出經費來支持教育。后來，他視察我國東北重工業基地，向各省、市領導干部做報告時，再次強調發展教育是“現在的一個中心任務”19，是百年大計，要求各地的領導“在培訓人才方面還要加一把力”２０，並殷切“希望東北三省管計劃、管建設的同志安排一下，有些項目寧可少搞，不十分急的寧可推遲，也要把校舍搞上去，多辦一些學校”21。作為主管建設的總理，在國家正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時候，在重工業基地的干部面前，卻如此強調教育的重要性，可見教育事業在他心中佔有多麼重要的位置。

　　——發展教育事業，也需要有人力的支持，需要向教育戰線輸送、配備領導骨干和教師。周恩來很重視這方面的工作。１９５０年９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第二次組織工作會議，周恩來在向大會作政治報告時，要求各地領導切實重視為教育戰線配備管理干部並抓好培養建設人才的工作。他嚴肅地提出：“把你們請來就是向你們要人。培養建設人才，是擺在你們面前的第一項任務，你們要搞社會主義就是搞這個東西，別的是空論，這是實際，你們做到了這一點，就是掌握了一切”22。並且指出，在調配干部時，要特別重視為教育部門配備和輸送干部，他說：“不給大學校長，不給中學校長，那個地方沒有人去領導，人才就訓練不出來”23。根據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的決定和提名，不久就陸續從團中央和各地向大中學校調配了大批政治、文化素養較高的領導干部。 （二）親自關心和指導教育的改革和建設。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為了使舊教育能適應新中國培養新型人才的需要，周恩來親自指導了對舊教育觀念、教育制度、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的改革。在１９５０年夏召開的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的講話和以后的多次談話以及簽署的教育文件中，都對教育改革問題作了多方面的闡述。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他強調了一個至今對教育改革仍有現實意義的指導思想，即既要堅決、積極，勇於改革，又不能魯莽從事，過於性急﹔切忌粗暴和強迫命令﹔改革前首先要講清道理，做好教師的思想工作。他十分深刻地提出：文化教育既是“先鋒”，又是“殿軍”，一方面，文化教育的改革既是經濟、政治變革的先導，同時它的改造又要在經濟政治變革之后才能完成。因此，教育改革既要堅決，又要慎重，不能急於求成。24

　　——為了改革舊高等教育的結構，使之適應為新中國建設培養高級人才的需要，１９５１年秋起，全國陸續進行了高等學校的院系調整。在這一復雜而艱巨的調整開始之前，周恩來強調首先要做好教師特別是教授們的思想動員，於是他親自給京、津大學的教授作《關於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問題的報告》。院系調整中，他多次聽取進展情況的匯報，及時提出：院系調整一定要實事求是，根據條件循序漸進﹔要有重點地穩步前進，不要齊頭並進25。在調整中出現新情況、新問題時，他又親自過問。當實施上海交通大學遷西安的方案出現分歧時，他及時主持了有關方面的協商會議，使問題得以圓滿解決。

　　——新中國建立后，周恩來十分關心中國人民大學、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內蒙古大學等一大批學校的創建工作，親自批准為它們調配教師和設備。院系調整中，他又抓了北京西郊“八大學院”的建設，在他的親自關懷、督促下，一批新型大學以最快的速度從無到有地在環境優美的首都文教區矗立起來。

　　——建國后，為了指導教育工作，使各級各類教育的建設和發展有章可循，周恩來又親自抓了許多重要的教育指示和法規的擬訂、修改和審查，並以政府總理名義簽署並發布了許多使教育工作逐步法制化、正規化的法令、法規，譬如《政務院關於改善各級學校學生健康狀況的決定》，《政務院關於改革學制的決定》以及關於整頓、改進和發展小學教育、中等技術教育、師范教育、成人業余教育的決定或指示等等，對規范當時的各類教育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保証了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

　　（三）領導制定了一系列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措施，從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無微不至地關懷、愛護教師。

　　——教育是我國知識分子人數最多、最集中的一個領域。周恩來歷來把教師視為辦好學校的關鍵，對他們十分尊重，十分關心和愛護。在中央召開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前后，在他的親自領導下，制定了一系列從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改善包括廣大教師在內的知識分子待遇的政策措施，還經常檢查這些政策措施的執行情況。

　　——他十分關心教師的健康狀況。建國初期，當他知道清華大學的教授們參加政治活動和政治學習過多影響健康時，他及時提出：如果一直這樣下去，會使大家都得神經衰弱，也影響鑽研業務，必須立即減輕他們的負擔，並親自督促改進。26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在“左”的思想影響下，各級學校師生，既要參加頻繁的政治運動，同時勞動又十分繁重，加上營養不良，師生健康水平急劇下降，病號大量增加，周恩來對此十分焦急。在他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的提議下，立即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名義聯合發出了《關於保証學生、教師身體健康的緊急通知》。通知發出后，周恩來又指示教育部、高教部領導分頭帶隊到全國各地檢查落實情況。

　　——周恩來尤其尊重和關心小學教師，特別強調：小學教師肩負著教育新后代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必須尊重他們，指出“任何歧視、排斥小學教師的行為都是錯誤的”２７。５０年代中期，他就提出要著重提高小學教師的工資待遇，強調“小學教師的工資水平不應低於同等程度的其它部門的人員”，提出要實行“教齡津貼”，設立“特級教師制度”２８。他還主持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並發布了改善包括高級教師在內的高級知識分子營養狀況的《關於高級腦力勞動者食用植物油供應的規定》。

　　——周恩來總是竭盡全力從政治上保護教育界知識分子。在反右派運動中，他提出在中央草擬的文件裡應增加一條重要政策規定，即“對有重大成就的科學家（包括教授）和技術人員應一律採取堅決保護過關的方針”29，力求從政治上保護卓有成就的教授和科學家。當康生等人提出要把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劃為右派時，周恩來堅決反對，他說：馬寅初是我國第一個經濟學家，在國內外有相當大的影響，過去同我們合作反對國民黨，坐過牢，這段歷史不能篡改，不能把他定為右派30。１９６３年７月，他又肯定了馬寅初那篇被錯誤批判的《新人口論》“有可取之處”。３１

　　在“文革”中，當周恩來得知著名數學家、中國科技大學校長華羅庚的手稿被盜后，當即給國務院直屬口和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負責人發出指示，要求他們盡快破案，提出要把華留在北京，不去干校，好好保護起來，防止壞人傷害，並囑咐有關負責人一定要將執行這一指示的結果報告他32。１９７１年夏，當“四人幫”炮制“兩個估計”，攻擊建國后的教育戰線是“黑線專政”，廣大教師都是資產階級分子的時候，周恩來在處境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仍然針鋒相對地提出“文革”前“毛主席的紅線也是照耀了教育戰線的”，“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是接受共產黨領導，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對教師隊伍和解放后培養的學生要作具體分析，要辯証地看問題”33力求從政治上保護教育界的知識分子。

　　周恩來關心教育、重視教育、尊重人才、保護知識分子的感人事跡難以盡述。他那崇高而親切的形象將永遠留在我國教育工作者的心中。

　　周恩來這位人民的好總理，不僅在人才和教育問題上有許多卓越的思想、理論建樹，在實踐上也為我們樹立了既高瞻遠矚，又實事求是，既提出思想主張，又躬身踐履，理論與實踐結合的光輝榜樣。

　　周恩來有關人才和教育的思想、實踐形成的基礎

　　（一）在政治上，周恩來始終堅持新中國成立后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因此，總是從國家建設的全局需要和國家長遠發展的戰略高度來重視人才和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起，周恩來就擔任國家總理，統管國家建設全局，其全部時間與精力，都貢獻給了新中國的建設事業，整個后半生都在為國家的全面建設嘔心瀝血。即使在“文革”中也沒有動搖其以建設為中心的決心。

　　堅持以建設為中心而不是“以階級斗爭為綱”，就會以發展社會生產力為中心來促進國家的全面進步，而不是總去追求脫離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生產關系的超前變革﹔就會看到知識和人才在發展社會生產力、促進國家全面進步方面的重大作用﹔就會把知識分子當作自己人而不是異己的力量﹔就會著眼於團結而不是斗爭，並且盡一切努力把知識分子團結在黨的周圍，最大限度地調動他 們的積極性、創造性，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為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共同奮斗。堅持以建設為中心，堅持發展社會生產力，就要依靠作為國家主人的勞動人民（體力與腦力勞動者），因此就必須高度重視高素質勞動者和專門人才的作用，必須高度重視提高勞動者素質、培養專門人才的教育的戰略作用。

　　（二）在思想上，周恩來堅持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出發，力求把人口過多的負擔轉化為高素質人力資源豐富的有利因素，因而十分重視教育在促進這一轉化中的關鍵作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我國最顯著的基本國情是：經濟落后，人民生活貧困，人口過多而人民文化科學水平卻很低。突出的矛盾是：一方面，要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發展社會生產力，另一方面，教育、科學事業又很落后，勞動者的文化科學素質和知識分子的數量和政治、業務狀況又與上述要求極不適應。此外，還有一個具有我國革命特點的情況，那就是建國后從農村進入城市、從部隊轉入建設的幾百萬工農干部，這些人政治水平較高，斗爭經驗豐富，但文化水平一般都較低，更缺乏現代管理知識，而他們大都是各條戰線的領導骨干，這種狀況，同新中國建立后亟待開展的大規模建設實在不相適應。與此同時我國人口卻在不斷增加。從５０年代起，大體每年要增加 １４００萬人左右。

　　人口眾多而人民文化科學素質低下﹔大規模經濟建設急需人才而專門人才卻又奇缺。這個由基本國情決定的矛盾隻能依靠發展教育來解決。

　　６０年代初，周恩來親自召集國家計委、勞動部、教育部等部門負責人開會，專門研究計劃生育、勞動就業和發展教育的關系。會上，他反復強調在人口不斷增長的情況下，改革和分流普通教育、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對提高人口素質的極端重要性﹔主張要盡一切努力，發展教育事業，把人口過多的負擔轉化為高素質勞動力資源豐富、專門人才輩出的積極因素，把弱勢變為強勢，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大國的優越性。

　　（三）在理論上，周恩來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學說，特別重視勞動者（體力和腦力勞動者）在發展社會生產力中的決定性作用，把發展生產力、提高勞動者素質同在視教育的作用有機結合起來。

　　周恩來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觀點，十分重視人這一社會認識主體和實踐主體在推動社會發展中的巨大能動作用。馬克思的生產力理論認為，生產力的基本要素是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而勞動力卻是生產力中最活躍、最重要的要素。周恩來一貫重視人的因素的重要性，但他同那種以為人越多越好的主張有本質不同，認為真正能在發展生產力、建設新國家中起決定作用的，不是人的數量而是人的質量。隻有高素質的勞動者，即各級各類人才，才能在國家建設中起決定性作用。

　　馬克思說過：“最強大的生產力是勞動階段３４，列寧也說：“全人類的首要生產力就是工人、勞動者”35。但是，在現代生產條件下，勞動者要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生產的迅速發展和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卻需要一個最根本的條件，那就是勞動者必須掌握現代文化科學知識和技能，必須全面提高素質，而這個任務又隻能靠發展教育來實現。馬克思說過：“教育會生產勞動能力”36，這個勞動能力，就是“勞動者體力和智力的總和”３７。這就是說：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包括智力，都要依靠教育來培育，正說明教育的巨大作用。

　　由於周恩來深刻理解馬克思的生產力理論和歷史唯物主義關於人的學說，把發展社會生產力同重視人的作用，重視文化科學技術的作用和重視提高人的素質的教育的作用四者辯証地統一起來，才在人才和教育問題上提出許多精辟的見解。

　　（四）在國際斗爭中，周恩來不僅洞實國際政治斗爭的風雲變幻，而且敏銳關注和深刻了解世界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發展的新形勢、新特點﹔深知國際政治、經濟、軍事的競爭，歸根到底取決於科技的競爭、教育的競爭。因此，他不僅把發展科學技術和教育事業當作國內建設的重點，而且也充分重視它們在國際斗爭中的戰略作用。

　　周恩來在領導國內建設和國際斗爭的同時，也在密切注視著世界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競爭，並深刻思考著如何才能有效地縮短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德、日等戰敗國經濟的復蘇，從４０年代末起到５０年代中期，世界科學技術有了迅速發展，出現了戰后第一次科學技術革命的高潮。作為國家總理的周恩來，時刻關注著這一場世界范圍的科技革命和日趨激烈的競爭。就在這一關鍵時刻，他和黨中央的其他領導人一起，及時地吹響了向現代科學技術進軍的號角。１９５６年１月，他在中央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詳細分析了國際上先進科學技術“正在一日千裡地突飛猛進”的新形勢后，特別指出：原子能的利用、電子科學的發展“正在使人類面臨著一個新的科學技術革命和工業革命的前夕”，“已經把我們拋在科學發展后面很遠”３８，“我們必須急起直追，力求盡可能迅速地擴大和提高我國科學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長的時間裡趕上世界先進水平”39。並且代表黨中央對全黨、全國人民和全國知識分子提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指出：“這是我們黨和全國知識界、全國人民的一個偉大的戰斗任務”４０。

　　為了實現這一緊迫而庄嚴的任務，周恩來在這次會上反復強調要“最充分地動員和發揮知識分子的力量”４１，提出了一系列向現代科學技術進軍的有力措施。其中尤其強調要盡一切努力為國家培養各項建設人才，特別是科學研究人才和科學技術人才，並指出“這是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務。”

　　此后，周恩來親自領導我國科技發展１２年規劃的制定和實施，並擔任負責尖端科學研究和核武器設計、制造、試驗的中央專門委員會領導小組組長。在此前后，還親自批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創辦技術物理系和工程物理系，批准向蘇聯等國派出３００多名留學生以培養核科學技術骨干。

　　正是由於重視科技和教育，我國才在不長的時間裡，在尖端科學研究上取得突破，掌握了制造原子彈、氫彈、中遠程火箭及衛星技術，其它基礎科學也縮短了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

　　可是，“文化大革命”卻使我國的科學技術和教育事業遭到嚴重破壞，科學研究和科技人才的培養停頓了１０年，而這１０年，正是世界范圍的又一次科技革命高潮興起的時候。面對這一嚴峻形勢，周恩來不顧“四人幫”的阻撓，力求通過整頓，恢復科技、教育領域的正常秩序，提出要立即把基礎科學理論的研究和教學工作恢復起來，要允許高中畢業生直接上大學，以恢復中斷多年的專門人才的培養。鄧小平１９７４年復出后，重病中的周恩來盡全力支持鄧小平大刀闊斧地整頓科技和教育工作，支持他把中斷多年的科學技術研究和科技人才的培養盡快恢復起來。

　　周恩來如此重視科學技術和教育事業，就是因為他深刻地洞察並掌握了國際斗爭的新形勢、新特點：國際政治斗爭、經濟競爭，歸根結底要取決於科學技術和教育的競爭，而核心則是人才的競爭。

　　把科學技術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把教育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大計，正是周恩來以深邃的戰略眼光和高度的政治智慧，總結了國內建設的經驗教訓，洞察了世界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發展的新形勢、新特點后得出的科學論斷，也是他高度重視人才和教育事業的一個根本原因。

　　（作者單位：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

　　注 釋：

　　①、②、④、⑥、11、16、24、25《周恩來教育文選》第７１頁、第31頁、第３４頁、第７１頁、第２８頁、第７１頁、第１１頁、第７８頁。

　　③、⑤、12、13、14、15、17、18、19、20、21、22、23《周恩來經濟文選》第４６頁、第 １６０頁、第１１６頁、第 ６２頁、第 １４２頁、第 ６２頁、第 １６０頁、第１１６頁、第 １１６頁、第４０７頁、第４０７頁、第４０７頁、第 １６１頁、第１６１頁。

　　⑦、⑧、⑩、２７、32、38、39、40、41《周恩來選集》下卷，第１６０頁、第４１４頁、第１６２頁、第 ９０頁、第４５５頁、第 １８０—１８１頁、第 １８１頁、第１８０—１８１頁、第 １６７—１７３頁。

　　⑨《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上卷，第５１９—５２０頁。

　　26、28、33《周恩來教育思想研究》第４２４頁、第４３５頁、第４６８頁。

　　29、30、31《周恩來年譜》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卷，第７２頁、第１４２頁、第５５６頁。

　　3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第１９７頁。

　　35《列寧選集》第３卷，第８４３頁。

　　3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第１分冊。

　　3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１９０頁。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